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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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音樂劇《一水南天》創作者：大時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 

             周報特約撰稿人 撰文：伍麗薇 2020-06-27 12:00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場白，放在今日的香港毫不過時。這也是音樂劇《一水南天》的命題，主創人員張飛帆及劉穎途以1920至1941年為背景，書寫香港人在大時代下如何抵抗天命，如何在黑暗中展現人性光輝。

歷史不斷重複，看似老土的劇情，正正呼應着當下社會。一整年的反修例運動，疫情下經濟停滯，國安法悄悄到來，大時代下人心惶惶，兩位創作者都希望作品或多或少可以鼓舞人心，甚至為行業帶來一點點改變。

疫情衝擊各行各業，藝文界幾乎停頓，《一水南天》由香港舞蹈團及演戲家族聯合製作，是疫情放緩後本地第一個大型演出，演出規模及資源投放之大都是近年少見的。

故事講述潮州人陳一水在十九世紀末來港，由窮小子一步步打拚成為米行老闆，恰逢時代動盪引發米荒，眼見同行囤積居奇，炒高米價，但百姓卻因戰亂、飢荒苦不堪言，在利益與公義下，陳一水面臨巨大掙扎。 

編劇張飛帆（左）和音樂總監劉穎途希望《一水南天》是一個好開始，於港人，於音樂劇界，以及逐漸失去的自由。（黃寶瑩攝）

最壞的時代最美的人性 

編劇張飛帆形容《一水南天》是史詩式作品，時間跨度大，中間經歷戰亂、海難、米荒等事件，若要形象化比喻的話，是一部耗資幾億元製作的電影。宏大的背景，訴說的是平凡人的事迹。陳一水代表着上一代的香港人，他勤力，他肯捱，他也很精明，所以能在亂世中發迹。張飛帆用三個詞語概括這一代香港人的特質：出力、搵食、發財。「香港人從來都是要搵食，搵完食下一步便是發財。」 

那麼發財之後呢？陳一水將米業經營得有聲有色，在糧食短缺的年代，開米行無異於印銀紙，人人都要開飯，做大米入口的，想賺多少錢就賺多少錢，是賣人血饅頭還是推翻米價，是賺到盡還是與民同行，全在一念之間。  陳一水的選擇，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選擇，在最壞的時代，總能看到人性最好的一面，放在現代香港，也很有共鳴，譬如疫情期間，有人炒口罩，也有人派口罩。 

「人性是永恆的，我們並沒有刻意呼應時代，是時代呼應人性，就像莎士比亞的作品，你覺得它們呼應時代，因為人性永恆，歷史也是永恆。」

七年前構思音樂劇時，他們便想寫一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當時有兩個方向，一是寫新聞女郎，講創作自由，一是寫潮州商人在香港發迹，後者最後跑出。「在很多地方我都講過，香港衰不是這幾年的事，香港的風起雲湧，在這十年間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香港有許多艱難的日子，當時寫這個故事，我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香港以前是怎麼走過來的，那我們才會知道怎麼走下去。」 

故事很有獅子山下的色彩，堅持便能走過逆境，互相幫忙便能跨越苦難，隱隱帶有樂觀的色彩。但現實是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飛帆不諱言即便處於滿是苦難的大時代中，他依然相信未來會更好。透過《一水南天》，他叩問天命，天命底下人要跪低還是群起反抗？故事結束在香港淪陷的一天，後來我們都知道，香港人捱過日本侵華、天災、瘟疫，最終成了國際都會，回頭再看，未來確是更好。「我很相信的，我信的原因是不能不信，如果我們連希望都沒有，那我們什麼都不會有。」 

「戲裏有講，大善到即大惡到，有惡劣的事發生，譬如疫症，死了很多人，但地球的臭氧層修復了，中間有句歌詞令我印象好深刻─『每一個銀分兩邊』，每件事都有兩面，視乎你如何看待。」《一水南天》另一位創作者兼音樂總監劉穎途（阿途）補充道。 

以1920至1941年為背景的《一水南天》，書寫港人在大時代下如何抵抗天命，如何在黑暗中展現人性光輝。（受訪者提供）

橫跨七年的創作  半杯水的道理，兩人深有體會。《一水南天》拖拉近七年，最終定在今年6月底演出，本身工作忙碌的兩人，因為突如其來的疫症，所有工作都被叫停，手停口停當然不好受，但他們也慨嘆，若不是有這空閒時間，很難應付這半年來不停改音樂改劇本的生活。 

