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要遇到這種難得的課，應該不太可能了。
今年（2005）輔大比研所從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文學系聘請了楊乃喬教授（1955-）來擔任本學期的客座教授，從四月初到八月初，除了八場專題講座與十堂「中國比較文學」密集課程講授之外，也參與了幾場學術研討與博士論文口試。
我因為到七月底之前，仍在兼北藝大戲劇研所等的行政工作，所以在學期結束前還是很忙，抽不出時間去聽楊教授的八場專題講座，所幸透過比研所秘書的幫忙，在我後來參與十堂密集課程講授的時候，拿到了專題講座實況的VCD，往後可以自己找時間聆聽。而由於十堂密集課程講授的時間安排在學期結束後的暑假第一個月，我總算可以全程參與，也因此才再一次打通自己的東西方比較詩學的任督二脈。
過去三年當中，我曾經在比研所修過康士林教授的「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該課程以形象研究（image studies）為方法論，重點閱讀了西方文學自中世紀以降的許多文學作品，文類涵蓋甚廣，包括詩、小說、遊記、劇本、信札、傳記、回憶錄等等，並從閱讀這些作品的過程當中，檢視西方人在過去的八個世紀以來，是如何看待中國的，由於修課期間，我對照閱讀耶魯大學歷史系史特林講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台灣商務中譯本，2000版），更能夠領會該課程的目的與架構，也開始將形象研究與後殖民批評慢慢在腦中結合，以建構自己的批評方法。
其次，我也有幸修過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李奭學教授的「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的基督教文學」，當時他以自己論著的「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書稿為本，帶領我們閱讀了許多晚明來華耶穌會士的著述作品與文獻，看看這些飽學的耶穌會士，為了傳遞基督教義，如何以精妙的修辭、譬喻、詮釋與敘述，將基督教義文本轉化為當時中國人可以理解與接受的方式，於是乎，這門課所牽涉到的方法論就更多了，包括翻譯政治學、修辭學、版本學、詮釋學、敘事學等，不但將西方經典文學（上自聖經、希羅神話，下迄班揚、密爾頓）大致再提契了一遍，我自己也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將晚明的歷史、社會、文化、與世界局勢做了背景式的對照閱讀，收獲亦豐，今年六月，聯經出版了李教授的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我也替他感到高興。
另外，我還選修過雷孟篤教授的「道家與理性：東方與西方」，雷教授是西班牙人，但是來台教學多年，而且其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老子的《道德經》，所以他這門課便從比較文化的角度著手，帶引我們從價值觀、思維模式、日常生活、社會文化、處事態度、心理結構等層次，比較東方人與西方人的差異，我自己再從這些差異面才回過頭去思考東、西方文學與藝術作品的差異時，便更容易掌握。
在這三門課的基礎之上，當我今夏選修了楊乃喬教授的「中國比較文學」時，便能夠在東、西方詩學本體論與語言論的差異與比較語境下，獲得更多的啟發，並且常常回到自己的本業──戲劇，刺激更多的思索。
過去，我幾乎不曾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思考文藝理論，反倒因為要從事戲劇評論的關係，而把較多的精神都放在劇場藝術的表現形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形式主義的批評策略，一直到了五年前，得以在北藝大戲劇系專任教職之後，由於接觸了這個系的整個生態，以及由此延伸而觀察到的整個台灣劇場界的生態，深深感覺到人文涵養的欠缺，不但在自己所任授的幾門課裡強調人文涵養的重要性，也開始不斷地加強自己的文哲、社科功底，希望能給學生一些依循與榜樣，只是在這樣的教學生態裡頭，想要深廣地落實的話，阻礙還是蠻多的，畢竟這是一個先天上便著重在術科專業的環境，學生即使有心朝學科發展，一來在系上將成為極少數族群，二來則是諸多必修的術科課程也會瓜分掉過多的時間、體力與精神。因此，我對這樣的教學生態，現階段只能盡量充實自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漸漸發揮對學生的影響力，畢竟在戲劇領域裡頭，術科專業不是唯一，學科專業也不能故步自封，專精與博雅應能兼顧。關於這方面的大學之理念，目前手邊正在閱讀的書籍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的《大學之理念》（時報出版，2003年修訂版）、前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文學評論家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文學與美國的大學》（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北京大學出版社中譯本，2004年）、史丹佛大學退休名譽校長唐納‧甘迺迪（Donald Kennedy）的的《學術這一行》（Academic Duty，天下遠見出版中譯本，2000年），以及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楊東平（1949-）所編選的《大學精神：五四前後知識分子論大學精神之經典文獻》（立緒出版社，2001年版）等四本書，思索與收獲所在多有，全數閱畢後亦會將心得整理成篇，此處暫略。
過去五年來，對於戲劇評論的思索，我在劇場形式主義美學的基礎上，繼續加強文哲作品與文藝批評理論的閱讀，但始終未能真正找到一條打通東西方比較詩學的終南路徑，直到這次聆聽了楊乃喬教授的「中國比較文學」，並搭配研讀其博士後研究成果大著《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總字數六十萬言，楊教授以十次共三十小時的講授，精煉且精闢地將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反形而上學解構批評、儒家詩學「經」本體論、與道家詩學的寫意語境做了四方會通，誠如他自己所說：「我抓住了以下可以互為看視的命題展開我的論述：東方儒家詩學崇尚的經學中心主義與西方形而上學詩學崇尚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道家詩學的解構策略與德里[希]達詩學的解構策略、道家詩學對儒家詩學的顛覆與後現代解構主義詩學對形而上學詩學的顛覆、東方的寫意語境與西方的寫音語境使意義出場的差異性、『經』與『邏各斯』的內在本質、『道』與『邏各斯』的內在本質、『經』與『道』的內在本質、儒家詩學與道家詩學、經學與玄學等等。」（頁15-6）這是我治學以來，第二位遇見的博通學者（第一位是已於1997年病故的姚一葦教授），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但能夠讀其書且識其人，還能聽其道且會其意者，近五年來僅得楊教授一人。
