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會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著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他在牢裡被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身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5、決戰點：夠了沒？
我們面對的不是「壞人該不該罰」的問題。大家都同意壞人該罰（除了丹諾外）。我們面對的是：罰他要罰到什麼地步？死刑還是終身監禁？想像一個你最討厭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銬腳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但卻恰好落在你手裡，你會不會殺他？唔，我想，我不會。有些人會跟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一定會至少猶豫一下。這一點遲疑，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如果這壞人正在「跑路」，警匪槍戰，而警察碰巧把壞人打死了，那我沒意見。因為壞人對於警察與路人的身家性命，都造成威脅。可是如果警察已經制服了歹徒，還可不可以把他打死呢？不能。如果他拿槍指著我的頭，但是我們卻在這一陣混亂裡，兩人搶起槍來了；我緊張、害怕、激動，我可能會想盡辦法殺他，因為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那是正當防衛。但如果他已經被綁住了呢？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衛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也是防衛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啊，把他關起來啊。我的論點不是他不該死。我的論點是我們根本不該動手。
我們終於來到死刑辯論的決戰點：到底怎麼樣算「夠了」？我們對於罪犯處置的極限在哪裡？從前，判死刑是不夠的。得凌遲，得腰斬，得五馬分屍，大家還興致勃勃的圍觀。但是越到近代，我們對「殘忍」的忍耐度越來越小。現在死刑用電椅、用毒針、用槍決，我們仍覺得不忍卒睹。同樣一件事情，以前不算殘忍，現在卻被視為殘忍，可見「殘忍」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殘忍」的標準是浮動的。殘忍不容易定義，但可以迂迴的試著逼近。當代的死刑用槍決、注射毒針或電椅，而捨棄了斬首、絞刑或毒氣室，是為了避免殘忍，不要讓犯人承受額外的痛苦。支持死刑的人常常強調，現代的死刑已經很人道了，我們為他找了一個最不痛苦的方式，已經仁至義盡。也就是說，同樣是懲罰，如果能夠節制至最低限度，那是仁慈；如果過當，那就是殘忍了。
「過當」！是的，就是「過當」。既然無期徒刑已經足以達成隔絕的目的，那麼死刑就是「過當」，就是殘忍。我看王文孝的死刑檔案會感到不忍，不是因為他並不壞，而是因為，那是一個社會「過當」地執行其集體意志。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我說：「當我們過度懲罰罪犯，人們連看都不敢看。」
我們太低估死亡了。我想起Toshi Kazama，那位清秀溫文的攝影師。他是日本人，現定居美國，花了八年時間造訪數座監獄，拍了一系列少年死刑犯的照片。美國有的監獄用電椅執行死刑，有的監獄用毒針。用電椅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因為電一下很快就死了，不痛苦。用毒針不人道，因為一共要打三針，歷時15分鐘，時間太長了。但是用毒針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用電椅不好。用電椅，犯人的眼珠會迸出來，而且你看到電椅底下接到一個桶子有沒有？因為犯人會大小便失禁，桶子就是用來接排泄物的。說到這裡，Toshi直視全場，他問道：「哪一種殺人的方式會是人道的？」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Toshi說，電椅有兩個開關，一個有連上電源，一個沒有。執行死刑的時候，兩個人一起按下開關，沒有人知道是誰按下的開關把犯人烤焦的。兩個開關不是機械設計上的需要，而是執行者需要分攤責任。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這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著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蕃茄醬。
註：照片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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