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 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 》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 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譯文
《五代史·馮道傳·論》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妙啊，管子的善於立論！禮義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恥，是為人立身的大節。大凡不廉便什麼都可以拿；不恥便什麼都可以做。人到了這種地步，那便災禍、失敗、逆亂、死亡，也就都隨之而來了；何況身為大臣而什麼都拿，什麼都做，那麼天下哪有不亂，國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這四者之間，恥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論及怎麼才可以稱為士，說道：“個人處世必須有恥。”孟子說：“人不可以沒有恥，能以無恥為可恥，就能免於羞恥了。”又說：“恥對於人關係大極了，那些搞陰謀詭計耍花樣的人，是根本談不上恥的。”其所以如此，因為一個人的不廉潔，乃至於違犯禮義，推究其原因都產生在無恥上。因此（國家領袖人物）士大夫的無恥，可謂國恥。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會和道德日益衰微，禮義被拋棄，廉恥被摜在一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凜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風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雞鳴，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實在未嘗沒有獨具卓識的清醒者啊！最近讀到《顏氏家訓》上有一段話說：“齊朝一個士大夫曾對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年已十七歲，頗能寫點文件書牘什麼的，教他講鮮卑話，也學彈琵琶，使之稍為通曉一點，用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處受到寵愛。’我當時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這樣教育兒子的！倘若通過這些本領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願你們這樣幹。”哎！顏之推不得已而出仕於亂世，尚且能說這樣的話，還有《小宛》詩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獻媚於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慚愧麼？
羅仲素說：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恥是士人優良的節操，風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天下才有良風美俗。
古人治軍的原則，沒有不以廉恥為本的。《吳子》說：“凡是統治國家和管理軍隊，必須教軍民知道守禮，勉勵他們守義，這是為了使之有恥。當人有了恥，從大處講就能戰攻，從小處講就能退守了。”《尉繚子》說：“一個國家必須有慈孝廉恥的習尚，那就可以用犧牲去換得生存。”而太公望對答武王則說：“有三種將士能打勝仗，一是知禮的將士，二是有勇力的將士，三是能克制貪欲的將士。因為有禮，所以列朝治軍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難道還有欺淩平民、搶劫牛馬，而對百姓實行殘暴手段的麼？”《後漢書》上記載：張奐任安定屬國都尉，“羌族的首領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長又贈送他金環八枚，張奐一起收了下來，隨即召喚屬下的主簿在羌族眾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馬多得像羊群那樣，我也不讓它們進馬廄；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進我的口袋。’把金和馬全部退還。羌人的性格重視財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個都尉，大都貪財愛貨，為羌人所怨恨，直到張奐正直廉潔，威望教化才得到了發揚。”唉！自古以來，邊疆局勢的敗壞，豈有不從貪求財貨開始的麼！我對遼東的事件不能無感。
杜子美詩道：“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有一種刻本作“廉恥將”。詩人本來的意思，未必想到這點，但我讀《唐書》，講到王佖做武靈節度使時，以前吐蕃人想造烏蘭橋，每次在河邊岸上事先堆積木材，都被節度使派人暗暗地運走木材，投入河流，橋始終沒有造成。吐蕃人瞭解到王佖貪而無謀，先重重地賄賂了他，然後加緊趕工造成了橋，並且築了小城防守。從此以後朔方防禦侵掠的戰事就沒完沒了，至今還成為邊患，都是由於王佖的貪財引起的。所以貪財的人作將帥便邊關到夜間也洞開著無人防守。懂得這個道理，即使是郢書燕說式的穿鑿附會，或許也可以治國吧！
簡析
本文表達了古代讀書人對氣節和知恥心的重視。
顧炎武身處明末清初，對於當時讀書人變節以求取富貴，感到痛心疾首。他讀到《新五代史》中有關歐陽修對馮道的評論，有感而發，遂批評那些沒有羞恥心的人簡直是國家的恥辱，並指出「恥」為立身之本。
恥為四維之首
顧炎武將「禮義廉恥」中的「恥」單獨挑出來，強調「恥」為四維之首，並引孔、孟的話，指出如果無法做到知恥，則其餘三維都不必談。究其原因，人的不廉、悖禮、犯義等行為最後都歸結到「無恥」這個關鍵點之上。因為「不廉則無所不 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兩者為立人之大節，攸關國家的興亡。倘若人人不顧公義，予取予攜，國家豈有不亡之理？
須堅守道德
