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期（1946-1950）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解放戰爭」，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稱之為「戡亂」。
1945年8月至10月，毛澤東、周恩來等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有關問題的具體談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政府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之間進行。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雙方於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決定在年底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國共兩黨並民盟、青年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個決議案，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 1946年2月底，雖有反蘇運動等因素，國共雙方仍達成整軍協定，統一將國共軍隊整編為國軍。協定劃定全國駐軍服務區，各軍隊集結在此統一整編；整編以12個月為一期，分期縮編部隊，直到完成全國60個師的目標。3月底，國共達成迄今最後一個正式協議東北停戰協定。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國共雙方處於邊打邊談的狀態，雙方在東北、中原、華北等處展開爭奪。1946年11月15日，國民大會召開。此時，國民政府為迎接制憲國民大會，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1947年1月，《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之後，國民政府應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的要求，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以政治方式解決兩黨爭端。共產黨方面認為國民政府沒有誠意，中共南京代表陸定一回應，「廢除偽憲法和恢復1946年1月31日軍事位置，是恢復和談的最低限度」，至此國共談判完全破裂。此時中共仍堅持在南京活動，不離開。國府兩度委婉逐客無效，故2月底，國民政府公開下達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留守處代表3月5日前撤離，並關停重慶《新華日報》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馬歇爾調停失敗後，內戰全面爆發。之後，國軍調整戰略，重點進攻共產黨山東和陝北兩大共產黨控制區。在陝北，國軍一度占領延安，但此時共產黨已經主動撤離延安，國軍占領的只是一座空城。山東方面，解放軍採取運動戰打擊國軍，避免與國軍進行主力決戰。之後陳毅、粟裕率領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戰役中重創國軍，全殲國軍王牌主力、五大主力之首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陣亡。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軍開始攻勢作戰，在東北，將國軍壓縮至幾個相互孤立的城市，為遼瀋戰役奠定了基礎。在陝北，彭德懷部隊在1947年8月初圍攻榆林，鍾松整編36師北上救援。隨後彭德懷圍點打援，發動圍攻鍾松的沙家店戰役。劉戡全力救援，鍾松逃脫。10月，彭德懷再度圍攻榆林，國軍已經無兵可調，不得不由蔣中正致電寧夏主席馬鴻逵求援，馬鴻逵命整編18師支援榆林，彭德懷再度圍點打援。寧夏軍與彭德懷部隊在元大灘激戰，雙方傷亡慘重。最後彭德懷撤退。2月，彭德懷部在宜川圍點打援，殲滅劉戡29軍主力，劉戡自殺。4月底彭部占領延安，後撤至黃龍地區休整。中原戰場局勢錯雜，雖然國軍尋機作戰，但解放軍運動靈活，故國軍始終處於被動地位。1948年3月，陳賡謝富治兵團乘中原國軍兵力空虛，進攻洛陽，兩進兩出，殲滅國軍守軍。4月，劉鄧部隊進攻阜陽。經過近一年的戰鬥，中原地區的戰事轉向對中共有利的一方，國軍日趨被動。5月，中共成立中原野戰軍，發動宛東戰役，擊潰國軍18軍。6-7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發動豫東戰役，攻克開封，殲滅整編75師，確定了中共在中原地區的優勢地位。毛澤東在1948年8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 11月，在山東、華北等戰場，解放軍也展開了攻勢。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通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國軍的主力精銳，國共內戰大勢底定。1949年4月20日，國民政府最後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內容為：
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至何處，均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
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佈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
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並願意於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們願意再一次給該政府以簽字的機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入南京，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四處遷徙。解放軍則向全國進軍，逐步攻佔了除台灣和少數沿海島嶼外的全部國土。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2月7日，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撤往台灣。
中共政權確立時期（1949-1954）
經過數月的籌備，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決定以北平為國都並改名北京、以西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以五星紅旗為國旗，通過了由180人組成的第一屆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6位為副主席、以及另外56位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同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往臺北，並繼續統治台灣本島及福建離島地區金門、馬祖(通稱為台澎金馬地區)至今。至此，中國歷史上海峽兩岸分別統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獲得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席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雖有發展，但兩岸在意識形態及台灣的政治地位問題上立場歧異，繼續處於分治的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中國歷經連年戰爭已近成廢墟；按照中共論點，「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農村「土改」，抑止了戰時通貨膨脹。」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一個初步完整的工業體系，並力圖普及國民教育與建立基層醫療保障體系。外交上奉行完全傾向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援助各社會主義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共產主義活動。軍事上，1950年基本消滅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殘餘力量；同年，北韓進攻南韓，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後，擊敗朝鮮人民軍，並推進至中朝邊境。期間，曾多次轟炸中國東北。10月中共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一起與聯合國軍作戰，使戰線重回三八線，於1953年簽署停火協議。朝鮮戰爭使美國認識到中共的軍事能力，但也為中共和美國的關係的發展蒙上陰影，深刻影響了兩岸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後續發展方向。
1949年後，中共在建國前三十年由毛澤東主導發起了很多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絕大部分是政治運動，或者是政治運動與經濟政策的結合運動。大部分政治運動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甚至被迫害，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毛澤東做了評價和總結。
1950年5月1日至1950年底，在全黨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主要是在領導幹部中克服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改善黨群關係；以及少數人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
1951年2月至1953年進行整黨。
中共稱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政治運動的統稱。
經濟領域的政權鞏固
1950年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其中之一是調整工商業中的公私、勞資、產銷關係。該黨稱此次調整後，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但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於用正常方式獲得一般利潤，力圖利用和國營經濟的聯繫，以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圖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削弱國營經濟；他們在經濟上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蝕了工人階級和國家工作人員。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實際控制區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促進經濟建設。在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汙盜竊現象，而貪汙盜竊又與中共和其政府內部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緊密相聯。
因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別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強調必須把「三反」鬥爭看作像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重要，要大張旗鼓地發動廣大群眾。從此，「三反」運動在其各地區各系統各部門迅速展開。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開展鬥爭。1月5日，周恩來在中國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參加「三反」運動。
在「三反」運動中，一些單位揭發出私人工商業者的貪汙、行賄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為此，中共中央於１月５日發出了《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倡狂進攻的指示》。3月11日，中國政務院公佈了《關於處理貪汙、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3月28日，中國政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文件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汙分子的處理辦法。
該國官方文獻稱：在三反運動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貪汙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要徹底剷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一場大規模的「五反」運動。2月上旬，五反運動從各大城市開始，很快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3月11日，中國政務院批准公佈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要求：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５類進行定案處理。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魯言關於結束「三反」、「五反」運動的兩個報告，「三反」和「五反」運動結束。
雙百運動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繁榮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佈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其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分別於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雙百方針。1967年人民日報曾撰文稱「雙百方針」的目的是引蛇出洞的「陽謀」。
中共稱反右運動是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該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中共認為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其黨建的正常步驟。且稱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的批評、建議；但也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倡狂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反擊右派的運動。中共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於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中共文獻指出此次運動有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多達552877人。
