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富勒(J. F. C. Fuller)《戰爭指導》的感受，大不同於其《裝甲戰》《西洋世界軍事史》（後評），旣無戰略更無戰術心得，只覺西方的戰爭演化史很合戰爭的本質一一暴力一一愈民主則愈無限戰爭（核戰更甚）。
那是一、二波的戰爭啦，若第三波的高科技資訊戰則愈來愈有限戰爭，以兩次波灣戰爭為例：
1991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伊軍傷亡約10萬人(其中2萬人死亡)，17.5萬人被俘，損失了絕大多數的坦克、裝甲車和飛機。而美軍只有148人陣亡(非戰鬥死亡138人)，458人受傷(非戰鬥受傷2978人)。其他國家陣亡192人，受傷318人。
但2003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在精確制導下，伊軍傷亡降到三位數以下，美軍更少。
別被首戰的傷亡數字宣傳騙了，隨著伊戰越戰化，間接（另種間接路線？）損失達：
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是將近4千美軍陣亡、近4萬美軍受傷，耗費6千億美元；對美國國力、經濟、軍事、國際形象與外交聲望皆造成無可彌補的重創。而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戰禍，更是慘不忍睹，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九萬平民死亡，2百萬人在鄰國當難民，另2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
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民並不懷念獨夫哈珊所統治的時代，卻懷念那段歲月的安全與穩定。反諷的是，今天16萬美軍駐守伊拉克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回復海珊時代的安全與穩定，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且仍看不到隧道盡頭的曙光。
《戰爭指導》目錄
第一章 專制帝王的有限戰爭
一、三十年戰爭與意大利雇傭兵長
二、法理學家與戰爭的限制
三、專制帝王的軍隊
四、有限戰爭
第二章 無限戰爭的再生
一、盧梭與法國革命
二、回到野蠻主義的征兵制
三、征兵制所引起的變化
四、民主與部落道德
………………
第十三章 和平的問題
一、回顧
二、核能對戰爭的影響
三、政策與冷戰
《戰爭指導》第一章 專制帝王的有限戰爭
一、三十年戰爭與意大利雇傭兵長
專制帝王（Absolute king）的時代是從宗教戰爭的劫灰中産生出來的，後來的最高潮就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其後半段是臨時招募的雇傭兵所作的殘酷鬥爭，而且常常都有大量的饑民被卷入其中。金德裏（Gindel）在其所著的《三十年戰爭史》中曾經提到，一支3.8萬人的軍隊，卻跟著有12.7萬人的婦孺和隨營者。等到l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 ia）使這種無政府狀況告一段落時，中歐早已變成了一片廢墟。據說死亡的人員總數是800萬人，而在戰鬥中喪命的35萬士兵尚未計算在內。在紹令吉（Thuringia）地區中，19個村落原有房屋1717棟，最後一共只剩下了627棟；在波希米亞，本有3.5萬個村落，之後尚有人煙者不過6000個，人口總數也由200萬人減到70萬人。在戰爭期間，人食人已經不是奇事。迷信之風盛行，在1625年到l628年之間，據說維爾茨堡的主教（The Bishop of WU rzburg）曾經以巫術的罪名，活活燒死了9000人。在1640年到1641年之間，在尼斯河（Neisse）一地就燒死了1000人。
這種戰爭中的野蠻殘酷風氣與15世紀在意大利盛行的溫和戰爭手段恰好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在佛羅倫薩（Florence）、米蘭（Milan）等地區中，當那些封建諸侯之間發生私鬥時，所依賴的都是有高度訓練的職業性傭兵，由“雇傭兵長”（CON-dottieri）招募和率領。這些軍人爲金錢而打仗，今年他們可以將其勞務出售給甲王子，明年又可以將其勞務出售給乙王子，對于他們而言，戰爭是一種生意也是一種手藝。在這種戰爭中，勒索俘虜的贖金，比殺死雇主的敵人更爲有利。因爲戰爭是他們的職業，所以延長一個戰爭顯然要比結束一個戰爭更爲有利。誠如史學家圭恰爾地尼（Guicciardini）所說：“他們會用整個夏季的時問來圍攻一個要塞，所以戰爭可以拖得極長，而戰役的結束往往只損失極少數的生命，甚或毫無損失。”在15世紀末時，那些著名的軍人，例如雇傭兵長維特裏（Paolo Vitelli）和柯隆那（Prospero Colonna）等，就曾經宣稱說：“要想贏得戰爭應盡量利用思考和計謀，而不是靠實際的砍殺。”
對于這些軍人，阿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曾作過下述的評論：
把戰爭指導之權交給那些偉大的雇傭兵長去執行，其後果就是使戰爭往往變成一種藝術演習，甚至于像下棋一樣。其目的是想要把敵人引入一種死地，然後將其俘獲，而並不想與他作成本高昂的戰鬥。甚至于讓人懷疑這些雇傭兵長，也像不忠實的拳師一樣，往往事先與對方有秘密的協議，而故意使戰爭拖長或以和局不了了之。即便偶然發生戰鬥，那也幾乎是一種不流血的事件……馬基雅維裏（Machi—ave]li）曾經說過，有時一場大的會戰中被殺死的人員不過兩三個，而俘虜的總數卻可以有幾百人之多。
在這種雇員傭兵與雇傭兵之間的戰爭期間，一種外交的新觀念也開始生根了，而軍人的“強權”（might）與公民的“公理”（right），也開始分家了。所以對于16世紀和17世紀的早期外交家與法理學家而言，意大利恰好足以當做一個實驗室。
二、法理學家與戰爭的限制
這些法理學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格勞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他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寫了一本國際法的教科書：《戰爭與和平的法理》（De JureBelli ac Pacis）。他在這本書中一方面攻擊這種國際無政府狀態，和無限戰爭所具有的毀滅性；另一方面他也建議在戰鬥、征服、榨取敵國和對付其平民人口等方面，都應采取有節制的溫和態度。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英國人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在其所著《利維坦》（Leviatjlan）一書中，曾經有過下述的言論：“這是一種基本的理性通則，只要在希望尚未斷絕之前，每個人都應盡量致力于和平，等到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時，才可以使用戰爭的手段。”他說追求和平是自然狀態下的第一條基本法則，自衛才是第二條。
霍布斯、格勞秀士以及17、18兩個世紀的任何法理學家，都不曾認爲應該絕對禁止戰爭。他們是足夠聰明的，所以並不認爲這種烏托邦的理想具有實現的可能性，他們只是主張應該節制戰爭中的暴力與毀滅性而已。法特爾（Emmerich deVattel，1714—1767）在其所著《國家的法律》（The Law of Nations）一書中，對此曾作詳細的討論。他在那本書中曾經提出下述的問題：“所有的交戰國都認爲他們自己是合乎正義的，在他們之間應由誰來做法官呢？”他的回答是說：“正因爲沒有法官，所以對于戰爭的一切限制都應作成規律，這種規律就叫做國家之間的志願性法律。” 他說：“這個法律中的第一條就是雙方都承認有一種常規戰爭（regular war）的存在。假如要想使戰爭有任何的秩序和規則，並使回到和平的門戶經常開放著，這就是一種絕對必要的條件。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規律是不可能的，因爲國家並不承認有高于它們的法官存在。”
