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與中共
第一章 俄國史之分析 4
一 斯拉夫民族的悲劇
二 地緣政治、經濟與民族性 5
三 羅瑞克王朝(862-1598)
（一） 基輔公國 6
１ 公國的统治基礎
２ 公國的危機
（二） 蒙古人的統治
（三） 莫斯科公國 7
１ 諾弗羅哥公國
２ 加里尼亞公國
３ 莫斯科公國崛起之因
４ 伊凡四世 8
５ 混亂時期
四 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
（一） 彼得大帝與俄國西化 9
（二） 彼得之後的混亂與凱琳大帝
（三） 亞歷山大帝的改革與反動 10
（四） 尼古拉一世的保守專制
（五）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 11
１ 俄國農奴制形成的過程
２ 解放農奴的实相
３ 解放農奴的結果
４ 其他改革 12
５ 改革的後遺症
（六） 俄國革命的實相
１ 由西化派、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
２ 革命政黨的成立 13
（１） 社會革命黨
（２） 社会民主黨
３ 1905年革命與憲政發展
４ 1917年革命 14
五 蘇共政權的建立
六 蘇聯的統治、挑戰、回應與瓦解 15
（一） 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１ 馬克思如何看待歷史唯物論
２ 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
（二）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三） 權力鬥爭與史達林的獨裁 16
１ 由三人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中央計劃經濟
３ 農業集體化 17
４ 極權恐怖統治
５ 史達林主義的危機 18
（四） 赫魯雪夫時代
１ 由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赫魯雪夫的經改及其結果
３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東歐的反蘇 19
（五） 布里玆湼夫時代
（六） 戈巴契夫時代 20
１ 初期經改的無效與「重建」政策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的瓦解
七 葉爾欽革命性的改革 21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22
九 社會主義瓦解與自由民主之關係
第二章 中共之分析 23
一 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
二 第一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
三 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958-1960) 24
四 調整期經濟(1961-1965)
五 文化大革命(1966-1977)
六 改革開放(1978-) 25
（一） 改革的內容及其弊病
１ 農業改革
２ 工商業改革 26
３ 教育改革
４ 政治體制改革
５ 改革產生的弊病
６ 解決之道及其後果
（三） 六四悲劇之分析 27
１ 六四悲劇的性質
２ 蘊釀期
３ 示威期
４ 絕食期 28
５ 六四餘論 29
引用書目 30
《蘇俄與中共》是在完成《緣現論》和《台灣共犯緣現體》之後，為析判中共與蘇俄的改革而寫，在「六四民運」及「蘇聯瓦解」的背景下，早在十年前就得出中共的漸進式改革優於蘇聯的震盪療法的結論，這十年來再再証实這種看法，這方面的統計資料只要翻翻相關的論著便一目了然，所以在輸入电腦時似乎也沒必要大量地補入這十年來的數据。
第一章 俄國史之分析
一 斯拉夫民族的悲劇
斯拉夫人的發源地在現今捷克和波蔅南部一帶，約一世紀之後往四方發展成：西支的斯拉夫人，含波藺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支的含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斯洛凡尼亞人。
東支的斯拉夫人九世紀時受從北歐入侵的瓦倫吉安人同化成俄羅斯人(一p.15-6)，並共建了俄羅斯第一个基輔公國(p.69)。
其中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因受立陶宛、波蘭的統治，而與大俄羅斯人在政治、文化、種族尤其宗教上（天主教－東正教）產生差異（直至2004年底，烏克蘭還因親西的西烏和親俄的東烏在總统大選上決裂，在美歐介入下，親西勝。在此之前，美對台灣更為嚴重的選畢舞弊，並未表態支持反對黨，因為執政當局是親美的）。另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分別被丹麥、日耳曼占有(p.70)。
由於俄羅斯南部長期受外侵同化，故當莫斯科公国壯大、驅逐蒙古人、重建俄國、並收回這些地方後，反而形成了民族衝突的根源。壯大後的俄国對外極力向回周擴大帝國勢力，對內則加強同化少數民族(p.101-2,123-4,178,294-308)。並在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一世時、藉對瑞典發动戰爭、收回波羅的海沿岸(p.145)打開了俄羅斯向西的出海口。到十八世紀末凱薩琳二世時，與普魯士瓜分波蘭，收回白俄(p.194-5)，對土耳其開戰奪得南俄至黑海北岸含克里米亞半島、打開了向南出海口(p.198-220)。
俄羅斯向四周的侵略不但與中、日、英、德、法等嚴重衝突，俄羅斯又缺乏類似中國的表意文字、家族主義、儒家大伝统文化、和共同的小伝統等可用於統合整个俄羅斯。所以當十九世紀之後夾雜著赫德、菲希持等人開創出的日耳曼浪漫民族主義(二p.1)、親斯拉夫主義(三p.4-5,一p.231-3)、及當時流行的種族主義而來的大斯拉夫主義，非但無力团結尚為兄弟的波海三小國及白俄、烏克蘭，反而刺激了各民族的民族主義(二p.8-9)。各民族趁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內憂外患、紛紛獨立，列寧和史達林利用此一民族自決风潮奪取政權，但随後又以無產階級高於民族為口号，壓制各民族的自治、自決和獨立(四p.251-4)，以致於民族衝突在戈巴契夫自由開放政策下、催促著蘇聯帝國的瓦解。
二 地緣政治、經濟與民族性
俄國地緣在歷史上除二次以惡劣的風雪天氣及廣闊野地、阻止了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入侵外，其餘影响是弊大於利，其因是俄羅斯平原自古以來便是各民族角逐之所，壯大後的俄羅斯不論為發展或自保，都会向四周找出海口或天然屏障，其結果當然是衝突不斷。
至於丰富的天然礦產(四p.4-5)也因欠英德美日有效的資本主義而不能充分利用（即使蘇聯瓦解、石油民營化後，也因俄國经濟極依賴高价的出口石油，而發生當局與石油大亨的鬥爭），反因不徹底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粗放的中央計劃经濟向浪費掉了，加上做為東歐及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国家的中心國，為取得政軍上利益而將各項資源以低价半買半送的方式輸血出去(七p.289-290)（當然還需精確統計，有人就認為蘇聯也是向內輸血、一p.652），如對比美帝的向內輸血，二帝國的輸贏便可知了。所以美蘇雖然都犯了帝國向外過度擴張之病，但Kennedy忽略了美蘇之異(六p.8,457)。
俄国的地緣在長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的運作下，產生了俄國人「兩極矛盾的民族性」(一p.20,四p.10,七七p.2-3)：
孤立性與落伍性。俄羅斯十世紀發展出來的東方正教與西方主流羅馬正教有別，之後的文芸復興和宗教改革又錯失。到十七八世紀彼得的西化又深度不足且未影响到一般国民。十九世紀後大量湧入的自由民主不但未能結果，反促使共產主義生根茁壯。蘇聯成立後更使俄羅斯重回孤立狀態(一p.19-20)。
自大狂與自卑感。冰原使得俄羅斯人自大自卑又憂鬱，帝国對外擴張產生大斯拉夫主義，對比於西歐文化又自卑(一p.20-1)。
忍耐性與反叛性。冰原及長期封建專制造成俄羅斯人的忍耐性，但長期的壓抑又造成反叛性，故不像中國人中庸、英國人漸進式改革，而是巨变革命(一p.23)。
猜疑性與机詐性。欠安全疆域所造成(一p.22-3)。
憂鬱感與宗教性。冰原、封建專制加外患不斷，造成憂鬱感，這充分表現在文學音樂上。憂之極則躁，不只宗教，連政治亦然(一p.24)。
貝德葉夫將知識分子的上述特質哲學化成──與俄羅斯的土地人民決裂但又帶著懺悔及理想化意識地為其效命──而產生民粹主義及虛無主義(八p.30-2,72-5)。
三 羅瑞克王朝(862-1598)
羅瑞克王朝(862-1598)從瓦倫吉安人酋長羅瑞克建国起，到Theodore一世死止.。
（一） 基輔公國
１ 公國的统治基礎
基輔公國的统治基礎在於：(A)以北自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大水道」為基礎建立南北貿易網。(B)並沿河流兩岸城市建立東正教信仰成為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及產生教会教徒兩階級的封建社会結構(一p.52)。(C)以分封制建立王朝的政治體制(p.42)。(D)以封建制的上層王公貴族、中層城市工商階級及鄉村小地主、和下層佃農農奴，建立公國的社经基礎(p.50-2)。(E)抵抗外患並擴張領土，九至十一世紀主患是佩臣尼格人，十一至十三世紀是古曼人，十三世紀是蒙古人(p.35)。
２ 公國的危機
危机就在公國頂盛時的Sviatos1av(964-973)，斯氏對外征戰雖使公國領土以基輔為中心，擴到北自諾弗哥羅、南至黑海北岸，西自多腦河、東至窩瓦河。但不穩定的王位繼承使斯氏死後三子各自据地爭奪王位，內戰五年，最後由幼子Voladimir一世統一(p.36)。弗氏雖建立了東正教教会國家，但死後仍諸子奪位，Yaras1av(1019-1054)勝出。雅氏雖擊退佩臣尼拉人入侵，建設基輔城、編著第一部俄羅斯法典、與歐洲王室聯婚，但他試圖解決王位繼承的「新王位繼承法」，在他死後的第二代仍因爭位而內戰甚至引進外力(p.43)。
