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張耀仁《用一個故事來換》─
●從一個猥褻的男人說起
胡淑雯說起二十五歲的一天，人潮群擠的公車上，一名男人在她身後有意無意磨蹭，初始，她以為是自己的誤解，試著挪動身體，豈知男人得寸進尺，明目張膽重覆起猥褻動作，她怒而回頭瞪視，並尾隨對方下車，兩個人就這麼一前一後，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終究無以名狀的跟監張力，致使男人拔腿狂奔起來！
胡淑雯望著男人一面奔跑，一面腰際上搖晃的B. B. Call、破了的公事包、仿鱷魚牌皮鞋、禿頭……胡淑雯說，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這個男人也許比她 弱勢得多，是個不知道該怎麼跟女性相處卻始終不肯示弱不肯承認自己也有不知所措，最終崩潰了、自閉的男性，她就這麼看著他越跑越遠、越跑越遠，一顆心懸懸的，
「彷彿我變成了加害者，而非受害者。」
這正是胡淑雯書寫以來，不斷越界（性別、階級、文化資本等分界，或者以她的話來說：「將人置入『品、類、階、格』的力量。」）的寫照。從自己的身世到母系脈絡的貞操聯想，從被棄的道德到被棄的「北妖」制服，或者一如電影【美麗拳王】被錯置的「雌／性之謎」，你永遠不知道哪裡出了差錯，哪個螺絲刻正被悄悄鬆動，「不准說尿尿，要說上洗手間。衛生紙收進口袋，別捏在手心，否則一眼就看穿你的教養。」在獲得第二十七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界線＞裡，胡淑雯這麼寫著：「他們之接納我，不是出於一種抹除界線的意圖，而是另一種──不斷強化界線的需求。」
界線、界線、界線，胡淑雯吐一口菸花，眼底放光，像穿越迷障之霧欲將一切看穿，看穿性別之界線、愛欲之界線、權力之界線——以及她所念茲在茲的，關於自我身世戮力於迎向光鮮的一面而跌落腳底的闇影。
●無法坦誠說出的童年記憶
胡淑雯追溯從小家裡經營雜貨店、父親開計程車為業，看似再平凡不過的庶民家庭，卻堅持要她就讀所謂的「貴族」小學、中學（「我讀的那所小學堅持，國小與小學並不等同，國小是公立的，小學是私立的。」），而那正是之於成人世界的想像中，經由高人一等教育而「唯一可能促使階級流動」的最佳途徑。
由於這個緣故，胡淑雯成為她筆下所勾勒的慌心小孩：盡力維護作為一名「貴族學校」成員的自尊，習於在同學面前欺瞞身世，並且不讓戀愛中的男孩們送她回家，「那是一個被特定權力建構起來的世界，」胡淑雯說：「坦誠是困難的，因為他們是如此現實！」那不由讓人想起連戲劇裡慣有的橋段，總會浮現風華萬千的女主角走過那一幢自稱是「我家」的高級住宅，轉而走進更為幽暗、更髒亂的真正住所。
也因此，胡淑雯反覆於作品中困惑著：「鴨子，鴨子，為何你還是鴨子！」一方面質疑這些特定文化教養下的特定認知如何被打破：「在這份延遲的抵抗中，我能做的，只是把故事說出來，把那條界線指認出來。指認它，指認其定義的暴力，才可能模糊它、消除它。」
這一「界線」表現在胡淑雯對她父親「開計程車為業」的特殊情感，那既是逃避又面對的矛盾心態，「爸爸堅持載我上學，我就在離校一個街區之外下車。因為，我說，這是導師規定的功課：觀察學校附近的路樹，撿拾五種不同的落葉」（＜界線＞），儘管幼時這般孩子氣地表現虛榮，及長後，胡淑雯終究投射出對父親之於計程車的維護心情，她無法理解社會為何對於計程車司機產生諸多恐懼與偏見，往往凌晨一時下班，隨手招了計程車就走，很少坐排班的車子。
「為什麼不？」胡淑雯說，大多數人太習於被安排的「安全生活」，進而喪失自我判斷的能力，倘若一輛計程車能夠在深夜裡不超速、不闖紅燈，難道還不足以作為選擇搭乘的標準？胡淑雯說，她正是要保有這類自主的本能，而非「透過恐懼作為主要篩檢工具」的相對剝奪。
