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英．蕭錦綿（攝影：林麗芳）
二月十三日正午，豔陽高照，喜瑪拉雅山白雪皚皚，北印度小鎮達蘭莎拉，穿過西藏流亡政府辦公室，我們見到達賴喇嘛，一個世界的精神領袖，一個藏傳佛法的僧侶，以及一個隨時充滿笑容的智者。
國家，一般指的是人民、領土、主權，在這個定義下，眼前，達賴喇嘛幾乎一無所有。領導人的必要命題之一，是有追隨者，在世人的精神國度裡，達賴喇嘛的追隨者，遍布全世界。
站上屋頂，達賴喇嘛與喜馬拉雅山合影。對藏人來說，喜瑪拉雅山是他們的聖山，達賴喇嘛則是他們的靠山，一輩子得見一次達賴喇嘛，是每個藏人的生命目標。
然而，對達賴喇嘛來說，家在山的那一邊，背後的喜瑪拉雅山，是責任，也是鄉愁。
從自己的艱困處境出發，面對世界的難題，誠懇注視、傾聽。流亡五十年，他陶鍊自己，成為世界良心的守護人。
近年來他強調西藏並不要求獨立，而將爭取在中國之內，有意義的自治（meaningful autonomy），二○○七年底，達賴喇嘛獲頒美國國會最高榮譽的金質獎，因為他保持自己的傳統與文化，深化了和平、堅忍和慈悲的力量。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面對資源匱乏、經濟衰退、心靈破碎的世界，全球化衝擊下，人人身處逆境，亂世領導，化解對立，成為這一代領導人的普遍課題。
思索台灣的未來，此時此刻，我們需要怎麼樣的領導人？飛經喜瑪拉雅，飛越印度次大陸，趕在過年剛剛閉關之後，第一時間專訪達賴喇嘛。
代表東方的核心價值，有人說，達賴喇嘛是世界領導者的知音。
了解他，就了解慈悲；
傾聽他，就聽到智慧；
靠近他，就感受喜悅。
請聽，達賴喇嘛如何為逆勢中的領導人尋找出路，為台灣帶來叮嚀與祝福。
問：面對全球化，有很多機會與挑戰同時迎面而來，請問全球化議題，你最關心什麼？
答：全球經濟，有兩個特點。第一，全世界的通訊，我是指資訊跟交通，變得更方便了，能使用來自遠方的資源。像飲食習慣和服裝都改變了，連達蘭莎拉這麼偏遠的地方，當我一九六○年第一次來到這裡，今天四十多年過後，我發現這裡的人生活方式也變了。因為這些改變，當地人的生活更便利，設備更先進。我覺得台灣也是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五○年前到現在，有很大的改變，連你今天穿的服裝都不一樣了（笑）。這些，我覺得很正常，世界變得更小了，來自其他地方的有用資源，接納，使用，沒問題。
但另一方面，就是在地經濟的問題。國際公司有巨額資金進來，它們的經濟實力使得小規模的本土經濟體無法相比。本來本土生產的東西，對當地人來講很實用，但因為全球經濟和外資，傷害了當地的經濟，我覺得這是負面缺點。
■ 開啟對話 避免衝突
我認為透過「對話」（dialogue），不管在哪一方面，即使是商業上也一樣，都應該要有個規則或規範。所以政府或是國家級的公司，都可運用國際公司的優點，但又不傷害地方經濟發展，我認為這是做得到的。
還有，有時大家批評美國文化入侵的現象，我覺得那還好，只要你保有自己的豐富文化資產。看看中國文化，不管到哪裡，美國、歐洲、加拿大甚至印度，華人住的地方都蓋小型的唐人街。在唐人街講華語，寫漢字，吃中華料理，使華夏精神、文化充滿生氣，所以沒有問題。如果你自己的傳統，在你的文化裡式微或被遺忘，你的文化遺產，包括很多歌曲就會消失。像美國、澳洲或是其他地方的原住民文化，他們的文化傳統在某種程度上是式微了。自然而然地，我們變了，我們也就失去了。
問：你剛剛提到，透過對話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事。怎麼開啟對話？從誰開始？
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利益，為避免衝突，要開始對話。我想首先是弱的一方要提出問題，然後溝通。如果你常常只想到你自己的利益，沒有適當地尊重我方利益，就會產生衝突，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方案，不否定你的利益，可是同時你也要尊重我們的利益。
問：為什麼你認為弱的那方應該開啟對話？
答：我這樣認為（笑），因為強的那方通常不會發現問題，他們只會照自己的方式做下去。弱方一定會感覺到有困難，想要發聲，不是嗎？這很合理。
■ 我堅信「非暴力」
問：有例子嗎？有成功的對話案例嗎？
答：成功？（思考）我覺得南非的改變，黑人、原住民，他們奮鬥了許多年代，奮鬥就是由弱方發起的，不是白人。很多地方、很多前殖民國家都是相同的情況，都是弱方、不利的一方開始抱怨強者不正義的行為，可是強者當中，只有那些有道德內涵的才會去聽。
問：面對全世界，你認為你成功開啟了對話嗎？
答：成不成功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對話的價值。首先，我完全堅信「非暴力」（Non-violence），非暴力與和平能結束所有的問題，我認為不正義的行為是個問題，此刻我們必須正視問題，透過非暴力、而不是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
