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爬滿了蝨子’──張愛玲
一‧兩部逃離瘟疫的電影
要在當今華人影壇中找到一位像巴索里尼(1922-1975)的導演，恐怕真的是非關錦鵬莫屬。無論是就兩人自身的同性戀傾向，或者其電影作品各自在東西方影壇的異色情調，關錦鵬與巴索里尼都很容易教人聯想在一起。當然，就電影的激情與非理性風格，巴索里尼是一馬當先；就個人的傳奇色彩，撇開巴索里尼的激進左派立場與行動不論，他在1975年遭到一名男妓以棍棒擊打致死，更是教人聽了拔足狂逃。
然而，很巧的是，兩人都曾拍過一部以瘟疫為背景的電影。巴索里尼在1971年，把他的義大利祖國前輩薄伽丘的同名小說，「十日談」改編搬上了大銀幕，並在當年拿到柏林影展的評審團特別獎；而關錦鵬則在2000年，拍了一部充滿末世情懷的《有時跳舞》。
《十日談》敘述十位躲避瘟疫的男女，在十天之中向彼此述說故事以忘記哀痛，而電影則從原著一百個故事當中，挑出七個諷刺喜劇和一個愛情悲劇，尖銳批判神職人員的偽善、挑戰世俗道德的禁忌。巴索里尼在片中，以極盡惡俗的態度、極盡性愛之能事的角度，演繹了這部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狂歡節式的電影。
《有時跳舞》則敘述五個游離於城市不同角落的人，不約而同來到一座叫為浮游洲的小島上，一起相聚了十五個小時。黑夜將至，政府卻突然宣佈該島正蔓延著一種名叫「Stone」的致命病毒。這五個人操著四種不同的語言，在漆黑的夜色裡、在與外界中斷的島上，在互動之中發現了自己與別人的內心秘密。
這兩部同是以瘟疫為背景的電影，嚴格說來，與所謂的瘟疫襲身其實有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以今人的感受來看，它們反而是逃離瘟疫的。然而，把這兩部電影放在當前這個時局來看，其中有一個共同點，卻能令人從另一個角度，來逼近人如何與瘟疫做戰的驚悚經驗。
二‧逃離歷史的荒謬之顫
說來很妙，這兩部逃離瘟疫的電影，都跟書有關，卻在處理書的態度上絕然不同。
其中，《十日談》是改編自一本書，而《有時跳舞》卻在電影裡面大談一本書。《十日談》又以其極盡惡俗之能事，幾乎是教觀眾「遠離書本」；而《有時跳舞》不僅全片以日本作家春樹(大澤隆夫)自言自語的獨白，做為勾連全片的線索，桃井薰所飾演的華裔中年女攝影家，竟然在微醺之中對著李嘉欣這位美國銀行界的女強人，長篇大論起她對聖經(之傳道書)的解構(「凡事皆有定期，萬物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殺戮有時，醫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反而使得看著這部電影的觀眾，在不注意間被塞進了一本書。
這兩部電影對於書的大不同態度，在這個時刻令我們對於，那些在此時此刻樂此不疲地引用卡繆的「瘟疫」(1947)，以及從人類與瘟疫的對抗史中，得出所謂「人類在面對瘟疫時，總是不斷重演恐慌與無知的反應」這類「歷史教訓」，特別感到有一種必須重新思議的需求。
無論以什麼奇妙的角度或深沉的語言，來探究人與瘟疫的歷史關係，書五千年來多半是一頁接一頁「躺著」被人所閱讀的，而電影一百多年來總是一秒接一分地「站著」被看的。即便以今人特有的資訊來源電視與電腦而言，它們也還是「站著」被閱讀的。後人總是在這種「安全與鎮靜」的狀態下，去回顧那段最初不知何所自的兵荒馬亂歷史情境。
但在瘟疫發生之太初，卻是完全背離──乃至「破壞」！──這些身體被鎮靜住的人體的安穩態勢；以神秘而不可知、高深又莫測的鬼魅狀態，滲透並攻擊人體。如果拿今人研究病毒分子的語言來說，那些歷史不斷重演的說教者，所敘述的人體其實其分子狀態是安然有序的，然而身處在瘟疫狂潮中的人體分子，卻是跟瘟疫一樣四散狂奔的。
