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對歷史特別感興趣，從來不會把它們當做一門學科或苦差事來看待，分數高低，於我如浮雲，我真正在意的是，在漫漫的世界歷史長河裡，有那麼多偉大的人和平凡的人，在許多關鍵（通常只是巧合）與日常的時刻，做了不得了及不怎麼樣的事，有些事情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我，有些則像個故事，聽過就算。但無論如何，就是這麼多人，這麼些（故）事，陪伴著我，度過物質較為貧乏的歲月，一個又一個的寒暑。
多年之後，我有機會站上北藝大戲劇系的講台，講授幾門關於劇場史的課程；長期以來，總是能夠感受到學生對於歷史課程的拒斥、厭惡、懼怕、無感，他們普遍認為歷史無用、已經過去、已死、就是死記硬背、干他們屁事！需要的時候（通常是應付作業的時候），反正上網一查，什麼資料便都有了；諷刺的是，他們在查找資料的時候，經常會為其實早已是文史基本素養的史實，而大呼小叫，一副少見多怪的模樣，直叫人搖頭興嘆。
除了中、小學的歷史教學與考試至上，網路資料的方便查詢，造成學生認為歷史既困難、無聊又容易尋得的矛盾，娛樂至上與歷史穿越劇的熱潮，也讓他們認為凡事都要有點玩興，才值得學習與認知，同時也使得史實和虛構混淆不清，甚至積非成是，反客為主，倒果為因，顛倒乾坤。當然，也有少數學生具有基本的社會人文素養（聽說某些高中設有這類專班），但仍缺乏貫通古今、慎思明辨的史觀。
我在劇場史的教學上，幾乎不會去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除了莎士比亞的生卒年，1564-1616，因為我認為它可以做為某種時空座標或文化座標的基準參考點），我通常都是引導他們以人為本位，去理解與想像那些劇場先行者們的智慧、創意與遠見，謙卑地學習。
對於歷史，我的觀念絕非只是一門學科，它其實是一種智慧，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古鑑今，凡物皆有史，所有的歷史其實都是當代（史）。人類倘若不從歷史裡的錯誤學習，則文明很難有所進展。我在劇場界裡，經常感受到一股不知歷史、不尊重歷史、欠缺歷史感的氛圍，很多事情沒有累積，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很多智慧沒有傳承，耗費許多文化成本，相當可惜。
我經常鼓勵學生與歷史人物及作品對話，和大師神交，和經典互動，以當代意識重新理解大師之作，賦予其新時代的文化意義；在這樣的過程中，死記硬背根本不是重點，真正需要驅動的是理解力、同理心與想像力，在大師之作的描摩與引領之下，體會其創作的藝術精華與文化內涵，並從中省思自我當下的存在處境與價值。我希望他們貴精不貴多，並能習得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能力，之後可以自行處理與面對其它的課題。因此，我在教授的絕對不只是表面的歷史知識，而是背後的歷史道理、見識、涵養與氣度，這應該就是我經常所謂的「歷史感」，我認為這些比任何的劇場術科、創作、技術、理論、行政與教育的學習，都來得還更為重要，那是文明之本與文化智慧。
歷史除了和時間有關，我認為它和「敘事」亦頗為相關，敘事牽涉到人稱、觀點、修辭、結構、策略和篇幅等，這些重要的元素其實對戲劇亦很重要，但凡具有敘事性和篇幅規模的文類或文化事物，都不可能偏離或揚棄這些組成要素，除戲劇之外，諸如電影、小說、新聞等，盡皆如此。
我們也許還可以進一步看，當「歷史」和「戲劇」融匯混雜之後，那又是什麼概念？通常就是所謂的「歷史劇」。根據我的了解與觀察，在不同時代中，歷史劇似乎也能夠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影響力。比如在抗戰年間，郭沫若（1892-1978）所寫的幾個歷史劇，像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除了適時將其多年的上古史研究心得予以戲劇形象化之外，也對上古史的某些歷史謎團予以既合理又想像的猜測，同時更藉由朝代史實的更替遞嬗，以及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臧否，藉古諷今，以表達他對蔣氏政權與國民政府的不滿與譏諷。
又比如到了二戰結束後的台灣，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李曼瑰（1907-1975），在1950年代至60年代寫過幾齣以漢代為主題的歷史劇，像是《王莽篡漢》、《光武中興》、《漢宮春秋》、《大漢復興曲》、《楚漢風雲》、《漢武帝》、《瑤池仙夢》，在國家文藝政策與「反共復國」的時代氛圍下，其歷史劇便帶有警世諷世的意味，在不直接碰觸當代現實的戒嚴、自我審查下，仍提供了隔世看待歷史人物興衰與家國流變的戲劇趣味，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展現其編劇才華。
奇妙的是，到了近年的台灣現代戲劇舞台上，反倒少見歷史劇的創作與搬演，其可能的原因，在上一期（2015年5月號，第21期）的《劇場‧閱讀》專欄裡，以及〈戲劇演示臺灣歷史〉（收錄在拙著《臺灣當代劇場的評論與詮釋》一書中，頁49-69）專文中，我都嘗試過相關的剖析與揣度，意見或許不甚成熟、不夠全面，但有興趣的讀者諸君，或可以延伸參考閱讀，此處不贅。
歷史劇最常被挑出來討論的議題是：「合乎史實否？」我的看法是，「歷史劇」做為根據某些歷史素材而經藝術手段所創作的戲劇，它已經是自主獨立的戲劇類型，有其自身的文化基礎與創作邏輯，不宜再以物理化學還原式的方法來看待與剖析，而是應以「歷史劇」做為一個新的獨立個體來重新看待，這樣才是公允、有道理的。就像在喝一杯港式鴛鴦時，品嚐的應該是整體的味道與口感，而非個別的咖啡、牛奶、紅茶的味道如何如何。（君不見當今若干討論所謂「跨文化表演藝術」的人士，仍喜用物理化學還原式的個別指認，一一點出跨文化創作的成份和比例，為什麼就不能一體觀之呢？混血兒難道就沒有自身存在的價值意義嗎？為什麼要一直將其打回原形呢？）
所以，「合乎史實否」這不是創作者要第一考量的問題（雖然歷史研究者或愛好者，總是最關心這個問題，因為那是所有歷史討論的基礎），創作者要考量的其實是「合乎美否」，創作與美有其自身獨特、複雜又曖昧的道理，也許和歷史求是、求真的精神訴求不完全相符；兩者之間或許有些東西是可以相互參照的，但若硬要對方削足適履，則顯得不合乎常情。因此，創作者和評論者如何在「合乎史實」（求是、求真）、「合乎美」、「合乎常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那才真是大智慧。
關於歷史教育、歷史感與涵養，以及歷史與戲劇之間的糾纏不清，絕對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道盡，也絕非這篇小文章所能負載，我只是就平日所從事的評論與教學經驗中，提出一些零碎的觀察與體會；每一個問題或細節的背後，肯定還有更多的問題或細節，留予讀者諸君省思。以後若有其它機會，定當續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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