所以決定戰爭行爲及其效力的合法性者，並不是其戰爭的理由是否合乎正義，而是其戰爭的手段是否合法——換言之，一切應符合一個常規戰爭的要求。
關于戰爭中所應使用的正當方法，法特爾曾作下述的評論：“對于敵人所作的一切不必要損害，任何並不足以産生勝利和使戰爭結束的敵對行爲，都是自然法則所禁止的放縱行爲。但是有時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國與國之間，必須有相當的忍受能力。若是大家都任意地報複，其結果只會使暴力的程度迅速增大，而終至必須拼倒一個才會罷休。所以在國與國之間，必須有一種概括性的規律存在著。那是不受環境影響的，而且也易于作確實的應用。”
所以一切的關鍵就是“節制”，並且任何行動都不應妨礙和平的恢複。法特爾又說：“一個和平條約必定是一種折衷妥協的結果。若是一定要遵守嚴格硬性的正義規律，則雙方都將不讓步，于是和約也就永無簽訂的可能性了。”
同時因爲“和約的目的不僅是結束戰爭，而且也是要解決爭執。假如征服者強迫對方接受過分屈辱的條件，則結果所建立的不是和平，而只是一種暫時表面性的平靜。只要一有機會，失敗者一定會設法推翻這種和約”。
三、專制帝王的軍隊
不管那些法理學家曾經作過什麽建議，但若非宗教改革使教皇的權威受到嚴重的削減，則那些建議將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在此以前，國王是要受到教廷控制的，在此以後，即便是天主教的國家，對于加冕典禮也只不過是當做一種傳統的宗教儀式而已。1661年，路易十四統治了法國，他也總攬著一個專制帝王所應有的一切權力和權利。他的理論即爲“君權神授”，他的宮廷制度也變成了歐洲諸國的楷模。簡言之，在政治方面又回到了意大利暴君式的統治形式。
不過，在15世紀中的暴君（封建諸侯）與17、18世紀中的國王之間，卻仍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異——這也是一個軍事性的差異。前者的權力是以其職業性的傭兵爲基礎，後者的權力卻是以其職業性的常備軍爲基礎。雖然常備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王查理七世（1445—1448）的時代中，但是直到1643年，西班牙的舊式陸軍在羅克魯瓦（Rocroi）被大康地（Great Conde）擊敗之後，法國陸軍不久又在盧弗瓦（Louvois）主持下改組。之後，常備軍才有了自己的規範形式，這樣的形式繼續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與過去的舊陸軍不同，這種新型常備軍是經常保持著備戰的態勢，並且完全聽命于其君主。歐本漢（Oppenheim）在其所著的《國際法》一書中曾經這樣說過：“若非常備軍制度的建立，則戰爭法律與慣例的發展將根本不可能。若無紀律則戰爭行爲的人道化也不可能。而沒有常備軍，則軍人與平民之間也就不會有重要的差異。”
軍人與平民的分離，最大的主因是後者在三十年戰爭中所受到的虐待實在太可怕，所以對軍人有痛心疾首之感。進一步說，中歐諸國都已經把人口、資源和財富消耗殆盡了，所以新的常備軍在數量上也就勢必是有限的，農業與交通的不發達也限制了大兵力的成長。[沙克斯元帥（Marshsl Saxe）認爲一支軍隊的理想數字爲3.4萬人，其中步兵4.6萬人，騎兵1.2萬人，加上炮兵也不過5萬人而已。]在每一個國家中，陸軍都是一種由長期服役的兵員所組成的紀律之師，與平民人口完全分開，在和平與戰爭中其行動都受到同樣嚴格的約束的。
四、有限戰爭
沙克斯元帥（1696-1750）爲18世紀的名將之一，他在其名著《戰爭藝術論》中，對平常的兵員來源，曾有很扼要的說明：“兵員中有的是志願投效的、有的是俘虜過來的、有的是強迫拉夫的，而最普通的卻是騙人上當，例如利用賭博等手段。”因爲當兵的都是社會中的渣滓，所以紀律必須森嚴。誠如腓特烈大帝所雲，因爲榮譽對于他們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必須使他們害怕長官甚于危險。只要紀律略一放松，即足以産生野蠻的行動。
嚴格的紀律使軍人的生活十分艱苦，所以逃亡之風盛行，因爲只有逃亡才能逃避長官的鞭撻。其結果使戰術的行動也深受限制，換言之，僅能采取密集隊形的行動，因爲那是長官的眼睛所能夠看見的。在18世紀中，逃亡的風氣是如此嚴重，腓特烈爲了防止士兵逃亡，只好擬定了一些嚴格的紀律：避免一切的夜行軍，士兵被派去搜集糧秣或洗澡時，都必須有軍官隨行，盡量不作追擊的行動，以防部隊在混亂中逃亡。此外還有下述的其他限制因素：當時各國都感到民窮財盡，而常備軍的成本又極高。在這個時代中的戰鬥，死傷率也極高，因爲常常是在30步到50步的距離發射排槍的。雖然沙克斯元帥曾說過：“我曾經看到雙方在近射程發射排槍之後，所殺死的人還不到四個”，但這卻可能是偶然的事情，也許正因爲雙方都知道死傷的可怕，遂互相暗中約定彼此向對方戰線的上空放槍。尼克森上校（Col.Nick—erson）曾經說在馬爾普拉凱（Malplaquet）之戰中，有一位專家估計聯軍的損失爲33％，另一位則估計爲22％。在七年戰爭（1755－1763）中，一般的損失常爲15％到20％。在1760年的托爾高（Torgau）會戰中，腓特烈損失了30％的兵員，在1758年的左恩多夫（Zorndorf）會戰中，聯軍的損失更高達50％。這可以算是一個世界紀錄，這一支野戰軍一共只作了一天的戰鬥，而被擊敗的那方也並未完全被擊潰。
這也就足以解釋爲何當時的風氣總是盡量避免戰鬥，而多用迂回運動的原因。另外一個理由爲補給制度的改變。因爲搶劫的辦法已經受到禁止，所以部隊的給養必須依賴補給縱隊，這又必須沿途設置倉庫，並由國內基地來作源源不斷的補充，或者是用現金購買當地的産品。通常，倉庫又總是設在要塞化的城鎮中，所以爲了奪取它們，圍城戰就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這種補給制度的最大弱點是假如一支軍隊想要獲得適當的補給，則其前進的最大限度，距離最近的要塞不應超過7天的行程，而距離最近的野戰面包烘房不應超過兩天的行程。僅當補給體系發生故障時，才會臨時采取強迫征發的辦法。下述的例證可以說明平民生活與戰爭是如何的完全脫節，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在其所著的遊記中，曾經敘述他在七年戰爭期間，離開倫敦前往巴黎的情形，他說：“我從來都不曾考慮到英國正在與法國交戰。”當他到達多佛（Dover）之後，才突然想到他並未攜帶護照。可是他卻並未因此而中止旅行，當他到了凡爾賽時，法國外長克瓦瑟公爵（Duke of Choiseul）卻早已爲他准備好了一份護照。在巴黎他還到處受到法國人的歡迎，一切都十分的愉快。
戰略是以消耗爲主，而不是以殲滅爲主，目的是消耗敵人的精力，而不是要殺死他。通常打擊的目標都是敵人的補給線和要塞，而不是他的軍隊。早在1677年，奧瑞裏伯爵（The Earl of Orrery）就曾經說過：“我們在戰爭時是像狐狸而不像獅子；你可能要作20次圍城戰之後，才會碰上一次會戰。”（《戰爭藝術》）二十余年之後，英國大文豪笛福（Daniel Defoe）也曾經這樣寫道：“現在常常是雙方各以5萬人的大軍，彼此對峙著，在整個戰役中都是盤馬彎弓地互相監視著，然後各自宿營過冬了事。”[摩裏（Henry Morley）所著《笛福的早年生活與早期主要著作》]1793年的皮齊蓋托內（Pizzighetone）之圍對于一個“有限”性的圍城戰可以算是一個完善的例證。當雙方議定休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從《高多尼的回憶錄》（Memoirs of Goldoni）中讀到下述的記載：
從缺口上架起了一座橋，使圍攻者與被圍者之間有了互相往來的交通工具。于是到處都大開筵席，雙方的長官互相請客，觸目所見都是一片娛樂升平的景象。這哪裏是打仗，連迎神賽會也都沒有這樣熱鬧。