三‧否定的鎮定
從最根本的歷史條件以論，沒有人可以將這兩種人體狀態等同以觀，更不應該把這兩種人心狀態之迥異，不假思索地忽略不計──高高在上的歷史回顧者，不是更應該知曉事後大諸葛與困境中的小棋子，兩者間是完全無法同日而語的。我們恐怕不得不懷疑，正是這樣的論述本身，只有加劇他們言之鑿鑿的歷史不斷重演！
於是，我們要捫心自問：現在同樣也是「躺著」或「站著」閱讀這篇文章的人，又能獲得什麼真實的教訓？──只要本質上就是這樣被閱讀，真實就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篇文章絕不只是跳出來否定這些人的虛構姿態，我們至少必須跳進去逼近那「比較真實一點」的姿態之中。
我們其實很容易發現做為電影這東西，《十日談》中那些赤裸扭曲的人體，《有時跳舞》中那些大量的鏡頭角度變換，在這兩部電影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正是「這些東西」比較能給觀眾留下不一樣的特殊印象。然而，說來很是詭異，所謂的「傳染」，其實與(電影某部份較能對人產生的)「影響」有點接近，而卻與電腦最偉大功能之一的「複製」更相似。
不過，也許就像瘟疫，「這些東西」恐怕更接近那種已經出現了可疑的病徵的時期。而，我們這篇文章卻想回歸到：每一個人如何可能面對「瘟疫發生之太初」，這種兵荒馬亂、人心潰散的狀態。
換句話說，諸如在電影中出現的這些異常手法，反而不是我們在這個時刻，去解讀這兩部電影，真正能有助於我們的心得的線索。
以這種近乎是(先從)否定法(著手)的佛學方法來開始，其真正的心法在於我們希望從這兩部電影中，所獲得的經驗能適用於每一個人──如果說我們還有更大的野心的話，那也是必須而且是只能立基在這個基礎上。
排除了人們對於電影炫爛層面的關注，才能使得我們真正「鎮靜」地去重新思量，這兩部與書有關的電影其「電影與書」，如何有助於我們來面對這場瘟疫。
四‧浮現「社會中的自我」的荒謬之戰
這個否定法的呈現，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地方：其實，人心之兵荒馬亂並不是從瘟疫蔓延開來才開始的；早在多元化又社會活動豐富化的當代生活中，絕大多數人的內心就已經過著兵荒馬亂的生活──你看清楚了自己這一天下來，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像一部不停轉動的電影)？那些才是你真正想做的(電影的主題)？又有那些是逼得你不得不去想與做的(壓抑的電影氛圍、炫爛的電腦特效或拍攝手法)？
這意思也許再簡單不過，也許再幼稚不過，更也許再荒謬不過(卡繆在「瘟疫」可也極盡去挖掘人類的荒謬行徑)：你能否將一天(乃至一個禮拜)的生活，當做一本書一頁頁地翻究起來？你能否從這種行動中，驚心地發現了某些非如此不可、否則銜接不起來(「看」不出來)的路線──有如電影的剪接？
為什麼一個社會追蹤病源如此困難？究竟真正的傳播者是誰(在那裡)？我們不敢說上述這種「電影與書」的試金石，就能夠為這個散漫的社會，比較能在兵荒馬亂(的封院「緊張」措施)之中，設想到所謂該有的「緊急」配套措施；但──至少我們得以誠心地了然：我們的腦袋因此比較不再是，只能在眼前的一切靜靜地「躺著」或「站著」時，才能滴溜溜地運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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