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來的回憶(陳公博自白書)
我這篇回憶是從二十七年離川寫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說是汪先生和平運動的簡單實錄。本來在今日大統一時候，我對於保存國家和地方人民元氣的心事已盡，對於汪先生個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姑置不論。但既然奉命要寫一篇簡述，那麼，對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運動就無法說明它的起源。對於我的主張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我的主張，這幾年來的經過便無從說起。對於這幾年來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便不知道這幾年來此間人們的苦鬥和掙扎，類於矯飾，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參加和平運動的經過，由反對而卒至參加，重慶的同志們都很了然，就是不寫，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決定不諉過、不矯飾，很簡單的寫一篇回憶。不過，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還抱極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國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總想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內有共產黨的搗亂，國民黨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罷。若要不破裂，只有從我做起，所以由民國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離重慶止，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對於黨始終沒有批評過，對於實際政治也沒有批評過，然而還有汪先生離開重慶一件事，更有組織南京政府的一件事，這是我夢想不到，而引為絕大遺憾的，以下分段說明這幾年來的經過:
（一）汪先生的心境關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論，我不打算寫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論，這幾年來有出版的言論集。我要寫的是汪先生由民國二十一年以至民國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國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張和平的動機。
汪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民國二十二年長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國。在長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歸來，共赴國難。
那時候汪先生總以為中國只有抵抗才有辦法，可是也因長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軍火同敵人的軍火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就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時的心境。同時，他還對我說:「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我告訴他，外間的批評很是惡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憤懣的答復我:「我死尚不懼，何畏乎罵？」，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環境更是一天一天惡劣了，當時的國事，我知道是蔣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負責的，然而外間的觀察顯然已劃分為兩個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犧牲，願意替國家負責，願意替蔣先生負責，可是據我觀察，國事至是，危險非常:第一，中國要戰，應該舉國一致；中國要和，也應該舉國一致。如果把蔣先生和汪先生認為兩種主張，那麼國內不難明顯的分為和戰兩派。在大難當前，而有黨內兩個不同的見解，可以促成黨的分裂。第二，國內搗亂的分子很多，惟恐國民黨團結，惟恐蔣、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撥者以機會。國的分裂、黨的分裂，是我決不願再見的。那時國內的報紙對於汪先生攻擊已漸漸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報紙記載日本公使有吉回國，汪先生送他到車站，還哭了，一常報上便譏諷汪先生，登了兩首詩。那兩首詩的全文，我已忘記，只記得有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那時真苦悶極了，我不是不愛國，同時我也愛汪先生，極不願汪先生就這樣犧牲了。因此，我又勸汪先生辭職，等到和戰大計決定之後再負責任，也不為晚。
我正在勸汪先生辭職的時候，倏然聽到一個消息，說汪先生的兒女也反對汪先生兼外交部長。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對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部長？」，我聽了之後，非常難過，同時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陳友仁辭職以後，汪先生對我說：「蔣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辭不幹。當時我不幹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為英美報紙久已宣傳我是一個極端左翼分子。那時外交正在緊迫，不能不靠英美幫忙，如果我幹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於中國無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歡應酬，而外交官第一個要件就在應酬，這樣我幹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沒有好處。」。不過，我聽見汪先生這一句「聰明人不肯幹外交部」的話，立時想起替汪先生分謗，顧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見汪先生，提出我願意幹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說:「我現在幹外交部，就是人家不聽我的話，還得考慮一下。如果你來幹外交部，恐怕人家連考慮也不會考慮。」。我說:「這樣，請汪先生向蔣先生說，我自告奮勇去幹駐日公使怎樣？」，汪先生說:「你要替我分謗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駐日公使是一樣的情形。」。我聽了之後，更無話可說。
民國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確苦悶達於極點，除了一般人攻擊汪先生主和之外，還有些人見了汪先生便主和，離開汪先生便主戰，還有些人力勸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並且來見我，要我苦勸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實當時情勢混沌達於極點，戰固說得太早，但和也無從說起。我勸汪先生以暫退為宜，最後我見汪先生堅持負責，我只好單獨向汪先生提出辭職，可是我每一次辭職，汪先生總不答復，這樣一直延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天。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罷，汪先生肝病復發，到上海進醫院了，後來依醫生的勸告，又到青島養玻在八月間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黃季寬剛由重慶見過蔣先生回到上海，攜有對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滬來青島。」，囑我同黃季寬一同到青島一談。我於八月五日在南京飛機場等候黃季寬，當天飛至青島。下午同黃季寬一同見汪先生，汪先生那時病得很消瘦，看了那個方案以後，沒有說什麼話，回頭只對我說:「公博，你是不是還想不幹？」，我說:「是的。」，汪先生說:「這樣也好。」，我聽說汪先生允許我不幹，如釋重負，和黃季寬一齊退出來，當夜便和青島市長沈鴻烈痛飲一頓。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沒有去見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還是喝酒，汪先生派人來找我了。
我酒還沒有大醒，便去到海邊一個別墅見汪先生，這是我自有生以來和汪先生面紅耳赤說話的第一次。過去我雖然常和汪先生討論，有時免不了辯論，然而那一次簡直可以算吵起來，事後回想，真不勝悲涼之至。汪先生一見我，便很嚴肅的問我了:「公博，你說不幹，是真的不幹嗎？」，我說:「我不願幹，自去年已決其心，那還是假的？」，汪先生說:「我病還沒有好，或許今天我的說話是病態的說話，我不獨我要幹下去，我勸你也要幹下去。」，我那時真是醉還未醒，我說:「汪先生能否容許我說幾句話？」，汪先生說:「當然可以。」我說:「汪先生你說你是病態的說話，我今日則是醉態的說話。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終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是賣國還是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日蹙國百里，談不上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先生奮然說:「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華民國說的。人家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要到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幹，我勸你也要幹！」
汪先生這番話使得我無話可說，我只好說:「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難道我好站在旁邊袖手嗎？」，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時我知道蔣先生將於二十日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他決定辭職，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辭，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島時那樣堅決要幹，不到十天又堅決辭職。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願意不幹，其中變化的理由我也不再去問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被刺於中央黨部受傷了，更因受傷而出國療治了，我對於汪先生受傷是極痛憤的，對於汪先生出國是極高興的。汪先生出國一直到西安事變後才匆匆歸國。