在這個有限戰爭的時代中，所有一切拖長的作戰都是以消耗爲主要原則。因爲金錢總是不充足的，而常備軍又和民兵不同，一年12個月都是要發餉的，所以很明顯，在這個時代中的聰明軍人都認爲消耗敵人的財源，實爲贏得戰爭的最好方法，而損失也遠比在會戰中殲滅敵人輕微。所以決定性因素是金錢而不是血液，在不斷迂回進退的運動中那是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准確的判斷——于是敵人的府庫逐漸空虛了，假如他不願意破産，則也就勢必要與對方談判和平。換言之，這也正是沙克斯元帥在論會戰時所發表的高見：
雖然我對于會戰問題曾經作了許多檢討，但實際上我卻不贊成它們，尤其是在一個戰爭開始時爲然。一位能幹的將軍可以避免它們，並同時使戰爭盡量的拖長，達到其從心所欲的程度。這種戰爭指導的方法具有許多利益，再沒有比這種方法更能消滅敵人實力的了。
近代的批評家，最著名的爲福煦元帥，曾經認爲沙克斯元帥是完全反對會戰的，並且認爲這種思想很可笑。這實在是一種錯誤，他們不是不曾讀過沙克斯的著作，就是故意作斷章取義式的曲解。
這位曾在豐特努瓦（Fontenoy）、羅可斯（Rocoux）和勞費德（Lauffeld）等會戰中屢獲勝利的名將，對于會戰的價值，也正像腓特烈和福煦一樣具有深刻的認識。請看他自己所作的結論：
盡管如此，卻千萬不可以誤解我所說的話。假如你有一個造成會戰的機會，而且根據所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認爲有獲得勝利的希望，那麽當然不應忽視這種機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中遇事切不可聽天由命，而必須在將到的領域中，達到盡善盡美的標准。假如環境對于你是那樣有利，足以促使你有尋求會戰之必要時，那麽第二步，你就必須要知道如何去收獲勝利的成果。在這一方面，你又必須舍棄今天所流行的風氣，即不應以已成爲戰場的主人翁爲滿足。窮寇莫追的理論是不正確的。反之，你必須傾盡全力去追擊敵人。他的退卻可能本來是有秩序的，也許會因此立即變成了真正的潰逃。
第二章 無限戰爭的再生
一、盧梭與法國革命
1782年，愛德華?吉本（1737—1794）正在從事他的曆史著作第4卷的寫作。當時，在他看來，政治氣候非常寧靜。爲把羅馬帝國的衰亡與當時的歐洲作一對比，他寫道：
“一個哲學家應該擴大他的視野，把歐洲作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來看待。在這個共和國內部，各個不同的民族幾乎都達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權力的平衡將會繼續波動，我們自己與鄰國的興旺發展，都會有升有降；但是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從根本上損傷我們的幸福、藝術、法律和風俗的總的標准。在這些方面，歐洲人和他們的僑民是在全人類中居于領先地位的……在和平時期，由于許多活躍的競爭者的競賽，加速了知識與工業的更新和進步，在戰爭年代，歐洲的軍隊也只是作一種溫和的、非決定性的鬥爭。”
然而，在這種平靜氣候的背後，一場自宗教改革以來最恐怖的政治颶風正在形成，而且吉貝爾特（1737-1794）預計到了它的來臨。八年前，吉貝爾特在他的《戰術概論》一書中指出，謹小慎微的禮讓行動，不流血的運動，以及光榮的投降等戰爭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價，因爲它們並不能産生總的政治的解決方法。于是，他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它們。
他寫道：“但是，讓我們來假設一下，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在歐洲興盛起來了。這個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認識；它凝集了這些優秀的美德，組成了一個民族性的民兵組織，制定了擴張計劃，並且永遠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戰爭的成本，並堅持勝利。這樣的一個民族，是不會因爲財政上的計算而被迫限制自己進行戰爭的。我們也會看到，這個民族將象秋風掃落葉一樣征服它的近鄰，並且推翻我們脆弱的組織。”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壓倒整個時代的颶風，到今天仍在搖拂著“脆弱的蘆葦”。對此，我們可以在讓?雅克?盧梭（1712-1778）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稱之爲“民主”，其基本觀念就是人人平等。這也是基督教教義的基礎。自從遠古時代以來，道德家和哲學家都一再強調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上半期，這種思想才發展起來。盧梭有一句名言：“人生來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帶著枷鎖。”正是這一思想點燃了“理性時代”炸彈的導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盧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3年出版）一書中談到，在自然狀態中的人類，是—種“高貴的野蠻”。而現在，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卻把人類擺在一個抽象觀念的地位上，不使他們同地點、時間和環境發生聯系。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生來都是自由的人，爲什麽現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爲根據自然的權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數人進行的統治。他寫道：契約，就是“我們每個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權力都自獻出來，接受全體意志的超級指導。……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給全體，而不是把自己獻給某個人。” [ 作者注：《社會契約論》，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絕這樣做，那麽大多數人就要強迫他服從全體的意志。按盧梭的說法，就是“強迫自由”。盧梭創造了“人民的絕對意志總是對的”這樣一個神話，于是，他就賦予民族國第一種“准神權”的法權，並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武器。他雖然認爲，國家的組織與基督教徒的組織是敵對的，因爲後者要求政教分離，這樣也就破壞了國家的統一性，但是他感覺到，有組織的宗教也是社會的必需品。他主張創立一種純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這種由人民決定的信仰，“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條，而是具有社會性的感情，如果沒有它，就不可能成爲一個好公民，甚至不能成爲忠心的國民。”
盧梭提出一個假設，認爲大多數人都是能夠辨別公共利益的，並且也願意追求這種利益。這種假設盡管純屬虛無縹緲，但是卻迎合了許多人的心理，因此，許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變成爲一種信仰。這樣，民衆的專制主義神靈便從君主的銅瓶中被釋放出來了。它趕走了國王的專制主義，重新建起通天塔，並把戰爭的拍賣場改變成了屠宰場。
爲了對盧梭表示公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理想是在古代城市國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他還認爲，由大多數人進行統治的制度，只有在國小人少的國家裏才能行得通。他從來沒有提過在法蘭西這樣的大國裏實行這種制度的建議。
