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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長，中國之短。  聖嚴法師著
　　
　　聖嚴法師在日留學六年，一瓢一飯，生活備歷艱辛，但也是中國比丘在日本埋頭吸收彼邦學術、獲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極受國內外佛教及學界之仰歎。
　　
　　他的博士論文，以研究智旭大師為中心而寫成的《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問世，中文版於一九八九年由關世謙中譯，臺北學生書局出版。
　　
　　聖嚴法師在日本六年，深深地投入了佛法的海洋，當他在美濃時，讀遍佛家大經大論，建立佛家思想的骨架，在日本六年，則遍讀《大正》、《卍續》兩藏，除了重複的典籍略過，所有經論一概吸收化為自己乳血，因此乃能眼界為之大開，胸臆為之壯闊，然後再把自己的思想投回到中國佛學的土壤上。
　　
　　根據聖嚴法師留學六年，從日本「取經」再運回中國佛域，再將這些精華溶入於著作之中，使我們對日本佛教真正的面目，有了一番清晰地認知。吾人眼前，現在透過法師東渡修學的鏡面，我們對日本佛教作如是觀：
　　
　　日本佛教最大的成就在於，他們為佛法忘身的企圖心來建立佛教教育、文化、學術研究的方法與理念；一經參與佛教千萬年大計的學者、高僧、禪和子，無不與身家性命一併投入。
　　
　　在中國人的眼裡，日本「有佛學而無佛教」，或「有真居士沒有真和尚」是有出入的。聖嚴法師透過六年的「和光同塵」生活，才驚異地發現，他們不僅有人修行，更有許多人嚴格在修行。
　　
　　他們在明治維新時代之後，「蓄妻帶子」的家族傳承制度，卻是日本佛教得以延續的一項憑藉。除了「大本山」的專修道場之外，也有「隱居獨修」、「集體修」、「行腳修」的各種修行方式。
　　
　　他們的「寺院」，是他們弘法的大本營、延續佛教的命脈，各宗各派的「大本山」及「本山」也創造了日本佛教的高等學府，培植了許多傑出的人才。
　　
　　日本的佛學成就在於，方法學、語言學、梵文、巴利文原典的研究，及文獻學的開發與擴展，造成了日本今天的世界性學術地位；雖然日本沒有產生過東晉以後像道安、智顗、慧能這一類型的思想大師；他們只能夠解決早期文獻上的疑難，卻沒有解決義理的突破。
　　
　　但是聖嚴法師還是從日本這塊佛教紮實的土壤獲得了現代中國所沒有的法乳滋養。
　　
　　日本佛學者的敬業、勤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挖掘、精密的研究方法，以及鍥而不捨的樸實，值得我們讚美學習。
　　
　　聖嚴法師不僅得到日本學者的素樸精神，也受日本佛學者的人格感召，與前輩對後生的無限慈愛與關懷，不厭其煩地諄諄善誘，愛生徒如己出，尤其對窮苦、努力的弟子，百般呵護。像坂本幸男教授，就是典型的日本良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