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為與人討論 便能找到同伴 但沒想到事情並沒有這麼容易。
拉岡、海德格、Roland Barthes....引用他們，也對政經議題施不上力。
海德格主張對於一件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要予以「懸置」(epoche)。而與人爭執的時候，則要搶奪著已被眾人承認的事情、採用既被決定的結論，自然就無法察覺到這些理所當然所隱藏的弔詭與陷阱。
整合了許多乍看之下沒有關聯的現象，在語言上本來就沒有邏輯可言。
語言已經被證實是可以與討論的現象脫離的，因此要對自己的發現「做證明」實在不可能。這點在讀過Niklas Leuhman的「弔詭化」後，對於我說的話充滿矛盾便不再感到驚訝....
對於論辨真的是無能為力。問題就在於詮釋人人會，但怎麼樣才會有效?
對於已經有一套現成的成熟模型可資運用，要挑戰它而要形成的論述則很不容易，自然是不堪一擊。
部落格都要說這麼長了，我很懷疑臉書終究會一言堂。
西方有所謂「詮釋學」，印度歷史上也有段時間是「量」(Pramana)論發展的精華時期，
但它們的討論都不是以當今的政經問題為對象...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不是真正的成因呢?
開門見山的說吧，一切的癥結就在於無法證明「企業養活多少人」這件事：一個註定要有人沒飯吃的社會，我們要為了一部份的飯碗犧牲另一部分嗎?
以為要舉出什麼「實例」，結果還是在唱老調：企業一走，大家都會沒飯吃。
所以早就在面對這個事態的已開發國家，有太多的經驗可以吸取了。
已開發國家早就顯示在給企業優惠是調不可以走的路，只見台灣上從政府下至遊民卻認為必須在優惠企業！
然而他們只要始終推出一句「聽不懂啦」、「說啥小啦」，就可以置之不理。
說我是只挑自己想說的說，他們難道就不是?
Welfare當初是怎麼出現的...不管，總之包曼(Zygmunt Bauman)很清楚說明了：企業家是如何讓人民反對福利的！ 所以他們的主張並非什麼新主張，反而早就是已經被論破的主張。然而只要他們繼續裝不懂，那就是看不懂到底了。
他們主張起「決策無用論」!!對一批遲早都要出走的企業家，他們主張應該要繼續滿足企業的予取予求。
它們的說法相當直觀：
第一‧「企業走了，誰繳稅?你就說企業可以繳較多的稅(所以主張對企業徵稅)，你把企業給逼走了，誰繳稅?」
第二‧「維持現狀還有人有工作，企業一走，全台灣人都要餓死」。
而我也給反駁者一個提示了：「後工業」。人家，包括日本，十年、二十年前就遇到產業外移的狀況了!!!!
後工業不正是說一個製造業出走、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如果連這個也要反駁那我也沒辦法，他們可以一直吵著要「證明」、裝作聽不懂「後工業」就贏了，辯論勝利。
M某一直強調留個小規模機構在台灣的企業界，既沒有繳稅也沒有創造新工作機會。
歐洲國家與美國、俄羅斯人民的反應，也能與此連結：歐美國家不怕產業外移嗎?怕，他們也曾經怕過。
然而今天他們全都表現出他們的不滿與憤怒，依然是該展現民意時就展現。
問題又回到數據與現象、與民眾感覺與痛苦指數無法契合的狀況，以及無法證明企業到底養活多少人的問題。
產業(無論傳產或科技)實際上已經外移了(當然他們必然不會承認)：
李登輝的時代這麼戒急用忍都可以溜到大陸了，陳水扁時代再予以大開門戶，馬英九時代.....之下，可別跟我說工作機會全都留在台灣。
一直強調決策無用，唯有繼續維持現在給企業的租稅優惠才是王道。他們的根據自然都是企業內部教他的那一套：公司在評估哪個國家租稅優惠好....再不加碼企業都要跑到新興國家，民眾都要餓死。
所以一直強調對企業翻臉都是「賭」！
我也一直強調如果企業肯乖乖繳稅，然後不要離開台灣也是可以---當然如果這樣那什麼都不用講了。 然而反駁者反而用這點說，明明企業家不可能繳稅，所以說這樣是拿人民在賭....民主國家沒有辦法限制企業家出境，企業家要出走.....→又是人民要餓死。
既然我們都不能預見未來，那無論是我和他都不能把握企業什麼時候會出走，那麼政府是不是應該要衡量好?而不是主張「對策無效論」，只一味要對企業界加碼。
我們就算不看早就後工業化的歐洲國家，也要好好看看鄰國日本。日本泡沫經濟以後，營造了多好的投資環境?零利率.....要鼓勵投資，結果這個有名的雙利率為零的國家有沒有脫離泡沫經濟?