作者觀察到「棄禮儀，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當眾人昏昏之時，只有自己一個堅持，易生無力之感。作者從顏之推《顏氏家訓》中得到啟發，「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只要是對的，就要堅持下去。
為什麼說廉恥比禮義更重要？
我們是不是處在空前的俗世化時代？
這個問題讓很多人憂心忡忡。俗世化最顯著的表現是物欲橫流，恥感淡薄。毫無疑問，各種突破道德底線的事件，各種殊無禁忌刺激感官的話題，充斥於日常見聞，已是不爭的事實。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可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物質享受高度發達，為什麼社會道德卻出現如此大的反差？要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精神，重構社會的基本價值，該從何處入手？
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先生在論述六經的價值倫理時認為，中國文化的價值理念中，仁愛、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這六組價值論理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天；不僅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基本義理，也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價值。為此，近年來他先後撰寫《敬義論》、《論和同》、《立誠篇》，洋洋數萬字陸續見諸報端。
最新的一篇，是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六期的《論知恥》。全文兩萬餘字，以疏解《禮記·中庸》提出的修身三達德（即：智、仁、勇）為題點，論證“知恥近乎勇”一德為何是士之為士的首要品格。對“好學近乎知”和“力行近乎仁”兩達德，也作有詳盡疏解，對“仁”何以需要“力行”，文章提出了新的釋證，認為仁是親、愛、寬、博意涵的括稱，只有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方能得以呈現。
孟子的“人之四端”之說，其中“羞惡之心”即為知恥，無知恥之心，在孟子看來則為“非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語出管子，也是第一次把“恥”和“廉”連接起來。歐陽修《新五代史》馮道傳的敘論提出：“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歷來解廉恥一語，都不如歐陽子解得如此深刻無漏。至明末清初，顧炎武鑒於明亡的歷史教訓，更提出“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的發人警醒的人類尊銘。
“禮義廉恥”四字之並提和連屬，最早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複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是為禮、義、廉、恥四字並提。《管子·立政九敗解》：“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是為禮義廉恥四字連屬。至於“維”之一字的索解，是否即為“以小繩綴侯之四角而系之於植”，我們姑且存而不論，總之是禮義廉恥是維繫國家的極為關鍵的支撐，齊國的這位大思想家能提出此一學說，即足以視作對歷代治國理政，對吾國思想文化之史的了不起的貢獻。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馮道傳的敘論中寫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歐陽修對管子的四維說和禮義廉恥的深涵給出了極為深刻的訓解，至有“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的至理銘言。歷來解廉恥一語，都不如歐陽子解得如此深刻無漏。這裏再次重複一遍：“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廉恥是一個人立身的大節，如果不廉，什麼都敢拿；如果不恥，什麼是事都敢做。
下面看看顧炎武是怎樣評騭歐陽修的這段銘言的。顧炎武在《日知錄》的“廉恥”一節中寫道：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蓋在顧炎武眼裏，四維之中的廉恥尤為重要，因為不廉乃至悖禮犯義，都是由於無恥所致。所以他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是顧寧人的千古名句，置諸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無論千年以前，抑或千年之後，都是鐵骨錚錚的發人警醒的人類尊銘。然則顧寧人之儻論，直接是為明之亡而發，故在廉恥一節之後，附語寫道：“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顧寧人認為，治軍之道，首先是本於廉恥。
豈止治軍需要從廉恥入手，一國之大臣的廉與貪，實際上是國之興衰敗亡的決定性因素。以此顧炎武主張“儉約”，認為“國奢示之以儉”，是“君子之行”和“宰相之事”。他逐一列舉漢代的許劭、北齊的李德林、魏武時期的毛玠這些以儉樸為尚的達官，如何直接影響到一時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唐代大歷年間的宰相楊綰，史載其“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例如禦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崔甯的胞弟，家中多蓄財富，“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台榭，當時第一”，但崔寬在宰相楊綰的影響下，很快下命令毀撤了這些別墅。