在此同時大水道的南北分別被日耳曼騎士团和古曼人侵占(p.45-6)，十字軍東征後西歐通過地中海與東方直接聯繫，基輔喪失了貿易中心作用(七四p.12)，加上南俄大草原因外患而破坏，使得公國的人口和物資重心往北移(一p.46)。蒙古人入侵前公國已名存實亡，入侵、瓦解成三个地區(p.75)。
（二） 蒙古人的統治
蒙古從成吉思汗開始憑著优越的騎兵，以伝統的狩獵包抄方式發展出一套極具戰力的戰略(p.56)，自1220年發动二次西征，首次攻下回教中亞的花剌子模，繼位者窩濶台命拔都為第二次西征統帥，1240年攻下基輔，並大敗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但因窩死撒兵，留下欽察汗國統治歐俄的中南部(p.54-7)。
蒙古的統治是間接的（各公國朝覲汗國取得治理該地之特許狀），其因是諸侯割据，加上疆域遼潤森林沼澤密佈。所以蒙古雖以恐怖鎮壓取得政權，但承平之時是透過良好的交通網、詳实的人口調查以供徵稅、保護商業、宗教自由等方式，維繫蒙古帝國內的政治秩序(p.60-1)。
欽察汗國第三任可汗蒙哥死後分裂，托托可汗(1300-1313)即位後才統一，但1370年又因繼位之爭分裂為東西「托塔米失」和「馬麥」汗國，馬麥攻莫斯科失利、而被受帖木耳汗國（以撤馬爾干為中心）支持的托塔米失擊潰，欽察再度統一，但1395年又遭帖木耳打敗。可是帖木耳汗國在帖木耳1405年死後便告瓦解，此時莫斯科公國不斷壯大，到伊凡三世1480年宣佈獨立，蒙古在歐亞大陸的霸權正式落幕(p.63-6)。之後雖仍有一些小汗國苟延至十六世紀，克里米亞汗國甚至數次攻入莫斯科公国境內，但已無能為力。凱薩琳二世1783年併吞克里米亞汗國，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該地三十萬蒙古人被迫內遷，二戰期間史達林又以韃靼人親德反俄為由放逐西伯利亞而結束了「克里米亞韃靼自治共和國」(p.68)。待蘇聯瓦解後，韃靼人試圖回去建共和國，但該地已被俄國人占有。要不是廿世紀初在蘇聯扶持下在中国外蒙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盛極一時的蒙古帝國全亡國了。
（三） 莫斯科公国
欽察汗國的滅亡不全是內鬥，主要是莫斯科公国憑著出賣自己同胞(一p.62-3)及較优越的政经社會制度，而統一了俄羅斯並驅逐蒙古人。
１ 諾弗哥羅公国
西北的諾弗哥羅的統治基礎是由一群「貴族富商階級」組成的市議會，選出公國的大公、市長及市民团团長，負責公國行政(p.77)。此制易生富商貴族與平民奴隸間階級對立，加上糧源受控於莫斯科，所以注定了被併的命運(p.78-9)。
２ 瓦林尼亞、加里尼亞公國
西南二公國的統治基礎是由一批封建武士、地主及富商組成的「包亞」貴族階級組成「貴族院」與大公共治。由於位於立陶宛、波蘭與蒙古爭戰之地，经二百年的戰亂到十四世紀淪為立、波統治(P.80)。
３ 莫斯科公国崛起之因
莫斯科公国最初無論開發程度或所處位置均是最差的(p.81)，但最終為何能统一全俄呢？其因是：(A)位處歐俄平原與大森林的中心，易守難攻，又處西北與東南兩大水系的交接點故成貿易中心(p.82)。(B)利用東正教大主教1326年遷駐莫斯科，及與拜占廷聯婚的有利條件，趁1453年回教攻陷君士坦丁堡而亡了羅馬帝國之机，宣稱莫斯科是「第三羅馬城」(p.82-3)。(C) 莫斯科大公的權力沒有其他公國市議會或貴族院的限制，再利用其他公國所沒有的「封建農奴制」（初期因地廣人稀，農民又因各諸侯間相互爭取，而享有「自由移动權」，故異於歐洲人身固著的農奴制）、「長子繼承權」（如此大公權力就不会分散）、及政教合一制，到伊凡四世1493年時將大公權力提升至專制獨裁的「沙皇」(Tsar由Caesar凱撒而來)，自稱為「全俄統治者」(p.84-5)。(D)蒙古的提携，加上公國社会安定吸引了大量移民。(E)歷任大公為統一全俄用盡了各種權術(p.86)。(F)從國家主義來看，莫斯科公国的中央集權統一政策受各階層支持，人民期望她反抗蒙古、中小封建主希望她保証封建農奴制、城市工商希望她建立全俄的自由市場和行会经濟(七四p.18)。
４ 伊凡四世(1533-1584)
伊凡四世即位時，莫斯科公国的勢力已穩固下來，他為了與貴族鬥爭所建立的沙皇体制深深地影响俄國的來來（從彼得、凱薩琳、亞歷山大、列寧、甚至戈巴契夫之後的葉爾欽亦猤能免）。
召開国民大會。1550年召開由包亞貴族、教士、武士、域市代表、農民代表等組成的「国民大會」來對抗貴族議会(p.96)。藉机將部分地方官員由貴族壟斷改由人民選出(p97)。
建立沙皇直接統治的「特區」及特務机關來打擊包亞貴族，此舉使俄國的二分之一由沙皇直接統治，另一半則由政府和貴族統治的封建制。這種恐怖統治貫穿整个帝俄和蘇聯(p.98-100)。
建立沙皇直接統治的「禁衛軍」和「常備軍」以壓制地方貴族，但也產生了新的武士貴族，並為後來的政变埋下陰影(p97-8)。
５ 混亂時期
四世死後，次子錫氏身心雖殘，但幼子廸氏Dimitri年幼，故仍由錫氏繼位，但王政由妻兄高氏攝政，並監視廸氏及其母瑪麗。1591年九歲的廸死，瑪麗認為被暗殺，因而被迫入修道院。
錫死國民大会選高氏為沙皇，貴族以Dimitri復生為号召推翻高氏、但農民及軍隊又起來叛亂(p.105-7)。
波蘭趁机入侵，教会結合農民驅遂之，1613年國民大会選羅曼諾夫為沙皇，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
四 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
（一） 彼得大帝(1682-1725)及其西化
羅曼諾夫王朝之初延續著前朝的紛亂：(A)南俄大草原的哥薩克人不堪被壓起而「拉新叛亂」(1667-1671)。(B)與瑞典、波蘭不斷有衝突。(C)政教衝突(p.118-122)。
彼得1696年親政立即南下打敗土耳其，次年組团親赴西歐考察軍工技術，1698回國平定叛亂，邊西化、邊西進，花了廿一年與瑞典爭奪北歐霸權，大勝、取得波羅的海沿岸、建立波羅的海艦隊(p.132-145)。
政治改革。(A) 1711年中央設有九人參議院掌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1718年設立九个委員會取代舊「部」。1722年設監察長監察參議院、監察官監察委員會、監察員監察各省(p.147-8)。(B)1708年設十二个彼得任命的省長，並以三權分治方式削弱地方權力(p.148-9)。(C)建立公務員制度，但因欠配套的教育及考試制度而失敗、並產生一批新權貴(p150)。
財稅改革。為龐大軍費(A)巧立各種間接稅，連信教及留鬍也要交稅。(B)經人口調查、苛征戶稅及人頭稅，此稅占全國預算支出的一半以上。(C)將塩、煙、油、豬鬃、魚子醬專賣(p.151-2)。
經濟改革。官營軍需工業，但价高質差，故彼得又以關稅保護、免稅、專賣來獎勵民營，希望藉以發展產業及培養出中產階級和自由工人，可是受限於農奴制(p.153-4)。
軍事改革。建立約廿万陸軍及八百艘軍艦的波羅的海艦隊(p.155)。但俄軍重量不重質（至紅軍時代亦然），只能挫敗二流國家如瑞典、波蘭、土耳其，（面對一流如法德日英美則不堪一擊。）
宗教改革。沒收教產及教長之權(p.156)，但無法發揮日本大化革新尤其明治維新時神道教配合當局現代化之功能。
教育改革。重軍工技術學校，欠詳實計劃、经費、人才，加上農奴制，使得國民教育失敗(p.159-160)，以致改革無法深入民間。
社會改革。新舊貴族加強了農奴制。表面則是彼得以西方礼仪強改伝统(p.160-2)。
綜論彼得的改革，由於龐大、倉促、欠整体計劃，所以未能深化且遭人民反抗(P.162-3)。
如比較英法德日俄的改革，彼得和法國的重商主義式中央計劃，都有效率差、浮而不实之弊，究其根本在於未能將貴族和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
（二） 彼得之後的混亂(1725-1762)與凱薩琳大帝(1762-1796)
彼得之後的混亂和伊凡類似，皆因王位繼承之不定，被壓迫或失勢者趁机向改革旣得利益鬥爭。卅七年間共產生了三男三女六位沙皇，且实權在與西歐王室聯婚的母后，故外力个入且宮闈淫亂朝政不修(p.169-172)。
到凱薩琳大帝，后權達頂盛。其夫彼得三世心智不全昏庸怪戾，公私場合均對政治聯婚自日耳曼的凱羞辱有加。凱透過收買朝中大臣尤其禁衛軍，發動政变奪取王位，如同之前的「偽迪米特里」，農民也在「偽彼得三世」的鼓动下叛亂。凱年輕時在日耳曼王室雖受啟蒙運動之教育，1766年的「上諭」也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次年又召開民主自由的「立法會議」，但实际施政：
政治制度。類似彼得，表面上還權給參議院和地方，实則弄个檢查長來奪其權(p.182-4)。
財經政策。基本上延自彼得，只不過增加些自由經濟成分。1796年的工商規模雖比1762年增加三倍、奴工也漸有自由工代替，但較好的工廠和技術工人都是外國人。對外征戰及政府費用更落於廣大農民身上，其中人頭稅占33%、酒專賣25%、塩專賣10%、關稅10%。
農民問題。俄農奴制至凱時達頂盛，農奴占總人口49%，其因是：(A)將農奴制推至原無的烏克蘭和東南各省。(B)禁止農奴原可直接向君王訴顧。(C)提高地王對農奴的處罰權(p.187)。結果造成哥蔭克的普加契夫冒充彼得三世復活、叛亂(1773-4)。平亂後她更加壓制農奴及對貴族的要求更讓步。避往城市的貴族地主如同法國的貴族遊手好閒，以法國享樂文化為尚，連帶啟蒙思想也趁机而入(p.190)，但在專制結構下，只能帶來毀滅性的革命力量而非建設性的改革。
（三） 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的改革與反動
亞歷山大一世和凱薩琳大帝一樣（又有幾個君王政客不是？），都是言行不一。
一世即位就召集自由進步的青年，推出含大赦政治犯、放寬自論出版自由、取締私刑農奴、地方自治等新政(p.215)。
1804年頒「大學法」，大學自治、入學無階級財產限制(p.215)。
1810年实施史普蘭斯基所擬「君主專制憲法」（還不是民主自由憲法），俄法戰起，反动勢力趁机壓迫史氏去職(p.218)。
1812年拿破崙失敗後，亞氏受神秘体驗及當時歐洲保守思潮影响，1816年開始在西南各省实施「軍事屯墾制度」將人民軍農奴化，1822年恢復地主對農奴的處罰權，廢除大學自治(p.218-9)。
（四） 尼克拉一世(1825-1855)的保守專制
尼克拉一世是在鎮壓「北社」（一批深受西歐自由民主洗礼的貴族）和「十二月叛亂」（禁衛軍之政变）下就任的，故他一生堅持「三原則」（東正教、專制君權、民族國家主義）。
為控制日益不穩的社会和知識分子，他：
1833年頒佈史氏所編「俄國法典」.