魏勒特先生曾對他的“革命的哲學”作過如下的結論，說：“革命就是企圖把個人自由的原則付之于實行；這是一種消極的原則，其主要價值就是充當工具，用來推翻那些已經失去作用和意義、並已變成只有害處的種種限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消極的原則充滿著宗教信仰的狂熱。哲學家所做的偉大工作，正好是刺激了這種狂熱。”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監獄，屠殺了監獄警衛部隊的衛兵。這個消息傳到路易十六世的耳朵時，他驚呼說：“這是造反。”萊柯特公爵回答道：“不，陛下，這是革命。” [ 作者注：轉引自托馬斯?卡萊爾的《法國革命》，第篇第7章。 ]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世在發楞被捕，從此結束了他想逃出法國的希望。路易被捕的消息傳到奧國皇帝利奧波德二世（1790-1792）那裏，他立即宣稱，這一捕捉行爲有損于各國統治者的尊嚴。因此，他鼓動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 1797）去營救路易和王後瑪麗?安東尼提，因爲王後是利奧波德的妹妹。結果，法國于1792年4月20日對奧宣戰。這場戰爭，除中間幾度短暫的中斷外，一直到1815年才結束。
二、 回到野蠻主義的征兵制
可悲的是，法國對于戰爭竟是毫無准備。她的府庫空虛，軍隊混亂，人民歇斯底裏。她的唯一資産就是擁有大量的士兵。他們如果按照“國王運動”的規則來打仗，技術當然是生疏的，但是他們很聰明，居然爲自己發明了更加切合實際的辦法。同時，在周圍的鄰國中，也有許多人是擁護革命的：在英國，查爾斯?詹姆斯?弗克斯不僅歡迎革命，而且還爲其行爲辯護；在德國，也有爲數衆多的支持者；在荷蘭，人民渴望擺脫奧國的統治，人類自由的教條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現在，戰爭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古老的有限戰爭形式，一種是正在萌芽的無限戰爭形式。1792年9月20日，這兩種形式之間的第一次考驗在瓦爾密發生了。當時，在不倫瑞克公爵查爾斯‧威廉‧腓特烈的率領下，普魯士軍隊迎戰了由查爾斯‧弗朗西斯‧杜木裏埃統帥的軍隊。不倫瑞克公爵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他的名聲主要是在1787年的荷蘭戰役中建立起來的。那次戰役幾乎是不流血的。于是，他在同輩人眼中，便成了歐洲最偉大的軍人。杜木裏埃是法國皇家軍隊中一個糧秣員的兒子，他很自信，具有狂熱大膽的性格。他所堅持的唯一原則，是一種機會主義。那天兩軍相遇時，不倫瑞克已使杜木裏埃完全退出了他在阿爾戈尼的陣地，因此，在戰鬥打響時，雙方都面對著對方的陣地。實際上，兩軍沒有進行碰硬的戰鬥，只是相互地實行炮轟，但炮火相當密集。炮轟接近尾聲時，普軍准備突擊瓦爾密小山丘。然而就在這時，不倫瑞克突然召開軍事會議，宣布了一個決定，說什麽“我們不在這裏戰鬥。”這也是這次會戰中他所作出的唯一的一個決定。在此之後，他命令自己的部隊宿營，隨後一直安然不動，直到9月30日的夜晚，才巧妙地把部隊撤出了戰場。這可以算是最後一個不流血的會戰。
9月20日晚，參加普軍作戰的歌特對他那些沮喪的朋友進行了一番勸說。在回答朋友們的一個問題時說，“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就從今天算起，世界曆史進人了新的時代，而且，你們都可以說是目睹了它的誕生。” 一百年之後，福煦元帥對于這次炮轟的影響作了如下的總結，說：“國王的戰爭已經結束了，人民的戰爭從此開始了。”
1793年1月21日，正如卡萊爾所說，“斧頭砍下來，又一個國王的生命就消滅了。”這就是路易十六世的生命。因此，丹東大聲地宣稱：“要是那些國王們聯合起來威脅我們，我們就把一個國王的人頭扔到他們腳下，作爲挑戰。”但是隨著挑戰開始，他們到哪裏去尋找士兵來進增援呢？他們的人數當時是很少的。于是，在—個月後，國民議會下了一道命令，強迫征集5O萬人當兵。緊接著，旺代省暴發了叛亂。法蘭西共和國派出軍隊，踏著她的國民的屍體，走向了解放。這是實行征兵制的第一步，從而又恢複了部落式的戰爭。
原始的部落都是武裝的群體，在這群體之中，每個人都是戰士，因爲整個部落都投人戰爭，所以戰爭也是總體性的。但是，自從人類告別了狩獵和遊牧的生活以後，在取代了野蠻的農業文明中，戰士與糧食生産者（即非戰鬥人員）之間産生了明顯的差別。這是很少有例外的。在古代的城邦國家中，只有資格完全合格的公民才能報名加人城市民兵；在封建時代，只有騎士和他們的隨從才有可能參加軍隊，而這些人只是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前面已經提到，在專制國王的年代裏，平民是與戰爭完全脫節的。這種分化現在已經消失，因而又回到了全民皆兵的時代，但這一次卻是以整個民族爲基礎的。
這不是什麽新的觀念，但是，也不能與舊的“國民兵”混爲一談。例如，它並不象盎格魯撒克遜的“民兵”，那些民兵只是在戰爭時期才被召集到一起。法國征兵組成的軍隊是常備軍。難以肯定的是，首先提出這一觀念的是不是馬齊雅維裏。據說，他在弗羅倫薩寫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主要是以1506年公布的法令爲基礎。法令規定，年齡在18歲到80歲之間的公民，都有義務服兵役。後來，弗朗西斯?培根指責這種觀念。他在《論宗教的統一》一文中指出，“把武器交到普通人手中，是一件荒謬的事情。”但在十八世紀，正如前面所說的，吉貝爾特就很擁護這一觀念。對于這一觀念，薩克斯元帥也是支持的。他在《戰爭藝術論》中談到招募軍隊時，曾經這樣問道：“確立一條法律，要求各階層的人民都爲國王和國家服役五年。這樣不好嗎？”接著，他詳細地解釋了這條法律的應用和利益。但是直到1793年8月23日，國民議會才通過了一個法令，使征兵制開始有了總體性的基礎。它的第一條是：
“從現在起，直到我們的敵人被趕出共和國的領土爲止，所有的法國人都應該始終地爲軍隊服務。”
“青年人應該參加戰鬥，已婚的人應該鑄造武器和運輸補給品；婦女參加制造帳幕和服裝，並去醫院服務；兒童應該把舊亞麻布作成繃帶；老年人應該到公共場所去，激勵戰士們的勇氣，宣講共和國的團結，鼓動對國王的憎恨。”
“公共建築物應該改成營房，公共廣場應該改成軍工廠，地下室的地面應該用堿液加以處理，以提取硝石。”
“一切口徑合適的火器都應移交給部隊；國內的警察使用獵槍和利器。”
“所有帶鞍的馬都應征調給騎兵使用；凡是不用于耕地的挽馬，都要征來挽拉炮車和補給車輛。”
托因比寫道：“這一條款深深地感動了議員們，因此，他們要求起草人將它重讀了兩遍：而且每一次都受到了熱烈的歡呼。這些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正從暴政中獲得解放。”在《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第十一版中，F.N.毛德上校對法國的“征兵制”是這樣評論的：在任何國家的現行的或未來的法典中，能夠對人類的未來産生如此深遠影響的，大概還沒有哪一個法令能夠超過法國這個不太著名的法令。
從那年8月起，不僅戰爭越來越無限化，而且終于變成總體性的了。直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生命都被當成廉價之物，以致于象以往戰爭中的會戰那樣，大規模地屠殺居民成了一種戰略目的。在此150年之內，征兵制把世界引回到了部落時代的野蠻主義境地。
三、 征兵制帶來的變化
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論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則使所有的人在實際上處于平等的地位。康多爾塞特也許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爲在他的《人類精神進步史》一書中，已把步兵的興起與民主的興起聯系在一起了。如果他把這個順序顛倒一下，也許更加正確一些，因爲是滑膛槍創造了步兵，而步兵建造了民主。這就是說，權力消失以後，在刺刀下實行平等便成了問題的實質。從此，一人一槍成爲了一人一票，直到選票和槍都要以百萬來作爲計算單位。這樣一來，就導致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和軍事的轉變。對此，福煦曾經引用了克勞塞維茨的一些觀點：
