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國府的兩岸關係
老蔣時雖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在國際外交上仍以國家利益為原則，只不過不敵中共強大的國際政軍力量而節節敗退。小蔣雖堅持三不及一個中國政策，但後期開始務實外交、開放探親。到李登輝政權時則大力推動務「虛」外交－－主張雙重承認、一國兩府（七０六p26-27）；李的主權觀隨著島內台灣意識高漲、兩岸對立、及以美為主的反華勢力等發展，從一個中國、一個中華民國、到中華民國在台灣，顯示了從中國主權往台灣主權之傾斜－－在兩岸關係上，不得不開放間接三通（即便九七將至，為亞太航運中心之畫餅，乃試圖以境外航運中心來維持間接通航，而不真實地面對如不直接三通，如何能實現亞太航運、金融、製造……等中心之夢想？），以黨國營企業及政府力量推動南進力阻廠商的西進，以二會事務性談判突顯台灣主權。至於國統綱領、及一些有關統一或中（華民）國主權的言論，只不過是幌子。
（４）台獨的民族文化因素
台獨強烈地排斥「中國」及由其衍生的中國人、中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等。他們認為歷史上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中國人……等。北方的漢人文化乃融合了胡狄等的血統、語言、風俗，南方的漢人文化則融合了百越苗夷等，而成。歷史上除漢民族中原文化外，仍存在著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故中國等之說法，只不過是「大中國主義」「大漢沙文主義」。
現今吾人使用的中國或中華在歷史的各朝均已使用過，其普遍被使用是在清末民初民族主義高漲之後。「漢」之代表中國是滿清時，明未知識分子為反宋明理學而強調以漢代的古文經史學為典範，加上滿清統治者以滿人自居，從此漢學、漢人、漢文、漢語、漢醫藥、漢文化等就成為狹義「中國民族文化」的代稱。民初為突顯中國民族主義，乃將之稱為中國人、古文、文言文、白話文、國文、國語、中國文化。中共奪權後為統一各民族戰線，又恢復漢語、漢人等之使用。（以上可參考九七八p414-422）
即使如此，中共在民族語言方面的實質政策上仍以漢族為中心，什麼多民族語言政策均是口惠而實不至，這就是為何藏、回等少數民族紛紛鬧獨立之因，而壯、彝等族的語言文化，也在漢族強勢下逐漸被削弱（一０八六p52－6，一０七三p329）。
這樣看來，倒不如像美國赤裸裸地將ＷＡＳＰ稱為美國人、美國文化，將英語稱為美語（看來台灣的河洛人已學得美國精髓，將自己霸稱為台灣人、台灣話、台灣國、台灣文化）。如此既「名正言順」，又不礙美國乃所謂全世界多元民族文化政策的代言人之「美名」。何必捨「中國人、中國文化、中文」而就「漢人、漢文化、漢語或普通話」呢？
以漢來代稱中國是不通的，原因是中國自商周以來，各時代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稱呼：華夏文化、甲骨文、金文、秦漢古文、秦（人）、漢（人）、唐（人）、宋明理學、白話之語錄小說戲曲……等，漢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國」最適宜來統稱這些具有中華文化共同基礎的民族文化。大陸學者圻劍飛分析文獻中出現過的「中國」，認為其義有十，但以文化為主要內含，至於國體意義下的「中國」乃出現於近代從外傳入（一０七六p2－4）。
有人會質問中國境內從古至今尚有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怎可以此狹義的「中國」來稱之？如此一質問成立，那全世界從古至今任何民族文化的統稱均不能成立，比如狹義的美國是WASP、狹義的台灣是河洛民族文化。
中國歷代朝野的統治者及知識分子皆知中國民族文化，乃中原華夏民族文化融合其他存在中國境內的民族文化而成，但為何還要強調道統、政統、正統呢？這並非如台獨所言乃「大中国主义」使然而已，而是西周之後，人民歷经春秋戰國長期紲戰之為苦，迫切要求統一，知識分子只不過反映這些要求（一二０四p.41-3）。正是人民的要求所以中國ｊ後的亂世時朝才会一个比一个短（一二二三384,427）。
歷代所強調的道統便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以中文為書寫工具，透過士紳、科舉、鄉校、私塾、及家族主義，將中國文化塑造成具有崇高德性主體理想的道統。此一道統又滲透到民間禮儀、風俗習慣、戲曲、家教、倫常、職業倫理、人際社會規範等。如此一來大傳統的儒家思想便與小傳統結合成儒教社會，在此同時當然存在著儒家思想、道統、儒家社會本身的弊病甚至排他性，但這是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均存在的。
歷代便以此道統做為民族文化認同及統治正當與否的判準，認同即便異族如滿清也具正當性，國力強盛國命近三百年，最後同化於中國；不認同如蒙古帝國雖雄跨歐亞，但在中國統治不及百年，便退回北方草原。中國民族文化的包容力如較之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更可知，古埃及、古希羅已去，斯拉夫、日耳曼的分崩離析至今只剩俄、德，盎格魯．撒克遜在全世界各地的移民紛紛獨立，但中國不然，這不能如台獨所貶抑的沙文主義那麼簡單化。如果再對比廿世紀全世界三次的民族獨立风潮（一二二三p.384,427），更可見中國道統之力量。
所以台獨才會誤將明鄭、滿清、國府與荷據、日據在台的統治均視為外來的殖民統治者，而不區分前者並不具西方殖民主義的本質－－殖民母國對殖民地有政經社文化上的不平等及殖民地的獨立意識，而是將台灣視為比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甚至還重要的地位及來建設：一、政治上，台灣住民和大陸一樣有權參中央及地方政治（至於明鄭河洛人、滿人、外省人享有較大的政權，乃統治形態使然，而不像荷日的殖民，台灣人無權參與高層更遑論母國政治）。台灣與大陸各省有同等的政治體制，甚至在科舉名額、公務員待遇及賦稅上享有優遇。二、經濟上不存在殖民式的雙元經濟，大陸輸入初級手工產品台灣輸出米糖，並無結構性不平等，相反台灣獲利更大。三、社會文化上，台灣在內地化或土著化過程，同樣形成中國的大小傳統文化。即使所謂台灣特有的早住民等多族群及西化日化等之民族文化，在大陸內陸尤其沿海各地也不乏見。四、另外台灣來自大陸的政權和住民，其統治或反叛，一直到李政權之前或228事件，其意識形態及目的均非要脫離中國而獨立，相反，還有強烈的道統、政統、正統之意識。
台獨上述的「殖民主義」在民80年代之後發展成「後殖民論述」，此論以「泛殖民」方式來論述台灣的「後殖民」現象。此論不但不區分前四項之別，更忽略了台灣存在的「內部殖民現象」－－就西方後殖民論述而言，這才是後殖民論述的本質－－甚至替台灣的內部殖民現象合理化（參見本書第七章〈台灣後殖民主義論述〉）。
台獨的民族文化策略不外貶抑中國民族文化，特殊化並美化台灣民族文化，在此台灣意識下，李政權、自由派或本土性、民間性、社區性、鄉土性之工作運動者，也為之芻化。這些如從後殖民主義之父Said的《東方主義》來看，是曲解且利用了後殖民主義，因為他本人反對如此的民族主义論述（一二九五p.15,469,496-509）。以下舉幾例來析判其策略。
Ａ、黃文雄的《中國之沒落》
黃書一開始便以命定論預言中國之衰亡，他說：「文明本身是一個『自我完結性』的系統，盛極而衰是逃避不了的歷史法則，就像古埃及……希臘文明、印度文明一樣，中國文明『氣數』已盡。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面臨四個現代化全面性失敗的命運」（七０七p2）。結果相反，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全面成功，中間雖有1989年的六四事件，但1991至1995年「八五」經濟平均成長率是已發達國家的七倍、開發中國家的二倍，達11%。通貨膨脹雖也有一成多，但比起同是從社會主義改革的蘇東各國之動輒數十倍至數百簡直有天壤之別，也比與台灣均衡發展策略相對但皆成功的南韓發展過程之表現稍佳。接下來的「九五」依計劃達成的話將比「八五」的實際表現更佳，「八五」實際成績又比原計劃好，而「九五」的計劃屬穩健型。
而後黃分語言、大漢民族主義、及食人文化來批評中國傳統。
黃以西方的表音文字為判準，誤以為中國互不能通的語言比歐洲各國更複雜（p106），而不知各方言有共通的語法語義及其所載文化內含。謬以為中文是死亡及封建的文字，束縛了思想，壓制了語言，造成了文盲、亂視、音痴，及無法運用電腦。漢字必廢，之後中國文明必亡（p114-122），這不要說由本書多處析判，單由兩岸實踐均可知其謬。
黃將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意識之形成簡單化美化為，市民為對抗封建強權的支配，堅守自己的利益共同體而誕生的（p247）。又將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簡單化眨化為，華夷主奴之分的大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p229-233）。
黃誣蔑中國文化乃「食人文化」。他將中國歷史上因小農經濟所形成的大量人口，在戰亂中不得不食人肉的悲劇，或對殘暴者的憤怒如「滿江紅」中岳飛所言等，誇大成食人的語言學、倫理學甚至天文學，而言「吃人當然不是一種禁忌，而是倫理上的當然行為」（pp47-8）。如從Braudel的比較研究可知，在前現代時期，碰到亂世飢荒或戰爭時，不論東西方均常發生人食人的現象（一一八五p.25-6）。當然黃不會去批判西方的侵略文化、奴隸文化、殖民文化……；台灣的河洛沙文主義、械鬥文化、獵人頭文化……等。
鄭義在《紅色紅念碑》也以美化原始少數民族、醜化漢民族的論調，來解釋文革期間為何漢族地區未發生吃人事件而壯族地區則發生了。他說：「人吃人對於剛剛脫離原始狀態的壯族來說，是樸素的形式加上樸素的內容；而對於早已跨內文明的漢族來說，是罪惡的形式加上罪惡的內客」。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了：文革時發生於廣西的人吃人慘劇，完全是由於漠文化和馬列主義反人道毒素對樸素的壯文化的罪惡的入侵。雖然，事出南方，事出以壯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地區，但罪在中原，罪在漢文化。」（九七九p239-240）。
類似的，林濁水也說：「大漢民族文化愈晚愈不像樣，而大漢心胸也愈狹窄，愈不把人當人」（六五九p226），「幾千年來持續性而大規模地以虫獸命各鄰居」（p228）。
以虫獸命名四鄰固然不當（不只對他民族不當也侮及虫獸），但吾人應了解為何會如此命名，且其不當不會比古希臘人甚至亞里斯多德之大哲也認為非希臘人因欠理性故可奴隸之更殘忍。中國自古因以文化判夷夏，視「人」為有德性主體、倫理教化、典章制度、文字典籍等，故對不具這些特質的民族為異於「人」的民族（「異於禽獸者幾希」），以虫獸命名之，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是人，而是指這些人尚非「文化人」，因此不具這些文化特質的中國人也是「華容夷心」。此種判文明與野蠻的心態及方式,從民族学的角度未檢視，其实是古今中外常見的現象（一一六六p.6-27），要批的話，就要全批。
以上還只是現代人的解釋，如果從溯源的角度來看，尚有進一步反思之餘地。小學畢業、自學有成的何光岳窮畢生精力研究「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他就認為後代具有貶抑意思的「蠻」「夷」等其始源是圖騰崇拜下的褒詞（一００二p8－12，一００三p1）。經他研究，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是華胥氏，由此分成二大族團－－東夷族團（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西羌族團（始祖是黃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再發展出中國境內的華夏漢族和少族民族及散佈到北至芬蘭、南至東南亞、西至歐亞大陸、東至美洲含台灣、大洋洲等的其他民族（一００二p1－2，一００三p1－4，一００四p1、10、305－312）。當然此可能過於主觀，且有大中華民族之弊。
Ｂ、鄭欽仁的《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
鄭書之目的在批評中國傳統的統一觀、正統觀、民族論、文化論等如何限制了台灣國民文化意識的建立。
鄭批評中國傳統的統一觀無必然性，因：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統一觀犯了循環命定論的謬誤。二、中國歷史上有很長時間是分裂的。三、中國歷史上有一半時間為異族統治（p35-6）。
鄭之謬將中國傳統基於道統和正統而來的統一理想或深層意識，誤解成必然性或實然性的問題，其實統一或分裂並無必然性也皆存在著實然的利弊得失。
鄭將歷史簡單化美醜化成，台灣人民強烈地反抗歷代的殖民者，中國歷代的統一均是殘酷的屠殺掠奪（分裂難道不也更殘酷？），江南如非隋唐統治早就進入「近代」而不必等到第十世紀（此論通，則華南？假設的歷史無意義，但西周秦漢唐宋明清的大一統，一個比一個壯大中國的政社經軍文化卻是事實）。
鄭誤以為統一觀是建立在正統論，然後才產生文化一元論、民族一元論（p41-2）。其實中國的正統論不在血緣的正統，而在統治有無文化的正當性即道統，也就是以文化道統判華夷、正統。鄭對道統的無知，才會以異族統治來否定統一觀。所以元的短命不但不是如鄭氏所言對統一觀及同化觀的否定（p35），相反，正因蒙古不認同道統（一一一九p.25-6,306-311,一二一二p.3-4,271-9,313,333），故其統治不具正當性，才會逃回草原，而滿清則相對。不論道統或正统，其实古今中台的學著都在批評前人的正統為歪統而自己又另一正統（一一六八p.5-7,78-9）。
鄭又以美化過的多元民族主義來批評中國傳統及國府的大漢民族文化，並期待台灣具有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多元平等之民族文化（p46,50-6）。
西方現代之前的民族主義，不論古希羅、中世封建或近代民族國家，其多元包容性遠低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即便現代多元民族主義，以號稱民族大熔爐的美國為例至今仍是WASP中心主義，所以才會不斷發生種族暴動。至於台灣實質的河洛（沙文）民族文化，也非鄭氏所言－－中國傳統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形成較少實質的影響，而世界性的文化有根本重要性（p14-8）。這不但抹殺了中國歷代尤其清末之後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更大大地淡化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台灣的影響。與此對比，西化論史學家又將台灣的各種弊病歸究於中國伝統（一一三五p.83-128。這種旣棄之又貶之的現象，就像親人的恩怨情仇。
以上乃從文化上析判統一與分裂觀，以下則從經濟、政治等因素來切入。
1980年代之後，兩岸的史家紛紛從各自的國家觀（一國兩制、分裂獨立）來批評傳統的統一觀。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弄錯了論題的性質，亦即將價值判斷性的統一與分裂觀，誤解成邏輯上的必然命題。統一論者從中國歷史上資料，認為統一時間比分裂長，統一比分裂主流、必然及進步；分裂論者則反之。另外同是批評中國傳統的統一觀，但大陸學者則認為歷史証明「一國兩制」最佳，台灣主流觀點則認為歷史証明「分裂獨立」最佳。
以下各舉對此問題較有獨特研究的兩岸學者一名，析判之。
大陸學者葛劍雄以其獨特的「統一」界說（中央政府能否實際上統治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最大領土或中原地區）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時期只占4%或48%（一０五八p30）。但台灣的侯家駒則從秦、漢、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統來看，認為共有1218年統一、924年分裂（一０五九p101）。其實從廣義的統一來看，商和西周應也算。
葛氏批評傳統的統一觀為「封建、儒家、漢族」的統一觀（p30）。但問題是，如不依傳統的統一觀來論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問題，而是從別人的標準來看，比如從西方民族國家觀來看，因中國傳統是「天下觀」而非「民族國家觀」，那中國豈不是從未統一過嗎？（台獨即如此認為）