中書令郭子儀，在崔綰拜相之後，其在邠州的行營，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還有京兆尹黎幹，平常出入，百餘人馬跟隨，也很快作了裁減，只留十騎而已。另一個唐代的例證，是當享有剛直清廉稱譽的杜黃裳出任宰相，向來跋扈的李師古，命手下一名幹練之人，帶著錢數千，和一乘車子，欲賄賂杜黃裳。但使者到門之後，未敢即送，在外面“伺候累日”。後來看到有綠色的車轎從宅中出來，跟隨的只有兩個從婢，“青衣襤縷”，原來是宰相的夫人。送禮者見此情形，立即回去告訴告師古。從此師古改變了自己，終其一生不敢驕奢淫逸。顧炎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改變奢侈的風氣並不見得那麼難，只要將這些範例廣為傳佈就可以了。他發為感慨說：“道豈遠乎哉！”
顧寧人深知，廉恥之風是否能夠建立起來，關鍵在大臣，即那一社會的居高位者。為此他在寫了“廉恥”、“儉約”兩題之後，又寫了“大臣”一題。他說：“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但大臣的廉與不廉，不能看一時一事，而是應察其終始。歷史上廉潔的典型，當推三國時的名臣諸葛孔明。諸葛亮臨終時，自表後主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死後證實，確“如其所言”。
顧炎武寫道：“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但“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又說：“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考之史事，漢代的時候懲罰貪賄執法嚴厲，一旦被被劾，常常死於獄中。唐時犯貪贖之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很少有被赦免者。宋初於貪贖之罪，處理尤嚴。史載，宋代所以能得循吏，不赦犯贖是一個原因。而且對於犯者，不僅處以流放嶺外，而且刺字暴打。但熙寧中期以後，廢除了黥杖，“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
明朝的時候，對貪犯比宋朝還要姑息：“贖吏巨萬，僅得罪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明宣德中，都禦史劉觀坐受賄罪，本該論斬。但皇帝發話：“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遼東。”到後來，特旨曲宥竟成為常例。顧炎武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又說：“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所以他對諸書所載的一些懲貪懲得痛快淋漓的案例，格外感興趣。他說後唐明宗的時候，毫州刺史李業，因貪贖被賜自盡。
被此案牽涉的有一位名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的親戚，於是有人上奏，希望免其死罪。明宗的回答是：“王法無私，豈可徇親！”又以案例，見諸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皇帝發出勅旨，曰：“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鑒於貪吏之敗國，顧炎武主張嚴懲貪贖罪犯。
《唐書》牛僧孺傳所載的一件史例，顧炎武頗感興趣，因為其中透露有已往反貪不經見的內容。唐穆宗初年之時，宿州剌史李直臣犯貪贖罪當死，中貴人為之說項，穆宗決定寬恕，說：“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時任禦史中丞的牛僧孺不同意穆宗的這一說法，直言道：“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穆宗覺得禦史中丞的話不無道理，結果沒有寬恕此人。顧炎武引來此例，探後發為感慨，寫道：“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是呵，能夠拼命攝取到財富的人，自然不會毫無才具，只在才用何處罷了。
而對後來流行的所謂懲貪宜寬厚之論，顧炎武頗不以為然，他說：“乃餘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馳，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實則寬宥那些貪腐不吏者，並不是什麼“為仁”，而是助惡為患。宋代的包拯告戒子孫：“有犯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顧炎武說，今日之士大夫教子孫，真該以包拯之戒語為取法。
讀顧寧人之關於廉恥、儉約、大臣、除貪諸文，知其為說無一不是有所為而發，而且都是鑒於亡明之教訓，痛乎言之。大哉，顧氏炎武之論——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大哉，歐陽子之傳序之論——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大哉，管生之能言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顧炎武（1613.7.15—1682.2.15），漢族，明朝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今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人，本名絳，乳名藩漢，別名繼坤、圭年，字忠清、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南都敗後，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他一生輾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創立了一種新的治學方法，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被譽為清學“開山始祖”。顧炎武學問淵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其主要作品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古音表》、《詩本音》、《唐韻正》、《音論》、《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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