飛帆說，一切都是天意。從2013年開始構思劇本，中間不斷有朋友問他們，作品什麼時候面世，他們都無法說清，都在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機遇。直到2017年，他們出現第一個機會，演戲家族與香港話劇團做了七場圍讀，在話劇團的黑盒劇場進行，有點像外國音樂劇般，想試試市場水溫。這個方式對創作人、投資人而言，是很健康的做法。劇本值不值得投資、有沒有硬傷、觀眾反應如何，都可以一探究竟。當時圍讀的評價大都正面，服裝、燈光、氛圍都不俗，最後作品被香港舞蹈團睇中。 

「中間有好多人都感興趣，亦有商業資金投資，但因為種種原因，最後我們與舞蹈團合作。」飛帆指，資源是其中一個考量，因為寫的時候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很重型的演出，沒有實力的大團很難負擔。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楊雲濤亦承認，製作這個音樂劇很吃力，舞蹈團從未試過做這麼大型的演出。 

決定了6月27日的公演日子後，大家開始籌備演出，風風火火的，誰也沒想過疫症的出現幾乎推翻一切努力。自2月起，本地表演場地關閉，所有演出暫停，飛帆的另一個作品《大狀王》原定5月底公演，因為場館未開，最終延期。6月1日，場館重開，但只容許工作人員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進入場館工作，關鍵在於6月15日的新指引，即使放寬觀眾入場，人次也與原本的首演有落差。隔開坐，觀眾只剩一半，「天意，我們遇過很多天意，有時我都覺得是否上天在考驗我們。」飛帆苦笑。 

但創作上再多的未知數，都比不上香港這個未知數。有段時間，他們情緒甚受影響，阿途說，試過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要寫情歌或開心的歌，很辛苦很困難，只能迫自己去做。飛帆則說，至少創作還是快樂的，在失意時可以透過寫作抒發情感，「我們還有創作，已經比很多人幸福。」 

疫情之下，街道、康體設施都顯得十分冷清，也幾乎推翻劇組一切努力。（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做腰馬合一的音樂劇  坐在面前的兩人，一個看起來老成，一個書生感十足，沒想到一唱一和就似多年老友。嚴格來說，《一水南天》是兩人第一個合作的作品，沒想到一拍即合，中途合作了《時光倒流香港地》及《熱鬥獅子球》。老成的飛帆在訪問中常常說很喜歡阿途的音樂，很大器很澎湃很對胃口，「有時，我會說他的音樂好似開外掛般，有四個核彈頭，好勁。」  「一個銀分兩邊，有時太澎湃，事情會變質，我會提醒自己，要拉返來，不要由頭到尾都澎湃。」阿途不好意思地說。 

兩人的音樂喜好相近，又特別鍾情音樂劇，七年前朋友介紹下便說不如認真寫一齣劇，再搵劇團來做，最後可能無法成事，但就是想慢工出細貨，能夠將每個細節都做好。阿途表示：「我經歷了很多個音樂劇，三個月寫30首歌，想都沒時間想，便要開始寫，質量連自己都過不了，我覺得很對不起演員，亦於心有愧，聽到他說和我一齊癲，即刻答應。」  三個月做起一齣戲，在香港很常見。香港劇場的生態是，一年前預約場地，構思半年，拍板做的時候只剩下三個月，時間與資源都很緊絀，出來的成品自然不盡如人意。「上年有內地製作人找我，說想做音樂劇，我說最重要的是時間，畀幾多錢都沒用，對方說那再傾。我希望《一水南天》的創作流程可以讓其他人借鏡，從而再思考如何做好的作品。」 

音樂劇講求合作性，劇本、音樂、填詞、編舞，如何入歌，跳舞時怎麼入音樂，都需要互相配合，大家舒服才能成事。

飛帆形容，這是一個腰馬合一的過程，「以前做音樂劇，我最憎聽到一句：音樂劇最重要是音樂。當然，音樂很重要，好多人都用這個概念去做，你有沒有看過內地的『印象』系列，真的很賞心悅目，又激光又放煙花，但故事講什麼，可能只是一個男仔喜歡上一個女仔。」 

音樂劇的靈魂是以故事推動音樂，歌曲之所以動人，是情節濃度可以發展成音樂唱出來，音樂的唱詞等於戲劇的台詞，男女對唱等同男女對話。「在劇情下唱一段，再由演員演出來，這便是音樂劇腰馬合一的狀態，而我們的粵劇便是這樣。」阿途亦說：「音樂劇最正的地方是，有些台詞未必適合直接說出來，但我們可以唱出來。」 