財經上，透過關稅保護和減少支出來解決對外戰爭及國內日增的費用。任內工廠和工人皆倍增至万所和四十万人。
教育上，加强書報新聞檢查，取消大學自治、嚴控上課內容，為建設人才又派留學生出國，這造成俄國思想界保守、改革與革命之爭(p.227-8)。
特務统治，設「第三局」對付日增的社会動亂、農民叛亂、政治犯和思想犯(p.229)。
俄国因欠大量類似西歐的中產階級，貴族在「十二月叛亂」中重挫，改革或革命力量便落在西化的知識分子身上，這有點類似中日知識分子（其实是後進國所常見），中国知識分子也分伝统、西化及赤化，鬥爭結果西先勝但赤終贏。日本知識分子則在「和魂」下進行非你死我亡的鬥爭，全為維新效命。俄国知識分子則欠「ｘ魂」，即使親斯拉夫派的「斯拉夫精神、東正教会、公社制度、君主專制或全民同意制（維契）」大多皆非俄原有，更何況在俄長期的專制封建農奴制、王位繼承爭鬥不斷、及種族間欠共同體意識下，所謂的斯拉夫精神也無法發揮「大和魂Ｊ的功能，甚至比「中体」更無力，因為「中体」的大小伝統在歷經二三千年的儒家教化、家族主義、科舉制度等的培植下已根深地固。
上述中日俄知識分子的不同也反映在：中国知識分子雖能在新思潮上各領風騷，但清末民初的实權仍在軍紳；日本是天皇結合少壯派武士貴族和新興知識分子共促現代化；俄國則沙皇主控，貴族的農奴制需沙皇支持，貴族又不像中国士紳掌有國家意識形態和官僚体制，故反抗沙皇的主力転至新興知識分子。
（五） 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的改革
尼克拉一世晚年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於土英法聯軍，這產生西化為何失敗之反思？（有實像中國甲午戰後之反思），答案是腐敗的官僚專制、僵化的農奴制度、落後的軍備和訓練(p.240-1)。亞歷山大二世被迫在君主專制大架構下進行改革，首先是解放農奴。
１ 俄國農奴制形成的過程
蒙古統治時農奴制還只盛行於歐俄西南公國，随著莫斯科公國壯大、為统治之需、乃大力推行。此時自由農和佃農因債、求保護、為免除稅役，紛紛淪為農奴，到伊凡四世時全俄1/2農民為奴，到解放前夕1861年已達2/3。(p.244-8)
２ 解放農奴的實相
亞歷山大二世花了六年秘密進行有利於地主和政府的準備，至1861年才提出「解放農奴案」：農奴分四＋九年向政府交「土地補償金」（至1906年已交15.7億盧布、超過解放前農地市价的兩倍，七四p.64），而政府則一次付地主債券。但為控制，除烏克蘭及少數地區，其餘農地都交給集体「公社」而非个別農民(p.249-253)。
３ 解放農奴的結果
解放農奴後的耕地反比解放前少，加上為支付補償金、地方政府及公社等之苛捐雜稅，農民所得降低約有一半不足維生。而地主又欠英国貴族之生產力（比日法也不如），所得很快在城市奢華掉了，到1905年革命前夕舊地主損失一半以上，此即帝俄後期革命主力会転向知識分子之主因。在大量貧農和沒落地主貴族的對比下，全俄3/4土地由15%的富農取得。這些貧農、勞工、沒落貴族和新興知識分子便構成了俄國革命的主力(p.254-5)。
４ 其他改革
財經改革。設立國家銀行，实施會計制度。將私人包稅收回由政府直接征稅。取消酒專賣改收酒稅。工廠及勞工數增倍(p.314)。
教育改革。恢復大学自治，仿日耳曼開辦文科和實科中學，再由教育部主辦小學(p.260)。
司法改革。司法獨立，審判公開，法官終身制，仿英国設陪審團(p.260-1)。
軍事改革。改募兵為徵兵，除獨子需負家計者全俄男子一律有服役义務，為鼓勵教育，大學生服半年、高中生服二年、小學四年(p.262)。
５ 改革的後遺症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由於未能解決君主專制、貧農和勞工問題，加上三世(1881-1894)以其父雖改革仍遭暗殺為鑑(p.272)，而加強了各种控制。但改革所造成的貧農，勞工、各式改革與革命等之問題(p.335)。終於在軟弱的尼古拉二世(1894-1917)時達到臨界點，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的失利，爆發革命結束了帝俄時代。
（六） 俄國革命的實相
１ 由西化派、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
俄国中央主導的西化表面看龐大，实則缺乏有效的教育、考試、文官制度，而只能腐化無能的新兴貴族，人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政府為應付內憂外患，不但加強鎮壓，還將絕大部分負担壓在農工身上。知識分子對西化理想幻滅而随著西歐的社會主義风潮而走上激進革命之途。
其中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不可取，俄國可憑著自己的公社伝統，透過改革或革命走上社會主義大道(三p.8-17,30-1,44-5)。這使得馬克思認為歷史唯物論並非普遍的真理(三p.67)。在1882年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序言認為俄國的公社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九v.1p.231)。
上述改革主張同遭尼古拉一世的鎮壓充軍放逐至西伯利亞(一p.233)，知識分子不是流亡國外就是地下化。當七Ｏ年代「到民間去」運動因農民冷漠和政府鎮壓失敗後，1876年主張以嚴密黨組織領導民眾革命的「土地與自由社」成立，其中因採合法手段和恐怖手段的不同而分裂成「民粹派」和「恐怖派」，後者经一番恐怖暗殺（尤其幹掉亞歷山大二世）後転型(p.327-8)。
２ 革命政黨的成立
（１） 社会革命黨
社会革命黨1897年成立，強調農民為革命的主力，主張沒收土地轉分配給農民。此黨在當時雖是最大的革命黨，但因缺乏嚴密的黨組織加上因暗殺而遭強力鎮壓(一p.330-1)而衰。
（２） 社会民主黨
社会民主黨是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立於1898，同樣因鎮壓而流亡国外，1900年在德国成立「火星報」為黨的聯絡中心。
社民黨1903年在布魯塞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爆發了因領導方式（集權、民主）和革命路線（工人聯合貧農、聯合資產階級和自由分子）之爭的分裂。列寧贏得布爾什維克派之稱（意為多數派，簡稱布黨），反對者則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孟黨）。(一p.332-8,十p.90-1)
３ 1905年革命與憲政發展
1905年俄日戰爭俄大敗，莫斯科工人廿萬至克里姆林宮請願，尼古拉逃出城，一月廿日群眾不從守衛解散令，軍隊開槍，導致全俄各地叛亂罷工不斷(一p.345-6)。
俄共迅速成立工人蘇維埃(p.349-350)，各式中產階級團体也聯合成鬆散的「立憲民主黨」主張：君主立憲，立法保障勞工利益，地主私有士地転配給農民並由政府合理補償，取消種族歧視政策(p.329-330)。
由於布、孟和立憲派三者不能合作，加上陸軍支持政府，沙皇又以「十月上諭」因應各方改革要求，故失敗、蘇維埃被迫取消(p.350)。
依「十月上諭」於1906年5月選出第一屆「都瑪会議J，由全俄農工間接選出497各議員，其中147為立憲派，85名為勞工，布孟抵制，保守派大多未當選(p.352)。
都瑪一開始便因保守的葛瑞米金首相鄙視議会，又因反對議会通過士地法案而遭「不信任案」，沙皇乃換之以斯托里賓為相並解散成立才二个月的都瑪(p.353)。
斯氏一面以士改爭取農民，一面以選區劃分法（將部方城市劃入鄉村以減少勞工當選，城市則分貧富代表）壓抑工人，結果1907年12月的第三屆都瑪，勞工只當13席，社民黨由第二屆的180↓20，立憲派也只36名，保守的「十月派」則154席。
帝俄就靠著議会和鎮壓，苟延了四年(p.355)。
４ 1917年革命
在参加一次大戰、朝政敗坏和內亂交錯下，終於燝發了「二月革命」，軍警已無力鎮壓，都瑪趁机成立臨時政府，通過：大赦政治犯、言論出版信仰罷工之自由、各宗教階級民族一律平等、以國民兵取代警察、地方選舉，但未顧及農工兵利益，且仍對德作戰(p.380)。相反的，以孟黨為主的共黨則迅速成立工農兵蘇維埃(p.383-4)。
尼古拉三月十六宣佈退位，臨時政府主張送其出國，但蘇維埃決議逮捕，1918年7月遭布黨處死(p.387)。
在臨時政府強求下，社會主義者以6/16席加入聯合內閣，同時在六月召開蘇維埃全俄第一次代表大會，克倫斯基的社會革命黨占285/1090席、孟黨占245席、布黨只有105席，会中前二者主張與臨時政府合作、加強對德作戰、土地問題到立憲会議時再處理，列寧反對、主張以工農無產階級實施專政，表決結果列寧敗(p.396-7)。
克氏趁勝接管臨時政府國防部長，希望藉發動西線「七月攻勢」來爭取聯軍支持和国內声望，但敗。臨時政府首都彼得格勒發生罷工及兵变，布黨趁机發动「七月暴动」，被平、列寧逃亡，但臨時政府未能趁机剷除布黨(p.400-2)。
克氏任第二屆聯合內閣總理，為凝聚全俄，於八月廿五至廿八日在舊都莫斯科舉行「國是会議」，期間右派領袖俄軍總司令柯尼洛夫與保守派密謀發動政变，克氏九月九日解除柯氏，柯氏率軍攻入首都，雖有多位將軍支持，但人民厭戰、鉄路工人破坏交通、布黨控制的電報局拒伝叛軍电文、加上布黨滲入叛軍內宣伝，結果叛軍在與政府軍接戰前便自行瓦解(p.405-8)。
布黨於政变後掌握了首都及莫斯科蘇維埃，又控制了首都的武裝工人民团（日後紅軍之基礎）(p.408)。列寧於是加強十月奪權的準備，廿二日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控制首都的武裝民团和軍隊，十一月五日策反首都最重要的「彼得保羅要塞」，七日發动總攻，二天內攻下首都(p.416).