自西安事變發生後，汪先生更是傾向和平，以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如果中日兩國戰爭，結果在國際恐怕只便宜了蘇俄，在國內只替共產黨做機會。總之，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遠因是受了長城古北二之役的影響，近因是受了西安事變的刺激，或者他人的觀察和我不同，而我個人的觀察還是自信是比較正確的。關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寫得似乎太長了，但不詳寫汪先生的心境，便無從說明汪先生主和的癥結。至於後來因主和而離開重慶，那是我始料所不及，並且我前後反對了二十餘小時，還不能阻汪先生的離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運動前後和我的主張
如果有人問我:「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實在沒有方法答復，因為我至今還不知始於何時。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時候，我只知盡我的力量反對，無暇探問始於何時，到後來事機已經成熟，我仍是反對，也懶得去探問始於何時。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我正在成都籌畫如何訓練黨員，和公開在四川省黨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學生分期演講「三民主義與科學」，我接到汪先生的電報，說參政會開會在即，囑我早一兩天到重慶。本來我在黨裏是被指定為參政會內國民黨黨團的指導員，因此我即起程赴重慶。
到達重慶，我還記得是早上去見汪先生的，當時汪先生通知我，對日和平已有端緒，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只聽汪先生自己講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這樣大的事情，為什麼汪先生事前一點也不關照我？當時在座的，我一時也記憶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幾位。我等他們走後，我聽見汪先生所說，又仿佛蔣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說待時機成熟，汪先生還要離重慶的。我聽了之後大不謂然，因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張，我當然對汪先生陳述幾個理由:第一是，自從國民政府於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間經過好幾次黨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國二十年底寧粵合作，黨複統一。方今國家多難，不容再破。第二是，對外問題，首在全國一致，戰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戰爭時候，和戰見解，國內或有不同。但儘管別黨別派不同，而在國民黨內萬不可有兩種主張，否則易為別黨所乘。党一失敗，國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絕不熟悉，但由過去幾年交涉而論，日本絕無誠意。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什麼是他們的限度，我們是沒有方法知道的。對於一個國家，我們不知道我的對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絕對一件危險的事。其他還有許多理由，我現在也記憶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對汪先生言和，更反對汪先生離開重慶。這樣辯論到十一時，汪夫人說，你們辯論時間太久了，食過中飯再來談罷。我離開汪公館，便一逕到中南銀行找佛海，並順便找陶希聖。佛海對我說:「你一定嚇一跳罷？」，我說:「怎麼不是呢？這樣大的事，為什麼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說:「我也對汪先生說過應該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說，公博近來太懶，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們都走，他是不能單獨再留的。佛海的說話這樣，陶希聖也是一樣。我聽見這句話，默然無話可說，只得長歎一聲，心想:那裏怕我懶，只怕我反對罷了。中午食了午飯，我再見汪先生，力陳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樣又辯論到黃昏，我才回旅館。以後我每次見到汪先生都不贊成這個主張，後來汪先生說，這事雖有頭緒，尚無結果，等到將來發展再談罷。」
說到此地，我可以說說自民國二十年底到離開重慶，甚至乎到今日我的主張了。我的主張說起來是很簡單，就是個人無論如何犧牲，最要緊黨萬不可以再破裂。我還記得在擴大會議失敗之後，我個人到了歐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召集，我即沒有過問。到了九月，我想這樣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國試試進行一種黨的團結。歸途剛抵錫蘭的哥倫堡，即聞有瀋陽「九一八」之變，我還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自是決心進行黨的團結，中心總以為黨有辦法，國事才有辦法，否則黨一失敗，國亦隨之而亡，縱幸不亡，亦必衰敗。
但要黨團結，先從那裏著手呢？我以為先須從本身著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對於實際的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來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並不是沒有批評和意見，但是再想，多一種意見，便多一種糾紛，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絕對的好，那更不必說，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說。」
我為謀黨的統一和團結，先不必期於別人，還是先求之自己。
我心中所祈求的，黨萬不容再分裂，蔣先生和汪先生千萬須合作到底，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後以至今日的一貫主張。
而且當日國家實在也太危險了，中日問題時刻都有立刻戰爭可能。軍需工業，中國還談不到，而且也不可一促可幾。
但中國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萬擔怎麼辦？每年缺乏麵粉二千萬擔怎麼辦？民國二十一年中國棉花產量只得七百萬擔怎麼辦？中國一有戰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戰而屈，這都是我的實業部職權範圍，我應該埋頭於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問題，我為團結，我且讓其他同志幹去。
我對黨務求團結，不但我在實業部四年如此，就是我離開實業部也是如此。我還記得我離開實業部後，張岳軍曾奉蔣先生之命，徵求我做義大利大使的同意，我堅辭不就，固然我的母親太老，我不願意離開她，同時我深怕離國太遠，而汪先生又離國治療，易為造謠者製造謠言的機會。黨內的謠言一生，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我離實業部以至「八一三」事變，始終未離南京一步，這是我力求黨內團結的苦衷，當時或者沒有人會瞭解的。
在民國二十七年我們退到漢口時候，黨的統一呼聲又起。
我記得有一次陳立夫和陳辭修兩先生來德明飯店看我，陳辭修先生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說:「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完全責任；在二十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先生也說:「這幾年來，公博先生實在沒有負責。」，黨的統一是我極端贊同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經開始以靜默的態度而等時機的來臨了。其實在我歷年的回憶，在每次糾紛當中，我都不是居於發動地位，而結果每一次都變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都遷漢，當時我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總想以國府與總司令部同時遷漢，可以鎮壓下去，但後來畢竟引起寧漢分立。在十分年自《革命評論》停版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國，遂有張桂軍之役和擴大會議。至今回憶，自己也覺有些不可思議。我敍述這些經過，我並非諉過，並非卸責，因敍述之便，不禁引起這麼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從重慶來一個電報，叫我立刻至重慶。我到重慶時，汪先生告訴我，中日和平已經成熟，近衛已表示了幾個原則:一、承認滿洲國。二、內蒙共同防共。三、華北經濟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相互不賠款。中國如答應，則日本於兩年內撤兵。我對於第四、五兩原則沒有意見外，其餘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則都不贊同，尤其不贊成的是汪先生離開重慶。我的大原則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黨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夠了。我們要救國才組織黨，今黨不斷分裂，救國更何從談起？汪先生說:「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我們難道袖手以待亡國嗎？現在我們已無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當時我已辯無可辯，我說:「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蔣先生之命至歐洲，當時原可以不必急急歸國，當日很多人在歐美多藉口辦理外交或採購物資，消遙海外，以待世變。我不忍各同志在國內掙扎苦鬥，故願同甘共苦，匆匆求歸。我的志願如此，我寧願真到了這個時期，一同犧牲算了。」，汪先生說:「我們革命黨死何足懼，難道眼前看幾千萬的老百姓也跟著我們同死嗎？」，汪夫人這時說:「好了，我們一定走的。你不走時，一個人留在此地好了。」。我們辯論，到了此時，已經無法可辯，我已無法阻汪先生離渝，至於以後怎樣，我不得不再考慮。
