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對死刑的，我認為死刑是對於生命的不尊重，也因為這種不尊重生命的殺戮價值觀，社會上更容易有人輕視、輕忽，甚至對於他人的生命視如敝屣。張娟芬是一名作家，她不走討人厭學者的高調論述路線，她謙卑、富有正常人感情的，以務實的方式討論她對於死刑的看法。看完這一篇文章我是非常感動的，她嘗試著去理解和解釋許許多多的衝突，我認為遠比任何專家學者的精妙論述都更容易讓一般人接受與瞭解。今天上完公司法，謝易宏老師強調了中文敘述能力的問題，強調趨近於文言文的中文之用字精確奧妙。然而不論法律人用字多麼精妙，我們又要怎麼讓其他人對於事物感到認同？我認為是反璞歸真，唯有最真的文字，才能夠感動最多人；也唯有最貼近人心的語法，才能夠讓最多人認同。以下，是她的文章。
1、湯英伸還是王文孝？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有意在國中國小任教的準老師所舉辦的人權營。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與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致死」。
王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他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20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
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2、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那是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件超完美謀殺案。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都是十九歲，家裡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社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15國語言，去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14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贖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猶太社區非常傷心，因為這兩個年輕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猶太家庭。「幸好」被殺的巴比也是猶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種族衝突。兩人似無悔意。根據芝加哥論壇報，李歐普說：「奇怪我們怎麼會被抓呢？我們演練過好幾遍呀。這只是個實驗罷了，跟昆蟲學家釘住一隻甲蟲沒有不同。」婁伯則說：「這只是我人生的過程而已。我會去坐幾年的牢，但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有個全新的人生。」他們的冷血令美國人為之沸騰。當時的處決方式是絞死。巴比的母親很傷心，但她不是「以牙還牙」那一型的人。她說她不想看到婁伯與李歐普上絞刑台，但她希望問問他們兩人，巴比死的時候痛苦嗎？李歐普從報紙上讀到這段訪問，他的反應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她的復仇心並不強，那對我們有利。此外，也有一點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點點吧。」
丹諾時年67，接了這案子。檢方預料丹諾會主張心智喪失而做無罪抗辯，但出乎意外的，丹諾一開庭就撤回無罪抗辯，當庭認罪。如果被告是辯稱無罪（不管什麼原因，「不是我幹的」或者「心智喪失」），就要組陪審團來審；但如果認罪，刑期輕重只要一個法官就可以判了。現在情勢是「人人皆曰可殺」，當然不要陪審團比較好。而且陪審團有12人，判死刑很容易，因為責任被分攤掉了。如果讓單一法官來判，則兩人或許還有生存機會。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被依謀殺與綁架兩罪起訴，假如綁架沒有被判死刑，檢察官就會再將謀殺部分拿出來審，他們不太容易兩次都逃過死刑。認罪了就可以一次解決。
隨後的庭訊裡，丹諾從不忘記「威脅」法官。「庭上，如果這兩個男孩被吊在絞架上，那一定是您。沒有人能分擔您的責任，您無法說，您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案子有兩位檢察官，但丹諾特別眷顧其中一位，因為這位先生非常的倒楣，剛好姓「Savage」——「野蠻」檢察官！丹諾的結辯長達12小時，它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十五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裡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哪，除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人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裡來的？「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祂掌控一切，而我們卻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唇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著。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99年。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大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以刮鬍刀片殺死，得年32歲。李歐普則在服刑33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只是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以及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66歲過世。
3、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15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15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15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夠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會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地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卻後悔了。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註：照片是蘭花螳螂，是蘭花、不是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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