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晚報╱記者林敬殷/台北報導 2013.03.18
正值印尼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談判預備會議即將在月底舉行前夕的敏感時刻，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昨晚飛抵印尼雅加達，進行為期八天參訪行程，這是繼去年9月印度行之後，蔡英文「重新認識亞洲」第二站，期間將和印尼產官學界及台商會面，就東亞區域安全、台印兩國經貿發展進行座談。
據了解，由於此行拜會的印尼產官學界人士，均為該國重量級及指標性人物，尤其層級極高的多位印尼朝野政界人士「幾乎都安排了」，為避免不必要困擾，蔡英文辦公室拒絕願證實此行會見到誰，不願透露名單。
去年12月底，蔡英文原應台商之邀前往越南，卻因消息曝光，遭中國打壓被迫取消，蔡此次因此極為低調，除由東南亞政情甚為熟稔的國安會前副祕書長江春男陪同，僅另外帶三名幕僚隨行。不過，由於正值馬英九總統昨晚啟程赴教廷參加新教宗方濟就職大典，桃園機場下午佈滿維安人員，蔡英文一行人現身，引起不小騷動，不少蔡英文的粉絲更把握機會，紛紛上前要求合照、簽名，令幕僚一度相當緊張，頻催促儘早登機。
相關人士指出，近來中國和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因南海主權爭議，衝突不斷，為此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去年在卸任前，旋風式走訪東亞各國，被視為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體現；在東南亞各國面臨中國崛起挑戰之際，台灣應加強與各國連繫，建立一套新的東亞戰略思維，印尼正是戰略布局中最重要一環，也是蔡英文選擇此刻走訪印尼主要目的，即透過擴大和這些亞洲國家往來，定位台灣在亞洲的角色，尋找台灣在中國之外的產業及經濟發展新的可能。
稍早之前，蔡英文在與媒體茶敘時，對國內面對核四爭議時，曾提及油頁岩開採等尋找新能源的看法，蔡英文此行也將關注印尼能源產業，並前往萬隆等地與台商座談，另安排和印尼主要智庫交換意見。
小英為台灣找路
＊聯合晚報╱記者林敬殷/特稿 2013.03.18
去年總統大選前最後兩周，蔡英文所代表的民進黨，硬生生被所謂的「九二共識」擊垮，蔡英文此次的印尼行，不無以RCEP（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取代國民黨自恃的ECFA之意，藉以重新思考台灣在亞洲戰略新布局，為敗選尋找新出路，進而對未來角逐2016總統大位預做準備。
印尼在90年代前曾是台灣最大的海外投資目的國，20年後，受到生產成本增加，台商紛紛出走中國，有些人選擇返鄉投資，更多台商轉向東南亞，無非看好未來此區域在世界經濟市場的重要性；但政府在區域經濟協議的談判進度，卻進步緩慢。
參與RCEP成員除東協（ASEAN）10 個會員國之外，還包括中、日、韓、紐、澳及印度等6國，若以2011 年GDP計算，RCEP經濟規模近20兆美元，占全球GDP三分之一，人口占全球一半，RCEP倘若順利完成，將成全球最大區域經貿組織，做為主導RECP進程的印尼，必定是台灣亟需拉攏的對象。據了解，工總在中國6萬名會員中，已有六分之一往東協跑，其中又以印尼佔最大比率，由此可見端倪。
再者，在CAFTA（中國加東協FTA）後，因產品大量傾銷，印尼民間對中國戒心擴大，加上南海主權爭議，中國與周邊國家陷入緊張，難再左右RCEP，印尼趁勢而起，爭取成為RCEP大哥級成員；這是何以蔡英文選擇訪問印尼，並認為不以國家為單位的RCEP，應是台灣應思考經貿發展之路。
有別於朝野緊盯東北亞的日韓兩國，或陷於國內政治口水攻防，蔡英文將眼光瞄準南亞及東南亞等國，除因其本身具政經領域專長，更是早一步對台灣未來在亞洲戰略布局有所思考，此行蔡既是展現為台灣找尋中國以外經濟活路的企圖，以突破台灣處處受制於中國的依賴，也為向外宣示，「沒ECFA，台灣一樣能有出路」。從去年印度行到此刻印尼行，蔡英文正以非典型的角度，為她的政治主張與台灣發展方向，逐步定位。
把經濟導向道德
＊經濟日報╱編譯于倩若 2013.03.18
隨著天主教新教宗方濟的上任，我們不敢冒昧告訴他對於宗教事務該有怎樣的想法，但為了全球市場好，我們希望新教宗能依循天主教經濟思維的優良傳統。
那意味承認自由市場和自由經濟的價值，並了解勞動和交易賦予人類的不僅是財富，還有尊嚴與自由。這也意味著意識到過度不平等帶來的危險、科技進步和環境惡化對窮人造成特別沉重的負擔，以及富人有責任協助弱勢族群度過動盪的經濟轉型。
最重要的是，隨著愈來愈多經濟活動—從金融、製造到醫藥—改由演算程式和機器人完成，我們希望新教宗能傳遞教會長久以來的信念，亦即經濟學要合乎道德就必須基於對個人的關懷。
自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於1891年發布《新事物》（Rerum Novarum）通諭以來，天主教的社會訓導都著重於如何對經濟活動施加道德秩序，以及如何減輕無拘束的商業對窮人的衝擊。關心個人—尤其是劣勢族群—或許是長久以來最一貫的主題。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91年頒布的《百年》（Centesimus Annus ）通諭中，把這種關心由個人擴展至組成現代經濟的「複雜人際關係網絡」。他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不會針對市場，但會要求市場適度受社會力量或國家控制，以確保整體社會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
