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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玉鳳
只要傳媒堅守批判原則，不會因為喜歡發展而忘記自己的責任，像戰地記者不會因為戰爭以正義之名發動而不去記錄戰場上的眞相，那就可以了。
戰爭與愚蠢的政府
去年十一月上旬，澳門大學請來了享譽國際的戰地記者阿奈特（Peter Arnett），與同學分享他四十多年的戰地記者生涯。
這 個最早採訪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和拉登的西方記者，在講座一開始時就告訴大家，自他28歲那年當上戰地記者以來，一共報道過23場大大小小的戰爭。最長的一 仗，就是他上戰場的第一次——越南戰爭。從1962年到1975年，從28歲到41歲，他都以美聯社記者的身份，在越南採訪整場戰爭。人生最美好的十三年 幾乎都在戰場度過，這是怎樣堅持下來的？
原來，他當初走上戰場，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忐忑或使命。阿奈特說，28歲那年，他剛進美聯社，有 一天，上司問他願不願意到一個叫西貢的城市去出差，報道國家跟越南的戰爭。他唯一想到的，自己是記者，工作的地方要報道戰爭，自己又沒有家庭，為什麼不？ 就這樣，他向越南西貢出發了。
到了戰場，他穿的是軍服，帶的是和軍人差不多的配備：皮靴、藥包、刀、毛氈和水壺，當然，還有攝影器材。 可是，這些配備都不是美軍提供的，因為當年美國的甘廼迪政府即使會為傳媒的戰爭報道生氣，會打電話給傳媒的老闆，但當年的政府對戰爭報道沒有審查，記者不 是隨軍的，而是獨立工作的。
不像今天小佈什政府那樣“照顧”或控制傳媒，“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時，美國很多傳媒高度配合軍方的工作，接 受軍方的限制，不再批評地報道戰爭，喪失了獨立報道的功能。那是‘911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悲劇，傳媒人本身受到那種被襲後衍生的愛國情影響，忘記了中立 報導的可貴，雖然，今天大家都在反思了，也明白這場戰爭確實是一個災難。”
順着投影照片的順序，歷史人物的圖像一一出現：從甘廼迪、佈什、克林頓到小佈什，從薩達姆到拉登，從一個戰場到一個戰場，正以為他要為戰爭報道做一個總結，他卻忽然從報道工作改談報道的主角——戰爭本身，他說：“戰爭無法結束，因為世上有太多愚蠢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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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
談到戰爭，阿奈特用得最多的形容詞是“Justice”——正義。他說，自己沒有報道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絕對正義的戰爭，“如果當年我有份在戰場做報 道，我肯定自己會願意穿上軍服眞的加入戰鬥，因為那是一場正義的戰爭，因為那是一場為生存而戰的戰爭，因為那時人類面臨的，確實是生存的問題。”至於二戰 後的美國有份參與或發動的戰爭，在阿奈特眼中，最不正義的就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這是不義的戰爭，是不正確的，戰爭沒有經過正式的公衆討論，沒有經 過聯合國討論。”
戰爭有正義與否之分，在報道時如何才做到正義，他也有自己的看法。1966年，他的戰爭報道獲得當年的普立茲新聞獎的國際報道獎，這是新聞界的最高殊榮。可是，他的戰爭報道卻一直備受爭議。
他在講座時展示了一張僧人在馬路上自焚的照片，那是他很得意的一個作品。可是，他也坦白的說，他的那張照片被不少人批評，認為他看到僧人自焚不去撲火而只顧 拍攝，是冷血的行為。“當時西貢的佛教徒正在舉行反政府活動，我很明白，僧人自焚這個極端行為是為了博取傳媒注視，得到國際關注。而且，當我看到他自焚的 時候，火已經起了，也已經有人跑過來救火了，我覺得旣然他希望以生命換取關注，作為記者，我就有記錄這個關注的使命。”
也許是見過太多 生命在戰場上受到摧殘，只有筆在手的他，認為自己只有這樣的選擇：“看到戰場上，因為爆炸或槍林彈雨而死傷無數，看到死去的戰士甚至同業，我當然會傷心，可是，我從來沒有睡不着的時候，因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把所見所聞寫出來，讓讀者從報道中明白戰爭的殘酷，明白愚蠢的政府如何浪費公帑和人命，令公衆反思戰爭。”
為了讓公衆反思戰爭，他選擇記錄越戰時期死傷戰士的英勇、苦惱、恐懼和絕望。1991年報道第一次海灣戰爭時，他選擇揭發軍方炸毀的“生化武器工厰”，其實是伊拉克的一個嬰兒奶品厰（baby milk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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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歸來看澳門
講座舉行前後，有機會跟阿奈特飯聚和閒逛澳門。期間，除了戰爭，我們還談到中美關係、內地發展和澳門。阿奈特是1972年隨尼克鬆訪華的美國記者，曾經見過 鄧小平。作為中美建交的歷史見證人，他對中美關係有很多看法，說着說着，也就說到美資在澳門，然後是賭場開放，經濟起飛、社會發展。
阿奈特在九十年代曾經到過澳門，一說到賭權開放，他就興奮起來，說從來沒想過澳門會發展成今天的樣子，沒想過澳門的博彩業可以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相提並論。他還用捧球對賽來比喩今天的情況是“Macau Vs Yankees”（澳門對美國人）。
聽到他說“發展”一詞的時候，忽然很有興趣了解一個大半生在戰場生活的人，是如何對待“社會發展”的問題的。一開口問，他就反問道：“難道你不喜歡經濟發展嗎？”對話的時候，我們正在參觀威尼斯人，我就直接說：“發展當然好，可是，發展了也有發展了的問題。”
於是，我把那一堆澳門人應該都耳熟能詳的問題一一說出，他聽着點着頭然後忽然笑了起來，說：“你知道嗎？戰爭的殘酷令我們失去財富和人命，而不正義的戰爭， 剝奪的除了是人命和財產，還有的是一個地方的發展機會。你看看全球有戰爭的地方，長期在戰亂當中的地方，他們都貧窮落後。發展也許有問題，可是，可以發展 總比那些在戰亂當中不能發展的地方好。所以，我總是支持發展的。”
“這個我明白。可是，發展的地方也許沒有戰爭，但在這些地方的人的心裡，不一定會沒有戰爭，這樣的戰爭又是什麼戰爭？”我追問。
“哈，那就問你們這些在心裡打仗的人吧！可是，你要明白，你們的戰爭肯定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誰要幹掉誰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正想再追問，阿奈特已經把我想要的答案說出來了：“只要傳媒堅守批判原則，不會因為喜歡發展而忘記自己的責任，像戰地記者不會因為戰爭以正義之名發動而不去記錄戰場上的眞相，那就可以了。”
只是，不會因為喜歡發展而忘記自己的責任，面對問題的眞相，這，在今天的澳門，又豈止是傳媒要履行的任務呢？
原載2008年1月7日《澳門日報》 “純屬角度”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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