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大新聞就是周玉蔻批陳文茜的事件。這件事媒體報導很多，在此不再贅述。我沒有聽廣播的習慣，再加上我住台中，離事實地方甚遠。因此陳周趙三人誰是誰非，我並無興趣，也沒能力探究真相。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腦袋裡的想法說出來。
我一直蠻欣賞陳文茜的，但被我欣賞的人其實蠻倒霉的，那就是我容易拿放大鏡看她。而拿放大鏡看她後，缺點一定會有。這是我機車的地方，所以欣賞歸欣賞。我所選的邊還是犬儒所選的邊，就是繼續聽其言，觀其行。
至於周玉蔻和趙少康。前者因為黃義交事件而身邊友人在言論上對她的外貌頗多奚落，因此對此人我比較不會用嚴苛標準看待，這是我看人的習慣。後者我感覺其談吐幽默風趣，但神色過於嚴肅，是其特色。
我在此想談的是由周玉蔻和趙少康的言行來分析知識份子在看此事有可能的道德觀點。畢竟在東方，道德還是價值判斷的主要因素。因此誰的言行符合這社會的道德，就比較可能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同。
周玉蔻的言行為我看來，像是”賣直”，至於是否”賣直沽名”我就不敢確定了。趙少康的言行比較符合中國帝王的心態─畢竟他是老闆。在東方的社會裡，由於人口密集，領導者在行政上不可能做到對一人完全的公平，所以少數人被犧牲，看在知識份子眼中，成了必要之惡。至於何人該犧牲，決定者正是領導者，而領導者為了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其決策對於欲犧牲的少數人很難做到令當事者心服口服。正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令這將死之臣心寒的是，其餘的臣對於君的如此決策，往往是保持沉默─就算這決策完全無理。這種沉默會被視為”識大體”的態度。而所謂識大體就是以多數人的利益為考量，而期間若有少數人以任何理由─就算是在當代社會道德上站得住腳的理由。來破壞大體之安危，還是破壞大體繫之以命的領導者權威，就會被歸類為”麻煩者”。而對於麻煩者，已被生活折磨得心浮氣躁的大眾是很難對其寬容的。
這麼說來，這社會的文化鼓勵知識份子以大眾利益為完全優先嗎？倒又未必。這正是矛盾所在。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何謂臣子恨？何謂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又像是更高層的道德。文天祥不降蒙古，寧願身死，為的目的籠統來說是”氣節”，氣節優於幫蒙古人治理好萬里江山，造福百姓。岳飛執意直搗黃龍，迎回二帝，卻絲毫不顧眼前政治現實─南宋朝廷沒幾人想要迎回二帝，因為那將是可預期的政治風暴，但岳飛不管，只因臣子恨在道德上似乎更崇高。在明朝，很多臣子明明知道話一出口就會換來殺身之禍，而殺身不但自己死，也同時讓君主蒙上不賢之名。地獄之路為何要走？因為別人不敢做不敢說而自己敢的，也是道德稱讚的對象。
因此知識份子經常在”識大體”與”卓然不群”中左右為難，換句話說也就是知識份子常要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路線中做選擇。這是中外皆然，但中國文化圈裡更獨特的是常將現實與理想上的技術問題提升成”道德問題。也因此，個人的卓然不群是道德，但強要別人”識大體”的現實主義也成了一種理想，一種道德。這正是紛爭不休的因子之一。
舉個陳，周的例子來看。她倆自稱朋友，周若不滿陳兩棲於政媒，大可用言相勸或甚至以勢相逼，這是技術問題。但周的行為卻像是中國書生的”割席絕交”或”割袍斷義”。用的是道德訴求。周的論點主要在她難以忍受”同流合污”和”不乾淨的環境”。這種言下之意等於是要對方吞下道德敗壞的苦果，這想必沒幾人可以接受？陳文茜的言論，在印象中她不太在乎世俗道德的規範，因此遭周批判，一來確是實情，二來她本人也視道德攻訐為浮雲，三來此正當大選敏感時刻。所以她選擇迴避，算是可以理解。
而趙的回應則是”識大體”的道德論述，而這明明是可以透過溝通化解的技術問題，為何要用道德回應？說穿了兩人的言行，重點是在於大眾的觀感，而認為周不識大體和認為周勇敢挺身的群眾想必都有。在道德上可說是兩者都有站得住腳的地方。因此兩人只是在道德上各自表述，卻無理性交集的部分。我可以體會趙的憤怒，這整件事他只有損失而毫無獲得，周玉蔻為了一士之諤諤之名而讓整個飛碟電台的名聲裹上污泥。以做生意的邏輯來看，趙真是虧大了。但對周無能為力之餘也只能憤怒。
周則不同，以做生意眼光來看，她”賣直”而有”沽名”的機會。這是有利之處，但其損失是對手也試圖將她污名化。她從飛碟早餐輕易變成東森早餐，有許多人難以苟同。三國演義裡的呂布形象正是”委身多主”，”反覆無常”和”不會做人”。周從黃義交事件到這次飛碟事件，奧援甚少。其形象似乎有往此一萬劫不復境地之趨勢。因此短線看來似乎不賠，但以長遠來看，則前途甚憂。
我最近在看黃仁宇的”萬歷１５年”，黃仁宇的觀點對我產生不少影響。之前看過他寫的”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和”從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後者對我的歷史觀與哲學觀影響甚巨。包括從孟子以降至宋明理學所產生的強迫性道德觀和強迫性的道德又影響行政於技術上的改革。這兩個論點我甚為拜服。也因此，此文與前文都在這部分試著著墨。
借題發揮耳。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２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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