葛氏從中國傳統的水利、農作、交通、軍事、行政效率、政治制度、地區開發、文化多元等方面的分析比較，認為統一之弊大於分裂之利（p124－159），雖然他認為統一之弊或分裂之利均非統一或分裂本身所產生的（p160），其目的顯然是為「一國兩制」合理化（p106）。但既然統一之弊大於分裂之利，那中國的未來怎應選擇統一的「一國兩制」呢？
侯氏同樣用歷史資料分析統一不必然有利，反之分裂往往有利。另外他認為專制政治、統制經濟及管制社會只是統一的或然而非必然結果，統一或分裂在經濟上皆有其利弊（p101－8）。但侯文同樣也論証與論旨不合地認為兩岸三地可經由「華人經濟圈」從自由貿易開始，最後走上政治統一（p109－111），因為侯文和葛書一樣整個論証過程是強調統一之弊大於分裂之利。
其實中國傳統的水利、農作……等等歷史資料，根本無法証明統一與分裂之利弊得失熟大熟小，因為這些資料是在統一與分裂觀的指導下搜集及比較出其意義來的，這也是決定統一與否的問題不是邏輯問題而是價值判斷之所在，只是一些對邏輯不明或別有居心的學者、知識份子、政客等才會以貌似「客觀」的理由來包裝其統一或分裂觀，以自欺欺人。
（５）台獨史觀
早期有關台灣史的研究不論官方或學者都將之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其因是荷據日據的外文史料不易解讀及使用，日據時少有台灣人能進入大學研究人文社會學科，史學更少。國府收回又發生228悲劇，知識分子不是遇害就在白色恐怖下不敢也不願提及過去。國府在大陸慘痛的深層結構及中華民國革命正統觀下，自然強調台灣歷史中與中國傳統及國府正統相關者，如兩岸密切的民族文化關係、鄭成功的反清復明、清代民族革命、武裝抗日、及台灣光復等（七一四p9）。
隨著島外台獨盛起，史明、王育德等的台獨史觀逐漸影響到島內反中國反國府者，用以批評中國史觀。台獨史觀認為台灣文化的多元性遭政治性的中國文化中心壓抑（七一七p7），造成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無根失落（p14-5）。為了從中國的附著邊陲歷史文化意識中脫離，必須要有一健全的台灣史意識（七一四p10），亦即異於「中原史觀」「帝王史觀」「國民黨史觀」「共產黨史觀」下與中國史觀相對的台灣史觀－－「以台灣住民、台灣社會為主體的歷史解釋」，強調「台灣歷史的內在結構」「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七一五p50）。研究台灣史首要不是與大陸「求同」而是「明異」，其因是台灣文化在台灣特有的風土上建立了特有的土著文化，尢其受荷、鄭、清、日各時期來自海洋性近代性文化的影響，使其有別於大陸文化（七一四p11）。
台獨史觀因存在著敵對中國（而此種心態正是雨岸可能戰爭的心理基礎，一二五二p.146） 及要求獨立的雙重性，故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批評比五四以來反傳統論者更偏頗，也在美化台灣歷史的同時虛構了相互衝突的史觀－－上述以人民為主體的史觀，左獨史明的「人民」是指受統治者及上層地主資本家剝削的勞動人民，右獨王育德的「人民」是指統治者之外以河洛人為主的台灣人。其實史王二者和許多界說台灣人的政客及學者一樣，都是在玩弄何者才是革命、奪權、及有資格當台灣等之主體，即使再虛構什麼四大族群生命共同體，也不能消除河洛中心共犯體的實相。
依戴國煇研究，日據台灣不同於本是獨立國家的朝鮮，根本尚未發展出一共同的連帶意識，連「本島人意識」都還稱不上，更不用說當今流行的「台灣人意識」的萌芽（七一八）。其實後來台獨意義下對抗中國的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連台共都不存在，更遑論林獻堂、蔣渭水等極具中國意識的反對領袖。
台獨史觀雖是種簡單化偏頗的意識形態，但如同其他類似的意識形態，在台灣優先、至上、悲情等之氛圍下，不但驅使政客學者以政治力量迫使「台灣研究所」「台灣文學系」「台灣００系所」陸續或可能成立，也使得研究典範變成「一切以台灣為中心」而偏頗地批評其他典範，更造成學派學閥從早先的義理辯論式之權力分配一變而成民族文化認同式之權力分配，以上均加劇了學術的非理性傾向。
號稱理性的學術界（一二九三p.7,25）既已如此，由台灣情結主導的李政權當然更會與台獨的民進黨相互勾結，將此種意識形態交由御用學者李永熾、李攸峰、吳密查、杜正勝、黃秀政等來執行，用二蔣時代製造文化霸權的國家機器「國立編譯館」，重新製造以台灣（河洛）意識、台獨意識、反共、反中國、中台對立、親日等意識形態為核心的社會及歷史方面的教科書，以對新台灣人進行洗腦教化。
而無知於政治意識形態和被台灣優先、至上及悲情所蒙蔽的台灣自由派知識份子，竟然也對此種宰制國民文化意識和宣傳李政權意志的情事予以辯護（出處散見86年中的各大報及自由派刊物《新新聞》《當代》等不必繁引），此種無知和辯護好比李政權和民進黨利用「民間社會」「台灣意識」來謀利一樣，最後也要付出被迫反抗的代價（知識份子和民間運動團體至86年5月才開始以遊行、評論等來批評李政權）。
上述上述悖理如從古今中外的民族主义來看似乎是常態，難怪Hobsbawm会說::「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反之。」又說﹕「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創建，但卻也一定得從平民百姓的觀點分析才能完全理解。」（一二五一p.14）。
究其原因在於知識份子不能堅持形式理性的優先性（如自由派所一再標榜的國家絕不可掌控、參與、執行民間社會及文化教育，絕不可因黨派不同而放棄批判學者的官學多棲），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迷失於某些意識形態而與國家機器共犯。
由此可知，當時反國府的知識份子，觀其行徑與當時參與國府的知識份子並無本質之異，只有內容之別，而前者之內容未必優於國府時所推行的、甚至更壞，因為當時參與國府的知識份子還很坦白地是要復興中華文化、建立中國意識。但前者呢？明明在搞台灣（河洛）意識、台獨意識、反共、反中國、中台對立、親日、捧李等意識形態，卻要拿什麼「客觀歷史」「人權、民主、自由」來包裝、掩飾及合理化。有關歷史意識與歷史事實、价值中立等之關係，有些台灣史家一方面替猤可避免价值判斷合理化，一方面又自我矛盾地認為來為將有一絕對必然且公正的史实（一一三五「p.41-65」。這與一般政客有何別？
其實稍懂歷史者，將本書相關部分與他們編的教科書做一比較，即可看出其謬。
選擇性地介紹及批評歷史事件、族群、黨派，怎算是「客觀歷史」？一面強化日據的建設，一面淡化滿清、國府的建設；一面淡化日據的殘暴，一面強化國府的專制獨裁；一面強化李政權及民進黨的政績，一面又避談其弊政（如本書多處所析判的民粹、威權、革命本質、白色恐怖……等等）。凡此種種，怎算是「客觀歷史」？也不合「人權、民主、自由」。
正因為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存在著上述問題，國立編譯館才被迫於86年6月24日召開編審委員會會議，會中在各方批判下，歷史篇（杜正勝負責的社會篇則堅決拒改，杜以一中國古史專家有何資格主編《認識台灣》？還不是全憑其中研院院士身份受到李登輝重用！之後更一路升至故官館長和教育部長並大力搞文化台獨。）暫時將部分顯性的台灣意識用語（如日治、戰後）改為隱性的台灣意識用語（如日本殖民統治、中華民國在台灣），但由後二者在台獨論者及李政權中的含義，可知他們立場根本沒改。事實上也不可能改，畢竟國家機器宰制下的教科書本質上就反映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正因如此，他們才會打著「客觀、人權、民主、自由」等來合理化。這是種偽形，不像國府時代坦白，就學術道德而言，前者偽，後者真。
在國府時代被反對的國家機器落入李陳政權及民進黨之後，又有正當性，這真是歷史一再重演的荒謬劇，但為何不少知識份子仍會迷失其中呢？這除了意識形態使然外，現實利益更重要。故原隸屬教育部之下的國立編譯館館長趙麗雲在飽受各方指責後，只要肯替主子衝鋒先陣，李登輝便將她升官至部長級的體委會主任。
正因台灣存在著上述史觀迷亂，所以那些認為中國伝統有其向外性海洋性、台灣則有其伝統封閉性的學者（一一二五p.69-97,一二0二p.2）。就顯得格格猤入、不合時宜了，雖然合乎史實。
Ａ、史明的左獨
史明的左獨立場在書序表達的很清楚：「筆者想要站在四百年從事開拓、建設台灣而備受外來統治的台灣人的立場，來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希望透過台灣民族發展的歷史過程，尋到一條我們一個多萬台灣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徑」（五八七）。
正因其立場在左獨，故整本書處處史實不合立論偏頗。縱說台灣才「四百年」史，橫論馬列之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綜倡台灣人民反抗外來統治。
左獨使他誤以為科學已證明台灣早住民及大陸東南原始少教民族均來但馬來族（p15）。
左獨使他虛構出被外來殖民統治壓迫所成的「台灣人意識」之共同體性，而忽略族群間權力鬥爭的本質。因此誤以為械鬥本質是滿清利用漳、泉、客間矛盾「分而治之」，及客泉甘心為清之幫從（p135）。編造出日據上層漢人因充滿大中華思想、欠本土意識故未能積極反抗，而下層農工則反之（p166,255-8,317-322,688-690）。
左獨使他獨斷地濫用術語，將醜化簡單化過的殖民、獨裁、專制、封建等用於明鄭、滿清、國府，而將美化簡單化過的人民、共同意識、共同命運……等用於台灣「人、民族、意識、命運」。可是在美化之餘又不能將歷史既存的「台灣人的醜陋面」消失，於是如同一般台獨常用的技倆，將這些醜陋歸因於外來統治者尤其中國的壓迫使然，所以便荒謬地認為只要台灣人知道了台灣的歷史、社會、意識等已全異於中國的，那麼醜陋便自消主體則湧現（p793-4）。
Ｂ、王育德的右獨
王的右獨表現於他以表面上的現代化而非社會主義來立論、認同日本否定中國、以（中上層）河洛（人）沙文主義為中心。
所以王會說日本統治台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到1944年島內日語普及率已達71%，台灣人在日本和大陸同享與日本人一樣知識及優越感，六六三p148-9），使得「台灣人就這樣被迫投入近代社會，不管願意與否，享受現代化的恩惠」（p114）。相對的則偏誣中國人「狡猾、卑鄙、和殘忍」（p162），將國府在台的土改扭曲成沒收地主土地、剝削農民、造成農村衰敗（p170-2），謬批國府在台的經濟發展造成所得分配不均、貧富懸殊、農工受盡剝削失業充斥（p210）。
王的認同日本反對中國其實反映很一大部分有反國府者的心態，果真如此，國府以日本毒化來解釋228並便可理解，國府在中國悲情下為統一並壯大中國而推動國語及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亦可理解。
王的河洛沙文主義，使他認為早住民衰退的主因是「本身頹廢的性生活、不衛生的風俗習慣、對飢荒和傳染病的無防備狀態等」（p30），早住民才是主人說是一種「卑鄙的陰謀，企圖使台灣人覺得自己也是侵占者，產生虧欠心理，以便他們厚臉皮分贓」（p28）。早期客家移民大多是暴徒故被禁來台，客家人來台的晚，在懷恨河洛人心理下被統治者利用與河洛人對抗（p69-70）。辜顯榮等與日本合作的上層階級，不但維護了市民的生活安全（p104-5），且共創了台灣的現代化（p136）。
王氏美化日據之情事並非個案，而是在反華意識下普遍存在於有台灣（獨）意識者之言行中，難怪他們會不顧史實，自欺欺人地認為日據下台灣的現代化遠勝過陷於封建內戰的中國，其實中國大陸日據下的東北、尤其西方租借的上海等之現代化才是超過台灣，更忽略了整個中國（含台灣）從清末自強運動以來也在進行現代化。
王的河洛沙文主義普遍地存在於台灣民族主義的深層及須用以打擊外省人、早住民及客家時，但須聯合其他族群、及已或將奪權時，則高唱四大族群命運共同體。
Ｃ、柯喬治的帝獨
柯的帝獨反映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尤其美帝的立場及利益，柯認為台灣自古即是列強逐利之所（七一三p5-9），因台灣具有日據時發展出的現代化資源及西太平洋重要的軍經政地位，故不可讓台灣被中國拿去，而建議華府託管，建議雖失敗（p19-21）。但戰後柯重返台灣任美國駐台副領事，228時極關注許多台美主張託管台灣之議（p136,139-140,167-9,177,181-3,210-1
,288,295-7），並認為台灣比十八世紀的美國更具獨立資格（p315-332）。
在兩岸統治者強烈主張統一且反對帝國列強時，西方帝國主義為本身利益不敢也無法施展帝獨，而只能消極地不要讓中國統一。一旦美帝不需中共制衡蘇聯、中共快速壯大、李政權的獨台及民進黨的台獨興起時，則美帝的帝獨便由暗中轉為半公開。
由於島內及兩岸間最大的亂源是台獨，而左、右、帝、及各式變形的台獨又成為台灣的主流，為了爭取大多渴求安居樂業者的選票，李政權和民進黨才會不時地消「毒」。
５、中國結與台灣結
就現今而言，台灣「結、意識、本土化、民族文化、沙文主義、優先、至上、本位、主權、台灣人、話、悲哀、獨立、歷史、文學、後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已是美醜、善惡、好壞、優劣等共犯成一體密不可分，而這也是任何民族主義共有的現象。台灣共犯體的形成過程中，自然會波及任何領域，這並非任何個人意志所能左右，突出的是台灣結代替中國結時所用的仍是威權時代所用的工具，所以吾人才會目睹即使在號稱理性客觀的學術殿堂也是展開「結」意識形態的爭奪戰，上自中研院、教育部，下至各大專、高中、國中、國小等，均捲入此「結」中。
（１）自由派對「結」的無知
批判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本質無知，他們會很「肚卵」，原因是堂堂掌有觀念解釋霸權的他們而言，說他們對００無知是近乎侮辱，即使有些不明也只能說「盲點」，但果真如此？
Ａ、楊國樞
楊以行為科學方法將中國（台灣）結界說成：「以中國（台灣）意識為中心意識形態所形成的一套認知、感情、意圖及行為」，而中國（台灣）意識則「是以中國（台灣）、中國（台灣）人、及中國（台灣）文化，為政治、社會及文化之主體價值的一套意識形態」，由於中國（台灣）及其民族之化有多種不同的含義，故中國（台灣）結也有多種不同含義（七一p197
-8）。
楊認為：一、日據時台灣派或祖國派的台灣意識之基礎仍是中國意識，但戰後的台灣意識尤其台獨運動下的台灣意識是以否定祖國意識、中國意識為出發點，二者絕然不同。二、無論從種族、歷史、文化、及語言的事實來看，台灣人皆是中國人（七一九p199）。
楊認為戰後台灣意識的成因是：一、國際政治上的兩極對立及台灣國際地位，均助長了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意識。二、擔心受中共赤化。三、從荷據到日據的的統治，尤其228及白色恐怖，產生了集體性的孤兒意識，並促使消極退怯性的台灣民族論產生。四、國府霸權式的支配刺激了分離意識之形成（p200-1）。
楊認為解「結」的方法有：一、二選一。二、妥協，以民主方式產生台灣居民意識、建立一個民主台灣。三、統合，方式不一。其中（一）最不可行，近程可行妥協，遠程應統合（p201-2）。
上述分析表面周延，其實是對「結」無知，如楊氏能忠於自己的分析就不會陷於無知。他既然認為戰後台灣意識已充滿了否定中國的分離意識，且其成因又包含了複雜的國際、中共、歷史背景及國府統治等，以上就政治本質而言正是島內外台灣民族主義自決獨立建國的基底。楊等自由派美麗的民主、自由、開放多元等理想，被台獨的類似口號，以從五四以來中國反對派奪權者共有的鬥爭策略所迷惑，而無知於台灣意識的本質，所以楊氏認為最不可行的解決方法中的台灣意識吞併中國意識，正是現今台灣的不歸路。這點他也並非毫無所知，比如他已指出中華民國的中國結實際上已慢慢變為台灣結（p198）。
另外自由派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國結，因支撐中國結的基底主要有三：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因反抗列強帝國而產生的強烈之中國民族主義、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的正當性及理想性，但自由派根本就不認同這些。
於是乎順著反對運動及學術評論的激進化，除了少數如胡佛由於掌握了政治的權力關係，認清了修制憲、省籍對立、統獨之爭等的主權爭奪，基於民主異於革命，多年來一直堅持回歸五權憲法外（八一四）。處於激進變革時代，其餘不會為了可能的危機而放棄革命，於是在欠中國結的基底下，紛紛以西方的三權分立走上制憲的主張，這也是李鴻禧與胡佛分裂的根本原因（八一四）。即使楊國樞也不明事理地批評，國民黨的「國統會」及民進黨的台獨提案，均棄民主而不顧只知搞統獨（八一五）。殊不知，國統會好比西德南韓等分裂國家，依憲法所成立中央處理統一事宜的機構，此乃民主之舉，而台獨乃革命奪權。