教宗本篤十六世對這項傳統的貢獻在某些方面較不明顯，但他在《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諭中相當清楚地指出「每個經濟決策都有道德後果」，而且「市場不是、也絕不能成為弱肉強食之地」。
除了談話，本篤十六世擔任教宗時期的作為也合乎道德經濟框架。他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人類的貪婪和違法亂紀，而非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缺陷。他也始終關心氣候變遷，認為源自富國恣意消費的氣候變遷將對窮人造成嚴重衝擊。他致力於把梵蒂岡變成世上唯一的碳中和國家。
方濟將必須面對更多的問題。隨著金融危機消退，人們將再次受到無節制資本主義的誘惑，環境也可能加速惡化。窮人的問題仍將揮之不去。然而，或許未來數十年對道德經濟守護者最大的挑戰將是科技。
未來的機器與自動化革命可能對全球勞工造成巨大干擾，包括薪資停滯、失業率攀升、不平等擴大，以及技能過時或工作被機器取代產生的痛苦疏離。
要對這個新世界施加道德框架，梵蒂岡必須具備長久以來欠缺的靈活思考。由教廷宗座科學院深入研究人工智慧、無人駕駛飛機和其他數位時代中令人擔憂現象背後的道德含意，會是很棒的起頭。
當然，好的經濟學應該從家裡開始，新教宗也有自家事務等著他處理。梵蒂岡的官僚體系已嚴重損害管理效率，許多主教轄區的財務仍受性虐待訴訟餘波影響。本篤十六世在改革俗稱梵蒂岡銀行的宗教事務組織（IOR）上取得進展，包括撤換該銀行董事長、成立一個金融情報部門，並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外界監督。但該機構距國際銀行的透明度及洗錢標準仍遠。
此外，梵蒂岡過去幾年表達的經濟觀點有許多我們並不認同，包括呼籲設立一個全球金融當局、課徵金融交易稅和某種程度的政府再分配。即便如此，世上有個強大的聲音呼籲把經濟導向道德，仍至關重要。 （作者是彭博資訊編輯群）
威權式成長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2013/03/18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威權式成長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城市的繁榮在中國是遲早的事，戴國芳很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一九九○年代，新的高速公路、商業中心、住宅區及摩天大樓在中國有如雨後春筍四處興起，戴國芳看好未來十年的快速成長，心裡盤算著，他的公司江蘇鐵本鋼鐵大可利用低生產成本，特別是相較於國營鋼鐵廠的缺乏效率，一舉拿下廣大的市場。他籌劃了一間真正的大鋼廠，爭取到常州黨書記的支持，並於二○○三年動工。然而到了二○○四年三月，北京中共當局命令他停工，並以莫須有的理由將他逮捕，總以為可以從他的口供當中給他冠上一個罪名。接下來的五年，戴國芳先後遭到囚禁與軟禁，到了二○○九年才以一樁小罪定讞。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實是他妄圖和國營事業競爭，而且沒有得到共產黨更高層的批准。這案子倒是給其他人上了一課。
對於戴國芳這一類的企業家，共產黨這樣的反應一點都不令人意外。陳雲－鄧小平的親密戰友之一，早期市場改革的總策畫人，就曾經總結過大部分黨內同志的觀點，把經濟比喻成「籠中鳥」：中國的經濟是鳥，黨的控制則是籠子，籠子必須加大，好讓鳥兒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萬得鎖住不能放，免得鳥飛了。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整個一九九○年代，縱使外國投資蜂擁進入中國，國營企業也獲准擴大營業，私人企業還是受到懷疑，許多企業家財產遭到沒收，甚至鋃鐺入獄。江澤民對企業家所持的觀點，雖然已經大幅淡化，但在中國仍然相當普遍。用中國經濟學者的話來說：「大國營公司可以大肆擴充，但私人公司若也這樣搞，尤其是要和國營公司競爭時，麻煩就四面八方來了。」
今天在中國，儘管有不少民營公司獲利，許多的經濟要素還是掌控在黨的手裡。根據新聞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報導，中國每家最大國營公司頭頭的桌上都有一支紅色電話，一旦響起來，就是黨打來命令公司該做什麼，該在哪裡投資，或指示公司的目標。所有這些大公司仍然在黨的控制之下，當黨決定要更換公司主管時，無論免職或升遷，全都不需要理由。
