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台灣需要更深的人文素養才能提升民主自由
＊ 聯合晚報╱記者嚴文廷/台北報導 2014.09.19
唐獎漢學獎獲獎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見圖)受訪時表示，台灣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出現民主自由的制度，可以不用流血殺人就轉換政權，但仍沒有達到很圓滿的地步，需要更深的人文素養才能提升民主自由，尤其是除了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如何尊重少數才是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服從多數，更要尊重少數」
唐獎漢學獎獲獎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受訪時表示，台灣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出現民主自由的制度，可以不用流血殺人就轉換政權，但仍沒有達到很圓滿的地步，需要更深的人文素養才能提升民主自由，尤其是除了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如何尊重少數才是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余英時上午以「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為題發表演講，探討自己研究中國史的心路歷程，演講後接受媒體提問。
余英時受訪時表示，現在香港面臨很大的危機，想要直選並自由提名，共產黨給了一個很可笑的方式「可以直選，但人選不能自由決定！」他說，這是意料中的事，因為共產黨不可能讓任何因素威脅一黨專政。
余英時進一步表示，過去共產黨對香港很寬大，主要是表演給台灣看，但我們必須要有警覺：共產黨已經開始慢慢透過各種方式，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人，甚至透過關係跑到台灣買媒體，影響輿論導向；他建議台灣對共產黨要保持警覺，因為台灣好不容易成為自由的土地，至少不要糊里糊塗的丟掉了！
從研究中國歷史分析，余英時表示，當一個政權過度暴力統治，總有一天會出狀況，現在的共產黨統治就是這樣，一有發現異議就立即抓起來，暴力維持政權的狀況不斷升級，但「我也沒有證據認為中國馬上會崩潰」，只是從歷史研究，這樣的政權不可能長久維持。
受錢穆影響 余英時愛上中國史
＊ 方彥迪 / 報導 2014-06-21
現年84歲的中研院院士、中國思想史學者余英時在《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書中，自承因戰爭和流亡，直到16歲才受正規教育，然而他認為沒受正規教育也有好處，思想比較自由一點！
余英時：中共政權難長期維持
＊ 方彥迪 / 報導 2013-08-20
歷史學家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時表示，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要保持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不能畏共；他並沒有「中國夢」，也不認為中國正崛起，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他說貪官富人都往外跑，到國外留了後路，代表著不認同共產黨，因此，余英時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
中國知識份子看余老師：另一種法輪功
＊ 聯合晚報/記者邵冰如 2006/12/05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台灣的史學界感到光榮振奮，中研院史研所研究員黃進興，曾是余英時在哈佛的學生。他認為，余英時得獎，不但是一個嚴謹治學、高風亮節的知識分子應得的肯定和尊榮，更代表國際學界對漢學的肯定，象徵中國研究已成為21世紀的主流。
黃進興說，余老師得獎的消息傳開，台灣的歷史學界非常開心，不但因為台灣有不少他的學生，更因他和台灣淵源深厚，他雖出身於香港的新亞書院，但幾十年來，他的妻子是台灣人，大多著作選在台灣出版銷售，他這一生重要的論述和思想，都是透過台灣這個小島傳播到整個華文世界。
余英時一生反共，他聲援六四也不見容於中共當局，但黃進興指出，近年余英時的著作和思想，已在中國學界掀起重大影響力，他鼓吹民主改革和批判的聲音，對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是巨大的撞擊，更被喻為「另一種法輪功」，對後世時代的影響會更深更大。
漢學獎／余英時：漢學全球化 無處不然
＊ 聯合報╱記者何定照／台北報導 2014.09.19
「漢學研究整體的大趨勢，就是全球化。」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昨天在頒獎典禮指出，今日漢學研究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已完全不同，當時大家都講特定漢學，如「中國漢學」、「日本漢學」，但現在漢學已無國界之分，「漢學只有一家，無處不然」。
余英時說，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是他生平最高榮譽，唐獎基金會將漢學列為四大獎項之一，顯示其遠見。
「漢學的世界重要性正不斷增高，比以往更需要支持，唐獎在此時降臨，難能可貴。」余英時並感謝先師楊聯陞打開他的全球化視野。
余英時表示，漢學研究正經歷一場進程緩慢但意義十分重大的轉變，越來越多學者承認中國文明不但源於本土，而且有其獨立的成長途徑。和以往不同的是，在重建和闡釋中國文明演進時，「我們開始擺脫西方歷史模式的籠罩。」
余英時指出，西方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演進模式，雖可供中國史研究參證和比較，但中國史的重建卻不能直接納入西方的模式中。
余英時說，史學界已有共識，中國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文化傳統，主要在自身內在動力驅使下，前後經歷多次演進階段，「為對中國文明及其動態獲得整體認識，我們必須揭示中國歷史變動的獨特過程和獨特方式。」
