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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馬神父重回台灣，來到台北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服務。當時的台灣仍在戒嚴時期，社會保守封閉。對於剛經歷過法國和日本學生運動洗禮的馬神父，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他很好奇當時的輔大校長于斌主教為什麼會找他來台灣？或許是因為馬神父有與不同宗教交談的經驗吧。第一年馬神父擔任學校校牧，第二年擔任宗教輔導室主任，一個全新的職缺。

 

　　馬神父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很大的佛陀畫像，甚至比十字架還要大，很多天主教同學不能接受。馬神父告訴他們：「世界不能只是天主教，要開放。」這是他一貫的態度。後來他受邀擔任佛教社團「大千佛學社」的輔導老師，也開始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徒有交往。學生都管馬神父的辦公室叫做「馬槽」，裡面住著老馬，老馬會說很不一樣的道理。馬槽成為不同宗教的共同聚會所，大門永遠開著，門口放著一本留言簿，可以讓學生寫寫東西，於是這本子裡出現了各種不同宗教的活動、想法和心情，每個到馬槽的人都會去翻翻看有哪些留言，有時也會針對留言作出回應。留言簿裡開始出現「文字化」的宗教交談。

 

　　馬神父異於傳統的行徑，在保守派人士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連神父同事都受不了，有人向校方要求開除這位不像神父的神父。有一天，幾名穿戴黑衣黑帽的男子大剌剌地走進校園，直闖馬槽。馬神父不在。黑衣人便問學生，學生說馬神父在教室上課。黑衣人轉身就走。學生急忙跑去通知校長。當于斌主教趕到教室時，前後門各站著一位黑衣人，另外兩名黑衣人圍著坐在椅子上的馬神父，像是在拷問。原來這人正是情治人員。

 

　　馬神父回憶說：「他們問我很多問題，我開始緊張，不知如何應付。他們打算把我驅逐出境，確實有許多外國神父因此被趕走。但是校長很有經驗，他把我叫到房間，問我做了什麼。于主教確定我沒有做壞事，馬上打電話給教育部長說馬神父沒有問題，我們需要他，這才沒事。後來于主教向教育部推薦我為好人好事代表，那年的推薦名單裡只有我一個好人，其他的都是好事。好人比較少，所以我變成他們需要的人。事後我經常被邀請到電視台接受訪問。」

 

　　經過這個事件，馬神父決定搬出學校的耶穌會宿舍，住到輔大後面簡陋的學生宿舍「輔大新村」，他和一名室友合住在三坪左右的房間，沒有廁所，門也沒辦法關。第一天晚上馬神父才剛躺上床就被人搖醒，有同學心情不好要找神父說話，馬神父很有耐心地陪伴。他很高興在教堂之外的地方也能為人告解。慢慢地，來找馬神父的人越來越多，一傳十、十傳百，同學們都知道可以到輔大新村找「村長」告解。後來，住在宿舍裡的天主教教友希望有彌撒，於是馬神父便開始在廚房舉行每日彌撒。這對馬神父而言是更貼近民間社會的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