“法國革命憑著它原則的力量和能力，憑著它所鼓舞起來的人民的熱情，已把整個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過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軍隊和國家的有限（正常）稅收。”
“各國的政府官員，曆來都很重視戰爭中的聯盟關系，而法國人對于這種政治同盟卻是不太重視的。這種聯盟關系可能減弱國家的力量，使野蠻的戰爭因素服從于比較含蓄的外交因素。然而，法國的陸軍卻一往直前，勢不可擋，戰勝了許多國家。這一結果，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敵人都大爲驚訝。可見，一個國家的自然力量是多麽強大，與那些人爲的外交組合加以比較，又是多麽偉大而又動機單純。因爲在外交組合當中，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互相拖累的。”
“法國革命的驚人成功，當然不能完全歸功于新的作戰方法的應用，更重要的是政治與行政體制的徹底改革，以及其政府的性質，民族的情況等等……其他國家的政府，還不知道應該如何鑒別這些新的條件，因此，它們仍然試圖使用一般的手段，來對付這壓倒一切的力量。這也就是他們所有政治錯誤的根源。”
對于這些看法，福煦作了如下的評論：
“確實，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這是一個民族戰爭的時代。這種戰爭具有令人瘋狂的步調，因爲它注定著要把國家的一切資源都投入到戰鬥之中。人們在戰爭中將追求一個目標，這不是王朝的利益，也不是想征服或占領某一個省區，而是爲了防衛或傳播一種哲學思想，爲了保護或宣傳一種獨立、統一原則，以及各種非物質利益的原則。最後，也就把每一個人的私人利益與財産都當成了賭注。從此燃起了怒火。這種暴力的因素，在過去是很少使用的。”
要想激勵成千成萬的新兵，必須依靠我們今天所謂的“宣傳”。1792年4月25日，魯日‧德‧李爾創作的《馬賽曲》開始在法國流傳。在所有的戰爭歌曲中，這是最能振奮人心的一首。它鼓起了大批人員的情緒。政客們還采取了一切手段，來激發戰士們的勇氣培養他們憎恨敵人的感情。喬治?西爾威斯特?維裏克寫道：“沒有恨，也就不可能有宣傳。只要給我某種仇恨的東西，我保證于24小時之內，可以在任何地方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宣傳戰役。”就這樣，仇恨統治著法國，從此以後，戰爭變得毫無止境了。
宣傳能煽起人類的獸性。法國保王黨人馬梅?杜?龐曾說：“這是一種惡魔似的戰術，發明的人稱得上是怪物。……五萬名‘野獸’憤怒地口吐白沫，象食人者似地嚎叫著，以最快的速度向著戰士猛沖過來，而對方的戰士是沒有這種勇氣的。”
征兵制改變了戰爭的基礎。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現在廉價了；人們曾是盡量避免戰鬥，而現在卻是在尋找戰鬥，而且不管損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補充好。沒有征兵制，拿破侖的征服政策也就不可能實現。1805年，在夏布侖，拿破侖曾對梅特涅誇口說，他可以擔負得起一個月三萬人的消耗——現在的人命象是泥士一樣便宜。
這樣的武裝隊伍，要求在軍事管理和後勤方面有一種徹底的改變。過去，軍隊使用帳篷；他們的行進是排成漫長的縱隊前進的；軍隊進人戰鬥之前，還要有秩序地集中起來。他們的給養和飼料，都要依賴補給縱隊、野戰面包房、面包護送隊和倉庫。現在，所有這些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徹底地更改了。帳篷是被取消的，因而數百輛運載帳篷的大車也隨之不見了，士兵們開始野外露宿；行動遲緩的漫長的縱隊，已按師的單位分成比較小型的縱隊；這樣，在戰鬥之中和戰鬥之前都可以集中。運輸縱隊也被盡量地削減，實行了義務征用，來代替有條理的口糧配給。這通常都意味著對農村的搶劫。由于有所改變，減少了數以千計的運輸車輛和騾馬，使革命軍的戰略機動性和戰術靈活性有了很大的加強。行軍路程的增長和野外宿營的采用，在人的消耗方面當然要比舊的、舒適的體制增加許多，但是，征兵制能夠很快地補充這一消耗。
征兵制對于戰爭還産生了另一個重大影響。因爲士兵是從社會的各階層招募來的，一般說來，他們比舊式皇家陸軍的士兵更加機敏。當然，他們的紀律是要差些。他們沒有受過訓練，不會進行那個時期機械式的隊形變換，但是，他們很快就發明了適合于自己好戰心情和能力的戰術。排槍發射取消了，大體上是瞄准射擊取而代之；在密集的隊形之外，又加上散開隊形，而且還組成了一個“散兵”營，它的任務是走在突擊縱隊前面爲其開路。羅伯特?威爾遜爵士曾說過：“這些散兵，象雪貂一樣敏銳，象松鼠一樣活躍。”約克公爵的副官也寫道：“有時，在幾乎被圍困的情況下，我們並不感到已被逼得非逃跑不可的地步，騷擾的狐狸也不會有這種感覺。”
關于征兵問題，一位普魯士軍官曾評論說：“在森林中，當士兵們不能進行隊列運動時，只能解散隊伍，在樹木的掩護下進行射擊。這時，他們不僅可以和我們相等，甚至還能比我們占有優勢。我們的人，習慣于肩並肩地在空曠的戰場上作戰，很難適應于這種看起來混亂而沒有秩序的情況。然而，爲了不成爲敵人的目標，這種‘混亂’局面是很必要的。”
這種征召來的革命軍隊，同舊的皇家陸軍比較起來，在戰略和戰術方面，擁有壓倒一切的優勢，但是，在政治方面卻存在著一個極爲嚴重的缺點，以至有可能抵消一切的優點。一個實行征兵制的國家，即是全民皆兵的國家，也是—個以歪曲宣傳來維持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是很難維護持久和平的。它強迫失敗者所簽訂的和平條約，通常都是極不合理的，因此，只可能是不穩定的休戰，失敗者只是出于被迫才簽訂這樣的和約。一旦有了適當的機會，他們就會把和約推翻。
費奧羅指出：“這是一種瘋狂步調的戰爭。革命和帝國，把這種戰爭強加到歐洲身上。在這類戰爭的根源上，存在著一種心理上的錯誤，就是幻想著以巨大的和決定性的勝利來幫助保衛和平，而事實上，卻使和平的保衛變得更加艱難，甚至于成爲不可能。這一錯誤是使整個革命和帝國，使十九世紀，並延續到我們今天這段曆史形成混亂狀態的關鍵。”
四、 民主與宗族道德
在歐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戰爭之外，所有的瘋狂步調的戰爭都是民主性的鬥爭，其精神來源于“全體意志”。引用A.F.弗裏曼教授的話來說，古希臘的民主城市國家之間的頻繁戰爭，帶來了“浩劫與毀滅”，以及“各種野蠻的報複行爲“。查爾斯‧奧曼指出，我們發現，在中世紀戰爭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驚地凶猛，他們完全不顧鄰國的權利。……他們以具有一種蓄意的無情的殘酷而出名。” 民主的法國革命軍的行爲也是如此，沒有絲毫的不同。因此，阿諾德?托因比教授才對下述一點迷惑不解：爲什麽從法國革命中産生出來的民主思想，不僅不能阻止戰爭，“反而……積極地把其‘活力’投人到戰爭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因而問道：“民主怎能成爲一種反社會的力量呢？因爲民主‘呼吸著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動力就是愛。”
這就象盧梭的“高貴的野蠻”一樣，是一個偉大的神話。而且，只要它繼續存在著，民主就被認爲是一種愛好和平的制度。對于托因比的問題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對于戰爭問題的理解也包含在這一問題的正確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確的答案，才有節制戰爭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測中發現的，而應該到人性中去尋找。關于這一點，赫伯特?斯賓塞爾曾經說過：“我相信，對于一個成年人，你只要觀察他一個小時，就可以了解他的個性，並合理地認識他，而且不管他的學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過去幾千年曆史的發展，那麽，你也就能夠推測到人性的問題。”