當然，過去三十年中國大步邁向廣納性經濟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率，並不能因為這些事情是就予以抹煞。大多數的企業家多少還是安全的，因為，無論是地方幹部或北京的共黨菁英階層，他們都下過功夫，搞好了關係。大部分國營企業也開始營利，並投入國際市場的競爭。相形於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這可是驚天動地的巨變。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中國之所以開始成長，是因為鄧小平改革了最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廣納性經濟制度。儘管速度緩慢，隨著中國的經濟制度益趨廣納，成長不斷持續。另一方面，中國之成長也受益於大量廉價勞工以及外國的市場、資金與技術。
相較於三十年前，中國今天的經濟制度縱使廣納得多，中國的成長經驗卻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產品。在中國，最近所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就和戴國芳一樣，企業家的財產遭到沒收的事情時有所聞。勞動力移動的管制極為嚴格，最基本的財產權—按個人希望出賣自己的勞力—仍然極不完備。經濟體系的廣納度仍然極為不足，無論男女，沒有得到地方上黨的幹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支持，沒有人敢冒險從事商業活動。商業與黨之間的關係是合則兩利。商人如果有黨的支持，所得到的合約條件都比較有利，可以驅趕一般老百姓，奪取他們的土地，違反法律及規則也可以免責。誰要是擋到這種商人的路，都會被踩到腳底下，甚至坐牢或喪命。
共產黨勢力的無孔不入以及榨取式的制度，不免讓人把中國今天的成長與一九五○及六○年間蘇聯的成長聯想到一塊，兩者之間的相似度實在太高，只不過其間也有顯著的差異。蘇聯之所以能夠在榨取式經濟及政治制度下達到成長，關鍵在於運用一個高度集權的指揮架構強迫分配資源，特別是把資源分配到軍火工業及重工業。這種成長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於太多地方有成長的空間。當創造性破壞還沒有必要時，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就比較容易。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的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國，共產黨是全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的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麼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
許多人始終相信，成長可以為中國帶來民主及更大的政治多元性。有人真的以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示威會帶來更大的開放甚至共黨政權的崩潰。但結果卻是坦克開進來鎮壓示威，而不是和平革命收場，史書上稱為天安門廣場屠殺。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益趨於榨取，改革派—如當時支持天安門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遭到罷黜，黨愈加熱中於箝制民間的自由派人士與壓制自由。趙紫陽遭到軟禁，一關就是十五年，名間聲望逐漸消蝕，使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士甚至也難以為繼。 時至今日，黨對媒體的控制—包括網際網路—達到空前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則要拜自我審查之賜：媒體都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劉曉波強烈批評政府，要求更大的民主，甚至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遭到逮捕，迄今身繫囹圄。自我審查的背後有一個歐威爾式的機關，監聽談話與通訊，關閉網站與報紙，甚至選擇性地封鎖網際網路上的特定新聞。二○○九年，黨總書記胡錦濤的兒子遭到指控貪汙的消息爆發時，所有這一切就公然上演。黨機關立刻動起來，不僅制止中國的媒體報導這個案子，還設法封鎖《紐約時報》及《金融時報》網站有關這則消息的報導。
由於經濟制度受到黨的掌控，創造性破壞也就大幅減少，非等到重大的政治改革發生，這種情形不會有所變化。和蘇聯一樣，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中國的成長經驗之所以大有可為，關鍵在於太多的地方還有成長的空間，需要迎頭趕上。相對於美國及西歐，中國的人均所得仍然瞠乎其後就是一例。當然，中國的成長比蘇聯多樣，並非只依賴軍火及重工業，中國的企業家也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但不管怎麼說，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廣納性制度讓步，這種成長終將後繼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維持榨取式，成長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這類個案無一例外。