政府難道不應該對產業外移後有個對策??
若哪個候選人說出這種話，我們應該嗆他別出來選了。為了企業貶值了新台幣，使的台灣資金的水龍頭關不起來(請見《民國一百年大泡沫》、《美金圈套》)
聽說更害了傳產一蹶不振，損失部分的工作機會。不能忍受民國某某年後，有沒有工作看年次就知道的現象!!
我主張在企業出走之前，狠狠收回租稅優惠，這筆錢仍大有可為。因為，台灣經濟(比如日本、像去年的冰島)垮台，企業界更不可能乖乖留在台灣!!
有人敢說不可能嗎?這個時程應該是可以估計的!!景氣循環理論已經失靈了。
我不知道這危機是不是會在四年內發生，但決策說沒有賭的成分實在太豪小....若反駁者這麼熟悉企業的思想，不會不了解決策不免要賭。世界各國都知道本國經濟遲早要「著陸」，只是要怎麼操作才能「軟著陸」而避免「硬著陸」。 而屈就企業予取予求而不求任何緩衝，硬著陸不遠矣。
以為蕭規曹隨就可以永保安康?!
他們反駁說一收回優惠，台商馬上就走.....政府一毛錢也別想拿到，而且還有喔...任何的準備與預防措施都是沒有用的，只有乖乖答應企業的需求才是王道。這種投降主義.....
首先，這正是法令與執行面上的首要之務，現今政府就是無心要處理問題，導致一面流血還一面被吸血。政府決策本就充滿矛盾，所以我們才需要個思想正確，以民為核心的立委與總統....
而候選人有不屈於企業的思想難能可貴，人民要看清自己的處境，賦權給正確的人。
所以我們不應該相信「決策無用論」，不可相信所有應對之法都沒有用；反而，人民更要賦權予今年的新政府使盡它的所有力量去達成「軟著陸」，而不是讓政府以為我們還在「起飛」。
我不喜歡說政府盡它該盡的責任的主張是賭，而說這叫面對風險。
鄰國日本，在政局不穩、首相頻繁換人狀況下，很少有執政者放棄新自由主義而繼續優惠企業。
拖吧，拖時間的結果政府只好繼續硬撐....發公債已經到驚人的程度，為什麼?因為日本人口與領土是台灣幾十倍.....日本不是討好企業就可以，還要負起支撐內需消費的任務。
日本人算是消費力驚人的了，但在此仍然有現象與數據不能匹配的狀況：內需仍然是不夠。
而台灣比日本小這麼多，很容易把內需忽略不計，而這又造成大眾將捧企業LP當成唯一解藥的心態。 我不知道日本企業到底養活多少日本人、繳給日本政府多少稅(他們又要說我沒有「證明」了)。但無論為何，結構性因素一拖再拖都不是辦法：找到它，然後解決。
別再拿出「日本經濟的成因跟台灣不一樣」，我要說明會出走的就是會出走。你要是主張「對策皆無用」，那別忘了把「對企業減稅、放任財團圈地」也納入無用的範圍內!!
只是當時我無法再跟他們說這些，很耗時間。
而且，只要無法證明企業究竟養活了幾%的人，或當作全台灣人都是企業養活的，他們只要抓著這點大肆發揮，我也就無可奈何。
這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心理測驗：兩個掉下去鐵軌的人，要選哪一個救的兩難問題。
只要狀況稍為更動，受測驗者的答案就會隨之變動。
換言之，這是一個正義問題。
然而沒有時間一一研讀Hayek、羅爾斯(John Rawls)、Macpherson、Dworkin乃至近期的麥可‧桑岱爾(《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最近曝光率頗高)、華爾熱等人的著作。
現在的狀況更明顯：官方數據與現象對應不起來。好像企業真的養活全台灣人，然而新聞報導與民眾都不覺得就業率其實很高。 而反駁者只要一句「你以為你代表民眾?」就能封住懷疑者的嘴。而官方提供的失業率又再下降，所以「企業養活大部分台灣人」實在無法反駁...