同樣的，在激進化下自由派大多轉向，以楊氏所不贊成的「知識份子不以學術為重而偏向政黨」的方式，或明或暗地投向民進黨（八一六）。而未見自由派以批評傾國民黨學者學官兩棲的標準，來批評傾向民進黨的學者，比如陳師孟當民進黨的代秘書長（後甚任台北市副市長一直幹到央行副總裁）、林玉體身兼四職（教授、國代、台北縣府秘書兼代教育局長，當到考試委員時更蠻橫地搞文化台獨），還有更多比如李鴻禧等終日奔波於各種運動。更諷刺的是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便是在張忠棟、陳師孟等民進黨學者的堅持下通過的（八一七）。陳面對官學兩界強大的批評壓力，終於在86年6月返回台大任教（這就是台灣的自由派學風，批評別人時義正嚴詞，自已幹時則胡搞亂搞。不知他們有沒想過，在他們留學所在地的美國，當年季辛吉以名國際外交學者身份入白宮時，倍嘗自由派抨擊，下台後想返校任教更遭拒）；而張在癌症纏身的晚年才痛覺前非，當86年7月民進黨與李政權勾結通過總統擴權及廢省的修憲後，公開聲明退出民進黨，並發表了篇對已奪權者沒屁用的批評信，當仆文般地由各大報免費刊出。
由此吾人可知，喪失了中國結基底的自由派，不但無力阻止革命情境的發生，還成為共路人共犯（陳政權時更甚）。楊或許對此有所感悟，之後便漸漸淡出評論及運動，而較專注於學術本行。
Ｂ、黃光國
黃以鄉土意識為基點，依維繫或反對體制的不同分成：
１ 保守中國意識，其原型是：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台灣必須維持足以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結構（七二０p2）。
２ 台獨意識，其原型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台灣必須獨立、政治革命。在島內保守中國意識的強力壓制下無法生存，只能在島外發展（p3,16）。
３ 現實台灣意識，其原型是：台灣住民共同體，主張自決、民主政治結構（p3）。
４ 民主中國意識，其原型是：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主張民主政治結構（p2）。
由此可知黃氏如同其他自由派無知於島內外台獨的策略－－命運共同體、自決、民主－－其目的均為獨立建國政治革命，亦即台獨意識與現實意識之本質目的無差，所別只是方法策略。這種無知要付出代價的，黃氏雖無明顯的黨派性，但因迷失於民主、自由、及正義，而未能洞悉李登輝利用學潮、反軍權、反國府、反白色恐怖、反外省集團……等台灣民粹主義，透過寧靜革命，而奪取個人威權。反在過程中與之共犯，等李政權穩固才來批評，太慢了，更何況至民84年止只有極少自由派和黃一樣批李（參見黃著《民粹亡台論》一０七０）。
他們有個民主政治迷思－－以永遠的批評者自居－－苛責掌權者寬待變革者，而不知在民族民粹主義下，李政權或民進黨的權力，已不是批評所能挑戰，更何況從支持或共犯到批評，其間的感情及認知的調適絕非易事，所以大多自由派均會各為其主之橫行合理化。即使自由派的大本營「澄社」及其成員在八五年之後，偶爾會對李的一些重大失策（如總統大選期間以民粹口號激怒中共、之後又食言違憲提名連戰兼任行政院長）提出批評，但好比蚊叮大象、狗吠火車，絲毫不再有往昔批評國府時的影響力了，甚至連86年5、6月的反李風潮也奈何不了李對連的支持及李修憲擴權的意志。
此種迷思也表現在對待陳水扁身上，陳以「人權、正義」的形象來包裝台獨，進而虜獲自由派的支持。陳當選台北市長之後，種種施政比如建立228公園、剷除14、15號公園違建、宵禁……等，均背離了「人權、正義」或有濃厚的族群意識。原先與陳共犯的「台大城鄉研究所」在「永遠的反對者」驅使下，於86年2、3月間挺起向陳挑戰，結果好比蚊子叮大象，違建迅速被剷平了（更遑論澄社對陳政杈的「名批實捧」「輕批重捧」）。支持陳的人認為違建就要拆，但問題是並非一視同仁，而是有族群意識因素使然。比如早住民的占領公有地，則解釋成弱勢正勢。又比如蔣經國時代占領國有林地的「錫安山」教派，在反中國反國府的時代裡，被合理化成宗教迫害；而李登輝時代，「錫安山」的反李、遭來取締，卻在「台灣意識」下，不再被合理化了。
Ｃ、陳其南
陳以台灣土著化類似中國華南，及西方民族國家理論，認為台灣民族國家不能也沒必要成立。陳認為台灣的民族文化是如假包換的中國漢人的民族文化。即使以方言差異、地緣意識、分離事實、及政權分配等非理性的論證，來建立台灣民族國家，也欠學術上積極理論。現代國家未必由同一民族文化者組成如瑞士，同一民族文化亦可建立許多國家如盎格魯．撒克遜（七二一p25）。
陳論不但不合自己的土著化理論，也背離台獨事實。他的土著化明明是強調台灣民族文化的獨特，而台獨正從此發展出台灣民族國家理論，且已成為相關論述的主流。陳後來在李政權的文建會不就在做台灣民族文化的塑造工程嗎？且陳和其他自由派一樣，均迷思於李登輝，而導致以「民間社會」為理論基礎的「社區營造」，在歷經兩年由上而下的推動後，在陳86年2月辭去文建會副主委之後，隨即夭折（到陳政杈時又改頭換面繼續）。接著李又改用吳京為教育部長發動「心靈改革」，其實最該被「心靈改革」的正是李本人。
更奇怪的是當李發動「社區營造」時，自由派因自己的民間社會理論受到重用、且有實惠可包名目繁多的各項社區營造之文化工程，而大力支持。但86年5月澄社又以政府不可參與人民的道德塑造為由，反對李的「心靈改革」。問題是政府又可參與民間社區的營造嗎？由此可見，關鍵在於是否用自由派的主張或是否有實利，自由派並不存在著一客觀判準可形式理性地用於所有人及事。
即使激進派也虛無地認為「本來芸術與政治的關係就是拉扯不清的」，而且「本來國家花錢保護民俗文化不但應該的，而且當前情況而言，做的還猤夠，然而主導者好大喜功，並沒有把資源花在建構一个可以累積的基礎上，反倒傢上演一齣又一齣的金光黨而已」（一二六四p.105-6）。即使反省到社區營造存在著中央至地方的各種杈力及利益的衝突，但仍執信此一運动是地方集体記憶、是由下而上自發性的運动(一二八七p.127-152）
（２）統派對「結」的理解及無力
統派正確地理解到228「前後」的台灣意識有「否是」反中國意識的差異（七二三p75，七二四p108，七二五p129），也理解到228前的台灣意識雖非反中國意識，但仍具某種程度的主體性，而從反日意識「逐慚衍生要創造台灣獨特的文化和要做台灣主人的比較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意識』」（七二四p107）。可是統派更強調的是透過清代科舉、祭祀、官僚、大小傳統文化等在台的發展，加上兩岸經貿往來，而產生了中國意識，此意識在日據及國府時因兩岸分離而逐漸喪失（p102-3）。即便如此，台灣民族文化仍屬中國民族文化（七二五p119-121）。統派雖認知到台灣（台獨）意識在島內外不斷成長（七二三p75-6），卻也誤以為在缺乏成長基礎、及國府政經社改革下，台獨將喪失合法的說服力及吸引力（七二四p110）。
從支持統聯（七二七p18-9）的主要動力在國土分裂及民族分離的悲劇，而非中國傳統文化、或國共統治的正當性（七二八p78），可看出統聯在台發展的困境。不是如黃光國所批評的「目中無台灣人」忽略了人權自由民主（七二八），也非楊憲村批評的雖不乏社會正義民主自由但未能像獨派落實於本土民間（七二九）。而是其中國悲劇只有大陸來台者才較能感同身受，但台灣悲哀則日據國府統治下的人民皆有之親身遭遇，所以統聯勤於落實本土民間，也無力逆轉台灣（台獨）意識，更遑論發揚中國意識。
（３）獨派對「結」的偏見
獨派有關台灣（台獨）意識的論述大多延襲著史明虛構出的－－台灣人四百年來反抗外來統治，在台灣這命運共同體內建立起來的一種意識（七一二p19-21，七０九p64-72）。以下舉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論當時兩例析判之，至於後來台灣教授協會的《台灣民族主義》（九八０）研討會論文集，因內容涉及政治、族群、歷史、文化、經濟、藝術和文學等方面，本書也已多處論及，故暫略。
陳芳明認為台灣意識的建立比新加坡意識的建立深刻且漫長，新加坡漢人能建立新加坡意識，而其他南洋漢人不行之因在，後者堅持高等華人意識拒絕與該地社會結合（七一二p19）。
陳如同許多反中國者一樣，因偏見而無知於新加坡獨立之初曾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但遭李光耀殘酷地鎮壓下來（李登輝仿之），李在矯枉過正後又試圖以中華文化扭轉西風。另外南洋排華主因不在華人不認同該地，恰恰相反，該地早住民唯恐華人與他們一樣，如此就沒理由可掠奪華人財產了。陳等不但無視華人為保存自己文化所做的努力，反輕視或誣蔑之。
宋澤萊在批評陳映真、王曉波等時，因以其台灣（台獨）意識為判準，加上對他人的曲解、斷章取義，而後以其擅長的文學亂批一通（七０九p72-90），故不值得析判。
（４）「結」與統獨之爭
自由派開始雖處統獨間的灰色地帶，但因台獨以民主、自由、正義等訴求為包裝，故自由派大多成為同路人，少數如胡佛則被指為保守統派。
「結」除使知識分子「獨」化外，也使李政權主流派「獨」化，比如台獨黨綱通過後，集思會在一項座談會自稱是主張台灣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是中華民國的「主流派」，而給新K（新黨前身）帶上急統帽子（七三一）。集思會雖在81年底立委選舉中失利，之後又遭李登輝冷落甚或遺棄，但由李否定一個中國、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是一主杈獨立的国家」、和不斷給非主流派帶「急統」「中共代言人」的帽子可知，李政權已受「獨」化（這是李政權享有李登輝情結好處另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時做消「毒」的工作。下台後就「毒癮」發作，肆無忌憚地「吸毒」了。
（５）「結」與族群意識
民進黨雖才是強烈地利用省籍意識做為鬥爭工具，但憑著河洛為主體的台灣人之「受害者意識」，當外省人稍有反彈時，民進黨、李政權及其同路人便強烈地批評外省人在搞省籍鬥爭。比如79年7月新潮流便指責新K挑起省籍情結，連李登輝也出面說他很善待外省人，但新K回李說不需善待只需公平民主，李則利用李登輝情結及台灣情結，透過省籍大老和中生代議員官員，說外省保守分子阻礙了改革（八一三）。80年10月1日集思會的吳梓竟然說「大陸人四十年前光著屁股逃難到台灣」。經一番衝突對立，82年初新K及外省人紛紛以集會遊行方式反映出危機意識，但3月14日在高雄的集會遭民進黨鬧場破壞、損失慘重，83年底省市長選舉新黨又遭民進黨群眾暴力相向。為擺脫外省黨、急統、中共代言人的偏見，到84年新黨不得不向台灣情結低頭，避免與外省或統一色彩較重的「新同盟會」來往太密，刻意不提名某些較具「偏見」色彩者李勝峰、馮滬祥等，並宣佈會為台獨而與中共打仗。
面對「結」，民進黨除一貫地為其暴行合理化外，82年的衝突，使新潮流也怕外省人會成為日後的新亂源（七三五），而說以前策略性的反外省的做法要修正，因外省人已成為少數族群了。在河洛民族文化已處優勢情況下，為爭取更多中間選民，84年不但宣佈不再使用群眾路線，並說台獨就是維持台灣現狀。
在「台灣情結」下，雖然長期來以國民黨正統、黨內民主、國家認同、及各種弊政等，來質疑或批評李登輝者如新K，大多被親李的媒體、政客、學者、群眾指責為向台灣總統挑戰（八一八）。李政權在82、83年的衝突中，也趁機給新黨戴帽子。但由於李的種種言行有「獨」嫌，尤其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一次「剖心露骨」的長談（收於九七四，但85年版的《經營大台灣》為充當競選文宣之故，將此文刪掉了），李說國民黨和之前的統治者一樣均是外來政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國家是個沙文（大）中華帝國，學校在台盡教大陸之史地文化是荒謬的，他很機警很內斂沒讓小蔣發現其意圖不然早就被摧毀，他要像摩西一樣帶台灣人出埃及。使得李在83年選舉中慘遭新黨批判，趙少康尤其在公辦電視政見會上點名批李的「急獨時間表」。李政權除了貫有的對己消「毒」和對他帶帽子外，更試圖治趙以「污蔑元首」「煽動內亂」罪。選舉結果使李政權在台北市府會均失利，李在島內外和中共壓力下，唯恐輸掉立委和總統的選舉，而喊出「保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
其實「結」一直是台灣光復以來解不開的「死」結，知識份子或政客無論有意或無知均會加以操弄，這尤其表現在李政權和民進黨身上。由實証研究可知李政權和民進黨之「實」是台灣民族主義，但卻以民主之「名」進行政治鬥爭（一０二四，一０二五）。一些充滿福佬沙文主義的學者更以扭曲的資料、概念及分析架構，得出外省人是經濟的支配者，以達到將外省人猶太化的目的（一二三一）。。不只如此，二者還不斷與反華勢力宣傳中共以民族主義來打壓台灣的民主，怪的是台灣知識份子怎會與宣傳機器共犯，而未指出兩岸都在搞民族主義？其因不是無知就是台灣至上使然。
由上分析可知，在台灣情結下，國府三、四十年來塑造的中國意識可算是瓦解了，新的塑造工程又在重演，這種台灣情結當然也會表現在以下析判的文化的諸層面。
（６）「結」與文學
國府從大陸時代基於反抗西方文化侵略、統一全中國的精神文化意志、復興中華文化等因素，就已開始將各種中國傳統最精緻的文藝以「國」字號命名。來台後加上為對抗島內外的台獨意識及中共的挑戰，國字化運動更形激進（國語、國文、國學、國畫、國劇、國樂、國術）。國字化雖對復興中華文化有所助益，但同時也遭台獨及自由派的以封建保守與國府共犯之攻擊，且諸國字號文藝本身也往往因太過於仰賴政權而欠生命創造力。
由於台灣情結下的文學論述與創作，有反映以河洛人為主體的台灣人反抗統治之意識（八七三p11，八九三p2），在兼具民族性及階級性下，從日據開始使便註定了台灣結文學的寫實（現實）主義之主調，並隨著統治者的不同而產生反封建專制、反日化、反西化，最後會陷於反中國，其因除了台灣悲哀已累積到高峰外，台灣民族文化與中國民族文化的同質性，在國府大力推動下，比起任何其他文化對台灣結文學的主體性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包括持前現代寫實主義、或後現代解構主義立場者，均會將矛頭對準中國民族文化，以台灣情結展開簡單化美化台灣民族文化和簡單化醜化中國民族文化的運動。以下順著歷史發展來析判。
雖然日據時台灣並無反中國反祖國的台灣情結，但台灣結文學仍在民族性及階級性下，在反日主調之餘，先反中國傳統「封建」文言文學而產生現代的白話文學，後又在白話文學種種論戰及創作中，產生了以河洛白話文及具社會主義色彩的鄉土文學為主流的台灣結文學，其間雖有張我軍的中國白話文及廖毓文等的反河洛白話文（八七一p70-1，八七０p102,482-196），但均無法扭轉台灣情結結構性的制約。
本來具有民族性及階級性的台灣結文學應是如胡民祥所言的「刻劃出台灣人民的挺拔、英勇、自主、奮鬥的形象」的文學，但這種社會主義式的鄉土寫實文學，因太過強調為農工階級服務（七三七p243,235,237），無法包含那些較不具正面刻劃但仍合台灣情結要求的文學。於是陳芳明便將消極的流亡精神所創作有關死亡、自殺、發瘋等具現代意義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甚至白先勇陳映真等之作品，均視為台灣文學反抗外來統治之表現（八八二p51）。陳氏看法顯然已吸收了馬庫色所認為的現代主義發揮了「美」的解放資本主義異化社會的功能，這種見解異於一般仍局限於古典馬克思主文學論或盧卡奇的反映論，因而將民5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排除在台灣結文學之外：如從老．葉石濤、中．王拓、到青．楊照（八七二p78,112-3，八七五p155）。（林惺嶽也類似陳氏地替日據時藝術家未能凸顯本土主體性合理化，認為能將日本進步的藝術觀念及制度移植到台就已可喜而有具正面意，七四四p34）。其實如果林、陳均能將日據、國府時未具積極反抗意義的文藝視為台灣文學，那麼民40年代極具反抗共產暴政、思念故國故鄉故人的「反共懷鄉文學」（八七六p113-6）。在去除教條及國府因素之外後，為何不能被看成台灣結文學呢？其根本原因是它們被認為沒有反或顛覆國府的功能。其實就「懷念原鄉」「傷痕」「批評敵對」「塑造國族意識」「製造神話」等議題而論，所謂「反共文學」與二二八、白色恐怖、文革等並無別（一二六二p.144,156）。
台灣情結的結構性制約也表現於民6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文學當時的共同敵人雖是國府、現代主義、帝國主義，葉石濤的台灣情結還被他自己的「中國的普遍性」「台灣民族文化仍屬中國漢民族文化的支流」等門面話粉飾著（八七二p71），但其台灣結文學之主張已充分地表現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民68年並將該文當作〈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總序〉（八七三），陳映真等中國情結的文學主張在當時尚處優勢（這由八七二所收集的論戰文章的比例可看出）。可是隨著台灣情結逐漸得勢，不論在創作或論述上，台灣結文學已取得了狹義台灣文學的優勢甚或代稱（八七七p176-8，八七四p156）。這也反映在鍾肇政民80〈「台灣作家全集」緒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八九三p2），去除了葉氏前面的粉飾語。至八六年十月的「鄉土文學論戰会議」上，兩派人馬終於以统獨立場來替台灣文學定位，但定的了嗎？
