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並未如題地批評創造論與演化論是否「科學」，而是以現代科學中所強調的「可否證性（falsibility）」這個條件來審視二者。我逕將創造論與演化論各分為兩個部分：前者分為創造論（傳統的，以聖經為本的）與新創造論（或曰「科學的創造論」），後者分為研究可直接由觀察與實驗作驗證的「演化現象的研究」與主要以地質學化石證據以建構地球生命歷程的「演化史研究」。並在文末結論出四者中僅有新創造論與演化史建構具有尷尬角色。
達爾文在十九世紀提出物種原始的生物演化模型之後，為人類知識領域引進「萬物來自同一始祖」的觀念，也因為此一觀念，才會引起天主教與保守勢力的群起反彈。其實演化觀念並不是達爾文的原創，在其之前，拉馬克的物種演化觀就很受爭議，卻不像達爾文的理論一樣備受矚目至今。可能是達爾文這個鏢靶過分明顯，相對弱化了拉馬克的明顯度。拉馬克相信物種源自無生物，各物種獨自演化，隨著時間與環境的影響而逐漸「改良」，漸趨精密；所以同一個時間點觀察之下，越古老的物種會越高等；例如狗與水蛭比起來，前者在地球上的生命史歷程比後者悠久許多。這種演化模型很容易被否證，因此演化論的桂冠與爭議中心，一直以來都是由達爾文所承受。
對大眾而言，二者之間的差異就在於達爾文的演化論中，「人源自猴子」這個觀點。這當然是對達爾文的錯誤認識。但是即便達爾文演化論從來沒說過「人源自猴子」，人絕對是源自某種不猴不人的始祖物種，甚至源自於像藍綠藻的微小單胞生物！這，就夠令長久以來自認為萬物之靈的人難堪的了。
難堪還不打緊。達爾文演化論最大的影響，是瓦解了已控制歐洲一千多年的上帝勢力。尤其是教會體制下的道德倫理系統因為達爾文而開始不穩固。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除了是受上帝之寵而得以擁有上帝身形，與受上帝賦予為萬物命名的權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祖先偷吃了伊甸園中的智慧之果（fruit of knowledge），從此開了眼，知道善惡之別。人之異於其他動物，就在於偷吃的好奇心，與隨之而來的道德倫理制度。
達爾文殘酷地揭示，人與禽獸之異幾希。那麼是否人倫道德都可揚棄，是否那些宗教或政治或社會既得利益群體所用來保有資源的「道德」都應該被推翻？或是人類自此重拾步入伊甸園的門票，與其他動物一樣赤身裸體亂倫雜交也不再害臊？這些隨達爾文物質觀而來的恐慌，標誌了達爾文與拉馬克演化模型所帶來的社會印象之間最大的不同：「物種源始於共同祖先」是敗德之鑰。
生命起源一直都是引人注目的終極問題，古來不知有多少哲人學者皓首窮經於追尋這個問題的解答。而達爾文卻帶領著好奇的人類將數千年累積的社會文明送入墳墓，這是文明人所不欲見。所以，達爾文的演化論在比宗教更深層也更為基礎的倫理道德層面上，引來大量焦慮的批判。
也因此，達爾文亦曾試圖論證人類社會中的道德規範與倫理系統的產生，是原本就附帶在可遺傳物質中的人類自然天性；而人類文明中的道德倫理則是在長久演化過程中逐漸累積出來、有利於人類族群繁衍的特質。這種「源自自然」的倫理道德發生論，至今發展出以達爾文演化論探討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發生與「演化」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如Edward O. Wilson的《論人性》可謂為該領域中的經典。
以演化的角度來研究人類文化的「演化」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過，這也卻正是達爾文演化論支持者正在踏入另一個在智性上更為危險的境地，或許人類文化的歧異與衍異應算「種內演化」，不會招致過度推廣的問題。但，社會生物學的智性危險卻是「不可否證」！
例如一個民族因為愛好和平而經常被攻打，導致社會窮困衰敗，那麼利用達爾文模型，我們可以解釋作這民族的不好戰基因為他們帶來衰弱；但若一個民族因為愛好和平而經濟文化昌盛，那我們也可以將之解釋為不好戰基因讓該民族有更多剩餘的資源得以投資到其他部門當中，因此發展繁榮。這就和佛若依德精神分析理論中最遭質疑的部分一樣，套套邏輯：當你承認幼時被父親強暴，那我就可以解釋你現在的焦慮症；當你不承認，我就可以聲稱你幼時的恐怖經驗被潛意識壓抑下來，所以現在產生焦慮症。
再以亂倫禁忌為例。生物社會學家試圖從「近親繁殖時，弱勢基因組合而成的弱勢表現型個體的頻率會增加（包括死亡率與畸胎率較高）」，導致該群體的整體競爭力與適應性自動降低。然而這現象是否能以演化論加以註解呢？當然可以，我們可以說因為那些具有先天對近親交配感到厭惡的情緒（或基因）的個體，進行近親交配的機會較小。所以相對而言，人類社會大致上是對近親交配具有負面觀感的，因為它們大多是由厭惡近親繁殖的個體集合而成。
然而如果我們從文化或人類學的角度來解釋亂倫禁忌，或許可以推論由於人類傾向於對無解事物進行超自然解釋（迷信），因此近親交配的子代死亡率高這個觀察，讓人類很自然地將近親交配視為天譴與禁忌。加上人類社會中，外婚（out-breeding）長久以來具有宗族聯合的政治意味與經濟傾向，因此外婚現象優勢於近親繁殖。由於想像與現實利益，亂倫禁忌成為人類社會中的必然。生物社會學家當然也可以更向前一步地解釋人類的「迷信傾向」來自演化。
在這裡，持達爾文主義的生物社會學家帶有不斷「想當然爾」地以達爾文演化論詮釋人類某些「天性」的性格。儘管如此，我們可以發覺演化論支持者的興趣就在於不斷地向前向前，去探索生命演化的歷程，去挖掘生命的起源與人類的發展，即便證據間接或薄弱，即便除了物種演化之外尚有其他方法。不過這尚不打緊，畢竟等價的學說在知識上，是具有相同的份量的。
然而當達爾文演化模型被套上科學形象之後，任何以達爾文之名所作的論證，似乎就都合理地「科學」了，也因此就合理地可普遍接受了，甚至具有更高的知識價值。這種錯誤的觀感可能可歸因於近代科學以普遍成為知識權力中心。
因為「科學」的權威，若想解釋生命起源這個終極問題，非得科學介入不可。也無怪會有人企圖以「『科學的』創造論」來爭奪或「撼動」美國初等教育課本中的達爾文演化模型地位。這或許可視為是對科學權威的一場小型（但說服力不高的）反動。
支持達爾文演化論者根本無須因為新理論的質疑而感到煩躁。「科學」的價值就在於「可撼動」、「可受質疑」或「可被否證」，而「科學」的精神就在於願意接受由證據與論證所推導的結果。如果達爾文的演化模型想永遠搶課本中的地位，那就和神權時代的教會沒有兩樣了。
愛因斯坦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發現了一個可以推翻牛頓絕對時空觀的相對世界。站在牛頓這個巨人肩上的是愛因斯坦，那站在達爾文肩上的會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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