五 蘇共政權的建立
1917年11月7日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会通過土地法案（土地公有再由各地蘇維埃決定集体、个体或公社耕種）及和平法案（希望在不割地不賠款下與德合約，但卻承認芬蘭、烏克蘭、喬治亞獨立，割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賠款、六十億馬克，幸好八个月後德敗、合約失效，p.433-4），深獲農兵好感(p.423-4)。
經濟上。成立「最高經濟委員會」有權沒收大企業及私人財產。
財政上。銀行黃金國有，股票交易非法，取消舊政府內債，工資全俄统一。
統治上。成立赤卡秘警和紅軍，對付反革命和白軍。
社会上。廢舊曆行新曆，改革舊文字、俄文拉丁化，廢舊婚姻法（宗教仪式婚姻無效、双方同意可離婚、非婚與婚生子女法律地位同），宗教自由但鼓勵無神論，沒收教会財產，學校不准上宗教課，。
司法上。解舊法官之職而代之民選，舊法抵制新法者無效。(p.424-8)
列寧的布黨雖有上述做為，但挑戰如下：
1918年1月18日立憲会議，以168席輸給社會革命黨的419席，只能動用軍警關閉寿命猤到二天的立憲会議(p.436)。
各地白軍及哈薩克紛紛反抗。
少數民族（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哈蕯克、吉爾吉斯、烏兹別克、波海三小國）紛紛耍求獨立。
知識分子和教会反對思想、言論、宗教、出版之壓迫。
聯軍為報復蘇聯單獨對德和談，又恐蘇共向外輸出革命，乃趁机干預俄內戰(p.447)。但因各地白軍不团結，聯軍各國人民又厭戰，故敗(p.452-6)。
蘇共為因應上述危機乃实施「戰鬥共產主義」：
征糧、配給並收回農地，造成糧食生產減半、五百万人餓死(p.445,467)。
沒收工廠商店、禁止罷工，造成1920年生產量只有1913年的13%(p.445,467)。
六 蘇聯的统治、挑戰、回應與瓦解
馬列主義最無法解決的是權力移転和经濟問題，其因不是不夠理想，而是太過於实現其理想才会陷於困境。由古今中外的歷史实踐可知，權力的移転最終只能以民主方式解決，而馬列主義在「人民民主」迷思下卻鄙視它。同理，经濟問題只能理性經濟（不論古典或國家資本主義）未解決，但卻貶之為剝削或異化。如此一來蘇共雖能透過極權統治應付內憂外患，最終還是敗在權力移転和经濟問題上，對比之下，中共則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下成功了（雖然還只是初步）。
（一） 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一般認為蘇聯是極權統治，但對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則至少有二種對立但皆謬的看法，反共者根本否認馬克思有什麼人道民主的「異化論」，但新馬克思主義卻認為蘇共的極權統治背離了馬克思的「異化論」。
本書原稿有四千字的相關析判，但懶的抄了，結論是馬克思雖有「異化論」，但列寧的極權統治並不違馬克思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想奪權的話自然会走上極權統治。
（二）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列寧的「戰鬥共產主義」雖暫時地解決內亂外患，但也使經濟几乎破產，不得不暫時讓步、实施新經濟政策：
農業上。取消徵糧改納賦，准許糧食買賣。土地國有，農民有耕租權，雖不能買賣繼承但子女有優先耕種權。設合作社以取代公社、減少富農、和訓練農民走上社會主義(一p.472)。
工業上。大企業公營、小私，公私皆採資本主義方式管理，工資依工人技術和工作性質而定。到1927年產量微超戰前水準(p.473)。
財經上。以國家銀行復興農工商業，建立新盧布穩定幣值（1923年1元新盧布兌換100萬舊盧布，七四p.149），再配合農工政策穩定了通漲(一p.474)。
（三） 權力鬥爭與史達林的獨裁
１ 由三人集体領導到一元獨裁
1922年12月第二次中风後，列寧口述決定以增加蘇共中委会人數來解決權力鬥爭和官僚化(十p.330-1)，並認為史達林大權在握且為人粗暴無礼，故要撒其總書記之職。
可是1923年4月召開的第四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在列寧病重無力控制下，大会雖依列寧指示改組工農檢查部、增加中常委為四十人，改列寧領導為三人集体領導、实則是史達林領導（卡米湼夫、齊諾維耶夫只能掌控彼得格勒、莫斯科黨部）以對抗托洛斯基(十p.337)。
托在蘇共雖只位居列寧之下，但三人小組仍以宗派主義和反黨為由誣之「托派」，1929遭史達林驅逐出國，1940年被史所派殺手暗殺於墨西哥(p.496-9,501)。
兔死狗烹，卡齊垂死、反批史的「一國社會主义」和「新經濟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且產生了一批新經濟權貴，史則祭出民族主義和通敵罪，1925年第十四屆代表大会上將卡齊托逐出政治局，三人後來非死即除籍(p.500-1)。
到1930年第十六屆代表大会上，政治局九位委員全為史親信，完成了个人獨裁目的(p.501)，之後更殘酷剷除異己，這可從1934年第十七屆中央委員139中的98名先後遭逮捕或處死、出席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人先後被判入獄(p.743-9)看出。
２ 中央計劃經濟
史認為列寧以退為進的「新經濟政策」已產生了一批小資產階級，為建設蘇聯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故推出五年经濟計劃(128-1932)。因缺資金故須剝削農工商，為應付外患故須發展軍重工業而忽略民生輕工業，為與中央極權相配而發展中央主控的大型農工企業。
層層相扣的計劃經濟（又少抄五百字，詳參十二p.6-12）不可避免的会產生：
各工廠為完成計劃而隱藏工廠的生產能力並壓低計劃指標。將從中央申請到物料和工具暗藏以備不時之需。只依計劃數量而忽略品質。
為提高生產效率而採獎金制，為求獎金：追求產量而不重品質，將庫存品虛報為本月的超產，與計劃處共謀虛報超產，賄賂上級，過度使用机器。(十二p.17-26)
為因應上述弊病而產生下述監督机制:
以会計長控制獎金和資金，以品管處長防止劣質品，以机械處長防止過度使用机器，三者失職將處以五至八年徒刑。但廠長乃黨中要人，為了達成整廠計劃和獎金，故未真正監督而是同流合污。
以書記監督廠長，但為整廠計劃、很少不與廠長配合，不配合可能会升官，但到新單位会遭排斥。
上級工業部為了官途，只要工廠能達標，甚至為了超產，即使有些違法也不太計較(十二p.33-6)。
因此表面看來非常科學化理性化數字化（有關史達林時代五个五年計劃的官方統計成績，參閱七四p.176-224。），實則無效率可言，浪費、劣質、產銷脫節。
３ 農業集体化
史達林以殘酷手段（至少一千万農民死亡，p.525）強迫推行的農業集體化（到1950年完成，p.725）是以集体農場、国營農場和曳引机站等構成。農民所得有約占農場總收入三成不到的工資、和不到一畝的私田之農畜產品，其餘則交公(一p.520-2)。
曳引机站不但擁有全蘇農具的85%，也是使蘇聯集体化比中共人民公社成功的主因之一（但「成功為失敗之母」，和計劃經濟一樣，都成為日後蘇聯與中共改革之失敗與成功之因。）
４ 極權恐怖統治
蘇聯宪法表面上人民有充分的各種權利、各民族及共和國也有高度的自治權，又有最高蘇維埃行使政權，但實際上是以黨領政、軍、經、社和文化的極權統治。同理，蘇共表面是民主地從全蘇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再選出政治局及書記處，但實際極權式民主集中制(p.549-550)。再以龐大的秘警用暗殺、處死、思想改造、集中營、勞改等方式，將政敵、反計劃经濟者、反集体農場、反蘇共、甚至嫌疑者，均處以恐怖統治(p.533-8,704-8)。
５ 史達林主義的危机
史達林雖能以嚴密的黨組織和極權統治，控制全蘇的政軍經社文化，並對東歐和世界各地輸出共產革命，以東歐各國的共黨組織趁二次大戰後的國际紊亂建立了社会主义國家，並利用黨（東歐各國的共黨與蘇共有直接關係）、政（東歐各國的政策和人事均受控於蘇聯）、軍（華沙公約的裝備、制度和訓練均與紅軍共通）、經（透過「經濟互助會」以專業分工和相互貿易來控制東歐各國的經濟，但因組織鬆散約束力差、各國為各自利益合作意願不高、各國為發展經濟而不得不與西方貿易即使外債激增、各國貨幣及价格不统一，而失敗，七p.274-5。如對比「北約」和「歐盟」在蘇聯瓦解後還繼續東擴，优劣更明顯）等机制來控制東歐社會主義国家(一p.647-653,五p.20-1)。
（在此又删掉千字有關南斯拉夫狄托主義對史達林主義之反批，及狄托主義之迷思和對南斯拉夫悲劇之影响。）
６ 赫魯雪夫時代
（１） 由集体到一元領導
1946年史達林患高血壓之後，黨內權力鬥争遂漸惡化，1948年8月31日權勢僅次於史的三人（日丹諾夫、馬林可夫、莫諾托夫）中的日氏遭馬氏結合秘警首腦貝里亞和黨內新秀赫魯雪夫，利用九名御医殺掉，次年日派的另二位要角也遭暗殺(一p.744)，1953年3月7日史達林也因中风而死.