順著台獨已取得正當性合法性，民80年代的台灣結文學也正式成為台獨文學，如同任何新文化霸權在捍衛得來不易的論述權威之餘，也不容他人指出其霸權之所在。所以當路況在評陳芳明《謝雪紅評傳》的：「我（陳芳明）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自1970年代以後，就陸續把粉碎了的台灣人形像再度鑄造起來」（七三八p63），其目的在「針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革命法統加文化道統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提出另一套民族解放建國史詩」（p65）。陳便反批路評扭曲了《謝傳》的內容（七三九p116），不是一篇書評「而是一場災難」，是「非常反智的」（p118）。並辯駁將《謝傳》劃為「民族解放建國史詩」是不倫不類的，因陳自認其歷史造像運動只不過是「指70年代以來，許多台灣歷史人物都開始以傳統形式重新出現」，並說他還想替大陸的陳獨秀、瞿秋白、魯迅、周作人等造像（p120）。路況接著反擊陳在《謝傳》直爽痛快地表達塑造台灣民族英雄的企圖，在答文中反扭捏作態。路並預測陳絕不可能說「我要尋找魯迅的原型，主要是為了尋找浙江人的歷史原貌」，更不可能說「我要尋找魯迅的原型，主要是為了尋找台灣人的歷史面貌」（七四０p120）。路況攻擊命中要害，陳當然無答文了。類似的當龔鵬程在＜本土化的迷思＞指出台灣的本土化已過激成「土地祟拜、法西斯民粹、在地血統主義、戀母弒父情結、泛本土情結」時，也遭與会的本土化論者扣上「憎惡本土化運动，不尊重不了解台灣歷史」的帽子（一一五五p.11-32）。
當陳昭瑛以中國意識為基底，以接近文化聯邦或多元主義方式（八七八p63-5），透過詳實的引證，將日據時重要的文學家所具有中國或祖國意識「求同」出來時（八七九p8-17）。陳芳明等習以台灣情結解讀文本者，便不理陳昭瑛的引文論證，而以以「求異」的方式（即以簡單化方式認為台灣在反抗一切外來統治中，自有異於其他含中國民族文化之主體性），批評陳具有中國血緣決定論、中國民族文化絕對論（八八四p110-2，八八五p143）、歷史失憶症，認為只要遍讀便能洞察當時作家一些提及中國祖國之文字、其意絕非陳昭瑛所言（八八二p113,115）。之後論戰雙方便展開了長達半年有關，台灣民族文化意識與中國民族文化意識誰先產生、誰才有主體內含、及各種統獨認同的論戰（八八三p112-5，八八一p80-6，八八四p118-125）。陳昭瑛以歷史事實及詳實的資料，指出中國民族文化意識不但先於台灣民族文化意識，且後者在形成過程也極具中國民族文化意識。另外廖咸浩較從統獨之外質疑能否減少些感情認同、多增加理性的溝通及務實地處理獨立可能招來的內（各族群均依其主體要求獨立）外（中共）災禍（八七八p61-2,72-5）。並指出獨派雖創造了四大群眾共榮共存的多元民族文化主義，但獨派的台灣民族族主義的統一、單一之主體性其實是將外省人當做台灣的「猶太人」，是：不認同急獨=不認同獨立=不認同台灣=認同中國=認同中共=敵人（p70-1）。
由上析判可知，台灣情結下的台灣文學界說不但偏頗簡單化，且他們對那些作家作品才屬台灣結文學也有爭議。他們以「台灣意識」搜尋日據以來的台灣文學素材，其心態與國府時代以「中國意識」搜尋日據以來的中國文學素材，二者並無本質之異。
（７）「結」與影視
國府的中國意識透過文化霸權對本土性的電視、電影等造成的壓制是非常明顯的（威權或極權下的顯性宰制吾人易知，但民主假象下的隱性猤易知，別說台灣的李陳政權，即使美国媒体也猤是美化下的自由、客觀及多元，而是十足地反映美国利益的「电子殖民主義及媒介帝國主義」（一一七０p.39-42,221-3）。。由於電視是現代文化霸權中僅次於教育之最大者，國府透過黨官軍股控制三台，並以通俗的文藝娛樂節目，來軟化異化台灣現代社會生活下的焦慮緊張〔此即所謂的「文化工業」（一０一p112－158）〕；以新聞及政令宣導社教節目，來傳達國府的統治意志；以具有傳統中華文化忠孝倫常的節目，來復興中華文化。更重要的是替國府賺得豐厚利潤，及推展國語並壓抑本土語言（七二六p150-3）。
由國府從民60年開始在三台逐年加強國語節目減少閩南語節目可知（p152-3），國府對當時島內外開始的自決論台獨運動，採取了繼學校內推廣國語之外的另一波更強而有效的語言運動。而非如李金銓所說的「沒有人反對國語，也沒有人反對推行國語」（p156），國府以「有色眼鏡看台灣意識」（p157）。其實由李等自由派的《解構廣電媒體》（八九四）及實際的表現，可知他們在廣電媒體的立場上是十足的反國府、反中國文化，而對民進黨及李政權台灣意識下類似的媒體控制不但較為容忍並予以合理化。
可是在台灣意識的驅使下，到號稱民主、自由、開放、公平的李政權時，除了中華文化、國語改成台灣文化、台語外，其餘更變本加厲，更將原來穿插在三台的「公共電視」節目取消，而代之以宣傳李登輝施政的「廣電基金」，並另以龐大黨產插手有線電視，來奪取文化工業的霸主地位。到陳政權時更是用「置入性行銷」「對媒体貸款」「不聽話猤給新闖」等來控制媒体，至於赤裸裸的「非常光碟」等的抹黑更是不乏，還是不聽話就告媒体，反正台灣的軍警司法是永遠的執政黨，就是這些造成台灣新闖自由在国际評比中不升反降。
不但如此，民進黨及台獨的種種有線無線之廣播電視，更偏激地宣傳其台獨理念及台灣民族文化。實際從事地下電台工作的陳昭如在《地下電台》中雖肯定「地下電台對突破電子媒體壟斷、爭取民眾言論自由、形成了開放的公民論壇等成果。」但也批評：「現有地下電台普遍向在野的民進黨一面倒的意識形態、或多或少的福佬沙文主義……亦曾令不少人對地下電台望之卻步。」（九八一p167）後來的發展証實了這點，當李政權被迫開放廣播後，雖然李掌控的電台如中廣在硬體上雖然還能憑著特權而占優勢，但新興的商業電台如「台北之音」尤其「飛碟」，以其大量的現場「叩應」節目加上開放的言論，以台北為中心迅速地發展成全台聯播網，各時段的收視率均躍居前列、不少還遙遙領先中廣。與此同時，先前的地下電台，不少非但消失或淪為充斥著替藥商廣告的節目才得以苟存。到陳政權時則成為李陳的打手，尤其在2004年的３１９事件中担任了宣伝連宋與中共聯手槍擊陳水扁的急先鋒。
即使由民進黨控制的第四家無線電視獲李政權「恩准」成立了，也只不過是李三台之外的另一台而已，且可像發放政黨輔助金給民進黨一樣，拉民進黨一起跳下「糞坑」，以免李政權的三台及黨產「獨臭」。86年6月12日「民視」成立，開播之初雖刻意掩其黨派色彩，但其台獨、親日、反華及河洛主義等意識形態，仍巧妙地隱藏在其新聞、日劇、台語連續劇及台語教學上。
如今國府掌控下的廣電媒體雖已解體，但繼之者李政權仍在原硬體上另建一結構。雖然不少新聞研究者已批判李政權掌控下的三台不公正不客觀（一０四一），且由收視調查得知觀眾對三台可信度低於有線電視（一０四二），但為何不見三台改善呢？其因雖有全球媒體本身皆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價值取向、新聞室的社會化、記者新聞來源的偏取等因素之外，主因仍在李政權透過黨政軍對三台的控制，以台灣意識和媒體已開放為由，弱化了反對者對李政權控制媒體霸權的反抗意志及力度，更何況其他黨派和財團控制下的媒體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如此一來大家便一起比爛了。
面對台灣媒體受控於黨派和財團，不少自由派媒體工作者寄望於「公共電視」。原先民進黨希望藉公視來抗衡三台，但當自己也爭得「民視」後，便不再大力支持以免他日成為批判自己的機器，加上自公視籌備處成立以來已耗費50億卻不見成效而備受各方指責，於是籌備處重要幹部紛紛求去，立法和行政部也有意讓公視夭折。就在自由派陷於孤軍奮戰之際，86年4月李政權決定廢除公視的提議一出反遭各方批判，自由派在支持公視的學者、學生、尤其各式社運團體的支援下，經番折衝，終於敗部復活，於5月31日以修正的「小而美」版本－－預算減少至每年15億，刪除新聞論壇性節目以避免政治力介入－－通過公視法。
至此吾人應反思的是，為何自由派反對的媒體控制及期望的媒體公正，在台灣始終無法實現呢？其因除了有實現政治因素外，跟民間社會、理性民主等在台灣無法實現一樣，主因在自由派一開始只知反國府反中國，而無知於自己所支持的李政權及民進黨，一但他們寄生於台灣民粹而奪權之後，不要說再解構之，連批判之都會招來民粹的反彈，更何況自由派也是造成民粹的共犯之一。再深而論之，自由派手中的公視如今不但「不小」－－六、七十億已足以建立二、三家的商業無線或有線電現了，可見「公」之浪費及無效率；也「不美」－－新聞論壇性節目被刪使得公視的本質「公共論域」為之喪失，甚至成為支持公視主力者如社運團體的宣傳機器，畢竟台灣惡質的媒體生態會加強主力者將公視看成最後一塊「淨土」的心理上之正當合法性。正因如此，兩年後公視收視率不但低滿意度也低，為此公視提出三年改善計劃。到陣政權時還想以公共化之名來控制華台视，如鑑之於客家电视台和原住民電視台，將不難預測公共化的下場──成為宣伝机器。
以下舉二個影視例子，來析判欠強烈台灣意識的作品，是如何遭批評。
首先是民78年台灣首次得國際主要影展首獎－－坎城影展金獅獎－－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侯是台灣新電影的首席代表，也主張台灣電影要落實於本土。但悲片卻引起極大的爭議，右派認為悲片偏袒當時的左派，左派的批評詳見八九五，二者皆認為悲片不能反映228前後的史實。但他們忽略了228及之後的白色恐怖只是悲片，用以展現其關懷「人」此一主題的背景而已。充滿台灣情結者如黃美英、吳密查、張炎憲等認為悲片既然處理到228，就應反映出228時遭國府殘殺的人民群眾及各派反抗國府等之事蹟，而不可以只透過左派知識分子在酒店及深山，以充滿詩意的言語行動來呈現其反國府而已，且不應將台灣人打外省人卻以特寫鏡頭來表達（以上詳見七四一、七四二）。
再來是新電影的另位擔綱者小野民79年10月在華視播出的《尋找台灣生命力》，尋片雖是嚴肅心態下之作品，但整片由於充滿了散文詩式的影像，並將生命力的重心置於土地及中產階級之上，故遭多方批評。台獨如呂秀蓮批評尋片的創作集團是外省人，他們雖想擺脫大中國包縛而來關懷台灣，但因國府長期政策的錯誤，而使得這些人仍無法徹底地認同台灣意識，所以尋片無法尋找到台灣人民反抗國府統治、反抗中國意識的生命力（七四三）。
以上所謂欠強烈台灣意識只是從狹義的台獨意識來看，其實台灣新電影、尤其《悲情城市》之後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藝術電影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超級大國民》《戲夢人生》《好男好女》等，不論導演如何減少電影的政治性，但在台灣意識的集體意識大背景下，使得台灣的藝術電影對比於大陸第五代導演的藝術電影如《黃土地》《老井》《紅高梁》《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等，不但較欠美學上的視覺效果和民族風格，更使得台灣藝術電影本要也應突顯的關懷人、土地及社會，和探索人性的深層等之特質，也被台灣意識的政治性所掩蓋。連帶的新電影的主角們也有不同的出路，小野加入陣政權，吳念真靠合作取得拍片及度告机会，而侯孝賢則於2004年大選前後投入反陳行列，但為時已晚。
兩岸藝術電影會如此差異，其因是台灣藝術電影的大背景是批判國府的中國意識而另創台灣意識（一０五一p108－112），而大陸則是批判政治極左和封建傳統，而非要另創一種異於中國的什麼種族意識（一０四九p124－5），相反是要開創具有中國民族文化色彩的民族電影（一０五０p30、38）。雖然兩岸藝術電影在建立各自風格的同時，屢屢因參加西方影展獲獎之故，而都存在著西方觀點下的東方民族色彩（一０四九p113，一０五一p2）。
類似的，在台灣意識之下，台灣流行音樂的評論者不但將民60年代校園民歌的族國意識、也將大陸80年代以來的中國搖滾，都批判成虛幻、神話及夢想的大中國意識（一０六五p99－102，一０六六p129－130、179）。更將威權時代屈居非主流的台語歌但經本土化已居新主流的新台語歌曲（如陳明章、豬頭皮、黑名單工作室、新寶島康樂隊），美化成呈現了台灣的主體、命運及現實（一０六六p54－71，一０六七p8）。比如認為豬頭皮以台語為主的「笑魁唸歌」，徹底地打破了威權時代以來國台語、台客語等高下對比的雙層語言結構，是種對抗大中國意識純國語的國台混合語（一０六八p74－9）（既以台語為主怎會徹底地打破了……？自己已是大台灣意識了有何資格對抗……？）。至於位居主流後，原來批判性的「噪音」已因商業性和權力性而被編製成「造音」（一０六九p3－5），對此，以台灣意識為評論者深感可惜（一０六八p3）。其实該可惜的是這些人和之後所謂的地下音樂與陳政權之共犯。
上述新主流及造音其實乃台灣意識下的歷史宿命，且是種尚待批判的主流化。就好比國府時的「愛國教育片」「健康寫實片」等被批評成宣傳片，此種表層的政治與電影結合，吾人易知其弊。但一般評論者卻無知於李政權「國片輔導金」下的政治電影，不但赤裸裸地以巨額國家資金來支助一直無法自立的台灣電影工業，且此類電影也並不只是「自主性、批判性」的所謂「藝術電影、白色恐怖電影」，就某一層意義而論是與李政權有著深層共犯結構的「台灣集體潛意識」的政治宣傳片，其共犯性和宣傳性不會低於「健康寫實片」的《養鴨人家》《小城故事》《路》《秋決》《家在台北》，差的只是電影手法、表深層共犯、中國與台灣意識等而已。至民八八年媒体在台灣新電影兩對市場及國際影展双双失利下，才落井下石放馬後炮，說什麼要替國片衰敗及电影的扭曲發展負責。學者們也紛紛加入批評（一一一六p.50-4,一二六六p.34-42,一二六七p.210-219,232-246,一三七六p.103）。但這一切都太晚了，要是能像本書一樣早就批判或許就猤会陷於不可救藥，如吡的批評有那麼難嗎？為何古今中外的當時世人總是要事後才清醒？寫至此实在有點無奈！。
（８）「結」與藝術
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的判準不在於就藝術論藝術，而是以台灣意識夾雜著現代化理論為判準。林在序言開門見山地認為台灣美麗之島在歷史中歷經不同種族與政權的統治，二千萬人集體生命及土地在外來統治者殖民過客心態下，不但談不上文化創造，甚至連「客觀實然」（林有資格說此話？）的歷史均無法呈現出來。
林批評228之後台灣美術的教育與推廣，逐漸落入民38年後來台的外省文化新貴手中，影響所及東洋畫被併入國畫（七四四p54）。林批評黃君壁、劉獅、張我軍、王紹清等大陸來台的先頭美術部隊「對中國美術史的認知只有三十年的淺度，而無法透視到上千年的過去，體察出中國美術之輝煌，原是能融和外域美術的結果」（p58）。林的意思是當時的台灣東洋畫是融和了中國水墨畫、西洋技法、日本畫、及台灣特有的光線、地方特色而成（p59），但劉獅強調的是國畫的本質－－氣韻生動（p57）。
林批評中國傳統文人畫缺乏寫生而陷於脫離人間煙火的因襲囿格裡（p67）。而五四以來受西洋藝術影響，國畫有創新的徐悲鴻、林風眠、潘天壽、傅抱石、李可染、及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新銳國畫家未來台（p63-4）。來台占要津者均是固守傳統心態的如馬壽華、溥心畬、黃君壁（p69-70），這些人「腳踏寶島的土地，卻夢遊在古老的大陸山河裡，促成了臨摹傳藝之風的盛行，大開中國美術現代的倒車」（p72）。
林並藉現代（抽象）畫健將劉國松的話來批評國畫保守、平庸、不食人問煙火、乾枯至死（p92-3）。但就此同時西方的抽象畫卻反過來肯定國畫「筆畫線條的姿韻，醮墨留白的空間，極富抽象抒情的啟發性」（p113）。於是「五月畫會」重拾傳統國畫，一面批評「那些以正統自居的保守派掌門大師們，一直緊抱古人屍骨不放而封死了傳統的真諦」，一面紛紛以水墨及道家哲理來表現抽象的創作（p117）。林對上述做法，批評為「生活在復興基地的台灣，任何文化運動之舉，都必須納入復興中華文化的大軌道中，才能完全取得主導的地位，並堂皇的對外代表國家，進軍國際畫壇」（p112）。
其實不論來台的傳統國畫家或現代抽象水畫家們均非國府的打手，他們在威權統治氛圍下崛起，乃因緣際會。就好比林心目中有台灣意識的藝術家，在李政權及民進黨的中央或地方內得勢一樣。故林氏以意識形態及政治來貶抑他所排斥的畫家、褒揚他所贊賞的畫家，是種很壞的史論。影響所及當台北市長由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後，啟用台灣意識派的張振宇當台北市美術館館長，實行結果表明以意識形態來搞藝術，連自己人也會因利益不均而鬧翻，所以張館長才會在林氏的「除色小組」和市議員的聯手下於八五年五月下台。
在《緣現論》的〈文藝哲學〉我已申論中國的文藝如同中國的哲學、科學、語言、政社經民族文化等均有其特質，稍有中國繪畫史常識者（七四五）皆知國畫的畫派皆有其興衰及精華流弊，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畫派皆然，做為藝術史論不能像林等如此草率地批評國畫及黃君壁等，只是保守、封閉、乾枯、夢遊於古老大陸山河。比如黃君壁不但熟悉西畫，其創作也深受他在各地含台灣遊歷寫生的影響（詳見八九六）。