誠然，這是成長之後的想法了，在更早之前，那真真切切是一段糾結而角力的過程，她憶起小學三年級時，趴在廠商所贈送的小冰箱上寫作業，透過雜貨店刮痕斑斑的玻璃櫥窗望向屋外，同學全在街上開心地漫遊，而她卻是那個渴望自由的雇店小孩。一天，胡淑雯和新來的鄰居一塊遊蕩，對方揣著二十塊錢（那個幼年世界裡的不小數目）準備到雜貨店裡一番「揮霍」，經過自家店面時，胡淑雯立即警覺地制止：「我們不要吃這家，這家的東西不好吃！」不巧這段話被當時顧店的阿嬤聽見了，回到家裡免不了一頓責罵。
怎麼能向外人詆毀自家產品呢？胡淑雯說：「當時只覺得，好不容易可以出門玩樂，自由一下，當然想吃吃別家的東西！」
● 性別的啟蒙與啟蒙的性別
不堪的「雜貨店經驗」不單是憂心於被同儕撞見，尚且包含了身體的暴露，暴露在陌生人的目光之中，那些進進出出的「怪叔叔」們假心假意的問候，實則肢體上這邊捏一把、那裡摸一下的侵犯感，「所以，」胡淑雯苦笑著：「我從小被騷擾的經驗很多！」
那些幽微的、無法被理解被賦予明確意義的暗傷，直到一九九四年進入婦女新知基金會工作之後，她才逐漸明白那正是兩性關係中，經常接觸的權力、雙重標準等問題，「那是作為一個女人的成長過程中，對應的諸多困惑，包括為什麼一個人愛我／不愛我，他會使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我？我的身體放在這一文化脈絡中，如何被觀看與被對待？如何被欲望以及被欲望否定？」
這次的工作經驗，使得胡淑雯的性別意識被啟蒙，從婦女新知雜誌主編、文宣部主任迄基金會董事，三年時光不僅讓她恍然大悟於過去那些無法明確陳述的行為「是什麼」，也使得她徹底改變了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其實，我們這個社會非常鼓勵女人與女人競爭，無論是情感、社會條件，就連小腿粗細也可以比較！」胡淑雯提起一次和友人洗三溫暖，對方從胸圍、腰圍乃至臀圍皆與她斤斤計較，惹得她與對方大吵一架，而那正是典型的世俗女性對於身體優美與否、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驕傲與焦慮，是不由自主深入到細節裡的諸般較量。
回顧前此，胡淑雯曾經擔任《民眾日報》、《新新聞》記者，但終究發現自己不具備記者性格，無法接受建立於資訊交換的友誼關係，因而離開「記者這一行」（胡淑雯特別強調，「是離開記者，而非離開新聞。」），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採訪一位「非常單純、樸素而具有正義感的男孩」，男孩患有愛滋病，但他並不消頹，反而積極致力於呼籲社會能夠正視而非鄙疑愛滋。
訪談過程中，胡淑雯與男孩共食一盤炒飯，共處一室而不感到害怕，儘管她能夠跨越社會加諸個人對於愛滋的恐懼想像，然而那時候她深切意識到，無論如何下筆，她都無法避免「剝削他人的人生」，她甚至懷疑即使充份做到新聞學上所謂的「平衡報導」、「精確新聞寫作」，她是否就具備資格能替他人代言？
那一刻，她突然不想再經由與他人建立關係、建立友誼來獲取資訊，「因為那會讓我感覺不良好，我實在受不了。」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何以後來又從「非主流」發聲的婦運團體，再度轉入「主流價值」的媒體中工作？對此，胡淑雯解釋，婦運團體裡所欲對抗者，即是主流價值、偏見、歧視、雙重標準，「所謂對抗歧視也就等同於對抗雙重標準，比方有些事情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有些事情漂亮的女人可以、醜的女人不可以；有些事情台灣人可以、外籍勞工不可以……」而更根本的核心命題在於：「主流意識形態如何被產製？如何以一種大規模、日復一日的形式將人浸淫其中？」據此，胡淑雯於一九九七年參加報社公開招考，於所謂的「主流媒體」中開始擔任編輯，再度重返「新聞圈」（而非「記者圈」），企圖為心中的困惑尋找答案。