非暴力不是說冷漠不關心，我們必須動員、全心投入，我們必須解決問題。我認為我們的優勢就是非暴力，認知到對方的需求，而且了解現實狀況，現實是，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獲勝，因為對方不會接受百分之百的失敗。
同時，我們必須共同生活。你看世界的經濟，在這個地球，我們必須比鄰而居（live side by side）。以西藏為例，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必須比鄰而居，他們也體認到這個現實。必須試著找出讓雙方都同意的解決方式，這就是對話的意義。
還有，要在不同宗教族群之間創造真正的和諧。如果你認為我的宗教比較優異，我的宗教是唯一的宗教，那麼真正的和諧或對話就不可能產生了。你必須尊重其他傳統，對方才可能尊重你，首先我們必須要先釋出尊重，他們才有可能尊重你，那樣的話，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真正的合諧和真誠親密的友誼才有可能。我深信必須這樣做。（笑）
問：這個世代很難找到優秀的領導者，尤其是政治領袖，你認為優秀的政治領袖該具備什麼？
答：大致上看來，我覺得至少從上個世紀後半葉開始，大家的思考方式改變了。在那之前，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政治領袖非常依賴的是武力，可是二十世紀後半，對話、共存（co-existence）的精神變得很重要。我們在十九世紀或是二十世紀早期，思想或許還沒有改變，可是後來南非變了，雖然印度還有一些帝國勢力掌控，但這都是改變的徵兆。西方殖民者一旦佔領某地，他們以為會長住久居，可是後來認知到他們的掌控方式，不但落伍而且是不正義的。
還有，例如在印度文裡面非暴力稱作「a-hin-sa」，現在非暴力這個字眼已成為政治現實了，像南非在曼德拉領導下和平轉型就是個例子。然後阿拉法特和拉賓在深陷暴力二十年之後，終於也都訴諸和平方式，這兩個人因此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都顯示非暴力在政治圈帶來的變化。
另一點是「慈悲」（compassion），以前在政治語言裡不可能講慈悲這個字，我只記得有一次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演講中有談到一點慈悲。很欣慰的是，現在慈悲終於在各處生根，愈來愈多政治領袖重視慈悲的價值，我覺得是很正面的改變。
還有「共存」，冷戰過後發展出共存這個字眼。所謂共存，就是認知到彼此的差異，接受不同點。
也就是說，對話的基礎，是非暴力。接著，下一步的發展，就是講慈悲。現在連醫學界也都講慈悲，在教育界也在談慈悲，這都是很正面的影響與改變。
最終，領導的品質在於要有願景。在民主國家，領導者還要善於溝通。溝通能力在民主國家非常重要，同時也要誠信、誠實，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要誠信、誠實，慈悲心就很需要。愈慈悲的人愈誠實，不慈悲的人會不安，會懷疑，會恐懼，結果會變成雙面人。
我相信物質方面我們已經很進步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要多重視情感、動機。哪些情感、動機是毀滅性的？哪些具有建設性？我認為很重要的是要多分析情感，不只是科學界或醫界，在健全的政治、健全的經濟和健全的身心等領域，我覺得慈悲都佔極重要的角色。
問：在這個快速變遷時代，你覺得領導者有時也會自我懷疑？
答：當然！會懷疑很自然，這跟有沒有自信心有關，我認為（淺笑）像毛澤東主席就太過有自信，很危險。我覺得有時候自我懷疑是必要的，會自我懷疑就會與相關的人有更多討論溝通，真正的共同領導（collective leadership）才會產生。
民主原則，就是在法律規定下人人平等。沒有人會百分之百正確，如果過度自信，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正確，這很危險。我覺得在某種程度的自我懷疑是必要的，可是如果過度自我懷疑，就是優柔寡斷，那也是災難。
問：現在各國都有政治紛爭，像台灣現在的總統大選，競爭者之間會互相抹黑，過程中讓社會更加分裂，你對這現象有什麼想法？
答：我覺得人民該支持的，是不同政黨提出來的政策，而不是說支持哪個人。競爭應該是政黨間的，而不是個人的競爭，應該是政策的競爭，批評對方的政策是可以的，如果後來變成批評對方個人人格，我覺得很不健康，我沒有這種（競選）經驗，所以這方面我懂的不多。我不知道，如果我參與競選或是入黨，如果對方批評我的人格，我不知道我會有什麼反應（哈），我會不會也批評對方？（哈）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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