林的泛政治化批評又表現於民50年徐復觀與劉國松有關現代畫的論戰中。徐以藝術的形象及理性來批評現代抽象藝術的非理性、虛無主義，在破壞一切之後將在「無路可走」之下「為共黨世界開路」。但劉認為藝術的「每一形象的誇張與變形都是對原有形象的破壞工作」，並反批徐在送紅帽子（p68-79）。
林認為徐以形象及理性為判準是值得處理的，但徐因不理解現代藝術故流於片面且政治化的批評，這對當時反共氛圍下的現代畫是一大危機。林認為劉在論戰之勝利，使得抽象畫突顯了政治性心理恐慌，並「召來更多幫腔助威的吶喊，抽象畫家已從受壓抑的叛逆，搖身為昂首闊步的時髦前鋒」（p112）。
徐劉林對抽象畫均有盲點，西方的抽象畫至少康定斯基的《點線面》《藝術的精神性》（藝術家民74年出版），其理論基礎仍在廣義的理性。中蘇共崛起的溫床正是非理性的虛無主義，但徐之論在反共氛圍下易為丟紅帽子的共犯。
林批評台灣的抽象畫「沒有足夠的謙虛與熱忱，去了解台灣淪入異族統治半個世紀中苦難成長的歷史，及血汗耕耘的藝術成就」，只知「傾聽西方藝術的潮音，大談『中國傳統』與『東方畫系』，卻獨忘了其境的台灣的美術」（p157）。批評劉的「中國山水畫的新傳統」有中國傳統帝制獨霸野心，所以無法走出開放自由境界，而只能以新教條取代的舊教條」（p169-170）。批評在西方浪潮下紛紛投入巴黎、紐約的新生代畫家「已不是單純的深造，而是希望闖蕩出藝術的功名，這種心態與日據時代一樣，造成崇洋及荒廢鄉土文化的弊病」（p180-1）。
林認為台灣藝術如要走出自主性的未來，必須要落實在這塊土地上，重視本土畫家，不要老拿國外的趙無極、周文中、貝聿銘做為藝術後學者的最高目標，要擺脫中國結與台灣結、省籍對立，以更開闊的視野來吸收中國傳統及西方的文化（p231,247-251）。
林上述批評完全以台灣意識為判準，如何能擺脫「結」？又如何能吸收中國傳統？更不可能去了解中國近百年來受列強侵略，及藉復興中華文化來恢復民族自信之苦心。另外就藝術而言，藝術家唯一的判準是忠於自己對藝術的感動與信念，什麼本土、世界化、中國化，那全是藝術政治家的權謀，林以本土為名有何資格去批評後二者？更何況林的本土藝術又何嚐是本土，還不是日據時轉自日本的二手西洋貨、或轉自大陸的中國貨。
其实從「文化政治學」來看，文化霸權的建立脫不了政治力，就連最抽象的美国「抽象表現主義」也是在反共及宣伝美国主义背景下的年代稱霸世界藝壇的（一二六五p.16,51,55,84-125）。至於政府实际伸手的歐美國家芸術政策更是充斥著與芸術不相干的目的（一三五五p.54,121）。
６、族群間的鬥爭
（１）必也正名乎
國語、中文、中國人－北京話、普通話、漢人；閩南語（人）、河洛、福佬、河佬、鶴佬－台灣人、台語；番、高沙族、高山族、山胞、土著、先住民、早住民－原住民。這些爭論本質就是一種命名政治學的權力鬥爭。
任何族群皆有權自我命名，但：一、人類應自我批判，不要自以為是某某地方的主人，人和萬物一樣均是地球的客人，客人的心態是要尊重善待生存的空間及其他萬物。二、命名權是多方的，亦即互為命名權。命名最好能取得多方同意，但實際的命名取決於權力鬥爭。三、為避免意識形態及權力鬥爭，命名最好以理性為之。
依洪惟仁研究，「河佬」的音較接近閩南話中的原音（七四七p132），但「佬」字一般有輕蔑之意，故本書以「河洛」稱之。為避免命名霸權，本書稱狹義的「台灣人、台語」為「河洛人、河洛話」。
本書稱在漢人之前，從大陸或南洋移民至台灣的住民為「早住民」。理由如下：一、「先」住民有先人已死之意（洪英聖只知「先後」之先，一三四三p.8-28）。二、番、高砂族、山胞、土著等已摻雜大量刻板印象。三、「原」住民有強烈地主人意識，所以具有真理般的正當性，以主人身分動員起來，要求從自治、自決到獨立的各種原有的「絕對」權力（參見八九七）。而不是如早住民自辯的「原住民」之名才是他們自取的（他們祖先怎可能稱自己是「原住民」），倒是充滿了要做台灣甚至整個南島語族主人的意味（七四八p27-30,34,120-1）。整个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政策比如印尼、馬來西亞等便是以此意讖形態來統治其他族群尤其華人，所以每有天災人禍發生華人就成了替罪羊。。但瞿海源等自由派人類學者，於81年5月聯名說稱「原住民」無分離、排他、及爭奪政經利益的含義（七四九p41）。陳昭如甚至批評或誣指排斥「原住民」稱呼的人類學者，預設了早住民乃從大陸而來，唯恐「原住民」稱呼否定了中華民族的一元性（七五０p38）。其實台灣早住民本來就極有可能來自大陸東南，來台時甚至將更早的矮黑住民滅種（參見七五一，一三四三p.38-48,90-4）。雖然如此，「原住民」的稱呼仍從李登輝的口中享有了正當性，並透過官方及媒體宣傳機器，取得了命名權。但又怎樣？語言總会異化的，姑且不論民間用不用原住民一詞，即使用了，不論「土著」Natives或「原住民」Aborigines，只要存在著刻板印象、貶抑、排斥或敵视，它總是会成為一貶詞（一一三０p.655,662）。而猤是如謝世忠所言山胞等是污名化名詞，而「原住民」是起越九族的正而認同（一二五九p.2,103）。其实「近年來後殖民批評家對它native進行改造，用這來指稱『按造出生地決定所屬於某一地區』的人」（一三二三p.9）。而原住民的污名化在民進黨執政後又吊詭地達到高峰，在土石流肆虐當局試圖封山下，副總統呂秀蓮先說原自民猤是台灣最早住民，又說他們該移民南美洲。
（２）語言的幻相、實相、及緣相
由於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故語言不只具有語法、語音、及語義，也不只如社會學所說的：「語言是種社會現象；語言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現實（九九p3）。即便在同化或共處而非衝突的語言中（p284），語言仍然載負著權力鬥爭的本質。所以Foucault認為語言是權力的化身，它不是有形或無形的國家機器、政府或主權，權力是任何存在著「力」的關係的地方就有的深層結構，亦即權力機器的奪取或摧毀並不會真正改變權力結構（八九八p4-6,83,91）。
亦即早住民或客家人取得了語言自主性、河洛人取得台語的主權，也無法去除深藏在中文、中國話，尤其河洛優勢中的權力結構。難怪追求語言自主運動者，在高唱多元、平等、正義，反國語之餘，不時會發出悲觀或奪權的心聲。比如極力爭取早住民權益的瓦歷斯．尤幹便認為早住民在大吃小的命運下，最好的下場是被同化而非消滅（七五六）。比如不時有人呼籲河洛語（人）不能代稱台灣話（人）。又比如洪惟仁在民73年認為台灣語言教育的優先順勢是國語、母語、英語（七四七p170），但到78年終於露出了深層權力，他認為河洛語與國語的差異就好比德語與法語（七五七p64），語言不能同化而只能吞併（p65）。認為語言不能自由選擇，在什麼語區必須學那語區的語言，故外人到河洛區必須學說河洛語，河洛語在學校必修不能選修（p67）。
台灣語言運動者對語言充滿幻相，不知中國話中的官話（國語、北京話、普通話）、吳語、粵語、河洛語、客語等在語音上雖有很大差異（同一語系在不同時空發展出不同語音），但語法及語義尤其所載之大小傳統文化的類似性遠超過差異性，但他們硬要說其差異好比德、法、義等外國語。以致不能正視五四以來拼音化失敗的前例，在四大族群命運共同體的迷思下，不顧語音的差異及自主性，而企圖以國際音標來統合四者的注音（七五八）。故他們大批教育部長曾志朗決定採用国际通用的「漢語拼言」，曾因而下台，陳政權逆勢要用外人不通的「通用拼音」，這如對比陳政權要將公文由直改橫，理由是與固國际接軌，真是莫明其妙，外人要用的拼音不給，外人不看的公文要給，這只能用台獨來解釋。
羅肇錦在《客語語法》認為客語有：保存古義、詞義較廣、同義特殊、單音詞多、詞序顛倒、加詞成分、及句法特別等的特質（七六０ch.5）。依他看法國客語二者似乎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分析他的兩篇客文（七六一、七六二），卻只有少數字詞的差異。
鄭良偉的《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以「漢－羅」字寫作，但所寫之河洛文，除少數羅馬字外，與國文幾乎一樣（七五九）。
其實白話文是中國自宋之後累積了近千年的文化霸權所產生的，而非激進的方言運動者認為的只要擁有類似國語運動的強大國家機器，不出五年客家話就有完整的文字（七六三p149）。羅氏忽略了有形的國家機器雖有助於文字出現，但在中國表意系統下，後繼者不得不在強勢的白話文中打轉。白話文並非五四之後人為強力造出的，而是長期來大量知識分子將官話依表意特質賦予豐富的文字內含，以致後繼的方言文字化，只能在白話文框框內發展。其中語法因是語言的深層結構，故方言與國語幾乎是一對一，而非外國語間需互譯。這可從日文吸收了不少中國歷代的語義及語音，但中日語的語法卻有極大差異（七六四），可知國語與方言間並非外國語的關係。雖然方言与國語間的「準外國語」辯証關係，使得方語能顛覆国語的「一元性、壓抑及宰制」，並創造出語言的「多語並存及反隸屬化」，但因方言本身存具「再隸屬化」（一一五三p.434-455），故台語運动也造成了「過時的言文合一觀、粗糙的寫实再現觀、天真的普羅文學觀、以及排他的純化正統觀」等之弊（一一五四p.170）。
由語言哲學的分析可知，中文與印歐語言有表意－表音；文字中心－言語中心等之別。故中國可藉文字統一各方言，甚至方言的文字化受制於中文。方言含白話文運動者從民初以來一直忽視這點，故一再挫敗，甚至摧殘了傳統文化，至今台灣的語言運動者又在進行比民初更激進盲動的運動。為何會如此呢？因漢人民族文化間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故族群地域間的衝突便集中於語言。這早就存在於大陸民初，白話文運動者盲目地以西方方言國語化的經驗（這好比革命家誤用西方的民族國家主權意識一樣，均大大地促使了中國的分離運動），將文言文視為死文字，把白話文看成西方的方言國文一樣來推動。他們主觀上和後來的國府一樣雖認為國語與方言可並存，但他們忽略了北京方言國語化將引起其他方言群的類似反應。只不過當時各地的社政經軍文化人事等權力仍未發生像台灣大多由中央占有，所以權力化身的語言才沒發展成，像後來夾雜了台灣民族主義及台獨建國的表徵。
228發生原因之一是國府在國家機構及公開場合採用國語至上、絕對禁止日語的語言政策。之後更進一步在教育體制內以其他國家常用的獎懲並用方式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這種獎懲就學童而言並沒意識到什麼奇恥大辱，因在圍牆的封閉體系（一一一五）內本是國語文化，但對少數人就成為深層的受挫及侮辱，而為日後運動的潛能。到民60年代之後，國府為因應島內外分離及反對運動，大力減少三台電視的河洛語節目，雖有效地提升了國語普及率、卻深深地打擊了方言（甚至民70年代後半期母語運動興起後，學童大多已習於使用國語，母語反局限於特定時空及溝通對象上才使用。反而那些政客為爭取選票，不時地秀一下「台語」）。
依中國語言的實相，國方言本可並存，並應在電視及教育上加強母語，但這種看似簡單的語言問題，卻造成嚴重的政治鬥爭。這並非國府單方面所造成，方言運動者誤將諸方言看成外國語，又猜疑國府和日據一樣想消滅方言。其實國府的國語運動並無消滅方言之意圖，且日據時不但在文化霸權上絕對禁止中國各語文，並在後期禁止任何中國傳統戲曲之公開表演，所以才能迅速地將日語普及率由1930年的12.36%增至1944年的71%（六六三p148）。
如純就語言教育來論，姚榮松在〈台灣閩南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學術角度分析，認為單語教育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常態，但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在歐美甚至中蘇共等多種族國家均實施程度不一的雙語教育。姚分析台灣的語言教育問題已夾雜著太多的政治問題，故雙語教育的本質已被模糊掉了，而將早住民的雙語教育與河洛客家的方言教育混為一談。他主張在學校增加台語（指各方言）教育，基於方言和國語除音韻外其他大同小異，且「方文」教育除本身拼音及文字不統一外，尚有人才、物力、財力等諸多困難，故不宜實施雙語教育（七五五p105-113
）。雖然這種方言教育是大多學校所採用，而非激進語言運動者所期望的，用方言來教授所有課程。但他們大多所期望的仍像，胡民祥在〈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將台灣話狹義為河洛語並稱之為「台灣白話文」，而與「中國白話文」互為敵對體，以建立台灣民族主義下的國語（七三七p215-230）（若非形式至少是實質）。
台獨上述有關語言的論述較為集中地表現在由「台教會」於84年12月舉辦的《語言政治與政策研討會》，會中他們除了批評國府的語文政策外，范文芳更以謬誤的語言決定論認為中文的語法結構造成了認知的錯亂－－有治術而無政治、有說教而無說理、有舉例而無定義、只問該不該不問是不是、重視統一排斥多元、多規約少質問、權威主義－－這些在國府專制的語文政策下，更形加大了「建國路上的語言障礙」（一０七三p163－5）。
除此之外，他們紛紛以新加坡、加拿大、紐澳、甚至中共等的「雙語政策」為例，批評國府的國語文政策，及檢討李政權和民進黨執政下的母語教育。他們雖認知到母語教育推行之不利，但他們無知於白話文已占優勢、及台灣的社經結構已無創造母語文化的條件，才是台灣母語教育困境的根源。其實在喪失了社經條件之後，想要透過政治力強加保護母語，反而容易使之同化於強勢語言，這由本身支持雙語教育的Edwards的相關研究得知（一０七四p190－3）。更何況民進黨和台獨的母語教育，其終極目標又不只是保護，而是想（不管是明言、盤算或澄清不會）取代「北京話」使「台語」成為「新國語」。
（３）河洛沙文主義與隱形的客家人
從清代開始就已發生了河洛沙文主義，其根本原因在於閩客結構性的不平等。人間雜誌民78年1月第39期的《台灣客家人》以陳映真貫有的階級壓迫來看，認為客家人除遭統治者壓迫外，又遭河洛沙文主義的壓迫（七六五p8,108-110）。這些壓迫的表象有：批評客家人小氣自私、客家男人懶惰、客家人土裡土氣、客家話嗓雜難聽。客家人從義民時代開始在「台灣人」對抗「中國人」時，一貫地出賣「台灣人」投靠「中國人」。客家人在台灣住了二在年還不會講「台灣話」，沒資格做「台灣人」。客家人愛說中國話，台灣意識薄弱。講台灣話，講客家話我們聽不懂（p28）。
前民進黨中常委張富忠說：「民進黨已變成閩南人的黨，他們所謂的『台灣人』並不如我們想像中包含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語言，而是狹窄地指閩南語。這種感覺，除了閩南人族群以外，都會感到尷尬、矛盾和緊張」（p109）。這使得有心從政的客籍政客唯恐閩客情結，吳伯雄、許信良均怕其客籍身份而不利於競選省長（七六六）。結果民83年吳被李登輝逼迫退出角逐省長，事後施捨以總統府秘書長。84年許不敵台獨基本教義派支持的彭明敏。
隱形的客家人最生動地表現於客家方言島的後代「河洛客」（李登輝的個性及台灣意識與其河洛客身份有關），他們不但不為客家文化的喪失而惋息，還以自己的客家身份為恥（七六五p83）。
日據時客籍作家龍宗瑛因不擅於與閩籍作家交往，而被張文環批評為漢民族的賤民，且一度拒絕龍之投稿（七六七、七六八）。
李喬在《台灣人的醜陋面》雖批評河洛沙文主義（七六九p136-151），但李和其他以反國府為職志的客籍精英一樣，呼籲客家人應以台灣民族自居，絕不可對河洛人搞分離運動，更不可與外來支配者合作（p153-4）。「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中的「新客家人」鍾肇政、劉福增等，也不斷地批評「舊客家人」的中原意籍（七六三p7,73）。另一客籍作家吳濁流，終其一生始終跳不出本省人對立外省人的框框（七七０p51）。這些好比外省台獨的自鞭一樣，均是在贖罪與幻想交織下，為了當上「真台灣人」而常發生的迷亂言行。其实他們在自鞭之餘也虛構了不少客家精神比如「硬頸精神」「耕讀伝家」「团結」，這些並不比他們自鞭的中原意識好到那裡（一二二六p.182）。更何況「族譜下的歷史意識」重要的不是虛構與否而是敘述的意义。就此而淪，不只客族連其他少數民族如壯族白族等也会將自己的祖先源自中国北方。這些均反映了各族共通的意圖──「希望証明自己在中華世界中的正統性」（一三二二p.1-3,184,229-230）。相於台灣意識下的客家解釋，大陸在「民族統一融合」的愛國意識下也開始了對客家的中原意識之批評，一會兒說客家和整个漢族都是融合了其他少數民族而成，一會兒又說客家還是以北方漢族為主（一三四四p.21-89,190-1）。此論忽略了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亦然）的用語不只是事實而已（其實「事實」亦含有价值判斷）而是一種詮釋。當「融合」含有「混血雜種」的貶意時，當事人當然会強調「純粹性」。更何況在「泛融和」下，任何的「某某民族父化」的論述都会变得無意義，因為所有用以界說它們的立論都可被否証。
相對的，六堆的鍾孝上依客家人因團結而戰勝對手的教訓（五九六p58-61,75-9,194-202），認為客家人應團結起來發揮少數足以當上省議員、立委、甚至副議長以爭取客家人利益。應實施雙語教育、電視開放客家節目，「公用國語，尊重方言」。認為應秉持「客家第一，黨派其次」「客家第一，統獨其次」「客家第一，階級其次」的原則為客家人打拼。