汪先生是決定於十二月二十左右離渝了，我回成都以後，苦悶達於極度，第一，想到我不隨汪先生走，不難人家看作我個人在內地作汪先生內應的工作，就是不這樣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罵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罷，數年來我苦心孤詣、隱忍自重以求黨的統一的苦衷盡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東北是丟了，內蒙共同防共也等於丟了，所謂華北經濟合作也等於共有，於中國前途絕無好處。」。自回成都以後，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後一個希望，即離川以後，以個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更希望黨對汪先生的制裁能夠緩和，減少汪先生的衝動，這樣我可以從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夠中途中止他的行動，這是旦夕所祈求的。時日已記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個副官來成都通知我，叫我務於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氣關係，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飛雲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內，我只好赴河內。到了河內，我寫了一封信呈蔣先生，托張岳軍和朱騮先兩先生轉呈，中間略述我的主張，並盼黨能對汪先生寬大，使我得盡最後的努力。
在河內住了幾天，近衛聲明已發出，汪先生起草一個答復，交周佛海、陶希聖和我三個人帶香港發表，是即所謂豔電。我臨行之時，力勸汪先生不要離河內，並且不要和日本人來往，以示無他。我回到香港以後，心想我的心願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動，或者可以得重慶各同志的諒解。
中央黨部終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對汪先生下了處分了，末後更有曾仲鳴之死，我想我勸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的主張怕又會中變了，我那時悲觀達於極點，想請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恐怕不能實現了。我那時真足感覺人微言輕，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關係不能阻他離渝，以六年來苦心孤詣以求黨的團結統一而敗於一旦，我尚有何話可說？恰值我的母親病重，我遂閉門不出，更不表示意見。不久聽見汪先生赴滬了，而且更聽見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個電報給汪先生，那個電文我已不存，我只記得大意，說以先生的地位萬不宜赴日，並且最後一句話說得很嚴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對國人？汪先生複我一電，說弟為國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對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我接到這個電報，又只有長歎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罷，汪先生到了廣州，叫我到廣州一行，並且派人對我說，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種君子協定，他不求我贊成，只希望一見，以便討論。我到廣州住了兩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協定，現在內容我也記不清，大致和近衛聲明及後來的中日基本條約差不多，我終認為不滿，非中國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又召集幹部會議，邀我和何炳賢出席，我決定不去，只是何炳賢赴滬。我囑咐他:「最要是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其後，何炳賢的確極力反對組織政府，並且和當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辯論。我當日一種癡想，以為我什麼都不參加，或者汪先生不致於組織政府，那裏知道以我個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決心，更不能排除當日的群議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說中日基本條約的草約已開始討論，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後就是反對也來不及。我想這或者是一個關鍵罷，如果我一反對，那麼組織政府可以延擱，以後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國一致才舉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個月。那裏知道我到上海時候，所謂基本條約已討論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來才討論了。我住了上海半個月，只是和須賀辯論些海軍問題，這都是無關宏旨的虛話，我再無心逗留，終於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將離開上海的幾天，一夜汪先生請我們吃飯。我碰見影佐禎昭，我說:「那裏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答復我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
飯後，我把影佐的話報告汪先生，並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說:「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
（三）南京政府的組織和我決定的原則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回到香港的，當日我在上海時候，已聽見有組織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終沒有和我談起，只是從旁聽說某人預備做什麼部、某人預備做什麼部而已。我反正不願與聞，就不願與聞到底，我心想趕快離開上海再說。同時我希望重慶急急想出一個辦法，我不是說因為汪先生要組織政府，重慶不能不及早謀和，而是重慶最好有一種表示，使上海一班人們不至急於出以積極行動。可是我回香港以後，我沒有辦法通知重慶，在香港誰人可以代表重慶，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歐洲時候，曾攜張岳軍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時已知道不適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罷，陶希聖和高宗武兩位早上忽然來訪我了，我吃了一驚，問他們為什麼來香港，他們說我上船之後，他們也隔一兩日便走了。他們兩人當時並沒有說什麼，只說他們走後，汪先生便更要找我了。我當時實在驚詫不已，找不到什麼話可談。等到第二天再找他們時，一個也找不著，我那時實在不知高、陶兩位的意見，在滬時候他們對於佛海不滿意，說了佛海許多閒話我是知道的，至於對基本條約不滿意，我始終沒有機會聽到。直至後來他們公開發表基本條約的密約初稿，我才恍然大悟，我對基本條約不滿和反對組織政府，他們很是明白的，但為什麼不對我說呢？不贊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也為什麼不早對我說呢？
汪先生畢竟赴青島舉行會議了，在事前我是毫無所聞。不過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聞也毫無用處，那時似乎箭已離位，扣弓無益。我心想汪先生實在太危險了，在一般和運的分子，我所稍稔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聖兩人。佛海是我在民國十年認識，其後以服務的不同，不但談話很少，就是見面也很少，至於希聖是比較稔熟的，現在已和高宗武脫離，在上海、在汪先生左右的，我實在找不出一個熟人。汪先生脾氣易於衝動，我是知道的，如果徑情直行，對於汪先生的前途、對於中國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憂慮。
我只是在家憂慮，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來邀我到上海。我問汪夫人是不是要組織政府，汪夫人說你對於這點贊成和反對，請你到上海對汪先生說。我還記得在我臨行之前數夕，曾和錢新之、杜月笙兩先生見一次面，他們問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復:「是的。」，他們拜託我最好勸汪先生不要組織政府，我說當然要勸汪先生。同時我表示我實在對高、陶兩位不滿:「倘然他們早些對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後我仍希望他們兩位轉達蔣先生:有無更好的辦法，使我得以從中盡我最後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三、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時候，「還都南京」一切都準備好了，我簡直無法開口，我知道再勸也是沒有用的，不過勸雖無用，也不能不勸。汪先生說:「政府再不組織，只有宣佈和平運動失敗，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無法了，今後只有從事補救的一法，當時我向汪先生提出兩點:第一點，戰由蔣先生戰，和亦當蔣先生和，南京只好處在一個中間交涉的地位。換一句話說，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的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第二點，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當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為內戰的方式。這兩點意見，汪先生極為贊成，並且說我這些意見就是他的意見。
汪先生允許我的提議，並且要我幹行政院，我堅辭不幹，轉而就立法院。我昔時極願以閒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寧靜，徐謀補救，使國家和黨複歸於統一。至於我本身又該怎樣呢？
我自己也決定我應該做的幾件事:
第一是反對中日基本條約：
在基本條約簽定以前和在簽定以後，我都一直反對。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簽定了，在正式討論的時候，汪先生叫我參加討論，我堅辭不肯，因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參加討論，那麼簽定以後，我再不好反對，我要保留反對的地位，所以不肯參加。在簽定後，阿部信行大將其時是駐南京的大使，他問我基本條約會不會發生影響，我說，絕對不會發生影響，因為:第一，所謂基本條約，顧名思義，應該謀中日兩國友好的百年大計。照這條約的內容，連停戰協定都夠不上，更談不上基本。第二，照近衛聲明，口口聲聲說「東亞新秩序」，但基本條約內容無一條不是舊秩序，而且是舊秩序中最壞的惡例。不過這個條約固然發生不了好影響，也不會發生惡影響。阿部問，這是何解？我說，一般現象已經惡極了，大家都已對日本不諒解，這個條約不過是對日不諒解中一個證明而已。其後無論本多、重光來任大使，我都這樣反對。三十一年和東條英機見面，也是一樣反對，並且對任何中日人士，我都這樣解釋和宣傳，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謂中日基本條約廢止。
第二是反對華北特殊化：
在基本條約中在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只是那麼一句話，但事實上何止合作？簡直是獨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聯社一個消息，說北平興亞院的森岡很怕南京政府還都，影響到北方，曾秘密電東京，主張華北應當採取永久半獨立的狀態。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禮的名義赴東京，首先對米內內閣總理和有田外務大臣提出質問，而且更對近衛文麿質問。米內和有田極力否認，而近衛則因已下野，說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實上，華北何止「獨立」，簡直是一個國家，舉凡政治、軍事、經濟、金融、交通，無一而非獨立，尤其特殊之特殊。