史死、類似列寧死，也行馬林可夫（第一書記，一週後3月14日改由赫魯雪夫担任）、貝里亞、莫諾托夫（掌外交）三人集体領導。
赫先與馬合作，調、戰後被史降級的二戰名將朱可夫為國防部次長，一面拉攏軍心、一面用軍隊壓制貝里亞的秘警。1953年7月10日逮捕貝里亞、年底處決，成為平復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替罪羊。赫在四年內大赦70%政治犯，取消2/3勞改營。
赫又利用馬經改（強調輕工業）所引起的軍重工業之不滿，一面降低消費品售价、提高農產品征收价格、增加民生消費之投資(十二p.39)。加上莫反對、赫的與西方和平共存及對東歐強硬。赫於1957年6月22日將馬莫等打入「反黨集团」(一P.788)。
２ 赫魯雪夫的經改及結果
赫為改善本位主義，取消卅个工業部門、另設105个「區域經濟委員會」，雖稍有改善並藉以打擊馬在中央及地方的勢力而重建赫氏勢力(p.792)，但此種新經濟諸候（1957年地方企業占全蘇工業產值的55%而1953年只占31%，1961年又將105个改組為十七个大經濟區），卻造成了人事、生產計劃及產銷等同時受制於中央地方(十二p.48)。
赫於1959年提出新的「七年計劃」，吹牛將「超美」。但第一年便重挫、農產↓20%。七年間全蘇經濟成長率↓2/3、農業↓９／１０(廿p.253)，但官方統計工業，生產↑84%農業↑14%，(七四p.231-3)。
赫被迫於1964年10月下台。
３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東歐的反蘇
赫主張，與西方和平共存、東歐非極權化(一p.809,五p.52)，結果造成中蘇共分裂、東歐的反蘇。
中共為了和蘇共爭奪國际共黨的領導權，在蘇聯停止對中共的經軍援之後，從1962年開始中共便以：蘇聯在國际共黨搞霸權、赫的和平共存乃臣服於西方帝國主義、赫搞修正主義，赫刖指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為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而導致中蘇共分裂(一p.825-7)。這不但使中共的經濟走上歧途，也使美國聯中反蘇、更造成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挫敗(七六p.200-218)。
東歐各國紛紛以民族主義和民主自由反蘇。波共藉赫抨史，１９５６年５月史派波共首腦柏曼下台，工人示威要求「結束蘇聯占領」「波蘭獨立万歲」，波共不願莫斯科干預，造出被史囚禁的前波共領袖戈默加，但拒往莫斯科会商。蘇聯大軍壓境，赫則率团赴華沙。由於波蘭秘警及保安部隊控制在戈默加好友柯瑪手中，加上戈氏一再保証波蘭將遵守親蘇路線也不脫離華沙公約。故戈的騎牆雖未獲人民支持，但也因而取得波蘭部分的自主和自由。可是波蘭長期來四次被瓜分悲慘造成了波蘭人強烈的反抗意識，故之後1966,1970,1976尤其1980年代均不斷發生反蘇反共的示威，到1989年終於拔得東歐「非共化」的頭籌(七p.62-4)。
1956年10月匈牙利也發生反蘇抗暴，但遭蘇波武力鎮壓，赫為緩和情勢，默許納吉組聯合政府、解散秘警、重組匈共，但11月納吉與聯合政府要求蘇軍撒出、且退出華沙，蘇軍入侵扶持親蘇新政權(一p.780-2)。
（五） 布里茲湼夫時代
赫下台後，布里茲湼夫也經歷杈力鬥爭使集体転為一元領導(四p.21)。布以「有限主杈論」鎮壓捷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但其強勢外文也付出了軍重工業之代价。
蘇東各国的經濟體制可大分為三類：集權模式（蘇聯），分權模式（南斯拉夫），結合模式（匈牙利）(七三p.372)。三者皆堅持計劃經濟又注意發揮市場作用，但蘇式造成体制僵化、運転不灵、效率不高，南式造成地方割据和市場不統一，匈式也無法結合計劃和市場(七三p.399)。
赫下台後，柯錫金便以李柏曼的類南式改革：將計劃杈收回中央但管理權下放給廠長，減少中央對企業的產量、利潤、工資等指標之控制，以利潤及獎金來刺激生產(十二p.69,75)。希望解決計劃經濟的：耗費大量資金、物資及人力的無效率，決策權紊亂，設備技術陳舊等弊病(p.67)。
但是柯及布的經改均因欠私人所有權、自由經濟及真實的市場价格而失敗
（十二p.79-81)。這可從蘇聯1960年代下半期之後的各種總体經濟指標不斷下降看出(四p.125-6)。
更糟的是，蘇聯的長期改革，已用盡社會主義框架下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獨裁殘酷鎮壓與利用物質誘因、及各种監督方法，布的後繼者几乎已無計可施了。
（六） 戈巴契夫時代
布1982年11月10日死後，歷經短命的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戈於1985年當上蘇共總書記(四p.281-2)。戈從集體到一元領導的過程比前人迅速，到1987年初，戈以年輕化專業化為由，更換了黨中央部長級幹部70%、地方第一書記45%、政府部長70%，駐外大使50%(廿二p.56-8)。
戈上台後從事以下經改：農業实施集体和个人承包制、擴大合作社經營權及准許私人營利活動、改國營企業為獨立自負盈虧的法人及勞工集体牐包、中央只做長期戰略性的經濟計劃而減少計劃指標、開放外來投資(四p.34-5)。
經改失敗，1987年戈推出「重建」，以政治及社会的民主開放為主，想藉以打擊保守勢力、激發人民及社會的創造和生產力。
由於戈未能以「經濟鬆政治緊」方式改革，亦即應先將大量沒必要公營的転由私營，比如七＋三万多家的商店、三十五万多的餐廳、三十二万多的生活服務店、上万家的小企業，加上農改(四p.121)，逐步減少每年高達上千億盧布的生活必需品補貼(四.p127,廿二p.64)，逐漸減少軍重工業，讓各項原料、能源和產品的价格転由市場決定，等這些改革有成效之後再行政社改革。不如此則惡化的经濟將是各種對立的開放言論的激烈衝突之溫床。事实証明「重建」之後，政治衝突、行政機關腐化無能、民族紛爭和社会失序更形惡化，最後導至蘇聯瓦解(四p.136,八十p.796-8)。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瓦解
黨改。1987年7月1日通過民主改造方案，決議各級書記一律由黨員秘密選出，公務員以民主方式選出(四p.47-8)。戈的黨改在重建失敗下，使蘇共由左到右至少分裂成七个派系(p.83)，蘇共功能及经費不斷下降(p.88)，各共和國共黨紛紛獨立(p.89)，成千上萬的非共政治团体成立(p.96-104)。
政改。1988年通過新憲法、1989首次以民主選出「人代会」2250其中80%由共黨當選(四p.56)，並選出最高蘇維埃及主席戈氏(p.51-5)。但此種仍帶有人民民主意味的蘇維埃制度不但無力處理反而加劇动盪。1990年又修憲擴大戈氏实權，首屆總统戈氏由人代會間接選出，以後則由選民直選(p.60-1)。
媒体。1990年6月開放出版及大眾伝播(p.199-200)。
戈總統試圖以「五年經濟計劃」解決經改問題(二三p.19)，以「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解決民族問題但只有九个共和國贊成，五个拒絕(四p.295)。
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提出「五百日方案」(二三p.18-9)，最後折衷成「四階段經改」(p.21-2)。
經比較分析「五年方案」較合蘇聯實际需要，「五百日方案」過於激進，「四階段經改」則混淆不清(四p.140)。
經濟凋弊、民族衝突、和社会失序導致1991年8月政变，但「重建」下的多元政治和社会環境，在政变著無法有效掌控媒體及軍隊，加上戈氏不屈服，和俄羅斯人民支持葉爾欽反抗政变等因素下，政變三天即失敗(二四p.14-20)。蘇共遭解散，各共和國紛紛獨立，戈失勢，葉時代來臨。
七 葉爾欽的革命性改革
俄羅斯獨立後於1992年7月实施比「五百日方案」更激進的「深化經濟改革網領」，此綱領效法波蘭捷克等的「震揻療法」，由哈佛牛津大学的經濟學者構想，並在國际貨幣基金會（ＩＭＦ）支持下推行(二六p.69)。不幸的是蘇東社會主義国家就淪為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兩極的实驗品(八六p.832-3)。
綱領的野心很大，想同時達成自由化、私有化、控制通膨，葉將重點放在价格自由化、公有財私有化、和外援。
在价格自由化成效不佳下(二六p.63)，推出預計高達720億盧布的私有化(三十p.57)，結果前三季只完成204億(三十p.65)，十月便推出全俄每人一万盧布的「股杈憑証」(p.61)，使得私有化家數由前三季的12947家暴增至46000以上。但存在以下問題：高通膨使人民無力承購，賺錢的國營企業未納入私有化且憑証不能購買商店，商店只有承租權無所有權，低价圖利特權造成貧富兩極化。
一年「震揻療法」造成國民所得↓20%、工業↓18.8%、農業↓8%，而通膨↑2623%、赤字高達5340億盧布，通貨每月以倍增發行及貶值，每年外逃資金高達二百億美元，並導至犯罪率劇增、失業增加、賣淫、黑社会、自殺等社會問題也劇增(三一p.23,30-1)。而二百四十億美元的外援到1993年底实际不到20%。
失敗的经改加劇了府会的衝突（二五），1993年10月葉違憲解散国会，國会通過罷免葉，葉則以坦克砲擊國会。
有人預估俄羅斯的經濟衰敗、在亞洲金融危機下要持續到廿一世紀(八八,