在1802一1893年間，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工作以後，斯賓塞爾完成了他的偉大著作《哲學體系》，其中有兩卷寫的就是“倫理學原理”。他希望，能在關于演變的研究中找到一種准則，以便把人類的行爲（即倫理）安置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然而他發現，在人類交往的進化中，同時存在著兩種准則，每一種都有它的獨立性。他稱之爲“友好准則”和“敵意准則”。他就此寫道：
“野蠻的部落和文明的社會，都同樣地進行對外自衛和對內合作——對外對抗和對內友好。所以，它們的成員也就需要有兩種不同的感情和觀念，以適應這兩種不同的活動。”
“經常地對外懷著敵意的生活。會引出一種准則，即主張侵略、征服和複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絕。相反地，內部和睦的生活，則會導致另一種准則，即産生一切都和諧合作的美德——正義、善良和誠實，尊重每個人的要求。”
“在每一個社會中，敵意的倫理現念和友好的倫理觀念是隨著內外的條件而同時容納的，因此也就會形成一個感情與觀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這樣，就有“兩種義務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責與贊揚，但是當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則）與倫理概念結合在一起時，另一個（即敵意准則）就不會與之發生聯系了。”
所以，人類的行爲是以兩種不同的推動力爲基礎的：一種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種是社會環境的壓力。一個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員必須要有在戰鬥中自願犧牲的精神；一個部落要想維持自己的結合，它的成員必須服從部落的戒律。戴維指出，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系是孤立、猜疑和敵對的；但是，在部落之內，共同利益卻能促使他們一致對外，內部團結起來進行自衛。這樣，在自己的部落（內集團）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團）之間就出現了差別。在“內集團”中，和平與合作是本質，而對待所有的外族人，他們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與仇視。這兩種關系又是相互關聯的。爲加強他的論據，戴維又引用了薩默所著《民俗學》中說的一段話：
“爲了同外族人進行戰爭，要求內部保持和平，免得內部的不和減弱了‘內集團’的戰鬥力量。爲了防止爭吵和增強紀律，也要求‘內集團’內部要有政府和法律。這樣，和平與戰爭就相互其作用，相互發展，只不過一個是在集團內部，另—個則體現在集團與集團之間的關系中。內部團結越密切，他們就越強大，戰爭也就越激烈，于是內部的組織與紀律也越緊密。”
因此，出現了兩種道德標准，或稱爲兩種道德態度：一種是對“內集團”來說的，另一種是對“外集團”來說的。這兩者的出現都是爲了同一利益：“在對外戰爭中，殺人、搶劫，實行血腥複仇和掠奪婦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內集團”中，則不能有這些行爲。 [ 作者注：見戴維著《戰爭的演進》，第17頁。 ]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前前後後的關系中是理解了這一點的。例如，色諾芬曾使居魯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誨。居魯士的父王告誡兒子：一個將軍應該使自己成爲一個主謀者，一個騙子，一個小偷，一個強盜。于是，居魯士反駁說，這和課堂裏所學的指導自己行爲的准則正好相反。這時，他父王回答說：“那些課程是爲朋友和同胞而設的。對于他們來說，這些教導是有益處的，但是，對于你的敵人則有所不同。難道你不記得，對于他們，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篇中曾讓波勒馬庫斯回答蘇格拉底的提問：“什麽是正義？”並回答說：“正義就是幫助朋友，傷害敵人。”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一書中聲稱：“在戰爭中，威力與欺騙是兩大美德。” 這一說法暗示，在和平時期，它們就是兩大罪惡。大衛‧休漠在他的《隨筆及論文集》中寫道：在戰爭中，“我們收回了我們的正義感和同情感，並且讓非正義和敵意來取代它們。” 只要瀏覽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的任何報紙，就可以向帶有疑問的讀者證明，這種說法是確實的。
原始人類的最危險的敵人，是他們自己的同類。今天，人類的敵人仍然是人類本身，同五十萬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樣。戰爭和追逐是人類的要求；這就說明，每個小孩爲什麽天生喜愛玩槍，而每個成年人一談到謀殺就津津樂道。
對于石器時代的人類來說，戰爭不是少數人的事情，而是每個成年男子的職業。今天仍是如此，而且還增加了大批婦女。野蠻人進行戰爭的目的，是要殺死敵人所有的男子，掠奪婦女和兒童。武器的發明改變了這一情況，因爲要讓武器來區別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殺成了總的趨勢。
人類的本性決不象和平主義者所想象的那樣。它是千萬代野蠻、殘忍的前輩遺留下來的産物，幾乎成了人類的一種本能。恐懼是一種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蠻人與文明人在這一點上是毫無區別的，這在三個月的嬰孩身上都能得到證明。在部落時代，人們最害怕的是滅種，今天，這仍是人們的思想中一個可怕的問題。
現在托因比的疑問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動力，不是對他人的愛，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屬于自己的部落、宗派、黨派或民族。這種“全體意志”就意味著總體性的戰爭，他正是刺激人們投身戰爭的有力因素。
約翰‧弗雷德裏克‧查爾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生卒年：1878年9月1日-1966年2月10日
國籍：英國
最高軍銜：少將
主要著作：《1919計劃》《戰爭科學基礎》《裝甲戰》《西洋世界軍事史》《亞曆山大大帝的統帥藝術》《戰爭指導》
軍事理論：在親身經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富勒對這次大戰中守舊的軍事思想及傳統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創造性的提出了以裝甲部隊縱深突破造成敵人戰略癱瘓爲核心的一整套在機械工業時代准備和進行戰爭的理論，並深刻地影響和作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此外，他以深厚的哲學底蘊，把軍事作爲藝術和科學的統一體加以深入研究，在軍事史和軍事理論方面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國的奇切斯特。家境不錯加上雙親的知識和教養，對他的童年的成長無疑都很有幫助。