南京和北平的文書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經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雜誌，題目是《告日本國民》，當中一段攻擊華北特殊化，並說我們絕無南北之見，要中國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國，只是日本罷了。因為那時日本宣傳說中國的南北見解不同，似乎華北的特殊化是中國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這麼一篇公開的言論。華北獨立，一直至基本條約廢止之後及日本採取所謂對華新政策，才慢慢有統一的傾向，然而也是傾向為止，因為日本軍人把持於上、商人把持於下，至日本投降時候，還保存一種特殊的狀態。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義：
南京政府還都之後，三民主義重複在淪陷區內公開宣傳，我尤其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我深怕人民習慣於日本統治，更怕軍人習慣於日本支配，使得中國永遠不能翻身。我對汪先生提議:「重複設立政治訓練部。」，我的用意，因為在南京政府還都時候一個兵都沒有，所有的僅有任援道的綏靖軍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謀略部隊。這些部隊在二十六年底即歸日本軍隊支配，至到二十九年初已有兩年多。
日本所謂謀略部隊，只求他們不對日本放槍，其他事情日本是不問的，因此思想龐雜，紀律廢弛，我深怕他們貽害人民，尤其怕他們傾向日本，則國家將貽無窮禍患。因此我把各部隊軍官抽調來京訓練，灌輸他們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勵他們以國家自由獨立的精神，勿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時對中學生講演的《三民主義與科學》作藍本，另外寫一本《政治工作須知》，最注重「負責任、求知識、守尊嚴」。我所謂守尊嚴，固然一個軍人、一個國民不能驕傲，同時更不能卑屈。我當時實在看不慣有些人對日本那樣卑屈的態度，我不獨引為國民之恥，更恐怕由此墮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潔政治：
我最引為恥辱的是民國二十三、四年，聽到日本批評中國無一公忠體國之人，同時我更反省到:中國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到四悟書有句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來則已，既來應當示日本人:中國並不是沒有公忠體國之人，以此首倡廉潔政治而為人表率。而且，我更標出四句格言:「復興中國，從做人起；建樹人格，從立志起。」，我以為不會做人，也無從救國，國家雖然喪敗，如果人人能夠立志做人，不以和平為發財的門徑，或者中國還有出頭的一天。不過我承認失敗了，我雖然這樣標榜，而且在上海實際幹了四年，對僚屬發生不了很大的影響，貪污還是層見迭出，社會也發生不了影響，奢侈淫靡還是茫無止境。人民都如食狂藥，似世界末日將至，能夠享樂一天算是一天，什麼是中國危險，他們似乎不在乎，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復興，他們更以為不幹他們的事。這真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說無日不與日本鬥爭，除了和日本力爭和平條件之外，在政治上爭行政的自由和統一，在軍事上爭軍事上的獨立和脫離日本的束縛，在經濟上爭取物資的保存和國家、人民的元氣的保存。至於具體事實，我因為沒有檔案在手邊，而且太長而瑣碎，只好問各部門的負責者了。我還記得去年有人對我說:和平運動是失敗了。我說：南京這幾年中對日就沒有和平過，無日不在那裏鬥爭，和日本的總軍部鬥爭，和日本大使館鬥爭，更和東京政府鬥爭。既然沒有和平過，那麼更談不上失敗不失敗，至於全面和平更談不上，這都是五年半的事實。
（四）敵性的南京和危險的南京
我所謂敵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謂危險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現在我分兩段略述如下:（甲）敵性的南京日本人對於汪先生是相當的尊敬的，同時也認為南京是含有敵性的，因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見解。汪先生的理想，以為我以誠待人，人總是有良心的，也會感化的。近衛既然聲明日本並無滅亡中國之心，那麼日本在華軍民也是一樣的，因此日本應當讓南京統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樹強有力的軍隊以保持和平區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經濟以保持國家、人民的元氣；使南京可以自由處置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數年以來的戰爭痛苦可以稍得蘇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護人民，排除日本憲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見解那就大不同了，許多軍隊和官使曾受日本支持的，他們不得不繼續支持。至於貪污與否與日本無關，有時或者因為貪污，他們才更容易利用。至於南北對立，更是他們奪取物資的機會。軍隊不必強有力，只須能夠做到日本人的步哨為已足；南京政府軍隊有了力量，總有一天聯合重慶反攻日軍。
日軍是以戰養戰，物資在所必需，然倘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儘量供給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慶休戚相關的，重慶分子南京必然掩護而足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種種，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見解完全對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還企圖南京能夠進行全面和平，及後慢慢承認南京為有敵性的政府。幾年以來，除對汪先生表面尊重之外，發出一種批評，說重慶是武裝抗戰，南京是和平抗戰。因為視南京為敵性的政府，對於政治，以前采一種半干涉的態度不復再打算解除。對於軍隊的調動故意拖延，使南京無集中軍力的機會。對於經濟，以辦理統制應由民間辦理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種統制委員會，而實際上由日人把持處置。
除各種束縛以外，更發出南京毫無力量的宣傳，由這種宣傳對於各地政府以及物資處置更采一種脫離運動。照我的觀察，假使日本的軍事不失敗那樣快，南京政府的存在是很成一個問題。倘若美軍登陸，南京的部隊無疑的先給日軍繳械。
（乙）危險的南京
在去年，即三十三年四月間，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畫，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而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汪先生是於三月二日赴日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是不得不為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只有和日本破裂。同時我得到一個情報，說共產黨決定以蘇北的阜寧為第二根據地，這樣，東南經日軍破壞之後，更要經共產黨一次蹂躪，我實在對不起國家，並且不能履行離重慶後呈蔣先生信內「國必統一、黨不可分」的諾言。因此，我一面決定一種軍事計畫，並一面召集各將領在南京會議。
日本的態度暖昧如此，而南京的軍事情形怎樣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軍分佈於蘇浙皖各不相聯外，蘇北的李長江舊部和原有的部隊，自經項致莊改編後成立兩軍。這些部隊以分防的關係沒有方法訓練和教育，而且械彈缺乏、配備不全。我打開地圖一看，我們沒有一個隊伍不給共產黨包圍，而警衛一、二、三3個師，除了第一師劉啟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總以分防為詞，不讓我們集中。至是，三個師的內容、配備比其他各師較優，一、三兩師的軍官多數是軍校學生，雖然反共的意識堅強，但是待遇方面因為不是地方部隊，無特別的津貼，也較各師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額不足。我經過很長的時間考慮，暫時北以隴海路為限，南以錢塘江為限，先作一個防共區域的準備。因此同時將蘇北、江蘇、浙江三省長官更迭，將江蘇交任援道，將蘇北交孫良誠，將浙江交項致莊，企圖將這個地帶保持住，使東南得到一個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淪於匪手。
當日我召集各將領會議，我曾聲明，為中國的前途，為未來的統一，我不能不做這個打算:重慶贊成聯合剿共，我們也剿共；重慶不贊成剿共，我們也剿共。日本不和共產黨妥協，我們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產黨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為剿共問題和日本反臉的。當時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調動孫良誠的部隊到蘇北，增厚蘇北的兵力。（二）將蘇北三個師調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軍程萬軍一師，沒有其他隊伍。（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線。（四）以上海交稅警團和保安隊。（五）將警衛三個師集中於南京，清剿茅山匪區，打破共黨三山一湖的計畫，並防止共黨渡江之路。我這計畫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孫良誠的部隊於十二月才完全到達蘇北。因為孫良誠的部隊是駐在河南，而調動河南隊伍必須和華北軍部商量，東一拖延，西一阻撓，竟費八個月的光陰，才能完成一部分計畫。………至於吳化文部隊由山東調駐安徽還是今年的事。其初我想將吳化文調隴海，而將張嵐峰調安徽，末後也因日本障礙沒有實行，除了軍隊佈置以外，最缺乏的是子彈問題，日本是從來限制我們部隊的子彈的。南京修械所是沒有辦法了，無煙藥是買不到了，我只好囑咐各軍自行設法購買和製造，最好是不要讓日軍知道，以免又發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囑各軍於中央部隊聯合剿共時，設法密送械彈過來，使得增厚剿共的戰鬥力。其餘我專候中央部隊的反應，使東南各地於日本退兵時，不致淪入匪手，致對統一又多一重障礙。