八九p.40)。還有高漲的原油外銷收入緩和了衰敗，但又造成晋丁總統與石油大亨的鬥爭，普丁憑借的是俄國民族主義（導因於俄人懷念蘇聯之偉大、西方在政經社文化上對俄之敵視、尤其車臣的恐怖攻擊）。由此可知：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1993年美國經濟學年会中多位學者認為中共漸進式改革勝過蘇東的震揻療法(三二p.53-5)，激進並不能產生理性化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掠奪式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二七p.40)。其實漸進改革的成功並不只是中共如此，早在之前的英國、德日、ＮＩＣs均如此(三三p.52)。
九 社會主義國家瓦解與自由民主的關係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瓦解之後並採激進政經改革，並不能表示Dipalma的《製造民主》（認為透過國际強權的干涉，即使在極權或威杈國家地區，不須民主條件也能製造出民主，三四p.58。）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已戰勝並終止了其他意識形態，三五p.140-153）。理由如上。
第二章 中共之分析
中共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雖仿自蘇聯，但中共領導人卻不像蘇聯，可歷经數次長期幾十年的浮沈如毛澤東、鄧小平，故不以人分期，而以經濟為表、權力為實並高舉意識形態的各階段鬥爭為分期的標準，分成：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期(1958-1960)，經濟調整期(1961-1965)，文化大革命極左期(1966-1977)，改革開放期(1978-)。
相對的台灣經濟可分成：戰後經濟恢復期和第一次土改期(1949-1952)，進口替代期(1953-1958)，出口替代期(1959-1973)，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和二次土改(1974-)。
由於台灣的發展能將中國伝統家族主義、尊重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充分掌握國际有利經貿環境、配合著穩定有計劃的經政社的發展，所以雖自八０年代之後有嚴重的社政經文化脫序現象，仍將台灣帶上現代化多元化的經社文化，而這又是政治現代化的有利條件。
相對的中共不顧本身條件，盲目學蘇，加上嚴重的政治社會運動，而使經濟社会之現代化要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能展開。
一 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
中共建政之初基於毛的「新民主主義」，一面為農工商的人才資金及設備、一面為穩定及重建殘破的经濟，乃於1949年9月29日政協會議的「共同綱領」中保証扶持私有經濟，毛認為此一過渡要長達一二十年(三七p.117-8,三八p.278-9)。
但穩定之後，在社會主義理想的驅使下，為汲取「抗美援朝」所需資源，乃發动「三反」（在公家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义）「五反」（在私營發動反賄賂、反偷工減料、反走私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物、反窃取經濟情報）及土改(三七p.118,153,三八p.279)。
在一波波運动下，工業的社會化由1949年的34.9%↑1953年的56%，商業由15%↑42.8%，沒收財物廿億美元，全国土地一半沒收或分配，参加互助隊農民39.9%(三七p.119,154,三八p.295)。
此期農工生產統計表如下（三七p.120-2,155，《蘇俄與中共》的所有表格均因电腦製表之難而省略）。
二 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
恢復期的成就促使中共推出更為激進的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1953-1957)：
改造農工商，到1957年止入合作社農民達93.3%，商業99.9%公有或公私合營，工業100%(三七p.126,161,三八p.332)。
推行以重工業、交通和郵电為主，輕工業、農業和文教為副的五年計劃，其投資比例見(三七p.129-130)。重工業的鉄煤油等在五年內雖能二三倍增加，但輕工業民生必需品的紗布五年只增約10%、糧食19%。
由於中蘇條件的不同(表見三七p.127)，中共一昧仿蘇五年計劃，導致人民負担過重(三九p.153-162)，民生必需品嚴重不足，失業嚴重(三七p133-4)。
三 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期(1958-1960)
中共解決上述問題之道，受到毛迷信以政治掛帥、群眾路線和軍事化管理的、勞力密集式建設之影响(三七p.137)，加上中蘇惡鬥、使毛以正統自居，進行激進的集体化運动(三八p.140)，大鳴大放又危及毛政權(p.356)。
上述使毛不能以正確的政策來發展中国伝统擅長的勞力密集、輕工業和小農經濟，而走上荒謬的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毛的生產大躍進由於土法煉鋼奪去了大量資源，蘇又撒回軍經援，造成鋼劣、各項工業產品成年逐年降低如表(三七p.140)。
人民公社也導致農產品以20%連降三年(p.177)，財物損失142億人民幣，餓死二千万人。
這些又造成了黨爭，1959年7月14日在盧山開的政治局会議中國防部長彭懷德批評、有人附和，毛以反黨集團鬥之(三八p.375-9)。
之後毛雖因大躍進失敗而下台並讓出国家主席給劉少奇，但毛仍發動反右傾鬥爭，以「新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窃、反投機倒把、反官僚主義）打擊城市政敵，在鄉村則实施四清（濟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 經濟調整期(1961-1965)
劉少奇以「三包一獎」（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户）農改，使糧、肉、棉以二位數成長(表見三七p189)。
周恩來總理的工業調整方案，降低重工投資、關閉低效工廠及基建、工廠自負盈虧、生產以市場為導向、增加民生品，重輕工業1963年止降、後二年則兩位數成長(表見三七p.234)。
五 文化大革命極左期(1966-1977)
正當因大躍進而殘破的經濟經五年的調整逐漸復甦之時，毛卻利用調整所產生的部分資本主義現象，以黨中央已遭走資派把持為由，利用紅衛兵和群眾運動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三八p.423-)。這場運动不但徹底地破坏了知識分子、教育體制、政治體制和社会秩序，更造成了高達五千億人民幣的損失。
1969年奪權後的文革派為解決無力發展大型工業的困境，乃發展自力更生的五小工業使得煤、鋼、电、化肥稍有成長，但輕工業和農業成長仍下跌(表見三七p.193,241)。
毛在文革後期雖了解到四人幫（江清、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的野心，並重用周恩萊、鄧小平(三八p.465,468)，但仍造成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數十万追悼周群眾聚集天安門，四人幫动用軍隊打死逮捕了數千人)。毛9月9日死，10月16日四人幫被捕。
華國鋒雖奪得國家主席，但他好大喜功的十年計劃、1978首年就慘敗(三七p.257-261)，且華仍強調毛的人民公社，故1980就失勢，由鄧小平掌權推行「改革開放」。
鄧不但恢復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更大力在「一个中心（發展經濟），兩个基本點（四个堅持、四个現代化）」，希望能在四个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下完成四个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0p.44-5,四一p.149)。
六 革開放期(1978-)
鄧的政革開放是依農業→經濟→政治等的順序「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改」的方式進行。
（一） 改革的內容及其弊病
１ 農業改革
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能自由支配資金、生產工具、勞力、產品，加上提高收購价，刺激了生產力。專業戶和重點戶助長了農業商業化。鄉鎮企業到1987年占農村產值的50.4%(三八p.512)，到1993年更占全國工業產值的I/3(四五P.43)。
