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70香港電影《昨天今天明天》)
0‧前情
快四點的台北清晨，從一家咖啡廳裡出來。那是我第一次進到這家咖啡廳，卻不是第一看到這家店。
許多台灣人恐怕是第一次親眼看到所謂的瘟疫。風在耳邊吹，氣自鼻孔噴。兩個警察在前方二十公尺處，他們也許是第一次看到我。
臨走前，老闆說她的店的咖啡是很有名的；大半個晚上，我們卻喝著紅酒。出門後，朋友告訴我剛剛那個跟我談了半天人類學的老先生，是個在國際上有名的台灣大畫家。
緩緩地拐進警察前方的巷子，流暢地轉了幾個彎拐出到復興南路上。把車子停在騎樓旁，舌頭在口腔裡舔了幾下，畫家剛剛請抽的雪珈，餘韻猶存。看著風在安全島上黑漆漆的樹葉上浮動，正想把煙掏出來時，才發現前方一家餐廳上個月才來過。──那天晚上，張艾嘉說影響她最深的導演不是胡金銓，而是龍剛。
漫步走過去，行動電話竟然響了起來。以為友人又要跟我「討論」，男友向她求婚、可是她怕結婚怕到像瘟疫。她沒提婚事，卻提到了瘟疫。大概是因為我那時不太想說話，令她有點覺得被我當成瘟疫；她惱了，她質問我「究竟為台灣人抗疫做了什麼？」
我走進了安全島，我腦子很清楚，覺得身體此刻很需要動幾下，不太規矩的。
騎樓下突然傳來一陣喧囂，轉身去看，卻見三女兩男一路跌跌撞撞而來。姑娘們清一色連身的緊身超短裙與高跟鞋，帥哥們的西裝即便在黑暗中看來仍很鮮亮，領帶很滑稽地在自己與女人身上晃來爬去。
其中一個女人突然彎下身，在場所有的男女像晴天霹靂般，一起放出爆笑之聲。女人把銀色高跟鞋撿起來，夾在腋下，一拐一拐地自行走出騎樓，手臂提在頭上，金髮灑在空中。
她攔下一部計程車，扭了半天才把身體鑽進車子裡。車子開走前，她隔著玻璃窗朝我這裡看來，我似乎看到她眼眶裡閃耀著白光；突然覺得身上起了一陣莫名的疙瘩。
上車前不知從那裡來的聲音，突然在耳邊響動：「躲在別人看不到的戲院」？
一‧《廣島二十八》
我問張艾嘉為什麼後來沒人敢找胡金銓拍電影？她說他太堅持了，「譬如說，為了等草長出來，直到他所要的那種樣子，電影因此可以停拍三個月。」問她哪一部電影影響她最深，她選了《廣島二十八》(1974)；她說她剛開始初學做導演工作那幾年，日子是很難過的，不過在那段日子裡至今留給她印象最深的卻是龍剛的這部電影。
電影敘述今井（關山）與妻子（焦姣）和兩女兒芳子（蕭芳芳）、京子（李琳琳），一家四口居住在原爆二十八年後的廣島。來自東京的學生木村（秦祥林）與芳子發生戀情並論婚嫁。今井告知姐妹均為原爆第二代時，姐妹既錯愕又困惑。芳子原爆後遺病發，身心不堪刺激，離家出走，加入摺鶴會從事宣揚和平反核。芳子最後得到來日採訪的記者（龍剛）協助，由家人接返家養病，病逝前留下遺言，請記者把和平與愛宣揚開去。
這是一部很奇怪的電影，片中所有的香港與台灣演員都變成了日本人，龍剛好像要華人以「身」受其害的感覺，去感受原爆二十八年後的第一代與第二代廣島人。電影前半部的半紀錄片手法，很是教人大開眼界，華人竟然也能拍出如此大氣魄的電影；港片罕有接觸原爆後遺症(侵蝕愛情)、反核這樣的大題目，教人不禁懷疑這是華語片；而片中唯一的華人，正是由導演龍剛飾演的記者，他擔負著蕭芳芳病逝前留下的遺言，宣揚和平大任。
電影當年備受港人責難，與龍剛之前那部大寫香港傳染著瘟疫的電影《昨天今天明天》(1970)，先是遭到香港電檢局的禁演，後來則被剪到影像殘破到像得了瘟疫般不堪入目，這兩部難兄難弟的影片的氣魄，看了很是教人血脈狂奔。