以上所述的軍事佈置都是事實，我今日不是以為還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產黨問題為投機的題目，政府可以詢問各軍，都可以知道我的佈置和主張。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終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慟，一方面更想到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樣可以結束這個局面以使國復歸於統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個人主張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脅害，同時也沒有別的機關可以維持治安。如果東南一亂，我仍舊對不起國家，仍舊不能達到中國順利統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職務，只以代理名義維持，等待國家的統一。同時，於十二月二十日發表聲明，宣言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更強調聲明「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我這個聲明是表示我數年來的思想，並且回應我離四川後呈蔣先生那封信。當時南京仍在日軍扶持之下，我不憚率直地表明南京無與重慶為敵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合作的。我也不憚明白表示黨不可分的理論。我並不是今日要敍述我的勇氣和決心，只是八年以來的一貫主張，到了我可以發言的時機，應該披肝瀝膽，與人以共見。
佈置是差不多了，主張也表示過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蔣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兩個電臺:一個是我自己設立的，在上海開納路七十四號，那電臺設於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給蔣先生侍從室劉百川用的，那呼號是GWAZ．XZWW．LXY，我從來沒有直接消息報告蔣先生，因為總感到關於日本普通的情報自然有報告。關於日本謀和事件，總以這些條件我自己都不滿意，那能告訴蔣先生？至關於個人問題，只有等候蔣先生的命令，我無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個電臺是戴雨農先生底下的陳中平的。那個電臺一次為上海日本憲兵破獲，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釋，並要求交回電台，叫陳中平繼續設立。那電臺的呼號是QSF·AVL·EQF·JVO·CLT·JOH·VCQ。後來陳中平因為恐憲兵監視，或作或輟，多數電報都送往浦東。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劉百川早回內地，第一個電臺已經日本憲兵干涉了幾次，終於把電臺封閉了。剩下陳中平的電臺，據說沒有和蔣先生通信的密碼，那時我竟沒有辦法，只好企圖蔣先生有人到京滬，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佈置。
我還記得我見過幾個人:一位是何世楨先生，一位是顧寶安先生，一位是兩路黨部負責人（姓名我已忘記，可以問傅式說），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趙冰谷先生，我都托他們把我的心情和佈置轉達蔣先生。我告訴他們:我對汪先生心事已了，責任已完，現在此間正候蔣先生指示辦法。至於防共，我已盡我的力量，大致東南不致有什麼問題，將來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割據，我絕對服從蔣先生，我極盼望黨能團結而國複歸於統一。何世楨先生是駐上海，其餘的人或者要回內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內地的，並且我鄭重告訴顧寶安先生，請他轉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時呈明蔣先生，派一位相當重要人來滬，這樣可以直接聯絡、直接通電，可是到我離京之時，我依舊沒辦法和蔣先生通消息。
不過，軍事方面已和顧墨三和何柱國兩位取得聯絡。大概今年五、六月間，有一位姓楊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記，可以問趙尊岳），奉陶廣軍長之命來見我，商量軍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議之後，派陸軍部督練處處長張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張海帆不但見了陶軍長，並見過顧墨三先生。顧先生還派高級參謀柏良來滬商談具體問題，我立刻叫參謀次長祝晴川至滬，和柏先生商訂軍事共同行動幾個綱領。後來我回京之後，聽說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時候。他已回到浙江沒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問題，我曾和柏良談起日本問題，我主張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陸，只在臺灣登陸，日本即會屈伏，在臺灣登陸犧牲較少，而成功則一。柏先生主張我派一代表見蔣先生，可是我實在沒有一個熟人可派，只請柏先生轉告顧先生，請他代達我的意見。
何柱國的代表吳樹滋也來南京見我了，並攜有何先生一封信，說奉將先生之命來聯絡剿共的。那位吳先生是林柏生介紹的，我派軍令部次長楊振和吳先生接洽，何先生並要求我派蚌埠綏靖公署參謀長郭爾珍和他接洽，可是郭爾珍患病未行，我後來到蚌埠，還催郭爾珍前往，並親手寫了一封信給何先生。我叫楊振在南京設立一個電臺和何柱國先生通電，並曾囑張嵐峰和何柱國先生見一面，商議軍事問題。
軍事合作正在進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過因敍述之便，簡單說一個大略。以下還簡說我的心情，然後說到南京政府解散後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幾個原則之外，我決定第一不批評抗戰，更不願誹謗蔣先生。我總覺得抗戰是應該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贊成蔣先生的主張的。因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種種行動，我更感覺有抗戰的必要。我還記得內地有人出來，傳說南京的人們以為抗戰愈烈，和平愈有辦法，這種傳言並不是謠言，的確是事實，也是南京的見解和主張。第二，我手寫文章不曾稱過日本為友邦，因為我不認日本足為朋友，大家復按過去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請重慶的同志和部隊參加和運，我總以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關係，我是來補救的，是準備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願拖其他同志受苦。至於部隊，除了後來因聯合剿共之外，我始終沒有和一個內地的長官交通過，因為我不願意拆散抗戰陣營，尤其不願以一個師長和團長受日本的一個尉官指揮監視，我不願和留在重慶一個同志或部隊通過信或者希望他們出來，除非同志已經出來，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慶同志有被日軍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則必定設法保釋。我不是借此見諒於同志，而是援黨不可分之義，實行我的主張。第五，凡是被俘的軍官，我都贊助汪先生設法安置。我總覺得內地軍官的民族意識和反共思想比其他雜湊的隊伍強烈的多，中國不幸而敗，可以作復興中國之基，幸而戰勝，則這部分軍隊終可為國之用。第六，在上海範圍之內，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後，我對於重慶的情報人員極力掩護，並同意於各地軍政人員和中央人員交通。
至於傳達日本和平條件，我只有兩次，兩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內地報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時間記不清。比較具體的是去年小磯內閣登臺以後，由柴山陸軍次官攜來五條，內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對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國在和平後可以中立。我以為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緊是可以談東北問題，撤銷滿洲國。柴山答復可以討論，我認為比較具體，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慶一行。朱先生是商人，與政治無關。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動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問日本更有無進一步的表示，那時已過了三藩市會議了。我勸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慶調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報告東京。後來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於報上得有消息，日本擬派近衛赴俄，托俄國調停。我當時主張由中國出面調停，以為可以增強中國的地位，增加中國的發言權，並且將來收復東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蘇聯而蔑視我的提議，大概日本還以為日蘇還有互不侵犯條約的關係，而且在德蘇戰事正猛烈時候，日本不動，總以為蘇聯可以幫她的忙罷。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歸來的經過
日本於八月十五日公佈投降消息，日皇和鈴木內閣總理廣播投降，南京政府也決於十六日宣佈解散。南京最危險的時期是在十日至十三日那幾天，因為阿南（惟兒）陸軍大臣在十三日還發佈繼續作戰命令，並勖勵官兵努力作戰，而在南京的日本總軍部態度始終不明。我那幾天分頭和軍部及大使館接洽，以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復，如果我們更要為中日兩國前途計，應該服從日政府命令投降，並且千萬勿在此時更留一惡劣印象在中國，使中日感情萬劫不復。我當時所最憂慮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日軍繼續作戰。如果日軍不顧一 切，那麼中國一半地方必會糜爛不堪，人民傷亡更加慘重。一件事是日軍和共產黨聯合，成為長期內戰，因為日軍部許久就散出謠言:萬一無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攜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情形已比較安定，谷正之曾勸岡村，說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夠協助中國復興，使中國能為東亞領袖，則東亞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國自存，這也是一種事實，這也是一個偉大的理想。至到十四日穀正之正式來見，說明日本投降已沒有問題，軍部的今井少將、海軍的小川少將也分別來見，報告日軍決以最大誠意履行投降條件，並表示一切設備都不破壞，俾得換取中國的好感，以留將來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來京，下午舉行會議，宣佈南京政府解散並發佈宣言，勖各將領以統一為重，不得有軌外行為，更不得意圖割據。宣言的全文已登在報紙及即夜廣播，請大家去查考，我手邊也沒有這種原稿了。