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戲劇工作室 人生如戲嗎？ 編劇在人與人的曖昧中引導， 導向何方呢？ 願以藝術與熱情 創造大我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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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神父乖嗎？對於信仰與天主，我相信他是乖的，但是他的所作所為，至今一般人還是不易了解，甚至有點叛逆。因為多數人，對於走得太快、看得太遠的人難免會有意見，比如耶穌、佛陀、默罕穆德、甘地、聖方濟、史懷哲、南丁格爾、聖女貞德等等，沒有一個人是乖的！他們很確信自己走的是對的道路，他們是對「天」負責！

 

　　當然，宗教狂熱者也都確信自己走的是對的道路，對與不對，需要自己隨時隨地誠實地自我檢視：我的所作所為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有沒有違背教義？有沒有忘卻了當初修行的初衷？

 

　　一九六八年，法國發生激烈的學生運動。當時共產主義、存在主義等各種思潮百花齊放，不斷地挑戰固有的想法，學生們尤其崇拜毛澤東，學校裡到處都貼滿他的照片，《毛語錄》刺激了學生的想法，學生們認為學校太封閉，太以歐洲為中心，教育政策跟不上時代潮流，學生要求學校對外開放，但得不到當局正面回應。學生開始穿牛仔褲，在外過夜，進而全面罷課，後來連工人團體也認為學生所主張的是對的，學生占領校園、工人占領工廠，整個法國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暴亂，車子被燒，總統被要求下台。夜裡，馬神父也跟著上街頭，他認為自己也是巴黎大學的一份子，他同情學生的理想性格，他覺得自己對同學有責任。

 

 

　　馬神父回憶當年：「結果一到抗議的現場，我發現許多神父和修女也在其中，其實主教們都知道，但也沒有特別表示意見。當時天主教和基督教已經開始有些合作，支持學生運動。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對整個歐洲的影響相當大，我很想把這樣的想法融入我的何仙姑論文。由於我在亞洲有交談經驗，同年六月，教會派我帶領二十幾位很優秀的法國學生到東京去認識日本文化。我們在一起二十幾天，他們大多是天主教學生，也很喜歡新的想法。我被邀請在東京大學演講法國學生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但校方反對，日本學生便占領校長室，把門鎖上，請我坐在校長的座位為他們演講，我是如何以一個天主教神父的身分參加學生運動。不久，我在日本收到一份電報，要我到台灣輔仁大學報到。於是我直接從日本飛到台灣，那篇何仙姑的論文就此擱下，到現在還沒有完成。我的指導教授還特地從法國飛來台灣跟我的會長商量，他說這麼好的學生、準備了這麼好的論文，怎麼不讓他先把何仙姑寫完？會長說抱歉，我們對他有不一樣的計畫。我想一九六六年我會回到巴黎大學是天主與菩薩的計畫，那三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沒有經過一九六八年，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許多事情要等到事過境遷，回頭看，才能了解祂的計畫與意義。如是因、如是果。所有關係無不是由一連串奇妙的緣分所連接而成，任何一個環結沒有扣緊就不會有現在的結果。

 

　　說來真是神蹟呀！

 

　　然而，神蹟對於沒有信仰的人來說便成了愚夫愚婦的迷信，他們常嗤之以鼻地揶揄：「為什麼我看不見神蹟？」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你看不見？你是誰？你何德何能，為什麼神蹟要讓你看見？

 

　　但話又說回來，神蹟真的是隨處可見呀！光是我們每天能從睡夢中醒來，能活著呼吸，心臟不罷工，難道這些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大神蹟？再看看世界，地球月球的自轉公轉，太陽恆常地提供熱能，一切眾生之類，卵、溼、胎、化，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一切盡在平衡中不斷地變動生化，這不是奇蹟嗎？從前的人懂得感謝這莫大的恩惠，現代人反而多自以為是，經常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感恩。若說起這些道理，每個人都知曉。但是內化了多少就有待商榷了。就像公民與道德有能力考滿分，一旦面臨實際狀況的考驗，即使修養很好的人有時還克制不了一時的衝動，然後不斷受苦。只因他們的性靈還沒有深刻體驗到「生命的美好」。有了深刻的「美」的體驗，就不會願意讓自己去作「不美」的事。如印度哲人泰戈爾所說：「生，燦如夏花；死，美如秋葉。」一切都如此美好。

　　結束了這一天與馬神父的會談，我搭乘公車回家。下午六點半，正是台北交通最繁忙的時間，公車開得很慢，沿著新店溪，遠山那邊就是我家了。黃昏晚霞滿天，夕陽又大又圓，絢麗的紅霞照耀著新店溪粼粼波光有瑰麗的跳動金彩。太陽好美呀！我高興得想大叫，好想與人分享。卻發現整車子裡的乘客不是在睡覺、就是一臉疲憊的兀自發呆，當然也有人望向窗外，但是臉上卻沒有絲毫興奮的光采。怎麼會這樣？難道我們看到的不是同一處風景？為什麼佛陀、天主一再地顯神蹟，人們卻總是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