● 「作家」並非自我宣稱的頭銜
編輯工作規律而固定，從晚間七時迄凌晨一時，每天照例地上下班，直到二○○○年，患有嚴重憂鬱症的外婆即將過世，加諸一場深刻的愛情傷害，這使得從未正式發表文學創作的胡淑雯突然興起一個念頭，亟欲將這一切寫下（她說：「那一整年，我都在哭……」）。
這一段哀悼外婆與自我生命史的對照，不僅促成她寫出＜真相一種＞，並獲得二○○一年第十四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首獎，同時也是胡淑雯之於文學書寫上的第一個獎項（她笑著說：「那時候真的快沒錢了，獲得這個獎宛如賣身送葬的女孩遇見了多金的俠客！」）。
一直以來，胡淑雯將書寫視為「與自我有很強的聯繫」，提起最初的創作欲望，胡淑雯說：「那時候的狀態很像你愛上一個人要去談戀愛那樣，但你並不知道如何去追求？於是你便以一種很怪的姿態出現。」胡淑雯自陳彼時「心態真誠，但形式不真誠」，亦即對於寫作這件事懷有極大熱情，卻以一種違背自我的裝扮去進行書寫，因此產出了許多「很怪的東西」。
除了梁實秋文學獎，二○○二年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二獎、二○○四年獲得第二十七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在在顯示胡淑雯之於文學創作上的天份。資深媒體人王健壯曾經形容文學獎「是一張VIP貴賓卡」，但胡淑雯覺得這些獎項充其量只能算是通行證，既不保證作品的好壞，也不保證會獲得刊登。她說自己總是不好意思使用這些卡啊證的，對她而言，「寫得好」才是作品本身的通行證，可惜在國內媒體傾向「輕薄短小」的趨勢下，文學發表往往並非考量作品的質地，而是囿限於作品字數或其他條件。
談到與寫作不可區分的閱讀，胡淑雯語出驚人地表示：「在進入寫作前，從未認真讀過一本書！」她說，或許是升學主義過度壓迫的結果，使得她在高中、大學皆「對唸書沒有好感」，「那時候看的最多的是漫畫，像是《城市獵人》、《灌籃高手》等」，胡淑雯說，直到大學畢業後，才開始重新拾起書本，重新建立與文學的關係，包括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柯慈（J.M. Coetzee）以及她認為寫得極好、想要推薦給讀者的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
胡淑雯指出，她不認為自己現在是一名「寫作者」，因此在閱讀上仍係屬於「讀者與作品」的關係，而非「作者之於作品」的對話，此外，她目前尚無法想像所謂「作家」的身分是什麼？因為所謂的「作家」，於她來說並非自我宣稱的頭銜，而是哪一天被讀者、被外界認知的結果。儘管謙稱自己為「習作者」，但她非常在乎「寫作」這件事，她說目前尚未建立寫作習慣，總是「想寫才想」，因此格外欣羨那些固定寫作的人們。
「是的，這條線會開一道縫，讓幾個人過來，或許也會向另一邊位移幾寸，圈入更多的人。然而界線兩邊，人的移動方向，卻是不可逆的。總是這邊的去叩門，祈求那邊的人開門。那邊的人並不覺得有需要跨過界線，來這邊學點什麼、交交朋友、受一點驚嚇、或大吵一架。」
胡淑雯表示，目前正著手進行「界線」此一系列創作，企盼能夠寫出自己內心多年來的困惑、傷害、欺瞞。望著她吐出菸花的側臉，似乎看見那個最初睜大了眼，自雜貨店櫥窗後張望的小女孩，此時此刻，她將會走向哪個不同的地貌、跨越所謂的性別界線、階級界線，甚或更沉重更碩大的歷史界線？那不由人想起訪談中，她所陳述的一句話：
「文字是寫作最基本的，更根本的是感受與思考，以及能否創造新的轉化，否則一切將等同日記。」
──寫於二○○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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