但也產生了以下問題：土地零碎化，農民占地建屋加上鄉鎮企業用地，1983,84每年耕地面積減少約二千万畝（約福建省大）。農民收入增加導致人口增長率由1980年的1.07%↑1982年的1.45%。其他收入增加使農民耕種意願下降。1985年实施价格改革，取消農產品徵購，造成物价狂漲，市民大排長龍、勞工不滿、學生罷課及農民進城示威，迫使中共取消价格改革、振興農業（如降低化肥价格、以工補農），但效果不佳。至此可知農改的效果已達極限，1986年棉產↓14.6%、食油↓6.7%、煙葉↓33.4%(四二p.198,四四p.247-250,四八p142)。
２ 工商業改革
所有制改革。將全民所有制改革成國家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在1980到1990十年間，国營工業比例由70%↓50%，國營商業由50%↓40%。
釐清黨政經關係。強調「黨政分工」「政企分管」「政（公）社分開」。
建立責任制。農業強調「上交國家，留夠集体，剩下的都屬自己」。工業「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商業「國家所有，集体經營，國家徵稅，自負盈虧」。
价格改革。由国家统一定价改成國家定价、企業定价、自由定价。1985年的价改將中共直接控制的物資由256種減少至65種，工業產品由123↓65，農產品由29↓10(四二p.198)。
將工資分成基本工資，職務工資（按工作能力和貢献大小），勞績工資（按年資加工齡），及浮动獎金。
為改善「吃大鍋飯」﹕廠長採四年一聘，幹部三年一聘，勞工採合同制，專業技術員公開招聘，並建立社会及企業勞工保險制。
改利潤上繳為向中央地方交固定稅金。
改國家撥款給企業為向銀行貸款，並实施浮动利率，發行債券及股票。
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港口城市、沿海探油及部分国內市場由外國投資。
建立經貿法規。
開放建築市場、实施住宅商品化、購屋貸款(四三p.21-38)。
３ 教育改革
為解決文革所造成的人才荒及二億三千多万的文盲：
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依大城市、沿海地區、農村、經濟落後地區，順序推行。
發展職業教育。
擴大高校自主權，入學分國家公費、單位委託、自費。鼓勵自費留學(四三p.40-1)。
４ 政治體制改革
在四个堅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四十p.24)：
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領導，重建書記處、恢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設中央顧問委員會(p.70-4)。
提高中央及地方人代会功能(p.113-4)，在鄉鎮縣实行直接、密秘、差額的人代選舉(p.125)。
權力下放（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業、黨政向群眾組織放權），精簡政府机關，建立公務員制(p.152-3)。
５ 改革產生的弊病
農改的功效已不顯，農民收入相對減少，政府對農投資下降，而各項苛捐雜稅反增。雖然1989民運時農民尚未出亂子，但1993年終爆，迫使當局各級嚴禁苛捐雜稅，保証農業基金到位、化肥、農藥、柴油等生產資料的供應並補貼价格，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实施糧食保証价格，建立糧食风險基金，降低農民所得稅等來解決(四六p.18-9)。
政改在四个堅持框框下，欠法制化民主化的杈力移転(四十p.100-2)，人代会仍欠自主性(p138-9)，官僚主義陷於「精簡與膨脹」的惡性循環(p.167)。杈力下放造成了腐化無能及諸侯經濟。
６ 解決之道及後果
中共所能做極其有限，不外緊縮黨政經及「精神治療法」，1983年發動整黨（統一思想、整頓官僚、加強紀律），及清除精神污染（反資本主義、人道主義、民主自由）(三八p.518-9)。
此舉非但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刺激了學生及知識分子的反抗。
（二） 六四悲劇的文化思想因素
本節約有一万字析判大陸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人權之迷思、及對中国伝统之謬解，與六四悲劇的關係。因嫌煩又懶抄，故删了。（和《展題》一樣只剩不到一半，接下來有十七本各五万字的《歷史小說》原稿，不知会如何？）
（三） 六四悲劇之分析
１ 六四悲劇的性質
六四的性質至今仍高度爭議，一般認為六四乃是以學生為主的全民性民主運動，但被中共以極杈武力鎮壓下來。中共則將六四定調為反社會主義動亂。
本文認為六四是一失敗的革命，其因是民運人士未能了解六四最後已成為一場革命，又缺乏革命所需的農工群眾、嚴密的黨組織及革命武力，而這些是中共從推翻国府至對付六四均具的，故勝敗早已定。
２ 蘊釀期
相對於大多農工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學生及知識分子由於教育預算之缺乏又沒自己財源，從学校經費、老師待遇、教育設備、到學生食宿生活費均嚴重不足，而改革開放又增加了師生的自主性及外面信息、但中共對高教的控制仍嚴，二者對比加深了精神壓抑。中共無力也不想解決，反將同情學生的胡耀邦解職，並開除三位激進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之黨籍(六八p.131)。
胡1989年4月15日病死，從北大開始校園內各種運動興起，他們將長期來的不滿表現在17日的七條請願要求上﹕公開評价胡之功績。公開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平反其受害者。公佈中共領導及其子女的年薪財產。新聞自由及開放報導。改善知識分子的地位待遇，增加教育經費。修改北京市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如實地報導學生請願運动的真相(四十p.396)。由此顯示六四性質與農工無關。
17日約万名學生不顧北京禁令、到天安門悼胡。到20日凌農數千名學生與軍警在新華門外再度衝突，這次中共鎮壓，双方均傷，但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說軍警遭學生施暴。學生受此刺激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罷課及示威。21日人民日報警告：「破坏政治安定团結者会受到法律制裁，誤認政府容忍為示弱者会自食其果。」
22日包遵信、嚴家其等47名知識分子首度公開支持學運。當日中共一面指示媒体淡化悼胡，一面調三十七軍的二个師入京，以人牆圉堵聚集在天安門的十几万學生，不驅但也不准入人民大會堂悼胡。中共草率悼胡後便火化之。當日西安發生學生群眾與軍警的武鬥燒殺的「四‧二二」事件(六九p.243-4)。學生受此刺激於23日成立「全學聯」以對抗官方的「全國學生团結聯合會」。當日趙紫陽出訪北韓前對李鵬表示以疏導對話處理學運(四十p.397)。
24日北京各校發动罷課。李鵬召開政治局會議，会中李錫銘認為學運是有組織有黑手的、其目的是反黨反老同志尤其反鄧，並批趙軟弱。25日李鵬向鄧報告会議情形，鄧定學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四十p397-8,六九p.432-3)。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並在所有報紙頭版刊出(六九p.241-2)。當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万人黨員幹部大会學習四二六社論，会中宣佈停止世界經濟報編輯欽本立之職。
３ 示威期
受四二六社論刺激，十多万學生27日遊行突破軍警層層封鎖，徒步四五十公里至天安門廣場，沿途上石萬民眾支持，到下午六點才解散。
四二七遊行民運人士感受到中共試圖以反黨动亂來定罪，故將訴求重點改為「反官僚、反持權、反腐敗」「穩定物价」(六九p433,456-7)。
28日北京高等学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正式成立（北高聯），吾爾開希當選主席。當日嚴、包、蘇曉康、戴睛等卅三位知識分子就欽本立事件要求新闖自由。
中共29、30日兩次與学生對話，企圖安撫並分化學生，但學生繼續罷課遊行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取消遊行禁令。5月3日北京新聞工作者也加入要求新闖自由(六九P.304-5)。
4日北京十万名學生在數十万市民歡迎下、会師天安門發表五四宣言，耍求更進一步的民主、人權、自由、法制、對話(p320-1)。這次有十几个單位數百名記者參加（之後更多到13日達到高潮，但20日的戒嚴之後転以消極方式應付中共，p.82-3,309-317）。
4日學生及中共內部均正式分裂。五四後吾、王丹宣佈結束罷課，但北高聯內部有不同意見，6日北大投票決定繼續罷課。4日趙在接見亞銀代表時認為學運是支持黨的、反的只是貪污腐化，故應以理性和平民主法制的方式解決(p.428)，並在政治局会中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偏高(四十p.398)，而李鵬則在5日接見亞銀代表時反對學運。
學運便利用中共內裂(六九p.457-8,64)，加上15日戈巴契夫將到北京召開首次鄧戈高峰會議，希望藉國际關注之际(六八p.146)，13日決定「絕食」.
