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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布魯斯威利的微笑)


「為什麼台灣新電影從來就沒出現過，一部描寫台灣電影工作人員為電影奮鬥與掙扎的過程？台灣新電影號稱反省台灣成長經驗，但反省了二十年，結果竟連這個最基本的經驗都沒有；我不相信台灣新電影有多大反省能耐。」

進入六福皇宮看金馬影展試片前，再次繞走到飯店後方那座很小的公園；坐到園裡的一個搖籃椅上，腰部輕晃，座椅悠悠擺盪起來。這個不過30 x 10(公尺)大的迷你公園，夾在左右兩座大停車場間，除了草與樹，就只有三座這樣的搖籃椅；這個超乎平常的公園裡的搖籃椅數密度，似隱喻著在台北的華爾街旁，人得以悠閒開來的異常指數。

望著另一端那座無人而不動的搖籃椅，想起前幾天Thy最初跟我談起，金馬國際影展即將開鑼，他又要展開他一年一度的「電影暴食」活動；說著說著，他原本充滿熱情的口氣，漸漸釋放出幾許憤怨之氣；爾後終於冒出「台灣新電影的基本反省經驗」那一段話來。

看著旁邊不過五公尺遠的搖籃椅裡，那個始終拿著一疊紙、低首苦讀的年輕女子，忽然想起布魯斯威利那迷人的微笑。當他那兩片薄唇總也輕輕相互向對方扭捏起來時，你霎時不禁頓覺整個空氣都被醉人的漣漪，悠悠擺盪到使你內心不得不神往的狀態。八零年代的電視劇《雙面嬌娃》，毫不遮掩地透露出布魯斯威利這種奇妙的微笑，與他的搖滾樂背景間的關係。我無法想像《終極警探》第一集，如果少了布魯斯威利的微笑，這部在每一節都引爆著像莫扎特音樂般「太多音符」的焦慮與恐懼的影片，如何能作到以前西方動作電影中，所不能的達到的「恐懼的幽默張力」，以及「幽默的搖滾節奏」！

布魯斯威利因該片威震國際，卻也自此之後，在大銀幕上失去他那迷人的笑容；從《終》片第二集，我們看到過去那個赤腳在浴室門口，一臉無奈地抱著一只大玩具布熊的微笑男孩，一夜之間，「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刑警；再也不知微笑為何物的硬漢。──過去那個可以在不經意間，從他那兩片如女孩般的薄唇，吹出一池春水般的口哨，已然變轉成咬在警察嘴中那個只會令人驚恐與焦慮的警哨。從第二集開始，布硬漢再也無法令觀眾坐在輕輕騰空的搖椅上，在緊張與悠然間擺盪。

將眼光再度看回到搖籃椅裡的女子，她的頭依舊低而不動，我卻悠然想起七零年代，艾爾頓強(Elton John)與陶平(Burne Taupin)間那種不可思議的奇妙「工作方式」：用盡全身力氣寫好歌詞的陶平，以飛鴿傳書將歌詞「快遞」給艾爾頓強，讓這位老戴著一副粉紅加黃色眼鏡的狂放者譜寫成曲。這兩位合作者這麼做，究竟他們之間又是怎麼回事？真實的答案也許反而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也許是令迷醉於〈星期六晚上打架正好(Saturday Night’s Alright For Fighting)〉（收錄於1973年的「告別黃磚路」專輯中）的歌迷，無法不懷想飛鴿在這首妙曲中，究竟「扮演」著什麼奇妙的作用？

這首曲子之妙就在使人對這個問題的懷想，產生各種令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幽默回答。費絲希爾(Faith Hill)這次為什麼精挑細選了Angie Aparo的〈Cry〉作為主打歌？我們冀盼的最奇妙的答案（真實的答案並無法引致歌迷以至哭泣的心境），也許歌詞洩露出幾許的奧秘：“你能否哭泣一下，撒一下謊，裝一下你比以前更感到痛苦”──恐怕是這樣的「哭泣」，才真正令費絲希爾從深印她心的童年福音音樂經驗中「騰空起來」，將自己投入到溶藍調、鄉村與搖滾於一身的空曠中，而後方釋放出她最原始而獨特的音樂情感。

布魯斯威利在影像中獨特的微笑，為他的電影傳遞給觀眾某種近乎飛鴿傳書般引人遐思不已的節奏；然而，身負國際「重」任後，布魯斯威利「據實」地小看了這種「看似一下」的擺盪力量，反而使得他的電影失去最是妙不可言的動作張力。於是，我們現在可以問為什麼在台灣電影史上以反省成長經驗著稱的台灣新電影工作者，竟連從自身工作經驗截取素材的能耐都沒有？說電影對台灣還是一種太老實的「東西」，也許這答案太也簡單得無趣；但，若說電影對二十年來台灣的電影工作者，還是一種不能「跟隨著影像的情緒，或純真地玩笑、或虛假哭泣的『玩意兒』」──那麼，這就是個引人靈感擺盪不已的迷你搖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