鍾的立場代表了大多客家人的看法，但可行性很低，原因是客家人不但在六堆、桃竹苗就因派系、黨派、地方利益……等彼此分化了，更重要的是在強勢的河洛沙文主義下已不可能事事「客家第一」。果真要客家第一，那必須在客家人集中區域建立自治區，成立自己的電視廣播、教育體制，選區依客家人集中區域重新劃分。這些基本做為將為未來分裂的台灣打下成立客家國的基礎，不然客家人在下一波的鬥爭可能沒有翻身的機會了。當然這更不可能實現，所以客籍立委席次雖有早住民的數倍，但李政權在早住民立委的要脅下，終於八五年六月政院改組時成立了「原住民委員會」。而客家人呢？大概要鬧獨立才能分點糖了。（其實分到也沒用，反而成為新的控制機制，不信看看陳政權成立的客委会客家電台，除了宣達當局政策和收編客家之外，還有何用？辯護者会說還有伝播客家文化之功能啊！如果此說通的話，那二蔣時代的三台也有更多的功能。
（４）黃昏的族群－－早住民
由歷史發展過程很容易了解早住民為何會陷於悲慘的黃昏境地，一般運動者汲汲於揭露悲狀。以下先分析學者的研究，再介紹早住民自己的看法。
從「困境歸因」的面向來看，早住民一般對自己為何陷於困境持「外在結構歸因」（如社會不公平），而外人一般對早住民為何陷於困境則持「內在個人歸因」（如自已不努力）。經傅仰止實証研究，不但早住民知識份子傾向「內在個人歸因」，即使漢人知識份子對早住民的同情也有限。更有甚者，隨著二個族群的接觸愈多，一般漢人尤其鄰近山地鄉的漢人和早住民愈傾向「內在個人歸因」，反倒是封閉在山地鄉或離島的早住民愈傾向「外在結構歸因」（一０二二p35－46、76－80）。
李亦園認為早住民所遇問題如下：
１ 在經濟方面。早住民因教育及技術水準較低，故以體力性工作為主。早住民傳統的工作態度是三五成群，工作與玩樂沒有明顯的區分，不習於受約束，沒有嚴格的時間觀念，故無法適應現代化的工作環境。雇主除種族偏見外，早住民常突然集體離職，令雇主不知所措。在消費上也沒量入為出的習慣，這加重了本來就較低收入的困境（七七一p6-8）。
２ 在婚姻方面。早住民女人到平地後，因物質及其他婚姻條件，往往選擇非早住民男子結婚，但早住民男子又不易娶到非早住民女人。加上早住民女人嫁的對象常是退伍軍人，由於人生地疏、風俗習慣、年齡差異等因素而造成婚姻不合、子女教育問題，甚至妻子出走、通姦同居、賣淫等問題（p11-3）。
３ 教育方面。早住民不習於常規的教育體制，不但在數學、語文上不行，即便拿手的體育、音樂舞蹈、工藝等也無法適應。不認為抽煙、喝酒、逃課、遲到、不交作業是不對的。家長因欠重視教育之傳統加上經濟差，故不願子女升學。山地師資在政府獎勵及硬派下仍以得過且過心態教學（p15-6）。
４ 偏差行為方面。泰雅、阿美、排灣和雅美四族對小孩的盜竊並不嚴限，且早住民欠嚴格的財產觀念。早住民雖本有自己的性行為規範，但紛紛因婚姻不滿、觀光事業、拜金、家長女人丈夫不以賣淫為恥，而導致嚴重的賣淫問題（p17-9）。
５ 酗酒問題。早住民有在節慶集體共飲自釀 酒的傳統，但酒可隨時購得並代表身份或解決心理壓力時，酗酒則成為早住民非常嚴重的問題（p22-4）。
由上分析可知，李氏是以現代化及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偏向於探討早住民內部存在著那些無法適應現代生活的因素，這種分析顯然不合「原」住民運動者所需。他們的策略是一般運動常用的－－將問題推給他人，並要求他助或自治－－極力抗議早住民在勞工、雛妓、船員等遭到的悲慘迫害（七四八p9-10）。到台北工作的阿美族集體侵占新店溪畔公私有地，但以那兒適合他們建立家園為由拒遷（p193-6）。批判國府強迫早住民改姓漢名，是種大漢沙文主義的滅種陰謀且造成亂倫（p52-4，七五四。如依漢人嚴格的姓名制度怎可能亂倫？且漢人姓氏在歷史中也是開放的，有不少異族姓名加入，七七二p10,110，九八二p1-6）。主張成立「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早住民自治區，這塊占台灣近一半土地但人口不到1%的自治區內的土地、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財政、經濟……等均由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府自決（七五三p33-4）。
上述控訴、他助及自治等之呼聲在原住民正義風潮下很大，但實際上卻只爭得二項形式上的成績－－原住民之正名、改回原姓名。且正名只在媒體及官方上建立正當合法性，民間大眾仍依習慣稱之為番或山地人。在唯恐遭一般人歧視及改名後諸多隨之而來的麻煩下，改回原姓名者極少。王雅萍在《姓名與認同》認為「還我姓氏」無法像「還我土地」一樣喚起「原住民」共同體的凝聚感，其因是「被原住民族人內化的漢人姓氏的價值觀瓦解」（一０七八p241）。其實即使早住民取了自己的姓氏也難保不被漢化，這由中國歷史上許多外族姓氏最後也成為漢人姓氏可知。
至於自治區在現實政治、經濟、土地、族群、水土、水利、國防等因素下，更不可行（雖然85年6月又爭得「原住民委員會」，但又何用？陳政權下的原住民非但沒啥自治區還可能被封山）。而工作、居住、雛妓、酗酒、教育、婚姻等問題也不見緩和。至此吾人是否應回過頭反省，在台灣此一高度競爭的環境下，除了一些提升早住民自信或形式上文化上的重建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加強早住民在現代社會的適應力及競爭力。而非一般如胡台麗在《蘭嶼觀點》記錄片中所虛構的二組對立預設：雅美人強調平等互惠的以物易物－外來入侵者不平等的掠奪；人與大自然親密一體－人定勝天。其實漢人農業社會時也是以物易物、強調天人合一（這是人類學者對原始部莒常有的一種浪漫唯心的看法，誤以為原始部落汉有剝削壓榨戰爭與恐懼，一一三０p.654-5），但結果如何？類似這些虛構的早住民圖像雖在廣電文字媒體上大量充斥，甚至已成為一種商品、淪為廣告工具（此種情事早發生於所謂全球原住民運动的先軀「印地安人」身上（一二五七），但現實世界的漢人對早住民的圖像總是依前述二位學者所論，媒體的虛構反而更異化了早住民圖像之實相。在早任民無法加強本身對現代社会的适應力及競爭力下，更名的財物補助及教育就業的优待，徒頃旱伯民的頹落及對其他族群的不公平，這豈是高喊原住民正义者所始料？
二、國府在台的統治、挑戰及回應
本書分析國府的觀點異於現代化理論及傾反對運動者之立論，而比較接近彭懷恩的《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彭氏批評以現代化或依賴理論來解釋國府在台灣的發展，因過於偏向「國際主義的思維模式」，而忽略了「國權往往是影響一個政治經濟體系變遷的主要因素」（七七七p26），其實以上也適用於李政權或民進黨。
（一）國府的定位
國府在台的統治之道主要是針對大陸失敗教訓而來，一般稱之為威權統治，與之匹配的政黨稱之為「威權政黨」，而非國民黨自稱的「革命民主政黨」或自由派所謂的「列寧式政黨」。
歐堅壯在《革命民主政黨與英美政黨之比較研究》認為革命民主政黨有以下特色：一、兼具適應時代、創造時代、及消滅時代逆流。二、兼具順適群眾民意及領導之。三、以革命精神維護民主憲政，用民主方法推行民主憲取。四、一面保障合理的自由，一面禁止不當的自由。五、一面行法治，一面本著革命目標運用法律。六、一面強化組織的戰鬥性，一面維護組織的民主性。七、一面與友黨合作，一面對匪黨戰鬥。八、一面消除落後，一面建設進步（七二p
46-9）。
朱雲漢依民81年轉型前國民黨的五個特質判它為準列寧式政權：一、類似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模式，黨主席權力的行使幾乎不受任何限制，中常會無決策功能，只是強人的橡皮圖章。二、黨禁下的「一黨獨大」類似列寧政黨的「一黨專政」。三、國民黨是國家機構與社會的唯一支配力量。四、以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一個中國、反共國策）做為對國家機構進行整合，以及對社會各部門進行控制與動員的指導原則。五、黨組識採功能性及地域性（七八０）。田弘茂同意，馬起華、呂亞力不同意「準列寧式政權」之定位（七八一）。華力進則認為國民黨歷經大陸、二蔣、李登輝時代的革命型使命政黨－威權型使命政黨－民主型使命政黨之轉形（七八二）。
周陽山認為極權政黨（列寧式政黨）應包含四個層面：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充分動員社會的能力、強勢的意識形態。周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及台灣必須與軍閥或派系妥協，且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是一套鬆散的心態，故國民黨是威權政黨而非極權政黨。周認為國民黨的唯一出路是脫離（李政權反其道而行）惡質的民間社會（指地方派系、財團等）及強人民主集權（七七八p10-1）。
二蔣在台時的「中國」國民黨是個具備了上述五個特質的威權政黨，而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李政黨），則透過李登輝情結、台灣情結，轉化成徒具民主皮的「民粹或後威權政黨」：一、李登輝權力幾乎不受任何牽制。二、將非主流派掃地出門，形成黨內獨裁。三、李政黨是國家機構及社會的主要支配力量。四、以意識形態（台灣意識、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反中共國策）做為對國家機構進行整合，以及對社會各部門進行控制及動員的指導原則。五、黨組織也採功能性及地域性。
（二）派系鬥爭與國民黨的改造
１、派系鬥爭的本質
社會因存在著不同的階級和利益團體，為謀取各自代表的權益，派系自然因應而生，但派系的性質與社會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比如西方自古希羅以來有一群人為其利益依契約原則而組成一共同體的傳統，故派系的合分容易依共同同意的標準行事；日本的集團主體則影響到其黨內有派的派閥政治；但中國自古以來便主張君子不黨，君王視黨派為陰謀團體，而黨派也不認為自己是為謀取權力的，而是志同道合替天行道的團體，加上傳統的家族主義使得中國人拙於依契約原則組成橫向的團體，往往視團體內的不同意見者為違反「自家人」親情的外人甚至是叛徒。以上再加西方契約性團體及左派統一戰線鬥爭策略的衝擊，吾人看到國民黨從孫中山與楊衢雲、梁啟超、章太炎、黃興、陳炯明的合分，國共合分，蔣中正與汪精衛、軍閥、派系、吳國楨、孫立人，李登輝與黨內其他對手等之鬥爭；台灣島內的反對運動，從械鬥，民主國官僚、土紳、市民、鄉民間的鬥爭，文協、議會運動、民眾黨、社會主義、共黨等之分裂，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之分裂，尤其黨外派系最後匯集成新潮流與美麗島的對抗。Pye在《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將中國自古至今的派系鬥爭總結如下：「中國人一方面有團體一致的理想，希望成員不要有製造麻煩或出軌的舉動。另外一方面中國人又拼命拉關係以保障自安全。結果雖然帶來了表面的共識，但在這背後卻是官員之間永無止境的合縱連橫、明爭暗鬥，有時甚至出現色彩鮮明的派系。」（一０一三〈原序〉）。
２、大陸時的派系鬥爭與改造
老蔣在國共分裂時雖利用右派的紳軍如西山會議派、李宗仁等，鬥垮了左派的共黨、汪精衛、胡漢民等，但也付出了與右派紳軍妥協及衝突的代價（七八四p17-9），而未能有效地統治，更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向心力。如此一來就造成無法像中共以群眾力量奪權，也無法像德日以有效的威權統治推動國家建設。於是乎老蔣雖北伐成功甚至抗日勝利，但在內憂外患下，只能讓出大陸給中共。
大陸時代表黨的是CC派，主將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其父陳英士乃革命元老。黃埔軍校成立時，學員、經費及軍火主要由陳果夫提供。國共分裂時，老蔣委陳果夫成立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以培訓黨工，仿共黨成立功能及地方黨部，並成立「中統局」（調查局前身）。37年陳立夫職去組織部長前，黨務由CC派把持（七八五p138-141）。CC派的意識形態有六個特質：一、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二、視老蔣為革命及黨國的最高領袖。三、反對帝國主義，支持國家獨立。四、堅決反共。五、主張中央集權。六、主張恢復中國傳統固有道德文化（七八四p24-5）。
CC派的壯大不可避免地因權力分配、腐化、或任務衝突，而激起軍系為主的，戴笠的復興社、黃埔系、及陳誠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之產生，合稱「黃復青」或「團派」（七八五p136）。
另外黨內支持老蔣但不屬前二者的政客、官僚、企業鉅子、銀行家、軍人等在張群牽線下，組成鬆散以現實利益為主的「政學系」（七八四p34-5）。
老蔣認為大陸失敗的主因是黨內腐化無能，於是在39年1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以革命民主政黨、民主集中制、三民主義、及嚴密的黨組織等為原則，從事黨的改造。改造成果如下：成立三萬個平均含六名黨員的黨小組做為黨的基本組織，散佈於功能及地方黨部。並由小蔣負責政戰系統，到43年止，透過黨小組及約35%的黨員嚴密地控制軍隊（三三四p90-1）。
３、改造後的派系鬥爭
老蔣在改造時雖將CC派排除在外，但CC派在大陸時就已奪取了大量的立委、監委、國代的席次，這些人成為撤台後制衡國府的力量（七八五p147,151）。其間主要鬥爭如下：47年CC派強力反對國府修改出版法企圖加強對出版品的管制與處罰，結果失敗。49年團派的行政院長陳誠決定電費加價，但CC派立法院長張道藩反對，結果張被迫辭職。46年監院的CC派以一般公務員待遇太差而美援會人員待遇卻是一般公務員的五倍，向行政院長俞鴻鈞提糾正案，俞不但不接受反拒出席監院備詢，於是被彈劾下台（p155）。老蔣面對派系鬥爭及團派以陳誠為主勢力過大，乃採取，一面逐漸加強小蔣權力，一面分化、打壓、籠絡各派系。首先是CC派在立院的齊士英及監院的曹德宣等被開除黨籍（p157）。並分化CC派中較傾中央者成立「新中央派」，籠絡部分進入黨中央。此時團派因陳誠的隕落而投向中央，加上小蔣勢力崛起，而使得民50年代中期之後派系鬥爭消沈（p163）。
４、蔣經國的崛起與改造
國府撤台能有效的威權統治，是歷經了黨的改造、壓制派系鬥爭、建立嚴密黨組織、以黨領軍領政，以技術官僚從事土改、進出口替代，與地方派系建立「保護者－追隨者」的關係，以白色恐怖鎮壓黨內外反對力量等。
但民50年代後期，島外一連串的不利因素如主權之爭、聯合國席次之爭、保釣等；島內經一段沈寂期後，因經濟發展及教育提升而培育出的新生代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逐漸活耀起來。小蔣掌握了時機，以李煥負責救國團將大學雜誌集團的洋派吸收入國府內。以大量台籍新生代精英如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陳奇祿、陳水逢、林清江、連戰（這稱為本土化），加上外省的錢復、關中、鄭心雄、孫震、張京育、丁懋時、陳履安等，來改造老化的黨政官僚。到66年縣市黨部主委近一半為台籍擔任，57至60年有2100名省黨部幹部進入革命實踐研究院接受再教育，65年有60名包含上述精英到院接受高級幹部訓練（三三四p93）。李登輝奪權過程也如法炮製，只不過意識形態及所用之人不同罷了。
由於小蔣的威權統治有效，加上比老蔣「親民開明」，故能整合不同派系如舊有的黨政軍系統、新生代黨工技術官僚、及地方派系。但民60年代開始島內反對運動風起雲湧，因應反對運動的不同立場也造成了派系的不合，比如李煥在中壢事件後因大老的批評而負責下台（七八六p82），又比如高雄事件後王昇代表的保守勢力高漲，72年王昇雖被外放位巴拉圭大使，但顯然的造成小蔣的黨政改造工程受阻。依關中回憶，中美斷交後民69年小蔣便指示他從事黨務革新，但因局勢穩定失去了革新的迫切感，而未能具體推動；直到他任文工會主任時，小蔣又要求他以民39年方式改造黨，但因小將晚年多病（一二五五p.290-308），意志力和決斷力減低使得革新拖下來（七八七）。依小蔣晚年随侍在身的蔣孝勇回憶，小蔣過於本土化的政策造成用人不當包括選李登輝當副總統（一二七五p.124-135），所以當垂危之際又未能完成接班人佈局，於是造成死後的種种衝突（p.193-）。
其實不只黨連政也需全盤式的改造。但小蔣晚年並未善用他所重用的精英，將憲政體制、中央民代改選、地方自治法制法、228白色恐怖、各種選舉弊病、黨與國政軍經教不分、黨禁、報禁、媒體控制、司法不獨立、大中國民族文化主義……等弊政，依優先順序，憑小蔣的權威迅速解決。以致民70年代中期之後，島內因長期的社政經教發展而累積出來的經濟投機、外匯問題、房地產投機、各項社會問題、校園運動等，與上述弊政共犯成為反對運動的資源，造成小蔣之後黨內改革意見不同的分裂。