富勒是個個子矮小的人，19歲的他只有1米63，51公斤。幸好英國陸軍剛剛修改了後備軍官的身體條件，他得以在1897年進入英國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但是軍校裏開設的機械式課程並不對他的胃口，他更多的時間用來刻苦自學，博覽群書。他的母親勸他多于同學交往，他回答到：“讀書才是最好的社會活動，否則人與哇哇亂叫的猿猴和火雞也就沒有差別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世紀以前的富勒的閱讀面也是令人驚歎的，哲學、科學、藝術、曆史、文學無不涉獵。這種對人文學科和關注和他的同學形成了鮮明對比，以至于在他讀《早期的希臘哲學家》的時候，他一位要好的同學甚至跑到軍醫那裏報告富勒有點神經不正常了。
1898年8月，富勒完成了在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的學業，任步兵營少尉見習軍官。盡管身在軍營，富勒並沒有把精力用于戰術教程和條令的學習，他的書架上都是達爾文、康德、赫胥黎、奧斯丁等人的書。1900年，富勒的部隊參加了布爾戰爭。在戰爭中，富勒很快展露出他的天賦，他在後勤保障和情報偵察等方面有著不俗的表現，獲得上級的通電表彰並晉升爲中尉。1902年10月，富勒隨部隊回到南安普敦。1903年，他又隨軍開往印度，駐紮在西姆拉市。在印度的日子是他自學的第二個重要時期，他閱讀了大量的哲學、宗教學和曆史學方面的著作。在讀書之余，他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1905年在期刊上發表的2篇文學評論以及1907年出版的有關東方神秘主義的《西方之星》是他的初露啼聲之作。
可以說，富勒是從學習和研究人文科學起步逐漸轉向軍事領域的，他所具有的哲學文化素養在現代軍事思想家中實屬罕見。事實上，系統的邏輯思維訓練和廣博的人文科學知識也使他在思考和研究軍事理論和軍事曆史方面遊刃有余，見人未見。
1907年4月，富勒就任南非第2後備役營副官，負責整個部隊的訓練工作，軍銜上尉。這時的英國正值軍事的“複興時代”。在大環境的影響下，他開始對思考和研究軍事問題，並日益産生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對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909年，他指揮的第10德爾克塞斯營在全英射擊比賽中一舉奪魁。19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軍事專著《對如何訓練本土士兵的建議》。
1913年，富勒進入了英國陸軍坎伯利參謀學院。在學習期間，他發表了多篇論文。更重要的是，他系統的閱讀了關于拿破侖戰爭的大量著作，産生了深刻印象。富勒開始以系統深刻的哲學思想爲骨架，以從拿破侖那裏演繹來的理論爲磚石，開始構建自己的軍事思想的大廈。
1914年，英國加入一戰。富勒匆匆結束了學習生活，准備投入戰爭。1915年7月，在富勒的強烈要求下，他離開了負責的後勤運輸崗位投身前線。1916年2月，他發表了《從1914-1915的戰役看作戰原則》，對《野戰條令》進行猛烈抨擊，並提出了自己的縱深突破理論和以及8條作戰原則。這篇文章意味著富勒已經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事務，開始對整個戰爭規律和未來陸軍發展方向的探索。
在第7軍參謀任上被提升爲少校之後，他被任命爲第37師副參謀長，並隨後被第3集團軍參謀長林登貝爾少將慧眼識中，到第3集團軍高級軍官進修學校進行教學工作。這次培訓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富勒在校級軍官中聲譽鵲起。
1916年7月，他被任命爲第3集團軍副參謀長。在第3集團軍參謀部，富勒結識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僚。隨著戰爭進程的發展，他的突破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現在的問題就是找到一種可以勝任這種重大軍事變革的武器。8月20日，富勒看到了英軍的新式武器——坦克，他興奮的叫喊起來：“坦克——就是它”。從此，他和這個鐵皮怪物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6年2月開始的凡爾登戰役雙方損傷慘重，英軍決定使用僅有王牌——坦克。索姆河戰役開始了，富勒聞訊早早趕到現場觀察。坦克一開始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缺少坦克和戰術失誤，英國人沒有保持住初期的優勢。盡管如此，目睹了此役坦克使用的富勒卻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在集團軍司令部全面分析坦克在戰爭中使用的利弊，研究坦克運用的方法。他一再在文章中指出，坦克的使用必須貫徹集中的原則，大量地集中使用在重要地區和主要方向上。他認爲，如果能大量集中的使用坦克，英軍完全能在2-3年內擊敗德國。
命運垂青了大聲疾呼的富勒，英軍新組建的坦克部隊選擇了他擔任副參謀長。到任後的富勒開始深入了解坦克的各種技術數據和性能指標，每天和參謀們在實地研究坦克戰術。作爲參謀長的富勒敏于思考、富有創見，加上埃爾斯准將也是一個既有能力又擅長處理上級關系的務實司令官，富勒迎來了他軍旅生涯最輝煌的日子。1917年2月，他撰寫和頒布了《第16號訓練要則》，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坦克作戰理論體系。1917年4月，富勒提升爲中校任坦克軍參謀長。這時的富勒雖然還認爲坦克的主要任務是支援步兵戰鬥，但是他已朦朧的意識到，坦克完全可以獨立執行突擊敵人縱深的任務。
1917年4月，富勒指揮坦克部隊參加了阿拉斯戰役。他建議在地形相對有利的第5集團軍的正面集中使用坦克，但是無人贊同。分散使用的坦克幾乎沒有發揮作用，但是配屬第5集團軍的11輛坦克在富勒的計劃下推進到預定縱深，這堅定了他集中使用大量坦克進行決定性突擊的信念。他寫下《1918年坦克戰術運用》，強調了這一理論。
在分散使用坦克屢戰屢敗之後，英軍終于要試一下富勒的理論了，富勒也迎來了他軍旅生涯的最高點——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戰役。在這場戰役中，英軍在富勒的指揮下集中381輛坦克突然襲擊，突破了德軍鋪設的反坦克壕，實現了戰線上的重大突破。但這場勝利完全出乎英國遠征軍黑格元帥的意料，以至于他沒有准備足夠的預備隊來擴大這一成果。即使這樣，英軍以不到4000人的傷亡，消滅了大量德軍，僅俘虜就達4000人。戰役結束後，英國倫敦所有教堂鍾聲齊鳴以慶祝這場重大勝利，這是一次大戰中唯一的一次。德國陸軍司令興登堡在總結中寫道：“英國在康布雷戰役的進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進行大規模奇襲的可能”，而富勒也由于此戰奠定了坦克作戰權威的地位。
1918年8月，富勒完成了《1919計劃》。他在計劃中提出，在160公裏的正面上集中使用11500輛坦克，分左中右三路實施進攻。作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首先在中路發起進攻，利用重型坦克打開缺口，吸引敵人預備力量，然後使左右兩路的中型坦克迅速出擊，在2-3小時內突入20-30英裏的縱深，斬斷敵人的神經中樞，並和中路部隊配合圍殲首尾不能兼顧的敵人，在敵軍防禦體系上撕開一個大口子；第二階段使用保存于後方的1200輛中型坦克，穿過打開的缺口，快速向德軍戰略縱深發起攻擊，癱瘓其指揮體系，在完全破壞敵防禦體系，直接沖向德國本土。同時富勒還首次描述了坦克和飛機協同作戰的構想，強調了飛機在保持制空權的同時協同打擊地面目標。
這一計劃准確的預見了未來戰爭的特點，系統的描述了新的作戰形式，它標志著富勒軍事思想的形成和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基本成熟。一戰後富勒許多著作都可以看作對《1919計劃》的豐富和完善。二戰後西方軍事家一致認定《1919計劃》是“一份戰爭史上的經典文件”。遺憾的是，這一計劃並沒有得到英軍統帥部的采納，相反倒是在1940年被富勒的學生——古德裏安打個措手不及。