４ 絕食期
絕食果然壯大了學運声勢，相對的伝出卅七軍因與北京關係太好而不全力執行中央政策(p.173)，16日趙在政治局提議：否定四二六社論、由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及官倒的机構、公佈副部長以上高幹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並取消特供，但遭否決(p.191-2)。趙在見戈時暗示學運由鄧決定(p191-2,460)。同日嚴等發表＜五一六声明＞與趙呼應(p.323-4)。17日政治局在鄧宅開会決定戒嚴時（会中只有鄧一人反對，四十p.402），嚴等又發表＜五一七宣言＞批評鄧是「一位沒有皇帝头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引趙的話說「中国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经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最後高呼打倒獨裁者(p325)。
至此中共定調學運乃一場結合了學生、知識分子、黨內改革派、及國外反动勢力的陽謀(p.460)。於是當19日趙執意前往絕食現場並發表同情(p.431)之後便遭軟禁。至2005年初死都無法平反，這实在是歷史的吊詭，台灣的李登輝利用學運奪取政權，但卻帶來台灣政經社文化的紊亂，相反，失敗的趙卻帶來大陸經濟高速發展及政社穩定。
20日戒嚴令後，伝出38軍抗命，黨內元老反對用軍隊鎮壓學生，軍隊不穩之迹(p.103)，加上戒嚴軍被北京市民阻在市郊。於是中共改派與北京沒關係的27軍，並從全國各大軍區調廿万大軍及坦克包圍北京，以防改革派反撲(p178)。
18日李鵬以退為進，在人民大会堂與學生領袖吾、王對話，各說各話(p.116-7)。
戒嚴前後，學生及市民三天來雖成功阻止軍隊入京，但部分部隊已透過秘道進入人民大會堂和廣場，加上群眾及學生已呈疲態又內鬥，吾在未經商議下、誤判軍隊將血洗廣場，而廣播撒離。北高聯罷免吾並送回學校休養。經二天紊亂，廣場指揮權由柴玲取得(p.129-130)。柴批吾遭中共改革派收買，強調寧死也不離廣場(p.265-6)。
但到27日在種種因素下，柴玲等決定30日前光荣撒出廣場。只是此時虞場已非北高聯所能控制，外來及激進者反對，決定托到20日人大常会召開。這些人便在29日開始的各地華人數以百万的呼應(p.161-3)、民主女神象進駐廣場、2日劉曉波、侯德建等知識分子加入絕食的氛圍下，步入死亡的悲劇。4日凌晨中共攻入廣場，造成從數百數千甚至上万不等的死亡──如同其他革命屠殺──的不一甚至矛盾的說法(p.54)。
５ 六四餘論
六四之後各國當然制裁，但中共誘之以經改，尤其1991年之後國際上連續發生波灣戰争、蘇聯瓦解、南斯拉夫內戰等大事，這些要中共配合才好解決，故從1992下半年開始不但恢復與各国正常關係，還恢復了經改。當年便取得143.7億美元順差，工業生產率↑20%，商業↑9%，農業↑3%，ＧＤＰ↑12%等之成績。（更遑論這十幾年來的高速成長，已使中共成為世界工廠，各項经濟數字已好到沒必要引用了。）
總結中共的改革開放，如果双方能体驗改革應以建立現代化的經濟制度、行政体制及多元礼会等為基本要務，共同先撤開意識形態之爭，先從權力下放民間企業開始(八四)，加強教育(八三)，進行地方自治(八一,八二)。當然中共也必須順勢自我改革，不然將被改革力量衝垮(八五)。
以上是十几年前的手稿之論，不知幸或不幸，中共之後的改革大体合上論。對大陸來說是幸，對台獨及反中者就不幸了。但國力如同大自然的演化，豈是个別的主觀意願所能擺布，即便超強美帝也不能阻止大陸之發展，更何況不知量力的台獨。
引用書目：
一：李邁先著《俄國史》，正中，民６０。
二：Kohn,H.著，張柳雲譯《大斯拉夫主義之歷史與理念》，黎明，民６６。
三：陳墇津著《俄國革命的性質》，同上。
四：畢英賢著《新蘇聯》，時報，民８０。
五：李英明著《文化意識形態的危机》，時報，民８１。
六：Kennedy,P.著，陳景彪等譯《世界強權的興衰》，風雲，民７８。
七：洪茂雄著《東歐变貌》，時報，民８０。
八：Berdyaev,N.A.著，鄭學稼譯《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黎明，民６４。
九：《馬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十：鄭學稼著《列寧評伝》，黎明，民６４。
十一：尹慶耀著《共黨理論批判》，正中，民６６。
十二：鄭學稼著《共黨主義之異化》，黎明，民７１。
十三：楊君實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香港，１９８６。
十四：段家鋒著《馬列主義世界革命運動概觀》，黎明，民６９。
十五：KautsKy,K.著，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同上。
十六：《蘇聯及東歐民運資料輯》，香港‧十月評論社，１９９０。
十七：徐崇溫著《西方馬克思主義》，谷風，民７７。
十八：Djilas,M.著《新階級》，龍田，民６８。
十九：Djilas,M.著葉蒼譯《不完美的社会》，香港‧今日世界，１９７６。
二十：《蘇俄及其附庸》，國關中心，民５６。
二一：Gorbatschow,M.著《重新改造蘇聯》，財訊，民７７。
二二：尹慶耀著＜戈巴契夫繼承的遺產和面臨的困難＞問題與研究８０、３。
二三：尹慶耀著＜蘇聯的市場經濟過渡問題＞，同上，民８０、８。
二四：李玉珍著＜蘇聯「八月政变」＞，同上，民８０、１１。
二五：畢英賢著＜俄羅斯政經現況與發展趨向＞，同上，民８０、１０。
二六：李玉珍著＜俄羅斯經改初探＞，同上，民８０、１１。
二七：尹庆耀著＜俄羅斯的經濟問題＞，同上，民８０、１２。
二八：王承宗著＜俄羅斯的所有制與私有化問題＞，同上，民８１，２。
二九：洪茂雄著＜東歐「非共化」後的經濟情勢＞，同上，民８１、３。
三十：薩公強著＜俄羅斯國營事業私有化述評＞，同上。
三一：王承宗著＜俄羅斯經濟現況分析＞，同上，民８１、４。
三二：蒙山著＜中共經改策略獲国际肯定＞，中時周刊，民８２、２、７。
三三：邵剛著＜「震盪療法」医效待考＞，同上，民８２、２、２１。
三四：南方朔著＜新顯學「民主転型理論」的論述分析＞中國論壇８０、９
三五：福山著＜歷史的終結＞，歷史月刊，民７８、１１。
福山著，黃勝強等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科出版。
三六：McNeill,W.著，郭方等譯《西方的興起》，五南，民７９。
三七：魏萼著《中共經濟論述》，中央文物，民７３。
三八：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三九：鄭竹園著＜大陸經濟危機探討＞，聯經，民６５。
四十：朱新民著《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永然，民８０。
四一：《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四二：鄭竹園著《大陸經濟改革與台灣經濟發展策略》，時報，民７４。
四三：陳雨晨著＜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收於同上。
四四：蕭真美著《現階段之大陸農經改革》，巨流，民７７。
四五：古鴻著＜巨变中的大陸經濟結構＞，中時周刊，民８２、３、１。
四六：禾子著＜挽救農業危机下重藥＞，同上，民８２、５、２。
四七：《大陸動盪的根源》，天下月刊，民７８、６。
四八：《中共最新政經情報手冊》，故鄉，民７７。
四九：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論》，谷風，民７７。
五十：謝定華編《魏京生啟示錄》，聯亞，民７０。
五一：陳平著＜十年改革為何導致政治悲劇＞，中国論壇，７９、９、１０
五二：方勵之著《我們正在寫歷史》，遠見，民７６。
五三：嚴家其著《權力與真理》，欠。
五四：魯凡之著《中國社會主義》，南方，民７６。
五五：包遵信著＜儒家思想與後現代化＞，中国論壇，民７９、９、１０。
五六：包遵信著＜儒家思想與亞洲四龍＞，中国論壇，民７７、４、１０。
五七：包遵信著＜從啟蒙到新啟蒙＞，中国論壇，民８、４、２５。
五八：甘陽著＜自由的理念＞，同上。
五九：蘇曉康、王魯湘合著《河殤》，風雲，民７８。
六十：蘇曉康著＜伝统、共產體制與現代化＞，中国論壇，７９、５、２５
六一：丁學良著＜東亞模式與新權威主義＞，收於《新權威主義》，唐山，民８０。
六二：齊墨著＜新權威主義論戰述評＞，同上。
六三：吳稼祥著＜新權威主義述評＞，同上。
六四：吳稼祥著＜再談新權威主義＞，同上。
六五：蕭功秦著＜痛苦的兩難選擇＞，同上。
六六：黄盛隆著＜新權威主義批判問答錄＞，同上。
六七：丁學良著＜東亞模式與新權威主義＞，同上。
六八：Aukman,D.等著，丁連財等譯《未完成的民主運動》，時報，民７９。
六九：《天安門一九八九》，聯經，民７８。
七十：Huntington,S.P.著，江炳倫等譯《転变中社會的秩序》，黎明，７２。
七一：王芳著＜杈力分配的矛盾＞，中時周刊，民８２、３、１４。
七二：Moore,B.著，拓夫譯《民主與獨裁的社会起源》，桂冠，民８０。
七三：王愛珠編著《蘇聯東歐經濟改革概論》，水牛，民８０。
七四：琼圖洛夫等著，鄭彪等譯《蘇聯經史》，吉林大學，１９８８。
七五：汪毓瑋著《從戈巴契夫新思維探討蘇聯社會主義之变革》，政大中山研究所博士論文，民８４。
七六：Chang,G.H.著，梅寅生譯《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金禾，民８１。
七七：Berdyaer,N.A.著，雷永生，邱宇娟譯《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
１９９６。
七八：黑田篤郎著，宋昭儀等譯《中國製造》，新潮社，２００２。
七九：朱高峰主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製造》，社科文献，２００３。
八十：周尚文等著《蘇聯興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八一：楊開煌等著《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桂冠，民８７。
八二：金太軍等著《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廣東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八三：范利民著《中共高等教育體制之取向》，桂冠，民８５。
八四：熊映梧主編《公營企業改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八五：許明主編《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个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７。
八六：Hobsbawm,E.J.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麥田，民８５。
八七：尹庆耀著《蘇維埃帝国的消亡》，五南，民８３。
八八：王承宗著＜俄羅斯財政困境與金融問題＞，美歐季刊，民８８、４。。
八九：王承宗著＜俄羅斯經濟概況與發展前景＞，問題與研究，民８７、２。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