在黨方面，未能將威權政黨改造成民主政黨，未能將黨控制或經營的事業、媒體、民眾服務站等完全地合法化成公有，以致這些成為日後李登輝奪權的工具，及被反對者批評的對象。
單就黨內民主化而言，李登輝以宋楚瑜鬥垮關中，並以黨的結構有問題故不能民主化（七八九）。而當時不少學者也與李共犯，陳其南等認為動員能力強的功能黨部如黃復興等被外省籍把持，故民主化沒多大意義不能反應普遍的選民結構（八０一）。這些人忽略了民進黨的黨員結構更有問題，但為何又贊揚其民主化？楊泰順以歐美日的民主政黨不是黨中央集權就是由黨內精英把持，而認為黨的民主與政治民主無必然關係（七九０）。楊忽略了那些中央或精英是有選民或黨員基礎的。李英明甚至說：「執政黨若要兼顧傳統和民主化，就必須要確立和落實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是列寧主義的專屬商標，而是任何一個團體組要想兼顧紀律和民主化所必須要有的體制」（七九一）。
由於小蔣未能成功的改造國民黨，尤其未能從民族主義洞見李登輝對「中國」可能的顛覆。，所以他晚年設計的集體領導，及十二人改革小組所推動的六大改革方案（三三三p75），幾乎全敗，且為黨內外帶來鬥爭，尤其李登輝一波波的奪權鬥爭。而知識分子與李的共犯，等李掌控了黨政軍媒體及台灣情結之風潮後，即便極少數以溫和方式批李（如南方朔，七九三），也已無可奈何。李將黨內非主流派驅逐或收編，使得占國民黨得票率25%的外省、軍公教、榮民等鐵票（八０二）大量地投向新黨，之後更投向親民黨，（再之後呢？在國親合呼声下可能又会回寵。事實也証明泛藍民和泛綠差不多，只問立場不問是非，或許這是台灣的宿命或說是政治及信仰的本質。），而李只能更形依賴地方派系和財團（八０二，一二七九p.190）。由此可知源自小蔣的本土化在李手裡已異化成地方派系化、金權化、「台灣」國民黨化、甚至獨台化（八０三p54，一二七五p.206,一二七六p.147），其因是李已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華民國意識、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等工具化、疏離化（八０四）。這不但助長了主流派的台灣意識（八０五），更突顯了民進黨長期來堅持的台灣政策之勝利。
５、國府威權統治的政治文化基礎
國府能行威權統治是有其源自中國傳統的重義務輕權利之政治觀、聖王觀念、家族主義、權威性格、及欠自主性民間社會等因素，這些不但是二蔣硬軟威權也是李登輝準威權統治的溫床。這些特質，現代的政治社會科學已有大量的實證研究，以下介紹彭懷恩的整理：
１ 經國府長期強烈的中國國家意識教化，台灣的學生無論小中大學不分省籍均有強烈的中華民國意識（七七六p88-93）。但彭忽略了潛藏在深層結構及反對運動的台灣意識，不但迫使李登輝與堅持中華民族文化國家意識的非主流派對立，更使得主張台獨、維持現狀即獨台、自認是台灣人者逐年遞增，反之主張統一、自認中國人者逐年遞減。
２ 台灣學生深受傳統的民本主義、開明專制、聖王賢君、權威主義的影響，對萬能廉潔的政府、合理平等的生活就業教育、強人領袖、父權政治等非民主的要求強過西方參與式的定期選舉、法治而非人治、多黨制、保護異己、多數原則等（p94-105）。以上不但適用於二蔣，也適用於李。李在黨外民主化自由化方面有所建樹，但在聖王、權威、專制、強人、父權、人治、排除異己等方面，卻依舊。
３ 中國人的政治心理，透過社會化過程，養成了重權威、面子、恥感、團體紀律、服從、視反對為背叛、將內部的不安發洩到敵對的外在團體等（p131-9）。以上不但適用於二蔣，也適用於李登輝及民進黨在對付政敵時之表現。
４ 中央政治領袖對政治參與的看法是：一、政治參與的本質是盡責任義務、為公共利益，而非爭權奪利，為私人利益。二、以「保護者－追隨者」方式收編地方派系（p162-4）。不但二蔣如此，李更變本加厲，自己不斷奪權食言卻厚顏批評他人爭權奪利。李將小蔣的本土化台灣化異化成，地方派系化、金權政治化、台灣「意識化、國民黨化、民國化」。
旣然李政權(陳政權亦然)的实質与二蔣無異，但為何李與二蔣会以「民主」自居呢？石之瑜認為如此一來對外可滿足西方對中國也能實施民主的期待，對內可粉飾實質的不民主，並突顥大陸的極權及台灣的正統及正當（一一二０p.124-140）。台灣學界也如此共犯地以此來研究、批評並貶抑大陸，且自誇台灣的民主及對台灣主權獨立之要求（一一二一p.255-6）。當然就不会欠各种酷以客觀的研究，比較二蔣與李政權的不同政治文化，認為已由中國転至台灣、威杈転至民主（一二八八p.113-135）。
６、國府的憲政夢幻路
法政學者尤其自由派長期來依張君勱的看法，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下的政體是或傾內閣制（七九八p2-3，七九五p469，七九九p36-8），但因二蔣以臨時條款及強人威權統治，而使得憲政被扭曲成強人總統制。這些人及早期的民進黨均希望在小蔣死後不要再重蹈覆策，但事實卻是大多在政治鬥爭、省籍意識及李登輝情結下，或明或暗地投向強人總統制。這種悖理之事到底為何會發生呢？以上須從探源析判起。
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核心是權能區分及五權憲法，孫認為人民應有政權，其理想是人民直接行使，但現實只能由國大代行，政府要有五種互相協調合作而非制衡的治權（能）。孫在民7年的《革命方略》規定除了縣級政權、國代及立委外，其餘中央五院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政權由國大行使。到13年的《建國大綱》更規定所有中央的政權均由國大行使。以上理想在25年的《五五憲草》表現出部分來，憲草規定國大有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監察院正副院長委員，罷免前者及司法考試院正副院長，創制複決法律，修改憲法等權（第32條）。到29年包含張君勱在內的「憲政期成會」認為國大不足於發揮應有的職權，於是在《國民參政會憲法草案》規定由國代互選出180至200人不得兼任公務員、任期三年，並設有正副議長的「國民大會議政會」。議政會每年集會二次，並有權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
但到政治協商會議時為了壓制國府的總統及行政院長職權，挑戰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及五權憲法。依張君勱的三權分立精神，35年向國府提出以下修正案：限制國大創複權之行使、立委由人民直選、監委由各省級和自治區之議會選出、司法考試院之正副院長大法官及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立法院對行政院有不信任權等（七九五p440）。國府雖以權能區分及五權憲法基本精神不能動搖為由，反對國民大會虛級化、反對立法院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反對監院有同意權（p443），但最後仍妥協成《中華民國憲法》，其特點如下：
１ 限定國大的政權為選罷正副總統、修憲。國大的創複權只有全國過半數縣市行使創複權後才能使行，且以備而不用為原則（第二七條）。司法考試院之正副院長大法官及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院同意（第七九、八四條）。
２ 總統發佈法律命令須行政院長副署（第三七條）。
３ 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有同意權（第五五條）。立法院對行政院有覆議權（第五七條）。立委由選民直選且不可兼任官吏（第六二、七五條）。
張君勱自述以上修正乃「調和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之根本要義與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七九六自序p1），因國大的間接民權不合孫原意（p41）。由此可知，孫不明西方三權分立之精神而妄圖權能區分、說什麼五院是政府的「能」，而張硬要調和三權分立及五權憲法兩種水火不融的體制，加上二蔣及李私心自用，最後造成中華民國的憲政亂像。
一般學者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會由原先的傾內閣制發展到強人總統制，其因是二蔣的威權統治使然，表現在臨時條款的是賦予總統連任、及設置戡亂機構（國安會、國安局）等特權，並在「參謀本部組織法」第十條將軍令權交給總統的統帥系統，而國防部只負責軍（事行）政。
其實是隱藏於張的調和中，因張將內閣制中最重的內閣由國會中多數派議員組成的要素排除之後，行政院長的民意基礎便喪失，而其權力只能來自總統的主動提名和立院的被動同意。相對的，總統享有國大間接民選，而國大又被張虛級化無力制衡總統。於是形成總統只要能控制過半的立委和國代，便能有權無責，而行政院長則反之。這種體制在傳統的聖王觀念、權威性格、及現實的強人政治下，更有利於二蔣及李的胡作非為。
７、李登輝主導下的憲政獨裁路
李憲改的的本質是將憲法中傾內閣制變成有權無責的總統制，其策略是利用學運及民意，先分二階級迫使老國代及非主流派通過李的方案。李貫用的鬥爭手段是先偽裝大公無私，廣泛聽取各方意見，並在黨內組成研議小組，然後在大家措手不及下通過李方案以奪取總統實權。
第一階段民80年的憲改迫使老國代通過十條憲法增修條文，其中的第七條將總統須依緊急命令法並經行政院決議才能發佈的緊急命令，改為只經行政院決議即可。第九條規定立院必須立法賦予國安會及國安局存在之法源（之後立院在反對黨抗爭下當然通過了）。
於81年第二階段迫使非主流派通過公民直選，將監委由省議會選舉改由總統提名國大同意，並剝奪監院調查權，而形成國會無調查權的憲法（因調查權須與自主的彈劾權配合才算完整，但經李修憲，監院只有提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行使彈劾權）。如此一來加上憲法原有總統權力，使得李總統在享有大權、卻無有效的制衡機制（因國大及立院在張君勱的調和下無法有效制衡）、尤其現實的李登輝情結下，成為不折不扣地有權無責的總統獨裁，且異於古羅馬以來有權有責的合法獨裁。
所以吾人才眼睜睜的看著李不但自己食言出來競選總統（甚至從85年選總統開始，便有不少死忠、愚忠於李的民代及官員公開替李的第三任競選合理化成只是第二任，李在各方的逼問下，一會兒說憲法規定只能當二任、一會兒說他再選就是瘋子，最後卻說交大法官解釋，可是大法官是李提名的怎可能對他不利？就好比監察院怎可能調查他的種種敗行。所以86年12月31日大法官會議才會對連戰兼閣揆的釋憲案，解釋成「二者職務性質非顯不相容，但可能遇到與憲法本旨未盡相符情況」，也就是合李的主子口味「不違憲啦！」），更背信、違憲、腐朽地提名副總統連戰兼任行政院長（因李一再保証不會再提名連戰、依憲法精神不得兼任、李以中國古代皇帝和老蔣的「著勿庸議」來規避立院要求行使同意權），任憑輿論和立院強力反對，又奈何於他？！李的一再食言、背信、說謊，竟然無恥到自稱民主改造已成功，但還要施以「心靈改革」，台灣才能真正步入現代化之林。自己搞的明明是民粹威權卻說是民主，自己明明是食言、背信、說謊成性卻要改革他人的心靈。
到85年12月27日炮製79年先搞「國是會議」再弄第一階段修憲，與民進黨黨主席許信良相互勾結再搞個「國發會」，決定86年6月進行第四次修憲（83年又搞了第三次修憲，如此地修法，如對比李79年底的誓言：「憲改必須在一年半內完成」，可知李之說謊成性），以「有權無責」和「台獨」或加鬥垮省長宋楚瑜為本質，藉提高行政效力為由，決定採「雙首長制」和「廢省」－－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須立院同意，總統有權解散立院；立院有權倒閣（但在倒閣前可能便已遭解散，而新提名的行政院長又不須立院同意），有對總統、副總統彈劾權（但此權的行使條件必嚴），有審計權（原屬監院）；凍結國大、省及鄉鎮的選舉。結果省長及省議會強力反彈，但在強人獨裁及台灣意識下，猶如困獸之鬥。宋楚瑜從12月31日在省議會辭省長開始到86年1月21日，其間雖造成政局不安，但在主客觀不利因素下，仍不得不以請辭待命的理由銷假上班。以上種種將會在往後的政治鬥爭中投下不定時炸彈。
國發會後，李憑著什麼國發會全國共識（與會人士全是李欽點，即使如此，新黨代表最後也退席，那來共識），圖謀在7月1日中共收回香港前完成修憲大業，以示台灣主權獨立。至此，知識份子大感不妙，才發覺李的國發會決議是玩真的（其實李的奪權鬥爭那次不是玩真的，只是島內的政敵和知識份子過於軟弱及無知，才會一再地縱容李而被李挫敗），於是趁著李政權的三大刑案遲遲未破及「賀伯颱風」「口蹄疫」等重大弊政，先由教改及社運團體發動共十幾萬人的「五０四」「五一八」「五二四」等三波示威遊行，要求「總統認錯，內閣下台」。一些充滿運動迷思者（如一０九八），迷惑於運動表象而稱此次社運有別於傳統社運（如迫使國大進的行第一階段修憲的學運），是種「去中心」「民間社會」「後現代」的「新社會運動」。其實由李政權回報以廢除教科文至少占中央預算15%的憲法保障，可是如此的「新社會運動」之運動力在李已奪權的台灣情結下根本不如「舊社會運動」，當然「舊社會運動」與李共犯所造成的台灣情結也要為其後代「新社會運動」自食苦果負責。
隨著第四次修憲上場，趁前三波反李風潮之機，各派學者也紛紛批判修憲（當然聲勢最大由江炳倫領軍連署學者超過千位的一組，不可避免地又被李鴻禧領軍的獨派抹黑為保守、沒資格議論修憲，李政權及民進黨更給前者戴上外省集團和統派中共代言人的帽子。由此可知，在台灣情結下，不要說制衡李政權及民進黨，連學者都已先內鬥了。這就是為何李在外交、黨政經軍文化、兩岸等上敢胡作非為之因，反正耍一下台灣情結，所有胡作非為又變成了有理有義，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誰？還不是知識份子自己！），一時之間國、民兩黨的修憲圖謀似乎陷入困境。但兩黨在「總統擴權」及「廢省台獨」的共識下，李硬是透過「滲透」（派特務滲入「反凍省」「反修憲」的組織內竊取情報），「利誘」（對支持的國大及相關人員誘之以高官厚利，如學者兼國大且非警界出身的謝瑞智被李高升至警界第二高官當警察大學校長），和「脅迫」（對反對者施之於監聽、跟縱、查稅、抽銀根、查案底、查男女關係……）等集軍閥、內戰和戒嚴時期各種卑劣手段之大全，迫使國大於7月18日通過多項條文，主要內容如下－－
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須立院同意，總統有權解散立院，凍結省長及省議員選舉改由行政院長官派。
李及為其獻策的御用學者（如蔡政文）宣傳，為了提升行政效率和避免「葉爾欽效應」，故必須凍結省長及省議員選舉改由行政院長官派。更辯稱修憲已給立院倒閣權和彈劾總統權，故總統並未擴權。
但李的上述宣傳和辯稱皆謬。
首先台灣這幾年來行政效率低落之主因不是存在省府此一行政層級（其實在國發會決議廢省後，次年1997ＩＭＤ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的排名由1996的18名掉至1997的23名），而是李的政治鬥爭及用人不當，不然立法院、行政院……等中央及地方機關的效率也很低落，而且立法院、行政院、或各市縣聯合起來如民進黨的「地方包圍中央」策略等也可造成「葉爾欽效應」（陳政權也一再打壓台北市長馬英九），那幹嘛不一起廢了。
其次由於總統隨時隨意可重新任命新行政院長而不須立院同意，但立院解散後卻須重新選舉，亦即總統解散立院之政治力遠大於立院的倒閣權。加上立院的彈劾權只能針對總統的內亂外患，而排除了賄絡、監聽、非法得利等最可能犯的罪行，且立院的彈劾須經立院2/3及國大2/3通過的高門坎才能生效，這在台灣現實政治下幾乎不可能。故修憲結果總統的行政權不但巨幅擴大，立法對行政的制衡相對則大減。
李的上述爛行（明後年之後還會再賭爛，因為兩黨圖謀的廢鄉鎮讓縣長擴權及公投入憲以實現台獨等尚未到手。全世界含民主、威權、極權只有台灣的李政權創下幾乎年年修憲的奇蹟，國家根本大法之修改好比選罷法，完全針對黨派及個人需要而量身定做。如此爛行，李在修憲閉幕會上還無恥地將兩黨的相互勾結說成什麼開創了政黨合作的典範，甚言建立了能長治久安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事实証明陳政權也更想玩制憲牌以贏得選舉，雖遭美中打壓，但直此刻民九四年六月二日，末代國大又在陽明山中山樓修憲了，當然只能玩些立委減半的而不能修有主權意含的條文），追根究底在於台灣多重的共犯結構，連主要被鬥對象宋楚瑜多年來也是打造此一共犯結構的主要助手。當然知識份子也要為其「無知」負付出代價，其實「有知」也沒用，比如以85年6月政大「民主化與政治體制」研討會為例，會中不少學者撰文，從實証研究得知總統制、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較不利於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一０九四，一０九五，一０九六）。可就有人硬要辯稱雙首長制最有利於台灣民主政治，並認為只要賦予立院同意權和倒閣權便能制衡總統（一０九七p71－2）。但是實際結果如何？這些天真的學者好比古代的士大夫，以為弄些「天命無常，有德得之」「聖王理想」「雙首長制」就能馴服權力怪獸，沒想到（？其實早就想到只是自欺欺人罷了！）反被吞噬。（事實証明從李到陳政權，府院間總是惡鬥不止，但始作俑者是誰呢？還有共犯呢？）
