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簡稱中共（CPC），在中國大陸常簡稱為黨，目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執政黨。該黨創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由陳獨秀和李大釗於1921年7月組織成立，初期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援助，並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兩黨進行了長達10年的軍事鬥爭。194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外國勢力的影響，改由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掌權。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國民黨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擊敗中華民國國軍，進而取得大陸地區及其絕大多數沿海島嶼的統治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排除意識形態問題和許多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建立關係。1989年東歐劇變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加強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交流，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繫。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主要基於民主集中制，主張應共同維護已獲得共識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是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核心權力機構，通常1年召開1次會議。因此，多數職權和日常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掌握。中央主要負責人自1993年開始會同時擔任負責黨內和民間事務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軍事事務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具外交禮儀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其能有效掌握三個職位時常被外界稱作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自2012年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今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共有8944.7萬名黨員、基層黨組織則有452萬個，其中女性占25.7%，少數民族占7%。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初期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和援助。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爆發長達10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
194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外國勢力的影響，改由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掌權。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國民黨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消滅中華民國國軍，進而取得大陸地區及其絕大多數沿海島嶼的統治權。在1949年10月時，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正式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戰敗的國民政府形成兩岸分治的局面。
自1980年代開始排除意識型態問題，中國共產黨開始與數個非共產主義的政黨維持交流，其中包含許多採取民主制度的一黨制國家執政黨，以及在其他國家佔有主導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團體。而在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瓦解東歐民主化以及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於1991年時開始強調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發展政黨交流，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繫。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帝國主義勢力陸陸續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從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暨半封建社會，在這過程中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無產階級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工人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民國八年（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產國際致全世界無產者宣言》，鼓勵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到了隔年，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有關於建立共產黨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吳廷康等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畫在上海市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市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市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市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市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
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
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大正九年（1920年）俄共（布）為了領導遠東地區黨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遠東局。。時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出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的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以蘇俄《生活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在北京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與上海的陳獨秀、戴傳賢（戴季陶）、張東蓀建立了聯繫。
4月底，維經斯基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向他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建議，並向上海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資助。8月上旬，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稱「中共上海支部」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所以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陳獨秀還在另外幾個城市（北京、漢口、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及巴黎）中發展了組織，並組織搗毀焚燒了與其觀點相左的北京晨報館。1920年5月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該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中國科的工作任務是:進行黨的建設、工會建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出版工作等。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建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
大正十年（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到俄國，隨後被共產國際任命為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書記，負責與中國、蒙古、日本、朝鮮等國的革命者聯繫，指導開展革命運動。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到達上海。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到達上海。
由於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為了方便在中國南方變現，很多情況下不是盧布紙幣現鈔，而是珠寶、鑽石甚至是鴉片，而被指責為「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 陳獨秀個人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稱將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但由於現實原因，最終妥協，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經費仍是由總部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提供。
民國十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13名代表（共有57名黨員）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於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構。這也是中共通常認可的成立日期。7月，在上海公開成立工人維權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陸續成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分部，發動工人維權罷工活動。
民國11年（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章，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宣佈「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指導。為了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自民國12年至16年（1923年~1927年）大革命時期，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122次討論中國革命的會議，作出了738個決議。
中共一大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二七大罷工，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裡，中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達到了30萬以上。其中，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上演了最為慘重的一幕。
民國十年（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得到中國大總統孫中山同意，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孫中山大本營所在地，在那裡停留了9天，與孫三次長談，並廣泛接觸國民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之後馬林提議中共應該與國民黨合作。共產國際執委會又發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馬林推行「黨內合作」。