「今日的漢學研究，比較的觀點比以往任何階段都更受重視。」余英時強調，揭示中國史的獨特絕非主張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義，而是更該加強比較，因為中國文明及其發展形態的獨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對照下，才能充分建立。他並認為，如果採取孤立方式研究中國史，必定墜入中國中心論的古老陷阱。
余英時論研究 應破除比附西方
＊ 中央社╱台北19日電 2014.09.19
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今天表示，學者做研究難免比較中西異同，但「比較」必須盡量避免流為「比附」，把西方當成先進的典型。
余英時昨天出席唐獎頒獎典禮，致詞時指出，經過一個世紀的演變，到最近幾十年來，漢學研究已有十分重大的改變，學界承認中國文明是循著自己的獨立途徑成長起來的，擺脫西方歷史模式的籠罩，揭示中國歷史變動的獨特過程和方式。
余英時今天在台北發表「中國史研家的自我反思」專題演講，進一步闡述上述觀點。他強調，考古和史學研究已證實，中國作為一個古老文明不但起源於本土，且大體上是獨立發展起來，他就曾將中國文化特色追溯至孔子出現前夕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時期」。
余英時認為，研究中國史需重視中國獨特的途徑，但不能採「孤立主義」，因為獨特性只有在與其他文明的對照下，才能堅實建立起來。
余英時認為，比較中西文化仍是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比較」不能流為「比附」。後者是學界常見的弊端，例如早期馬克思史學派，假定中西尋同一歷史規律演進，但中國遠遠落在西方後面，流露出西方中心論的意識。
余英時反對「比附」西方，他舉例，民主在「概念」上是西方的，但「內容」卻可能是普世的價值，中國儒家就非常重視人的尊嚴，「民主的一些重要價值，對中國人來說並不稀奇。」
余英時認為「比附」最大的問題是，至今沒有一個史學家，能夠成功建立起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歷史規律。自然科學可以建立「通慣性的規律（generallaws）」，史學則只能建立「通慣性的概括（generalization）」。
但余英時也提醒，研究中國史不能孤立，不管其他文明的比較，尤其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國的中國，也不是東亞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就像貝多芬的音樂不是西方的，而是世界的一部份。」
不重視人才培育 王汎森：人社院士恐斷層
＊ 聯合報 記者何定照／台北報導 2014-07-04
中央研究院今將選出新科院士，其中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候選人如往年一樣，不足每組最高限額十人，僅八名。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表示，隨著人社組院士年紀增長，加上國內不注重人文社科人才培育，人社院士未來恐將出現斷層。他強調「人文就跟空氣一樣，沒有空氣就不能呼吸！」
據了解，人社組院士八名候選人中，有七人居於國內，創歷年人社組國內院士候選人最高比率紀錄，領域廣含文學、考古、語言學、歷史、經濟學等，其中以經濟學候選人青壯輩最多。院士王德威指出，文史要養成人才向來需要較久時間，從院士評審標準看來，國內人社領域的青壯輩恐還有門檻要過，希望未來也能有青壯輩，別出現斷層。
中研院院士分為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社科三組，以人社組平均年齡最高，國內院士均齡約七十三歲。王汎森表示，近年每次組內選舉都有兩股較勁力量，一是考慮年齡老化及斷層問題，另一是認為程度不能下降，「大家不說出來，但可感受那拉扯氣氛。」
王汎森認為，目前人社研究遭遇三個問題，一是就業困難，二是社會尊敬不夠，各界漠視。例如過去大學者余英時、許倬雲說什麼，大家都很關注，但現在連各報副刊都跟學術界甚少接觸。
最嚴重的問題是人文社科被各種指標化牽著鼻子走。例如國際大學評比不把人文社科論文專書算入，只算自然科學，使得人們覺得不重要；很多大學評估投資經費時，也不願投入大錢在人社上，因為對國際排名沒有幫助。
「我們被基本指標奴役了！」王汎森指出，國際大學排名是不健康的東西，扭曲人社科學的發展，更扭曲大學內的投資與生態，尤其越新的大學想衝國際排名，就越不注重人社科學。但日常生活有三分之二跟人文社科有關，生命情調、情感、語言、信仰、歷史、文學都是，「人文就跟空氣一樣，沒有空氣就不能呼吸！」
余英時：樂意有人推翻我說法
＊ 聯合報╱記者何定照 2014.09.19
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今天以「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為題演講指出，應將中國視為獨立的文明來研究，不該拿西方歷史階段論指中國「落後」；他並以近年學說為例，討論中西文明異同何在。「如果有人願意，我很樂意有人推翻我的說法。」
余英時說，中國本來自有歷史研究，20世紀初和西方接觸後，梁啟超等史學家深受影響，開始反對以朝代畫分時代，主張採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上古、中古、近代）分期。這類階段論及歷史規律概念持續多年，直到1960年代，史學界開始質疑科學規律不能運用於歷史，「西方有的，中國不一定有。」
「這就像說中國圍棋落後國際西洋棋！」余英時說，發現歷史規律概念的假設有問題後，他拋開過往束縛，著力研究時代變化之際。像他退休後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探討宋明理學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年初甫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中討論文化如何「由巫到禮」，達成「內向超越」。
余英時許多研究核心，常令人聯想當今民主、自由觀念，余英時強調，古代並無民主自由觀念，他所有研究都從客觀證據而來，「證據就像科學家的實驗室」。他說，研究雖可尋找某些需要的檔案，但不能違背歷史原則、試圖拿歷史來批判現代，否則就變成共產黨「以論代史」的歷史觀，往往成了辯證要緊，歷史真相不重要。
他指出，歷史研究往往受很大限制，例如他因文革有感而發研究的古代中國反智論，其現象早就存在，只是世人沒注意；要到後來共產黨執政，不尊重知識人，大家才會想起過去歷史。
余英時也強調使用語言的重要。他說他從10年起，不再使用「知識份子」稱呼，改用「知識人」，因為「份子」在中共用來都是壞東西，例如黑份子、右派份子。「語言很重要，用什麼語言會被它吃住，一用就完了，會掉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