８、李登輝的鬥爭策略
（１）由集體到一元領導
小蔣死前安排的集體領導，當時台灣一般評論家及學者認為李在黨政軍的勢力不足建立一元化領導，故應朝集體領導發展，這些人如同小蔣均在自欺欺人。倒是大陸學者戴培元及陳顯增依國府傳統的權力鬥爭結構，洞見並預測李必建立一元化領導。戴陳分析小蔣死前留下的「五連環」體制（李登輝代表地方勢力、李煥代表開明勢力、俞國華代表保守勢力、郝柏村代表軍方勢力、蔣緯國代表蔣家勢力），李郝聯合支持李登輝挫敗俞蔣成為「四腳凳」架構。到二中全會前夕俞被迫職去行政院長由李煥接任，成為「金三角」（八０六p81-4）。戴陳認為由於軍隊國家化、軍隊本土化的呼聲日高，故郝派勢將被雙李壓下，並預測小李將被大李鬥下並建立一元化領導，理由是國民黨傳統的權力結構便是一元的、台灣社會現狀要求李一元化領導黨政軍、美國也支持類似美式總統制的李體制（p84-8）。
戴陳的預測極有洞見，但忽略了國民黨非主流派奠基於意識形態正當性的勢力，迫使李收編郝，一方面打破小蔣晚年試圖建立的軍政令一元化（指總統必須通過行政院長－國防部長－參謀總長而指揮，八０七p83），李先將郝調離參謀總長任國防部長再當行政院長，一方面瓦解非主流派的團結，而以郝代替小李擔任行政院長，最後再奪取以郝為核心的非主流派勢力。
上述種種鬥爭在傾李的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日》幾乎均以李的對手不了解李的國家至上、民主開放、同情弱者、不想做個集體領導下的虛位元首、傀儡三軍統帥、無實權的黨領導等，而只知為少數特權分子的特權而進行權力鬥爭等，來批評（八０八p109,321,339,344,353-4）。其實這也反映一般在李登輝情結者的看法。即使認知到李的倔起造成了国民黨的分裂及民粹政治的產生，但郭正亮仍以外在的不利因素（如李的扠力基礎不穩、固民黨內保守勢力不只民主改革及本土化）來解釋，李的倔起與李个人的主觀杈力慾及主杈民族意識無關，而是在李強烈民主使命下所造成（一一六九p.203-228）。如此的學者，難怪郭後來会成為陳政扠的立委及打手。
由於李的鬥爭手法是立基中國傳統及台灣情結而來的Charisma權威，隱藏在有權無責的神聖帷幕後，透過親信、地方領袖、主流派民代官員、及工商新聞界同路人，將李的台灣情結、政治權謀、及人事愛憎等暗箭放出，殺得明處的被鬥者非死即殘。這些行徑在李情結下皆被合理化掉，才會造成威權獨裁的李政權。
周認為與李共事的第一代林洋港、俞國華、郝柏村、孫運璿、謝東閔、沈昌煥、倪文亞、李煥，及中生代的宋楚瑜、連戰、陳履安等皆共識到小蔣死後國民黨應由集體領導，他們相信李也有相同的認知（p22）。但在主席接任上，李在李煥及宋楚瑜的支持下，打敗以宋美齡為核心的官邸派，使李成為黨政合一的領袖。周依李看法，批評集體領導是不正常的人治（p374
）。但周未反思，李的一元化領導不是重蹈二蔣的人治嗎？如依憲法及黨章（七七六p217），李均不應有一元化之實權。可李硬在台灣情結、李登輝情結、及種種鬥爭下，不斷地掌控一元化之實權。
（２）李登輝與沈昌煥
周批評沈頑固的「漢賊不兩立」政策是小蔣晚年病重時外交政策的總舵手，不但造成外交空間狹窄，與年輕外交官如錢復、程建人、章孝嚴主張雙重承認、國號彈性使用相違。李在此背景下，加上沈又壓下外交部送來的李訪問新加坡的計劃，改向李簽呈認為不宜訪新，並利用沈在80年12月12日中常會以老蔣的《蘇俄在中國》批評李的對蘇政策而遭媒體圍攻之際，除了沈的總統府秘書長之職（p52-60）。
這令人想到84年錢復以外交部長身份與李唱反調，認為李不宜訪美。但李硬透過他的帳房劉泰英，用不義的黨產收買美國的國會議員和媒體，以所謂的反華民意迫使美行政部門同意李訪美。李的訪美雖為個人帶來聲望，但更帶來了兩岸長久敵對、美台外交部門間的緊張。（李實在像瘟疫，他訪問過的國家或領袖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南非曼德拉、東南亞、美國……等，之後都一一與台灣變壞關係。李86年9月的出席巴拿馬國際運河會議，更迫使聯合國秘書長、歐美及世界各國領袖會前即退席。可李從不反省自己「打破不合理的國際現實」的強求是否已強人所難，已違背並破壞了國際外交的遊戲規則。反一再宣傳說中共打壓台灣生存空間，更以民粹對質疑者戴上中共代言人的帽子）。事後錢復辭去外交部長而坐上國大議長席，幹了更心不甘情不願的修憲幫手。想想這些與李扭扭捏捏的人，風骨遠低於當年被李和媒體除去的人。
周的批評代表了傾李者的看法，但沈反批中蘇共一直不接受兩立，自己兩立有何用（八０九）。其實漢賊不兩立、中華民國或台灣在國際外交的逆境、及彈性外交等是從小蔣到李皆存在的。李至今不但不承認中共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且拒絕三通，李的彈性務虛及民粹外交甚至連工具性的中華民國名號都可不要，但逆境仍一再面臨且更大。故以彈性務實與否來判李沈之功過對錯是謬誤的，更何況外交如同國防在解密前，吾人無法確知主其事者的真正做法。故吾人後見李政權於86年5月主動與巴哈馬斷交，李的外交政策又從口頭上的「雙重承認」務虛外交，滑回二將時代的「漢賊不兩立」。而二蔣時口頭上雖漢賊不兩立、一個中國，但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上的實際做為卻是另一套。
李在81年11月11日的中常會中首次公開地展現了，之後李政權及反中國反外省者常用的新白色恐怖，李點名批評沈及聯合報與中共互通聲息、恫嚇台灣人。李並透過親信放話，說已有確實證據可證明某些外省非主流派黨政高層已私下與中共勾結（八０八p341）。結果台獨及自由時報共同發啟並鼓動旨在反聯合報的「退報運動」（八０九）。之後造成全台各大報甚至包括重要的廣電媒體，只剩聯合報能去除李情結，充分地擔任媒體應有地監督反思李政權施政的角色。至86年媒體才順著人民反李風潮而紛紛加入批李行列，自由時報反成為擁李大報（自由時報在林榮三財團、李政權、學者、及民粹的共犯下，自稱是台灣第一大報）。李不但反批媒體，更堅決地完成了第四次修憲。
（３）李登輝與李煥、郝柏村及其他
周認為雙李不合之因是，大李認為小李在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以秘書長職權運用黨機器操縱得票數（八０八p44），小李利用黨拉下俞國華使自己當上行政院長（p69,79），小李任行政院長之後刻意討好大李而為大李不屑（p82,130）。當然李煥不同意這些批評（一二七六p.283-4）。加上主流非主流雙方長期來有關人事安排、大陸政策、黨政軍的領導權等之爭。到79年雙方便在2月11日的臨時中常會中展開了總統提名及行政院長之爭，結果大李利用學界、民意及郝柏村牌（當行政院長），暫時打敗並收編了非主流派。周認為李元簇的法學背景及「沒有聲音，很肯做事」有助於李的憲改工作，故找他當副總統搭檔。其實雙李配的主因是，大李是個剛烈獨裁作風的人，不能容忍違背其意志者（p327,330），而李元簇正合其意，且不可能危及其權力。
郝當上行政院長後，郝李又因軍事領導權為主的各種爭論而分裂（p245-8,275-284，郝的觀點見八一０p286-342）。81年初李以其特有「民意管道」（p291-3）推翻黨內修憲小組原設計的「委任直選」而改行「公民直選」總統，理由是後者才可行（p297）。82年初郝終於被李登輝情結為核心，結合主流派民代、地方派系、民進黨、自由派學者等，鬥垮下台，而由李的心腹連戰繼任。
周氏此論忽略了「委任直選」不會比美國人選舉人制度更難行，更重要的總統選舉方式是要與整個憲政體制配合的，在李的有權無責的現實下再搞公民直選，後果將更集權。如本書先前預測，周將為其無知付出代價。周從86年初主持「飛碟早餐」，開始批判李政權，從外交、兩岸關係、到黨政經軍社文化等無所不批，這也顯示了周做為一名媒體工作者的多變性。周對自己為何前擁後批不但支吾其詞，還不斷呼籲人民要支持媒體，因為媒體只有憑民意才能監督政府。但人民又憑什麼判斷媒體有無私心自用呢？有無黨派、財團或個人利益呢？且民意如流水更與民粹分不清。所以什麼民意、媒體的都不足為憑，只能憑像本書般地下工夫做研究。(如此就猤会被像周這種媒体人所迷惑，一會兒玩弄男女醜聞、一會兒投靠陳政杈，其中都是公器私用、利用自己的節目打擊異己──黃義交、趙少康、陳文茜等。)
就在李圖謀公民直選之際，李不論公開或私下均一再自欺欺人地表示他不會參選85年的總統，而當時的人卻未警覺。到82年底李開始發動御用學者及媒體，宣傳政治人物的誠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利於國家社會及受選民支持，並透過親信說李從未說他不參選總統的話，對自己的參選與否採取他一貫的情勢未完全有利前慣有瞬昧策略。
從83年開始除既有的打擊非主流派策略外，更利用千島湖事件加深台灣人民對中共的敵意，配合著一連串的外交出擊及軍事演習與中共對抗，到84年6月李終於達成以訪美提高個人聲望及兩岸瀕臨軍事攤牌危機的目的。於是李便憑著其民粹威權、黨內獨裁及中共可能犯台的危機感下，產生了台灣必須由李摩西領導才能出埃及的迷思，在8月的國民黨十四全二次大會以二蔣遺習「舉手」通過總統由黨代表票選，使非主流派較「民主」的黨員票選的提案根本沒機會表決（從此非主流派徹底被清黨，使台灣國民黨成為一言堂），隨後李便宣佈他將參選總統（到10月他當然又搬出為了黨國才出馬的老詞，以防別人尤其林洋港以誠信問題批他）。由此可知李登輝比他的同宗李光耀更獨裁也更無恥（李登輝曾問過他與李光耀誰獨裁），因後者至少信守不參選總統的諾言。雖然李最後在中共「文批武嚇」所產生的英雄及解救台灣的氛圍下，於85年3月以54%選票當選，挫敗了同黨對手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使黨暫定於一尊。但當總統剛滿一年，人民便於86年5月展開了反李風潮。李更與愛將宋楚瑜省長展開馬拉松式的鬥爭，畢竟宋有五百萬省民選票甚礎，異於李的其他對手單憑黨內宮廷鬥爭就可擺平。只是台灣人尚未覺悟李的上述鬥爭策略，故無法徹底互解李情結及李政權。
（４）權力鬥爭的深層結構
小蔣死後國民黨會陷於內鬥，除了權力分配外，更重要的是李的中國情、中華民族文化、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等意識只有工具手段性，而與中國國民黨忠貞黨員的終極目的性成極強的對比。雖然李及其親信、同路人不時會搬出口號以自欺欺人，說什麼李不是搞台獨獨台，但李的對手尤其中共可看的一清二楚，其實只要分析台灣及李的深層結構便可了然。
李的家族史兼具台灣河洛客的三重悲劇－－因械鬥而同化於河洛人，日據時台灣人共有的受迫害情結，光復前後的紛亂尤其228及白色恐怖－－這些均不同於非主流派的中國悲劇。另外李個人成長過程曾以德國理想主義、苦修式的劍道及高爾夫、尤其長老會的狂熱信仰等來克服「對社會生活不公平的關心」「自我太強烈的困擾」「生死的疑感」等認同危機（八一二p14-5,239）。從Erikson的心理危機學來看，李剛愎頑強的個性及獨裁專斷的作風，便是根源於上述克服過程。所以他才會常以舊約充滿排他仇恨的話來攻擊其對手，才會一再以言語、演習、外交等來刺激中共，才會對人愛憎分明。有些人誤以為上述是李的浪漫面，又誤以為李貫有的忍術陰謀，是種務實和投機（皇民化時當日本人，日本弱時加入共產黨，国府時當中國人，繼位時裂解國民黨，下台後搞台獨），其實不然，李只不過像劍道的「以靜制動」在找攻擊時機而已，李絕不會妥協。
故吾人才會看到李由隻體領導到一元權威過程中，如本書多處所述對黨內「同志」毫不妥協，直到將對手鬥下台為止，這方面他是打遍島內無敵手。對中共也一樣，只是中共不是他的臣屬更非三腳貓，相反中共對李的企圖可是暸若指掌、對李又有長期鬥爭的意志及本錢、加上中共擅長的就是搞鬥爭。因此吾人可理性地預測，李不可能鬥贏中共（騙騙還可以，到陳政權時連騙都行不通了），最可能的大概是李在2000年總統期滿後，繼任者改弦更張，但李一定會設法阻止此事發生（所以才有扁李体制）。
李的奪權過程及其主權觀的演变，甴於極具謀略，故身處當局的台灣人反難預測，但大陸學者楊伝荣早於1990年便研判李会往「台獨、台灣意讖、本土化」發展。
三、知識分子與台灣共犯緣現體
（一）自由派所界說的知識分子及其批判
１、知識分子的界說
葉啟政界說：「『知識份子』所指涉的『人』的性徵不是『人』所直接顯示的具體外在形象，而是由其人格特質，長期而持續地表現在許多不同場合的不同面相的行為中抽離出來的基本特徵」（八一九p12）。這種特質（指「批判精神」及「不滿現狀」）是「超越時空、普遍具備而且有效的」（p15）。
依此界說葉認為原型的知識分子是「從事文化象徵的建構、修飾、詮釋、與批判」的人文知識分子（p16），其特質是批判與不滿。相對的在科層組識下販賣知識為生的科技或組織知識分子，其特質是：「於組織之功利實用目的下推動效率與致用之理性的工具」（p19），由於不具批判與不滿故非原型的知識分子。
文崇一依此界說，認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雖然「對社會道德或社會風氣的批評，通常都非常徹底，真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境界。但對政治的批評，無論古今，都相當保留」。亦即現今「多的仍然是企圖向權力中心靠攏的知識分子」（八二０p38）。
自由派之謬不在其原型界說（一三一p223），而在於他們言行不一（了是保守主义所謂的行為與道德不一﹝一三七七﹞而是指來能用同一標準批評所有對象尤其有權者﹝一三七八﹞），他們的不滿及批評只用於敵對體，而未能反求諸己。比如他們以知識的客觀及價值中立來批評他人，但卻未反批客觀及價值中立之「價值性」。又比如他們批評知識分子不能為政經服務，可是一旦反對運動興起，又開始合理化，認為投入反對運動為其政經服務，只要不失知識的自主性，仍合原型（八二一），難怪不少反國府的學者會不斷地以兼職名義來合理化自己的「黨官學多棲」（到陳政權時甚至將任官時的資歷可転成當教授時的年資）。
所以他們（含中研究及台大在內的學者共129名）在78年縣市長選舉中，才會以民進黨的尤清在監立委任期中未與利益團體掛鉤、不搞特權、不包工程，而國民黨的李錫錕平日徒以博士頭銜自居，不教學不專業，當縣長後只能以黨意為民意等為由，大力支持尤清，並替尤清開出了包含交通、環保、住宅、文化教育等後來幾乎全跳票的建設計劃。這些學者並未盡到基本的學術良知，就個人所知所讀（八二二）李錫錕是滿專業的，他們只為了反國民黨而不顧自己的判準。結果尤清當選之後，從強迫老師參加民主講座、企圖組織國民兵、81年台北縣選委會成員全由尤清決定，及垃圾、住宅、交通，到引用林玉體、張國龍等，全皆背離承諾及判準，難怪尤清縣治的民調在各縣市中次於彰化縣長周清玉倒數第二名（尤在二任縣長下台後選立委又敗），但吾人不見自由派力批之。這為何？只能說在分析知識分子和革命關係時常見的，為了扳倒自己不悅的政權而不擇手段。
以上並非偶發，而是常例，這只要翻翻當時的自由時報如何以各種專欄籠絡自由派，而自由派又如何賤踏自己判準而為李登輝及大金牛林榮三說話或成共犯，便可知。以下析判以澄清觀念自居的自由派大本營「澄社」（八二五）在78、81年兩次選舉如何「客觀」地評鑑候選人。
民78年立委縣市長選舉前，澄社發表一分自認是以：一、過去問政施政成績。二、一般風評印象如知識、能力、操守、人品等。三、主觀判斷其當選行使職權能否公正及貫徹責任政治、是否與利益團體或地方派系掛鉤等為判準，而評鑑出的排名順序名單。由於澄社缺乏一客觀的衡量標準而又自誇是獨立客觀的，結果幾乎所有國民黨籍候選人均被澄社，以國民黨本身黨政不分、選舉不公為由而評為劣等（八二三）。但無論當時或後來，被評鑑的國民黨籍者有不少應是優等，反之民進黨籍者常是劣等。
到81年立委選舉，澄社換個花樣，以所謂客觀地反映弱勢團體及國會記者聯宜會的調查為由，公佈「立委評鑑」。但澄社並不反批自己，忽略了這些團體本來就有反國府反現狀立場的，怎可做為客觀的標準（八二四）。
澄社會如此之因除了一貫地反國府立場使然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外，這些人將客觀的知識（即普遍必然的真理）和主觀的價值（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正義、品格、操守）結合而一，而後做盡自以為很客觀的評鑑。所以楊國樞才會說出言行不一的：「澄社的基本取向是現代的自由主義，以促進與實現自由、公平、民主、多元、及均富的現代社會為宗旨……自創社以來，澄社同仁努力以獨立而客觀的立場批評時政，並針對社會上不公、不平、不義之事，加以分析與呼籲，進而提出積極的改革竟見……為了保持超然的論政立場，澄社同仁試著在朝野兩黨各走極端的紛擾中，發出獨立思考與批判的呼聲，以供社會大眾判斷兩黨說詞或作為是否得當的參考……澄社成立已滿兩年，總是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不斷改進表達意見的方式」（四０九p15）。（所以澄社之墮落不是要到陳政權時而是一開始就種下了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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