關於中國未來的成長，以及更重要的，威權式成長的有利性及可行性，中國經驗還引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相對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種成長變成了另類模式，而且還非常受歡迎。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及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並主張許多低度開發地區唯有制度改革才能達成經濟成長。而威權式成長的部分訴求則是在跟華盛頓共識唱反調，這對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統治者而言，或許更有吸引力，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維持甚至強化他們所掌握的權力，並合理化他們的榨取。
如我們的理論所揭示的，這種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模式是可能的，對許多國家而言，甚至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劇本，特別是一些中央集權已經做到相當程度的國家，從高棉及越南到蒲隆地、衣索比亞及盧安達。但很明顯的是，一如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這種成長是無法長久的。
以中國為例，成長的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catch-up）、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對中國共產黨以及愈來愈有權力的經濟菁英而言，未來數十年他們或許還有可能繼續大權在握。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按照歷史及我們的理論，具有創造性破壞及真正創新精神的成長就無法出現，中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就將逐漸萎縮。然而，這種結果絕非注定的，如果中國在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達到極限之前轉變成為廣納性的政治制度，還是可以避免的。但話又說回來，想要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這一點我們接下去就會談到。
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有聲音，承認未來前途多艱，已經在散播政治改革的理念，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轉變成更廣納的政治制度是必要的。總理溫家寶最近就提出警告，經濟成長將遇到瓶頸，除非政治改革立刻上路。我們認為溫家寶的看法是先見之明，儘管有人懷疑他的誠心。但西方卻有人不認同溫家寶的說法。他們以為，在持續經濟成長上，在廣納性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之外，中國走出了一條另類的道路，亦即威權式的。但他們錯了。我們已經明白，中國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於跳脫死硬的共產黨經濟制度，為生產及貿易的增加提供了誘因。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那些已經擺脫榨取式制度走向廣納性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差別，縱使以中國來說是發生在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國之達到經濟成長，絕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賜，相反：過去數十年來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所致，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
（本文轉載自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新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由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