同時因為辦理各部門的結束是要有機關的，於是成立一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維持各地治安也要機關的，於是將以前的“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我連夜草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說明南京政府業已解散，並報告蔣先生幾件事。那個電文我已沒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說明日軍投降沒有問題，不過集中是需要時期，由小隊歸中隊，中隊歸大隊，集中於杭州、上海、南京、徐州，聽候繳械歸國，希望中國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軍決定不再對共產軍作戰，因為岡村說共產軍也是中國的部隊，是與重慶軍隊無別的，也是戰勝國的部隊。除非共產軍襲擊，否則日軍必定退讓，我特別請中央注意。第三件報告宣城已為新四軍佔領，蕪湖被圍，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並乞指示機宜。這個電報是寫了，可是沒有密碼，更是電臺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楨先生轉譯電呈蔣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滬行動總隊發動了，我在下午六時接有報告，說周鎬擬於是夜行動，佔領各機關。我只知周鎬是佛海推薦為軍事委員會的科長，後又推薦為無錫行政專員。我打一個電話給佛海，說在此時治安是第一緊要，南京一亂，恐無法收拾，請他勸周鎬不要隨便舉動，等候蔣先生派人來接收各機關，以免南京混亂，佛海說已派人找周鎬來勸告了。不久，員警總監李謳一又來報告說:周鎬已張貼告示，著銀行不能提款，其他還有幾條，都可以搖動治安的，並揭那張告示來見。我叫謳一去見佛海，請示辦法，因為我那時已解除一切職務，所謂臨時政務委員會、治安委員會只是臨時機關，就是指揮署也只能指揮原有機關，對於行動總隊我是無法處理。我又電話問佛海，佛海說找不到周鎬。
到了十一時，軍官學校又來電話，說有人至軍官學校演說，要接收軍校，這樣四方八面報告，使我無法處理。如果要鎮壓，必至立刻衝突，以致剛在日本投降以後同室操戈；如果不鎮壓，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亂狀態。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殘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負責的，佛海既無意見，想或者另有辦法，我可以趁這個時候卸責了。拂曉時，軍官學校又來電話，說是否讓人接收，我立刻答復:倘然於國家統一有好處，於地方治安有好處，就聽候接收罷。到了十七日八、九時，說蕭叔宣受傷，趙尊岳、吳頌皋及其他許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辦公室聽候事態的發展。我托人約周鎬和祝晴川於十一時來面談，我想接收機關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後我倒想知道他們的辦法。等到十一時，兩人都不來，我決定三件事:一、再不打聽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靜坐辦公室內等候逮捕。這樣在辦公室內靜坐，一直至十二時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兩點鐘，軍校全體員生都武裝到西康路了。當時，我還以為他們奉命來要我表示態度，或是來逮捕我的，我一問才知道他們是不肯改編而來請示的。我集合學生的代表，問他們有何要求，並且告訴他們在中國大統一的時候應該服從蔣委員長。他們說，他們絕對服從蔣委員長，但不願受不知那裏來的人收編。我只好向他們安慰，答應去電蔣先生，請示辦法。同時佛海派人送來一信，說已由日軍部小笠原出面調停，周鎬已停止行動，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這次行動之後，南京真是一日數驚，新街口新四軍散發傳單了，四郊的新四軍也蠢動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強維持。十七日下午五時後才會見佛海，我和他兩個人打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請即派大員來京維持，以免紛亂。佛海又終於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兩次派人來京，說已就蔣先生委任的先遣軍總司令，維持京滬路及南京治安，我極盼他早日來京，商量一個辦法。不知任先生從哪里聽來謠言，說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來的，時至也不來，並且在蘇州車站對佛海說:“公博要幹，那是我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於去年十一月已發佈聲明:党不可分、國必統一，為什麼援道還有這種懷疑？而且日本以一百多萬的軍隊力量都投降了，我難道擁這些殘破部隊來反抗中央嗎？我深深自歎，數年來的心情而被人誤會至此，真是無話可說。我在十六日見援道不至，和佛海連名去電促其來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軍長徐朴誠來探聽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訴徐樸誠，並囑其轉致援道:立刻來京一行，共商維持治安辦法。
援道於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住了:第一，岡村說沒有蔣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認有先遣軍可以執行職務。
第二，警衛師劉啟雄不願受援道的收編。第三，海軍不願編入先遣軍，要等候蔣先生的命令。我那時的地位已處於萬難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維持的，治安委員會的地位是不夠指揮的，軍校學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蔣先生的後命。江北迭次告急，無兵可調，眼見南京感受極大的威脅，行動總隊還要行動的消息，每日還有這種情報。我聽能指揮的，僅有軍校一千余學生、憲兵和員警。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無法可對國家的，只有盡我個人之力維持罷。我又草了一個電報報告蔣先生，說明以上情形，那電報是借市党部許志遠密碼打的。那個電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說明援道不便指揮劉啟雄，盼示機宜，海軍最好仍暫以淩霄主持，等候交代，軍校請蔣先生自兼校長，候蔣先生到時再行解決。
最後想到我本身問題，國家能夠統一，能夠勝利，這是我數年來夢寐求之之事。蔣先生如果以我過去數年之事為有罪，我應該束身歸罪；如果置數年之事於不問，而認我終是統一障礙，也請蔣先生定罪。因此，我決定留京待罪，聽候蔣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後，告訴我許多消息，說蔣先生是對我諒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滯留南京，反使蔣先生處置困難。任先生直接勸我兩次，間接托人勸我兩次，當時我無法能得蔣先生的真意，而能通電的據說只有任先生。
任先生還說蔣先生要我離京是不會來電，而且不好來電的。但我還是等候蔣先生命令，而且我一離京，治安是否發生問題，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來京，我不好輕易離開。
至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將已由芷江見了何敬之先生回京，報告赴芷江經過，並說:冷欣副參謀長將於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隊將於二十七日由飛機輸送抵京，何總司令可於三十日抵京，這樣負責有人，我可以暫時離京了。在國家大統一的千載一時之機，我怎麼可以使蔣先生為難？而且二十四日之時，任援道還帶張海帆來見，海帆勸我急於放手，我想還有什麼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時與日本使館接洽，借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於二十五日離京。當時預定或飛青島，等候海船赴日，或飛日本，都沒有決定，因航路已發生種種障礙了。臨行之前，我曾呈蔣先生一函說明我的心情，並謂鈞座一有命令，公博當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長，並沒有留稿，但回京之後曾問蕭毅肅參謀長，他說已經見過，那麼蔣先生一定也見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淺海和岡田兩顧問轉致何敬之先生和王東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淺海和岡田，是我不知我離京之後，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軍是等候繳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們。此外留一函給任援道和胡毓坤他們維持治安，因為他們都是“治安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我再留一函給冷副參謀長，有云:望兄之來有如望歲。請他召集原有軍警機關，維持治安。我預料我二十五日離京，冷副參謀長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沒問題，我也可以放心卸責了。
於此，我附帶說明幾件事:第一，我離南京是不是放棄責任？我記得何世楨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攜有顧墨三先生一個電報，是給周佛海、丁默邨、羅君強、任援道和我五個人的。那電報據說是侍從室打給他轉的，說日本投降，叫我們協同國軍繳日軍的械，可是那個電報並沒有命令叫我維持南京治安之責。同時，另外有一電報是命佛海維持上海，委任援道為先遣軍總司令，維持京滬線及南京治安。我立刻發生困難，因為援道已受命維持南京不必說，警衛第一師劉啟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為先遣軍第一路指揮，負責有人，我再不能負責了。我呈蔣先生兩個電報，一個是報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軍動態情形，一個是報告警衛第一師，第二、第三師，海軍及軍校情形，中間免不了有所條陳，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個電報何世楨先生代發，我恐怕輾轉遲到，後來因重慶和南京電臺已叫通，兩個電報一起都借市黨部許志遠的密碼再發，及後又以電臺的密碼再發（重慶電臺和南京電臺約好暫以總理遺囑做密碼）。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蔣先生或侍從室的複電或指示。不過我因為任援道還未能執行先遣軍的職務，依舊勉強維持。這九日以來，真是筋疲力竭、寢食不安，幸而據今井報告:冷副參謀長可於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隊也可於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還召集憲兵和首腦會議治安，這樣我自問已盡了我個人應盡之力，而且我不但顧到南京治安，並且顧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軍還有疑慮到沒有保障，我於二十日前後打了一個通電給龐炳勳、孫良誠、張嵐峰、吳化文、孫殿英、郝鵬舉，勉勵他們並囑咐他們接受中央命令，維持地方。同時我更廣播，叫各軍接到蔣先生委任的，應該立刻接受服從，沒有接到委任的，請他們直接電呈蔣先生指示。這個廣播詞也登各報，都可以複按。這樣佈置完畢，我才準備離京。第二，我為什麼赴日呢？因為當日京滬謠傳，我還要擁兵反抗，援道疑我故不必說，而且援道對我說，已有人報告蔣先生。蔣先生並說:「公博斷不至此。」，可見有人報告我擁兵自衛是真的了。我要離京，最近的不外揚州、蚌埠、徐州，那三個地方都有南京前轄的部隊，豈不又要發生謠言，使我無從自明。
