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例
~(汪兆銘1939.03.27)
曾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為國而死，為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著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著安慰我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豔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嗎？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且舉一個例吧！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址：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
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書長：張群
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祥熙)，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寵惠)，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中國當局。其條件為：
（一）內蒙自治；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礦產開發，仍繼續辦理；
（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群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六）關稅改善問題；
（七）中國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
「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活，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有好幾次的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瀟(生智)、徐次辰(永昌)。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之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向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的相同。但加一句，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件、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
（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停人到底；
（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為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
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謂：『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返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復，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為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注三 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瀟，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尚未過去，為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已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復，但對於和戰大計，卻不能不再為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對和之可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以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卻以之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面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以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然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為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有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捨嗎？我希望大家本著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國之第一做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著我們這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曾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托他轉致幾句話：其一，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只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為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卻齎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編按，部份版本則無括號內之句段：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採納，總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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