香港舞蹈團及演戲家族聯合製作的《一水南天》是疫情放緩後本地首個大型演出，創作者希望作品可以鼓舞人心，帶來一點點改變。（受訪者提供） 

藝術需要自由與氣度 

唱唸做打，是傳統戲曲的基本功，音樂劇講求唱跳演，香港有粵劇傳統，理應有先天優勢發展音樂劇，可惜的是，這個優勢沒有被好好把握。目前亞洲做音樂劇最頂尖的地區是韓國，不只是音樂劇，韓國的影視文化在這十多年間快速冒起，已成產業，但在二十多年前，韓國的流行文化養分都從香港而來。飛帆解釋，音樂劇由西方而來，香港發展音樂劇已有二十五至三十年歷史。身處的是華洋雜處、東西匯聚的地方，加上本身有戲曲的底蘊，可說有豐富的土壤去醞釀屬於華人的音樂劇，但這件事並沒有在香港發生，中間曾出現過好的作品，但只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並沒有發展成一個行業或一個時代。 

「韓國這些年急起直追，它的電影、劇集、流行音樂，完全打敗我們。它的音樂劇很頂尖，可說是東方的百老匯。當然，韓國也很西化，做很多翻譯作品，背後也在仿效西方，但韓國演員可以跳唱演，打兩個筋斗再唱跳，而且唱得好好聽，仲要靚仔和高。」飛帆說。「最近還做了《英雄本色》，是香港的《英雄本色》。」阿途強調。 

工作以外，兩人曾相約到韓國看音樂劇，一口氣看了數個作品，其中曹承佑主演的《變身怪醫》（Jekyll and Hyde），娛樂與質量兼備，演員不斷變身，飛帆大讚水準好到「嚇死人」。「好勁，出來謝幕都要做好型的事，型到女仔不斷尖叫。」  技巧、功架都無可挑剔，作品是賞心悅目的，而且市場推廣很成功，利用偶像化演員吸納年輕觀眾，看音樂劇，原來也可以追星。「靚仔，唱得，仲要技巧好，公平咩？」他們忍不住吐槽。 

歸根究柢，韓國影視業搞得有聲有色，主因在於政府願意投放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創作自由。

「韓國的政治好黑暗，但他們的電影好痴線，有暗殺總統、北韓人可以去南韓。香港都有創作自由，但大陸卻要審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電影來來去去都是這樣，反而韓國可以好燦爛。韓國劇集可以搵好多錢，每一件事都計算得很精準，連皇帝都可以玩，像《The King：永遠的君主》，原來有平衡世界，現實是大韓民國，而在平衡世界中有大韓帝國，皇帝過來追女仔，女觀眾當然開心，人家可以這麼大膽。」飛帆指，香港的優勢是有創作自由，但這種自由也開始有不自由之處，因為過於背靠大陸，作品入大陸需要通過審批，有些題材總是不能做。 

（《The King：永遠的君主》劇照）

去年，飛帆擔任戲劇文本指導的劇場空間便發生類似事件。其中一個劇場作品《坂本龍馬の背叛！》的一則牆身廣告因繪有蒙面黑衣人撐黃傘，廣告商在自我審查下不批准發布，要臨時抽起廣告。類似的自我審查近年在戲劇界愈來愈常見，「多多少少都遇過，尤其返大陸做的作品，可以突然不做，電影更嚴謹，不是要審查，而是必須審查。」 

國安法鬧得沸沸揚揚，兩人都擔心創作自由只會愈來愈少，另一方面也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自設框架，阿途說，《時光倒流香港地》也涉敏感題材，以為做不成，但最後也完成了，說明限制不是來自他人，而是自己。 

飛帆亦說：「退一步講，我相信有些事需要氣度，好的作品未必要做些什麼，探討人性而已，就像《一水南天》，你可以有無限想像，它亦呼籲香港人要團結一致去對抗逆境，可以很正面。是社會變，不是我們變，當社會變的時候，你帶着不同的眼光來看，是可以的。藝術就是可以容納不同的看法，這就是自由，而這在創作上是需要的。」 

他們希望《一水南天》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於2020年，於香港人，於音樂劇界，以及逐漸失去的創作自由。

*上文節錄於第21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2日）《專訪《一水南天》創作者：大時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