在大陸治比較文學的學者，很大的比例都是出身於中文系背景，楊教授也不例外，他勤奮苦學，一路從徐州師範中文系（1982-1986）唸到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1986-1988），專攻中國古典文學，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文學系取得博士學位（1992-1995），攻讀文藝學，並且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1995-1997），鎖定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的研究方向，《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一書即為他的研究所得，原本論述字數規模約有一百二十萬餘言，其論述的大器與處理資料的深厚功底，令人不得不讚服！
全書共分二十三章，章目依序為「儒家詩學主體生存的渴望：語言家園的建構」、「『經』的本體論釋義與儒家詩學的終極範疇」、「儒家詩學崇尚的『立言』與經典文本的建構」、「道家詩學主體生存的渴望：語言家園的『顛覆』」、「德里[希]達詩學理論解構的終極標靶：邏各斯中心主義」、「從語言切向本體：『道』與『邏各斯』」、「從本體切回語言：『經』與『邏各斯』」、「顛倒的形而上學等級序列與西方的解構策略在東方詩學語境下的使命」、「道家詩學崇尚的『立意』與經典文本的『解構』」、「『立言』與『立意』：在衝突與悖立下延伸的兩種詩學批評方法」、「儒道詩學在『言』與『意』悖立中走向整合的學術文化背景」、「偏見與誤讀：詩學闡釋學的哲學反思」、「『內儒外道』人格形成的文化景觀與破壞性誤讀的肇始」、「視域的融合與意義的讓位：在誤讀中走向自覺的中國古典詩學」、「玄學誤讀的文化暴力與儒家詩教之『鼎』的坍塌」、「華夏隱逸精神原型的追尋與魏晉隱逸文學思潮的崛起」、「玄學語境下的江州經學與陶淵明詩學的悲劇美學思想」、「論『內儒外道』的人格類型：劉勰詩學人格的心理透視」、「再論『內儒外道』的人格類型」、「終極緣光：西方詩學本體論的『向日式隱喻』」、「儒家詩學的『向日式隱喻』與隱喻美學作為一種官方的話語權力」、「『詩言志』：一個關涉隱喻的詩學命題」、以及「東方詩學命定的劫數與東方學者對經學中心主義的解構」。
誠如前面所提，大陸治比較文學的多為中文系出身，尤其楊教授現在本職所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50年代早期，穆木天教授與彭慧教授在該系設立了外國文學教研室、開辦俄蘇文學研究生班、編寫東方文學教材和參考資料並開設東方文學相關課程；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後，又在陳敦教授、匡興教授、陶德臻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世界文碩士點、組建了比較文學教研室、開設比較文學概論課程、招收歐美文學、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三個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到了1998年，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合併之後，又成為大陸第一批擁有該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術教學單位；以上的簡史依據江西教育出版社與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點所聯手合作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建設叢書編輯出版委員會」所寫的出版緣起，由此可見，楊教授的中文學養與材料處理的功底絕非一朝一夕即可速成，他自己也說：「理論的推導絕對不應該是憑空的抽象，理論永遠潛含於材料鋪就的歷史中，理論是通過材料對歷史命意的思辨與抽象。『用材料來證理論』實質上是讓他者處於一種反駁的為難中，如果要推倒理論，首先要推倒支撐這一理論體系的材料，那種不敢步入材料的理論反駁與挑戰，骨子裡是一種學術上的無能。」（頁16）如此的治學方法與信念，是湯炳正教授、高爾泰教授、王向峰教授、童慶炳教授、樂黛雲教授等學術導師在楊教授求學、治學的過程當中，不斷給他的耳提面命，在這次親炙楊教授的講學當中，我如遭當頭棒喝，腦中頓時清明，爾後做戲劇評論不能只是舞文弄墨，必須要有一說一，實事求是，過去我只是盡力做到走出校園象牙塔，未來還應朝處理第一手資料努力邁進。
由前面所列章目，可以看出楊教授的這部論著建構與辨證的整個過程，在論述進行中，中文系的基本功像是文字學、訓詁學、版本學等全都用上了，我個人也因此產生了對漢語、漢字與漢文化之間互文關係的興趣，過去在逛台灣大學附近幾家簡體字書店（結構群、明目、秋水堂、問津堂）的時候，中國文學的相關研究論著總是被我忽略在一旁的，但經過這個暑假，我不但興趣大增，也開始找相關的書來看，最近手邊在看的是專治符號學與中國學術的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孟華（1954-）所寫的《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越鑽研進去就越有興趣。在台灣治比較文學的學者，大體上正好與大陸相反，多半是外文系出身，尤其英美文學背景的更是為數眾多，這就形成了另一種現象，那就是中國文學功底相對較差，在方法論與批評視角的掌握上，便容易被西方文論宰制，造成文化視域上的再度殖民，這也是值得我時時自我惕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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