我想青島是沒有南京部隊的，日本是打敗仗的國家，國軍就要進駐的，這總可以免去擁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說明的，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間又會謠傳有一種結黨的行動，其原因為林柏生和陳君慧在那天二十四中午兩個人的狗同時被人毒死了，這事太過離奇，令各人不由得發生恐怖。他們都願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願受恐怖的威脅，所以一併暫離。而且我當時也曾聲明，何時蔣先生有命即何時回來，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離京，飛機以天氣關係一直飛日本的米子，事前毫無聯絡，到了米子才找旅館。三日後東京外務省才派吉川科長來探見，我當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暫居，何時蔣先生有命，即行歸國，並不要求日本任何保護。九月初旬離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閣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外務省大野局長來見，說何總司令有一個備忘錄給岡村，說我自殺是假的，要日本護送歸國，日本政府已指示岡村答復，說陳公博是愛國的，絕不反對政府，希望中國重行考慮。我當時答復大野，我愛國不愛國，自有國人公評，日本無代為辯護的必要。可是我引為駭詫的，我已留呈蔣先生一函，為什麼有我自殺的謠傳？只要有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有備忘錄？我問大野，我留呈蔣先生一函，究竟淺海和岡田已交何總司令沒有？他說不知道。我託他打電報問岡村，俟得消息然後歸國。九月二十四日早大野又來，說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岡村交何總司令，至於何以延誤，他不知道，並說了許多道歉話。他並說何總司令曾派鈕處長見岡村，依舊希望我歸國自首。我立刻草了一電報叫他回東京拍發，我又恐怕密碼有錯，自抄一份電文和致何總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為他說最近將有交通機可以至京滬各地。我現在把函的稿文抄錄於下:南京何總司令敬之兄勳鑒:並請轉呈蔣主席鈞鑒:公博至八月二十五日離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達鈞覽。數年鬱鬱之私，一旦得達，殊快所懷。公博原決留京待罪，只以當日傳聞，有謂公博宜早離京滬，庶免鈞座處置困難，以故對於京中善後諸事處理完畢，即匆遽離京。此行決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鈞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語。頃聞本月九日總司令部對於公博之事，有一備忘錄送致岡村，二十日復派鈕處長傳達鈞意，輾轉傳達，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國自首，本為日夕祈禱以求。今既出鈞意，歸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機不通，伏望派一中國飛機至日，俾得早日回國待罪。區區之忱，尚希明鑒。陳公博叩首。
敬之總司令吾兄勳鑒:八月二十五日曾於離京之前，曾呈蔣先生一函，托兄及東丞兄轉呈，內容想已達覽。弟之離京決非逃罪，只以當日傳聞，謂弟再留京滬，將使蔣先生處置困難，因是不得已匆遽離京，以待後命。頃聞總司令部對弟歸國之事，曾有備忘錄送致岡村，複派鈕處長傳達尊意，弟決本留呈蔣先生函中原意，歸國自首。惟有一事請兄代弟轉達者:當日來東，本非夙願。惟無論暫居國內何地皆有軍隊，深懼予人口實，造作蜚語。蔣先生之意既明，弟歸心更急，最好能由國內派一中國飛機來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種請求，或為逾分，然區區之心，度亦為兄所深諒。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為自首事，曾有一電致兄並請轉呈蔣先生，恐電報梗阻，文意或有不明，茲再抄錄一分，尚乞轉呈為禱，專此即請勳祺。弟陳公博謹啟，九月二十五日。
託大野拍了這封電報、發了這封信以後，渺無消息。直至九月三十夜間，外務省駐京都的辦事人山本來說，已接外務省的長途電話，說中國飛機已到米子。因於十月一日夜間乘火車到米子，翌日下午遂於米子動身，因為風雨所阻，在福岡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後又聽到兩個離奇的消息:一個謠言說我自殺是收買新聞記者，故意放出來的；一個謠言說我曾和一個共產黨叫做馬隆的接洽過。做第一個謠言實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沒收買過新聞記者，而且自殺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實在說，汪先生逝世後，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對蔣先生的心事還未了。我所謂未了，是怎樣可以表示擁護統一和服從蔣先生。固然蔣先生用不著擁護，但我終不願有任何反抗的痕跡。自寧漢分立以後，或者蔣先生對我有誤解，我不免對蔣先生也有誤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後，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黨的糾紛，並非我想的那麼單純，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決定找一個機會向蔣先生有所表示和自白。在中國千載一時的大統一時候，我應該束身待罪，任何處置我甘受無詞。我是自命主張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而有反抗行為，那麼共產黨破壞統一，更使中央難以處置，至對於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當二十九年來京，赤手空拳在敵人的勢力下要保護人民、保存物資，隨時隨地都可以死，不過以死而反抗蔣先生我是不為的。我離京時曾留蔣先生一函，說若以過去數年為有罪，請先生處置。就不以過去數年為罪，而認我是為將來統一障礙，也請蔣先生處置，這是我一種對蔣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這是我一種見解。至於說我和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對人說他化了二百萬才買到這個證據。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後，即沒有和共產黨往來。前年我曾草過一篇《我與共產黨》一文，登在《古今》雜誌，可以參考。馬隆是怎樣一個人，我不知道；共產黨有無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來風，是丹非素，謠諑之來，我真不知什麼原因和怎麼一回事。
在日本一個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軍投降後的動態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們於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託何總司令轉呈蔣先生，因我想將來受處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個國民，有向蔣先生報告日本情況的義務，又是一件事。現在把那報告抄在下面:蔣先生鈞鑒:八月二十五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電，諒達鈞鑒。茲將居日一月以來觀察所得擇要報告，或於將來對日政策，可供採納。
（一）美國在華盛頓公佈，交馬克薩執行處理日本方針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現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現政府之語，則美國政策至已明顯。惟公博觀察，日本皇室有一千餘年之歷史，自明治維新以來，人民迷信已久，恐團體革命須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伏之後，舉國秩序尚大致安堵，軍閥經已剷除，而社會尚無新生之力量可以繼起，我國對日宜注意此點，不知鈞意以為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後，其政策絕對傾向美國，而感情則絕對傾向我國，以為日本已無力量，極盼我國成為實際之東亞領袖國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並可使東亞地位有一轉機，其意正誠，可謂舉國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華之投降將領亦復如此。惟日本國力已微，舉措均感不便，例如對英之外交本有淵源，今亦猶疑，不敢進行。因對某一聯合國表示親善，深慮其他一國不滿。我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苟加上七千萬之日人懷誠，於中國前途有莫大俾益。至於如何運用，則鈞座想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聯軍初進駐日本之時，日本政府對於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國極端提倡民主主義，或足煽動共產氣焰。最近聯軍總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嚴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衛文麿親對公博所言，諒為事實，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來，未嘗與日政府要人往來。上月底近衛以母喪開吊於京都，而公博亦決定十月一日離京都歸國，於十月一日下午始允一見，合併陳明）。
（四）現在日本政府決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誠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離。聯合國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該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國力太微，希望實行該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離，從此內閣將不斷更迭。聞吉田已有組織過渡內閣醞議。將來日本內閣不斷更動，政府當然常在動盪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動？對中國孰為有利，深望鈞座預為考慮。
（五）日本國情自降服後有相當之轉變，舉國上下絕不矯飾，皆自省自責。全國報紙即在美軍統制之前亦公然承認錯誤，譴責軍閥，並登載日軍在外之暴行，使全國婦孺皆知愧怍。其餘，政府命令全國一致遵守，曾無異言，中間雖有一度八月十五日警衛師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對此殊出意表，故對今後之日本亦感不宜輕視，亟應定一政策。