1918年8月8日開始的亞眠戰役中，坦克再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英軍取得了重大勝利。富勒在此戰後認識到，沒有建立以坦克、摩托化部隊爲核心的強大戰役預備力量，就難以充分利用戰役突破的效果，實現摧毀敵人防禦體系的作戰目標。他把攻擊敵軍大腦和神經，癱瘓敵人作戰體與運用坦克部隊實施縱深突擊的思想進一步結合，形成完整的“戰略癱瘓”軍事理論。
一戰結束之後，富勒推辭了意味著少將軍銜的旅長任命，主動擔任總參謀部主管坦克的參謀，軍銜上校。但是他的工作很不順利。一戰後反對大量生産和裝備坦克的聲音在政府和軍方占據主流，坦克面臨生存危機。坦克再次被當作步兵的附屬，只承擔警戒、偵察和掩護工作。在和以黑格爲首的“騎兵內閣”等勢力的沖突中，富勒言辭激烈，得罪了相當多的各級官員。但是畢竟人微言輕，這只能使他自己在總參謀部的處境日益惡化。不過在此任上，他于1920年結識了利德爾哈特，並成爲莫逆之交，這也是意外的收獲。
1923年1月，富勒出任坎伯利參謀學院主任教官。在院長的支持下，他對參謀學院的校風進行整頓，反對機械的教育方式，提倡以擴充知識面爲核心的複合型教育。他說：“要理解戰爭就必須先了解和平，了解人們心理，了解自然、地理，了解工業、商業、政治和金融”。無論就教學還是個人創作而言，富勒在參謀學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的思想通過學生傳播到軍隊各個階層，而自己也完成並出版了7本專著，其中的一本《戰爭科學基礎》更是被他認爲是自己的代表作。不過其中一些尖刻語言也讓國防部大爲不滿，甚至拒絕批准出版，在勉強出版後也備受攻擊，一時惡評如潮。
1926年2月，在其好友利德爾哈特的推薦下，富勒出任總參謀長米爾恩上將的軍事助理。但是不久由于他和國防部、總參謀部的關系以及保守勢力的攻擊，他沒有在這個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的位置上呆太久。1926年11月，他調任新編機械化實驗部隊司令。但是很快由于對機械化部隊地位的看法和上級發生沖突，並提出辭職。
1927年5月，富勒就任第2師參謀長。1929年7月又就任第2步兵旅旅長。1930年9月，在旅長任上被提升爲少將。1933年12月，由于新任總參謀長馬辛伯德上將對自己的偏見，55歲的富勒退出現役。
這段時間裏的富勒已經不再對仕途有什麽指望了，富勒把精力用于軍事理論和軍事曆史研究。在1927年以後的6年裏，他先後出版了9本著作，其中以1932年出版的《龍齒——戰爭和和平研究》和《“野戰條令3”講義》兩本尤爲重要。前者對戰爭的本質以及戰爭與和平、與經濟、地理環境等要素的關系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戰爭觀，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穎的認識讓人耳目一新。而後者實際上就是著名的《裝甲戰》。
《裝甲戰》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統研究機械化部隊作戰的書，在書中富勒分析研究了戰略和戰術兩大層次的主要問題，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深刻，形成了完整的機械化部隊運用理論。在本書出版10年後，西方軍界對其評論，“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據過去10年所取得的經驗全面修改這本‘講義’，那麽不會有大量或重大的修改。只需做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注釋，以適應現時的需要”。要知道這個評價做出的時間——1942年，是德軍以閃擊戰橫掃歐洲大陸2年之後。事實上，這本書在出版以後英國陸軍幾乎無人問津，而德國卻將本書翻譯爲德文，裝甲部隊軍官幾乎人手一冊。1936年，當古德裏安指揮第2裝甲師在演習場上實踐《裝甲戰》思想的時候，專程把已經退役的富勒奉爲上賓。可以想見，當時這位坦克戰之父的心情一定是交織著幸福和悲哀。
退役後的富勒無事一身輕，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除了著述以外，他主要擔任《每日郵報》和《鏡報》的專欄記者。也許是退出軍界不再構成威脅，也許是個性更加適合記者這個職業，富勒的軍事問題記者生涯要一帆風順得多。他對英國國防政策和對軍隊官僚組織的抨擊獲得陣陣好評，影響日益擴大。
1939年9月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爲富勒贏得的崇高的聲譽。面對德軍所向披靡的坦克集群，所有人現在都了解了富勒思想的正確性。已經退役的富勒以筆作劍，在各種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對戰事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預測。根據戰爭的不斷發展和裝甲部隊的實際運用經驗，富勒也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認識，這使得他能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發展作出相當精確的預見，他不斷發表的評論和專欄文章也被英國民衆乃至軍人廣泛閱讀，在全世界也擁有巨大的影響。
戰爭的現實使得他提倡建立的新式陸軍成爲現實，富勒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戰爭理論的研究。他在這個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使他能超越馬漢、杜黑的層次，得以和克勞塞維茨等人比肩。
研究戰爭首先要從軍事曆史著手。1954-1956年，富勒重新修訂並再版了三卷本的《決定性會戰》，更名爲《西洋世界軍事史》。這部書的出版標志著富勒已經進入了傑出軍事曆史學家的行列。《泰晤士報》評論道：“對富勒這部書，專家們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領域蹙眉不滿，但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與富勒在如此廣泛的研究領域較量。”
1959年，富勒開始了《戰爭指導》一書的寫作，于1961年11月出版。本書可以看作富勒畢生軍事理論研究成果精練和濃縮。連富勒的好友，另一位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利德爾哈特也認爲這是富勒寫得最好的書。這是一本全面研究戰爭問題的論著，仔細的考察了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因素對戰爭指導的影響。
在書中富勒審慎的分析了戰爭的目的，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和平，並認爲克勞塞維茨並沒有理解這一點。同時他對戰爭與和平的關系也進行了獨到的分析，指出了這個問題上三種不同的看法。此外他在總結戰史的基礎上，修訂完善了他在1923年提出的戰爭原則，得出以下九條原則：目標、攻擊、機動、安全、突然、協同、集中、節約兵力、決定性。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美國的九大軍事原則就不難發現，它們是驚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富勒軍事思想的廣泛而重大的影響。
1926年，富勒在給利德爾哈特的信中寫道：“享受人生的最好方法是做一個知識的流浪者。”1966年2月10日，在完成他的第45本專著《朱列葉斯?愷撒——男人、軍人、獨裁者》之後，這個偉大的“流浪者”離開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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