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與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陳獨秀和幾乎所有中共領袖最初都表示反對。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他也日益對莫斯科的意志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揮感到不滿,終於勉強表示服從馬林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同意加入國民黨。馬林主張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積極合作，因此與中共領導人產生很大的矛盾。1924年，馬林被召回，由維經斯基接替。
民國11年（1922年）9月，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
民國12年（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孫越宣言，開始聯俄容共的策略。之後2月派廖仲愷繼續與蘇聯談判，8月又派蔣介石到蘇聯考察軍事。10月，聘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類似布爾什維克式政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此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通過了黨的「三大」宣言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的決議案》。。中共三大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
民國13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鄭重闡明瞭三民主義。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1/4。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國民黨的「一全」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蘇聯的援助下，民國13年（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與以往軍校的不同，把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依照蘇聯紅軍的樣式。黃埔軍校的成立為國民革命軍奠定基礎，培養了大批人才，包括林彪、徐向前等解放軍名將皆出自黃埔軍校。
民國15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進行土地改革。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史達林在中國委員會上發表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1925年5月30日，中國共產黨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為中心口號，發動群眾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後逮捕100多人，當場打死13人，傷數十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五卅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從工人發展到學生、商人、市民、農民等社會各階層，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
孫中山去世導致的國民黨權力真空和權力鬥爭，國民黨派系叢生。中共在權力鬥爭中也加緊行動，控制黨政要害部門，聯合國民黨左派，分化國民黨；其領導的農民運動亦使軍方利益受到了衝擊。最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權鬥中敗北。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主導的北洋政府派軍警突擊搜查蘇聯大使館，搜查出多份蘇聯和中共分裂中國罪證，並逮捕李大釗等中共人員，並以叛國罪起訴處死。
蔣介石識破史達林令中共通過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進而奪取中國政權的陰謀，奮起反蘇清共，汪精衞和平分共。 民國16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起清黨，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及親共國民黨員。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受到批評。共產國際"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實行土地革命，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8個師或10個師的可靠軍隊。7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要求中共退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
7月12日夜，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緊急指示，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進行了改組，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不再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當日，鮑羅廷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陳獨秀動身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同日，臨時中央開會討論挽救時局的辦法，決定在張發奎（北伐軍第二方面總指揮）部隊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舉行秋收暴動；儘快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確定黨的新方針，由李維漢、張太雷、瞿秋白籌備。重視武裝鬥爭，抓槍桿子，針鋒相對地反擊蔣、汪對革命力量的鎮壓，成為臨時中央明確的指導思想。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準備發動軍事暴動和秋收暴動。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集會議，宣佈停止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8月1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並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發動南昌暴動，建立了軍隊。8月4日，中共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衝突。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秋收暴動。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暴動，次日宣佈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被廣東軍將領張發奎鎮壓。葉劍英和葉挺兩人在戰敗後化裝逃到香港。1928年4月28日，朱德南昌起義部隊與毛澤東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井岡山會師，並於1928年5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隨著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井岡山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地區，共產黨控制區（蘇區）的面積不斷擴大。 1930年8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國民政府三次對中國共產黨位於江西、湖南的根據地中央蘇區進行圍剿，均以失敗告終。
民國16年（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該黨文獻稱：該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總方針，並視之為根本任務；此會議改變了陳獨秀過去對全黨的領導路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確定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務的時期。該會議中，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此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追認批准了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等檔。八七會議把中共三大、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中共中央的決定所導致的後果責任推給了陳獨秀，確保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而共產國際通過 該會議解除知識派中的泰斗，削弱了知識派在中共內部打的影響力。
民國18年（1929年）時值中國和蘇聯因中東路事件正在中國東北開戰，陳獨秀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44號通告,號召全黨開展反對託派鬥爭後,中國託派被作為「反革命」、「出賣階級的叛徒」,從中國共產黨內被清除。10月俄共（布）遠東局在作出的《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中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決議再次提到陳獨秀對中東路問題的態度，認為反對「保衛蘇聯」的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左翼國民黨觀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要求陳獨秀「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不久以陳獨秀為首的託派被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託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託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
1931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發動九一八事變。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援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為江西省瑞金。該政權頒布了憲法（憲法內主張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應有民族自決的獨立建國權），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同時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
1931年12月1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佈告》表明在一個中國疆域內有兩國：「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家。他的旗幟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於全中國，為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兵士及其他被壓迫群眾的利益而奮鬥，為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而奮鬥。……他具有絕大威權打擊著國民黨軍閥政府由崩潰走到死滅，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國革命的勝利。」
1932年10月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民國23年（1934年），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民革命軍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式進攻工農紅軍，而中共方面，毛澤東失去軍事領導權，博古、李德等執行王明「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政策，導致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迫於國民政府方面的軍事壓力於1934年10月18日撤離江西瑞金蘇區，開始長征。同時，在南方還留下了一部分紅軍堅持遊擊戰爭，史稱「南方遊擊戰爭」。紅軍在突圍過程與國民政府軍多次交火，損失慘重。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紅一方面軍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張聞天替代博古出任「總負責」，周恩來在軍事上最高負責，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組成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毛澤東及時調整軍事方針，最終成功擺脫國軍的圍追堵截，於1935年10月順利到達陝西延安，與陝北紅軍會合。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合，長征結束。