右所報告，皆是在日所得。至於內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陳，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於上聞。謹此報告，萬請鈞安。
陳公博十月五日
關於日本問題，我可以不再說，不過我實在不能已於言。
呈蔣先生的信還是很簡單，可是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兩個極大的難關:一個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萬擔，一個是將來解除武裝的軍人回國都失了業，於政治、社會都有極大的威脅。
除以上兩大問題以外，日本的組織力和教育科學仍是不能漠視。馬克薩（即麥克亞瑟）元帥曾發表談話，說不使日本國力伸張於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強國。但就以本土範圍而論，無論你想也罷，不想也罷，日本終不失為東亞的領袖。我聽他這幾句話，內心有無窮的感想。我們現在也講復興，日本也在講復興，但結果誰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慄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們快，我們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種威脅；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國的負擔，並且間接必受其累，這真是一個倫理學上兩難論。我深盼蔣先生對日早定一個政策。
（七）結論
平情而論，南京政府組織以後，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元氣保存不少，這也是事實。可是無論如何，我終不以為然，我不願汪先生離開重慶，不願眼看著汪先生犧牲，更不願汪先生受人批評，更不願蔣先生與汪先生有裂痕，致為別黨所乘，這是我個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認為我的理由是單為汪精衛，而不是為中華民國的。但是為汪先生也罷，為中華民國也罷，我就是這樣，不但民國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現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沒的。他總以為中日兩國是鄰國，終不能永遠打仗，應該找一個機會和平。他總以為中國國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不妨講和平。他總以為中國共產黨要煽動中日戰爭以收漁人之利，因此更應該求和平。他總以為日本總說中國沒有誠意，我現在表示極大的誠意，這樣可以成立中日間的真和平。「中日能夠真正和平，我汪精衛是任何犧牲在所不恤的。中國能夠保存多一分元氣以為國家復興之基，我汪精衛就是受人唾駡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與事實相反的。我也承認日本無滅亡中國之心，可是他無滅中國之心，是他沒有滅亡中國的力量，並且無滅亡中國的勇氣。無滅中國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無滅亡中國的勇氣，就因為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是由中國去的。大部分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驕之外，心中總有日本文化胎於中國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對於中國有一種說不出的和潛伏的敬畏心。不過不滅亡中國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國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國的心事，無論汪先生的理想如何遠大，誠意如何真摯，總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還要戰爭的，在中日事變沒有結束以前，仍然以軍事為第一。
因為軍事第一，軍需也第一，任你的理論如何遠大，日本還是搜刮物資、壓迫民眾。
南京和日本無日不在鬥爭之中，中日協力是一個鬥爭的代名詞。日本所謂對南京協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謂對日本協力就是爭齲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為號召，再則向日本爭回中國的物資，末後太平洋戰爭起後，更以參戰的名義不但向日本爭回中國的物資、收回租界、撤銷治外法權、取消辛丑駐兵條約，都是南京向日本鬥爭中的一種表現。至於各部門的鬥爭，看各部的檔案，可以知其大要。
鬥爭一天天的尖銳化，末後日本已採孤立南京、轉而直接壓迫民間的政策。所謂商統會、食糧統制委員會、棉紗布統制委員會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種奇妙方法。我認汪先生的理想失敗了。以前我在二十八年十二月，也曾勸過汪先生:在中國軍閥的軍隊佔據的地方尚且不能實行我們的理想，何況外國軍隊佔領的地方而可以實行我們的理想？無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氣，總以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以為日本總會覺悟，而且已慢慢的覺悟，他總有辦法。
淪陷區的人民對日本痛惡極了，我此次在日本還看過日本報紙一篇社評，說日本失敗原因，和平區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較抗戰區更甚，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不過覺悟太晚了。
南京不止對日鬥爭失敗，本身的行政也是失敗。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較自由外，各省的長官任免是須當地日軍同意的，各縣的長官任免是須各省的聯絡部徵求軍隊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聯絡部，不復知有政府。無論如何貪官污吏、驕兵悍將，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懲辦他們。而日本反日日宣傳，說南京政府怎樣沒有力量，時時都在那裏鼓吹改組。物資是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在日人手中，這樣南京是失敗了，然而還是鬥爭，一直至解散為止，自然如我上文所述。自有南京，國家和人民的元氣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是不好妄為臆測。其餘，軍隊被日軍監視很嚴，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個梅機關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為特工綱紀太過敗壞，並且影響及於一般政治，報告汪先生應該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過說:「你今天還以為特工是我們自己的嗎？」，汪先生這一句話，實在非常痛憤。
日本失敗，在日本自己批評說沒有大政治家。在我看來，自從「二二六」事變以後，雖有善者，已未如何，因為權已下移，人各驕縱，日本的皇室不敢過問，而政府只好遷就軍人。而所謂軍人，權皆不在將官，而在佐官階級。這一般佐官，對於政治是不懂的，對於經驗是沒有的，對於理想是盲動的，對於意氣是固執的。因為這般驕橫的官佐，日本就這樣失敗，而中國就給這般驕橫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在過去幾年中，南京交涉對手是誰，也是一個最奇怪的謎。一切問題，南京差不多無權處理，要問總軍部和大使館，過去更有所謂興亞院。這三個機關就意見不同，有時積極的鬥爭，有時消極的推諉。這就是陸軍部應該負責吧，還要問上海登部隊的同意，登部隊還問蘇州部隊的同意。至於北方更不必說。華北不止對中國特殊化，就對日本的總軍部也是特殊化。這樣，不止一個佐官可以破壞一個政策，一個主任尉官也可以破壞一個政策。不只南京對手是誰是一個謎，連日本本身誰是負責者也是一個謎。除了極少數的人和日本有私人經濟關係以外，沒有一個人不反日，甚至乎和日本有經濟關係的人也在那裏罵日本，這是這幾年來我在南京眼前的普通現象。南京和東京海軍部、大使館鬥爭，各省政府和縣政府是和各省的日本當地部隊鬥爭，至於一般學校的青年和民眾更是激烈的反日。我不是替南京辯護，我是描寫一種事實，我願大家平心靜氣的去考慮。最近我聽到南京的各學校要解散以備重新訓練，我以為南京反日的情緒是夠的，民族意識也夠的，重新組織是必要，因為組織已經渙散了，可是重新訓練，我以為應該慎重處理，因為他們本來是反日的。
青年有青年的心理，他們以為我是反日的，現此被視為親日而重新訓練，或者會引起一種異感。撫慰民眾和青年是目前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當局考慮我的意見。
我寫了很長的事實，一切立言與觀察，似乎我不是一個當事人，而是一個第三者。是的，因為要寫事實，我不願矯飾，但我同時也不諉過，陳列許多事實聽候蔣先生判罪。
我寫得太長了，我應該就此結束。但經過這次戰爭，我還有些感想。我既然是一個國民，應當為中國前途著想，向當局陳述些意見:第一，在第一次歐戰，我沒有經驗，但在此次戰爭，我有很多不只耳聞，而且是目睹的事實。我總以為世界還是停滯在部落時代，沒有進步。部落戰爭的結果，都是把敵人的財產和婦女擄掠過來，以供己用，而在此種〔次〕戰爭實際毫無所異。日本在中國和南洋的強姦婦女，蘇聯攻入柏林時的行動，此次日本投降、美軍進駐，也曾明令日本供給伎女七萬人，並指令七個美軍分配一個倡伎，這都是見之報紙記載的。因此我想到世界文化進步是表面的，而骨子裏還停滯在部落時代。以此，中國對於軍備亟應注意，我們無疑的是愛好和平，不願侵略，但為保持和平、防止侵略，注意我們不要再做被征服的部落，對於軍備應該加以準備。第二，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談，我最近十餘年以來是承認中國教育失敗的，在政府不易得一個奉公舍己的公務員，在軍隊不易得一個潔身自肅的軍人，在社會不易得一個盡責守己的國民。以後教育方針怎樣定、教育方法怎樣改良，我以為是當前一個嚴重問題，我盼當局重新考慮教育方針。至於掃除文盲，真要全國動員，不要再敷衍下去。我看見日本戰後那種困苦而人民那樣鎮定，我真不寒而慄。我不是說日本還能貽害中國，但中國怎樣自立自強才能領導東亞，極是一個問題。第三，我在實業部時候最迷信重工業，但經這次戰爭痛苦，我感覺我們基礎不足、技術不夠，不要說重工業，就是一般民生需要，立刻發生嚴重的威脅。我不是說重工業不能提倡，但是輕工業和化學工業也同時並重。現在已經沒有日本的威脅，對於輕工業不妨作一個長期縝密的打算。
最後更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民德的墮落。自從此次中日戰爭，不獨物資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內地情形怎樣，我不深悉。但在淪陷區中，我覺得大眾如趨狂瀾，如飲狂藥，一切道德都淪喪盡了。大家不知道有國家、有社會、有朋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樂。我也想過，在一個國家破敗之餘，明日我將如何，我還不知，倒不如盡一日生命享樂，以求一時之滿足。
這種風氣所趨，恐怕非一時所能挽救。一個國家勝利，是不是會驕盈？充驕盈之所至，會不會宴安淫逸？這是我引為極大憂慮的。
末了，我這篇回憶寫得太多了，其中有事實、有意見，可是並非文過飾非，更不是意圖自行辯護。法律是問行為而不問動機的，我寫完這篇回憶，我心事更是了了。至於寫這篇回憶，因為許多參考材料不在手中，或者略其所應詳，詳其所應略，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 月於南京。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