而且日常談話中也不乏這樣的情況：提到有個現象出現了，就有人拿出「有的就不會」來撲滅討論的事情。
在這種人眼中，社會就是個完美的永動機械，不會有問題的可能。
「你講的那些全都是特例----平均起來，你看，成長。」
這問題是一樣的：「有的」、有的，有的是佔多少?少到可讓我們認為這有的人自己活該?我只知道，窮苦人要為自己說話。
作為附錄，以下說說攻擊我的手法：
第一‧抹紅。
只要是有反商意圖的，就是共產主義。
反資本家確實是共產主義的神主牌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神主牌。共產共產者，共同生產也，英文也有common的意思。
就向法國人說的，法國大革命後的巴黎公社，還比馬克思早上許多呢!
但共產主義令人厭惡的是國家機器與極權(集權)主義，就像是中國歷代皇帝拿「天道」壓注人民一樣，抹殺所有其他可能性。共產主義國家中，現在還在反企業的有哪個?足見在這些國家中，極權主義這塊神主牌比反商業的神主牌重要多了。
更何況充分條件、必要條件與充要條件是不一樣的，怎麼能夠以講企業的壞話就隨意給人貼上共產標籤??
第二‧「自由主義VS共產主義」
這點其實可以算在第一點，不過會提「自由主義」一詞，所以批評者確實有接觸過外國人。
但不太可能是接觸學術論著的結果。為什麼呢? 有聽說過「新自由主義」嗎?自由主義怎麼沒事會變成「新」自由主義呢?我帶著些許不正確的話說，就是卡在「企業能不能當作『個人』」這件事。
自由主義是帶著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則要抹去個人主義....
為了企業的「自由」，而要犧牲人民的自由，就是這麼回事。新自由主義者通常只繼承到「小政府」的主張，對絕口不提普羅大眾的自由。
M某覺得，有必要將企業的「人格」加以褫奪...因為它與人民完全相異。
而且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包括所謂的四小龍、印尼，以及共產主義國家，多半發生「國家主權凌駕於人權」的問題。 也就是說，認為為了國家怎樣怎樣，人權有必要讓步。
然而在已開發國家這往往是大忌，人權應該凌駕於主權之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說話必須拐彎抹角，才能為企業謀取利益，不像在台灣能夠這麼光天化日的說要犧牲人民的利益。
只是2008年後，美國國民已經不在喜歡聽到這套新自由主義論述了。
第三‧挑語病。
「你一下子提國際，一下子又說台灣不國際」、「你一下說全球化，一下子又說台灣很封閉」：
我的意思是說台灣受全球化之利少，全球化之害多。
全球化預測：有能力在全球移動的階級與只能固守本國的階級；
而且台灣普遍不能感受到國際新聞所代表的意義所在，新聞是看了但是不能反思台灣的處境，說是封閉也不為過。
三不五時就會出現某某台灣暑期到台灣遊玩、極限運動的外國人，難道他們都不用賺錢只需要挑戰這些就好了嗎?相對於此，可別說常常跑大陸的工廠，這就叫「國際化」！
再來，「你一下說反企業，一下子又引用巴菲特主張要對富人爭稅，矛盾。」
企業要是肯乖乖繳稅，又何必反?巴菲特看不下去說出實情，我有什麼理由反對他正確之語?難道要貫徹「逢商必反」?
企業家動輒就拿出「格局」，意圖要說明企業家的框架比其他人都還要大。
但是全球已經是最大了吧?如果要真的提格局，那老是要沿用老舊作法的企業家的格局又大到哪去?
又主張，「與其把巴菲特拿出來，不如找台灣內的名人」，有人不拿出「格局」改用另一條途徑：那就是限制在島內談。然而我要說的乃是「不一樣的聲音」，而不是一再重複的陳腔濫調。這些陳腔濫調說了幾年了，結果社會卻愈來愈壞。
當然，這種型態的「前後矛盾」還有很多，要忽視語意而大作文章完全沒問題.....
第四‧「你舉的希臘問題成因其實是.......」
因為新聞從沒提供希臘的產業結構如何，沒有資料這問題再怎麼談，都只是歐債問題的一部分而已。
我著重的仍是希臘、義大利、倫敦、紐約、莫斯科這連續因為經濟問題所引來的人民反應。
然而確實也令M某沒有去多想該政府的反應，這點M某承認。然而若要再深入的話，每個國家的案例都會有其特殊的成因；換言之，每個國家也都可以當成是特例，不是嗎?
他沒有批評我「企業」二字的範圍包括所有商人嗎?若採用「大」與「中小」的分法可有意義....
我欲一點突破，他卻施展出疲於奔命，請問人民的痛苦有沒有「證明」的好辦法?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