中共中央通過長征從江西瑞金遷到陝北延安後，雖然擺脫了中央軍，但依然危機四伏，有楊虎城的西北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東部和北部有閻錫山的晉綏軍，西有馬家軍。
1936年2月，中國共產黨宣佈開始東征抗日，一舉擊潰閻錫山七個師。5月中共紅軍東征回師陝北後，繼續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提出「逼蔣抗日」的方針。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同時致書國民黨中央，呼籲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以實現兩黨合作抗日。中共於1936年10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組建西路軍，發動西征，意圖打通經新疆與蘇聯的聯繫通道，但遭遇馬家軍的粉碎性打擊而失敗。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並殺害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終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釋。國民政府被迫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停止與紅軍作戰，抗日統一戰線形式上建立，史稱西安事變。
1936年，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出於聯合國民黨抗擊日本需要，逐步取消其割據性質，回歸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國號更改為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靠近，意味中華民國內的蘇維埃政府。1937年9月22日，「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正式宣佈取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終於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指出，關於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毛澤東還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建根據地，牽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與擴大紅軍，以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該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7年9月6日，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其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延安整編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域.陝北地區的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與此同時，另有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原地堅持遊擊戰爭的紅色游擊隊集中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對日作戰。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名義上保持著共同對日的勢態，實際上在後方積極拉攏農民成為共產黨的一分子。期間中國軍隊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鬥。1937年9月八路軍前線指揮官林彪配合閻錫山領導的太原會戰，抓住有利戰機，打了自稱是中國軍隊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平型關戰役。 1940年8月彭德懷在未收到醫院養病的毛澤東批覆的情況下,發動了百團大戰。 1944年3月粟裕、葉飛發動了車橋戰役，開啟了新四軍的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
國共雙方之間也曾經爆發過多次流血衝突，其中有晉西事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等。國民政府不再對共產黨及其軍隊發放軍餉補給，中共及其軍隊已不再聽從國民政府號令（儘管事實聽從過，但名義上是順從的{fact}），開始大力發展國民政府體制外的以抗日、民主為名的事實割據政權，國共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
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了130餘萬人，民兵也發展到260餘萬人，控制敵占區約一億人口。
延安時期（1942-1946）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後，接受共產國際指揮。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中共文獻則稱該運動是為了：提高黨內成員馬克思列寧主義水準，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戰鬥力，以便戰勝困難，奪取勝利。據此決定在中共黨內開展一場普遍的整頓作風的運動。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級幹部學習馬列著作和黨的歷史文獻。5月19日，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強調要理論聯繫實際，提出了黨內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任務。同年七八月間，中共中央相繼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並號召其黨成員加強調查研究，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性鍛鍊。
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該黨文獻，此次會議檢討了其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政治路線的錯誤，肯定了1931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底，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政治路線錯誤；提出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同時討論了如何使黨的組織達到更進一步的統一和團結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整風會議，整風學習從此開始。這是中共延安整風的預備階段。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提出了整風運動的內容、方針、任務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在延安的近萬名幹部普遍參加了此次學習。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出在全黨進行整風的指示：《關於在黨內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決定》。
從此，中共黨內軍內的整風逐步展開。根據該黨文獻稱此次整風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重點是反對主觀唯心主義；延安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即通過學習檔，掌握精神實質，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發揚黨內民主，充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具體分析錯誤產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錯誤的方法，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經過普遍的學習和整頓，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準，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達到統一思想，端正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提高黨的戰鬥力。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
中國共產黨於1943年開始重新積極擴大自身的根據地。而自19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內部意識到若要取得政權，唯一的機會是要將自身定位為真正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中國的政治勢力。因此自1941年開始以延安市為據點的中國共產黨展開整風運動，排除以王明為首的第三國際代表在黨內的影響，並且將毛澤東的理論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視為指導思想；之後隨著《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到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獲得確立。而隨著中國抗日戰爭在1945年逐漸接近結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間的政治問題開始被提及。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代表於重慶市展開談判，並於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隔年雙方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5個決議案，表示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之後雙方分別在1946年2月底達成整軍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達成《東北停戰協定》。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5月25日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於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
延安整風的第三階段為總結歷史經驗的階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階段，該黨高級幹部重新學習中共的歷史，研究、討論、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弄清路線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作了《學習與時局》的報告。據該黨文獻該報告：闡明瞭研究歷史經驗應當採取的正確方針和態度，對高級幹部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作了總結。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其文獻此會對於該黨的歷史上各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作出了批評和結論。至此，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結束。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檔，包括官方檔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占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史達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延安整風徹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惡劣影響，使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準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延安整風後，王明在黨內失去勢力。全黨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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