二‧《昨天今天明天》
龍剛當時拍這部電影時借用了卡繆的「黑死病」，來影射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然而，當時所有的人跟他一樣，都沒想到他的「影射」，有朝一日竟然成為「直射」！
電影敘述在發生勞資糾紛的一家工廠裡，同時發生了一種致命的神秘怪病。病很快在香港蔓延開來，香港隨之被宣佈為致命傳染病疫區，港府也宣告全區進入緊急狀態。接下來發生了各階層人人自危的驚心恐懼狀，人們無情地把染病者送入隔離集中營，病人中開始有人發狂鬧事，市民瘋狂地移民遠走他鄉，救護人員也紛紛被傳染而喪生。經過幾輪狂亂事件後，在醫務人員與不少志願工作者的捨身奮戰下，終於由一位女醫生找到特效的血清，解決了瘟疫的災難。
龍剛的電影很大的特色在於，他經常是以平行蒙太奇、交替剪接、快速剪接來創造出其影片特有的電影感，當然，還有師承他的兩位師父楚原與秦劍的旁白，更是為其電影塑造一股迷漫又迷離神秘的氣氛。然而，就在這個「瘟疫真的來了」的非常時刻，這三位香港現代導演的這種特有的電影手法，特別引起我們遐思不已。
這三位導演慣用電影旁白的手法，當然，都在其影片中扮演著敘事上不可或缺的「暗示」(乃至預言)者角色。比較「不當然」的是，這種「無所在又無所不在」的旁白，常常於有意無意間又扮演著某種「警示」作用。在這兩種「示」交替動蕩中，電影旁白為電影打開一種很微妙的電影感。
而身處在今日這個瘟疫蔓延時，這種「暗示」又「警示」的電影味道，在令人遐想龍剛這部電影的「影射」變「直射」時，忽然使人對一種看起來很當然的現象，勾引出不當然的微妙之想：為什麼人類總是從「看起來一點也不動的植物」身上，來尋找解藥？
三‧守候的天使
對於過去的人，電影也許就已經像是喝了一杯咖啡，令人覺得又浪漫又動蕩。但對於現代的人，電影這種咖啡力量是不夠的；狂野的酒精、瘋發的毒氣，成為百無禁忌的當代人對電影的「暗示」性渴求。
現在，我們的狂野的眼睛與瘋發的身體，在突然之間被重擊了。人們不得不不敢動彈地蹲在家中──接近於一種植物狀態──像此時的人類對植物思考良多，植物狀態的自己也異常對自己思考良多：想了很多，想到太多，想不出自己為什麼常常做出「不安全」的行「動」？
從正面來看，動蕩不已的人體，有如不斷流動的電影，當然需要某些不動的物體，來維持其免疫系統達到正常的平衡──這些「不動的物體」往往同時在心理與生理上具有這種功能。
自背面以思，「不當然」地沒把這些「不動的物體」注入人體之內，日漸失去本有的免疫系統，早就已經受到「神秘怪病」的侵蝕──尤其是在非多元化否則無以稱文明的當代社會狂動之流中。
意思是，「當然的紅燈」(當然==每天！)，從來就不是我們現在認知經驗中那種救護車式的狂囂與怒吼──不僅不會是那種瞬間發人激動炫爛之物，還是溫潤地默默守「候」在你左右的柔和之象；它常注視著你，直到你忽視它的存在。
於是，像龍剛這樣的抗疫電影，於今令我們特別有感的是：台灣人其實並「不是第一次進到」瘟疫之內，而我們卻是「第一次看到」，「每天」奔向激動不可的當代人，自我也許早已分裂到隨時可能崩潰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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