社會主義建設、教育時期（1954-1966）
大躍進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 由於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8年至196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主張「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但反而造成國民經濟的倒退和大饑荒的發生。其中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因為彭德懷等人的異議而下令發動反右傾運動，進而造成社會經濟陷入困頓，並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後才得以制止。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差異而宣告分裂。
反右傾運動亦稱「反右傾鬥爭」，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隨即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有較大異議的中共黨員被打倒，會後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鬥爭。大量中共黨員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大躍進運動溫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餓死。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中共後來認為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真實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運動是錯誤的。
四清運動，簡稱「四清」，是1962年底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由毛主席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的一場政治運動，意圖「反修防修」，防止演變。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裡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1976）
1964年7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組發表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不久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革除國家和黨的職務，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文革小組碰頭會成為文革期間最高會議。 1966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透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在這之後引起長達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並且對中國社會、文化和古蹟造成嚴重破壞。這時期也因為文化革命造成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終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遭到瓦解而結束。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的黨章確立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翌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陳伯達及林彪的其他黨羽在會上，積極建議恢復設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職，謀求林彪擔任此職，遭到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駁斥，大會轉而批判陳伯達。
1971年9月8日，副統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毛澤東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突然乘飛機出逃，並在蒙古墜機失事（民間傳言飛機是被擊落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舉行。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王洪文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毛澤東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展開。
1974年10月周恩來因病住院後，鄧小平獲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負責日常工作，開始整頓生產秩序，試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出修正。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6年2月，「四人幫」經毛澤東批准，掀起以批判鄧小平為主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因病逝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黨中央，採取了政變的方法，在沒有逮捕令甚至沒有正式的會議決議前提下，在中南海懷仁堂秘密逮捕四人幫成員及清洗其支持者的活動，中共官方號稱「粉碎四人幫」。至此，長達十年、對中國社會、文化及古蹟造成嚴重破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文革」結束後，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等一系列會議，中共領導政策開始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
鄧小平再次復出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1977年8月19日，十一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十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預備。
改革開放的確立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會議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此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上。
1979年9月25日－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980年2月，在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書記處負責人）， 全會一致通過了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的決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中共十二大
1982年8月6日，十一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不再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職務，同時確立以總書記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共產主義政治風波
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中國大陸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廣大群衆和青年學生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之後，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學生大批湧上街頭舉行遊行活動。4月26日，中共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但是，形勢並沒有好轉。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戒嚴部隊被許多北京市民阻攔，未能入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措施，6月4日淩晨，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實行武力鎮壓，軍方與群眾、學生爆發衝突，造成平民及軍人流血傷亡（流傳的傷亡數字不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等領導人逐漸退出前臺，實際鄧小平幕後問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
權利交棒
六四事件不僅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臺，趙紫陽此後一直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更導致鄧小平威望受損。
鄧小平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在保守派中有較高認可度的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從此江澤民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不久鄧小平又將改革派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請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就是否繼續改革開放出現意見分歧，眼見改革開放即將擱淺，已身無所職的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南巡，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小平理論，並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
近代發展
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會議中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進而確立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並且建立包括李鵬、朱鎔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而儘管六四事件一度讓改革開放政策暫緩，1990年代初期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政策重新獲得施行，這讓鄧小平的經濟學觀點重新獲得重視。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列為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繼承鄧小平在1990年代「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並延續後者絕大部分政策。隨後江澤民則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要眾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三個代表思想獲得批准並修訂至《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並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在三個代表思想中，透過制定理論的方式讓民營企業家和入境資產階級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國共產黨。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胡錦濤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接替江澤民最高領導人位置，並且和吳邦國、溫家寶等人組建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
不同於先前的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人的統治，胡錦濤把重點放在集體領導上，而反對單一個人在政治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由於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增長，反而促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為瞭解決這些問題，胡錦濤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兩個主要思想。其中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10月2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版中，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才視為指導方針。胡錦濤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卸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且由新選出的習近平接替這兩個職位，之後與李克強等人組建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習近平上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便展開數十年來最為積極的反腐敗工作，但與此同時開始整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辦公室的權力，這使得外國評論家認為其破壞集體領導制度、而朝向毛澤東的統治方式。(續)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