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先鍾的《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麥田，199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簡體本）雖是本文集，但皆可看出鈕老融會貫通中西軍事及思想史之功力，不信可瞧下貼之＜第十章 論坎尼模式＞，再比較一般人與鈕之＜第一章 論晉楚城濮之戰＞，另外＜第七章 明末三大戰略思想家＞似有修正其中國戰略思想自唐代之後漸衰的論斷。
《歷史與戰略》目錄
第一篇 中國篇
第一章 論晉楚城濮之戰
第二章 從戰略觀點看戰國時代
第三章 楚漢相爭的戰略分析
第四章 論韓信用兵
第五章 從戰略觀點看三國時代
第六章 北宋爲何積弱不振
第七章 明末三大戰略思想家
第八章 孫中山先生的外籍軍事顧問：荷馬‧李
第二篇 西方篇
第九章 修昔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第十章 論坎尼模式
第十一章 亞曆山大的將道
第十二章 腓特烈大帝與其將道
第十三章 論拿破侖的成敗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起
第十五章 從施利芬計劃說到馬恩河會戰
第十六章 興登堡與坦能堡會戰
第十章 論坎尼模式
晉楚城濮之戰晉勝楚敗原因
春秋時期，晉、楚兩國爭奪中原霸權，楚國爲阻止晉國南下，便與其鄰國曹、衛結盟，作抗晉前哨。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 634年)冬，楚成王又以宋背楚從晉爲名，聯合鄭、陳、蔡、許等國出兵進攻宋都商丘。宋向晉求救，但晉、宋兩國之間隔著曹、衛兩國，晉文公見楚聯軍勢力強大，怕勞師遠征于晉不利，決定先攻弱小的曹、衛兩國。楚國識破了晉國的企圖，不爲所動，仍繼續圍攻宋都。宋再次派人求救。晉文公爲難了，不救，宋晉必絕交，等于放棄求霸；救吧，孤軍深入，實無取勝把握；想請齊、秦相助，又怕兩國不答應。後來，晉文公采納了元帥先軫之謀：讓宋賄賂齊、秦，托他們勸楚撤兵，並將曹、衛一部分土地送給宋國，楚見盟國土地被宋占去，必定拒絕齊、秦的調解，這樣可以加深齊、秦與楚的矛盾，打消其觀望態度，站在晉國一邊，同時也可斷絕宋國降楚的念頭。後來，如晉所料，果然出現了晉、齊、秦、宋聯合對楚的局面。
楚成王深知楚軍戰線過長，後方空虛，加之現在雙方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決定撤兵，自率部分楚軍退至申(今河南南陽北)，以防秦軍襲其後方。但統帥子玉剛愎自用，不聽成王知難而退的告誡，堅決不撤宋圍。成王亦存僥幸取勝心理，又給子玉補充了少量兵力。子玉爲尋找借口與晉決戰，提出晉要曹、衛複國才解宋圍的要求。晉文公不好公開拒絕，遂將計就計，私下答應曹、衛複國，但必須以與楚斷交爲條件，同時扣留楚國使者，以激怒子玉北上決戰。
果然，子玉忿而北上，棄宋直撲曹都陶丘(今山東定陶東北)的晉軍駐地。晉文公下令全軍“退避三舍”(一舍30裏) ，以答謝自己過去流亡楚國時受到的禮遇和當時許下的諾言。這樣既可以避開楚軍鋒芒，又可靠攏齊、秦軍隊，便于聲援。子玉以爲晉軍畏懼，率軍追至城濮。
兩軍對壘，晉軍分上、中、下三軍部署：上軍在右，下軍在左，中軍居中，先軫及晉文公坐鎮中軍指揮。楚聯軍亦按左、中、右三軍配置：陳、蔡軍編爲右軍，實力較弱；一部楚軍編爲左軍，戰鬥力較強；中軍爲楚軍精銳，由子玉指揮。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決戰開始。晉下軍把駕車的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軍發起猛攻，陳、蔡軍一觸即潰，全軍瓦解。這時，晉上軍豎起兩面大旗，並在陣後揚起塵土，佯裝後退。子玉不察虛實，下令左軍追擊。待其突出之時，晉元帥先軫指揮中軍向其暴露翼側攻擊，斷其退路，晉上軍亦回頭夾擊。楚左軍大部被殲。子玉見兩翼均敗，大勢已去，急忙下令收兵，退回楚地。城濮一戰終以晉勝楚敗而告終。戰後，晉文公被周襄王策命爲侯伯，一躍成爲中原霸主。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008311.html
鈕先鍾的《歷史與戰略》
這本曾一書，作者將他曾發表過的論文，在書中集結並分成兩篇︰【中國篇】與【西方篇】。但若以目前的「戰史」觀點來說，【西方篇】的內容要比【中國篇】來得充實許多了。
對照西方軍事研究的專書，中國正統史籍裡對於「軍事」方面的敘述，或許就遠遠比不上西方的記載與研究分析了；中國傳統史冊對於這方面的描述，通常都是「謀略」、「人才」重於「數字化的管理（套用黃仁宇先生的常用語）」。比如說韓信用兵一項，《太史公史記》裡雖然寫得十分精彩，令人讀來十分過癮，但對於他的治軍、陣型、行軍動線、戰術層面的描述，卻付之闕如。再如漢光武劉秀一戰成名的「昆陽之戰」，在《資治通鑑》中也寫得語焉不詳（照司馬光所記載，劉秀勇敢地隻身騎馬在敵人面前跑一趟，結果就戰勝了！？難道是中國版的「與狼共舞」……）。比較一下西方治史者對於漢尼拔「坎尼（Cannae）會戰」、以及凱撒自己所寫的「高盧戰記」，都將戰役當中各個實行的過程與環結，人員配置與戰場經過等等，都記述得清清楚楚（當然這都免不了會有誇大之嫌）。
（楨：以上不合鈕意，鈕曾在《孫子三論》（p216，後評）《歷史與戰略》（p162）多處論及中國的《孫子》《左傳》比西方《戰爭論》《伯羅奔尼薩戰爭史》來得全面且精要。）
本書在第五章「從戰略觀點看三國時代」中，曾提出許多十分有趣的分析。由於我們受到小說《三國志演義》的影響太深太重了，因此以鈕先生的觀點，糾正了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情勢︰劉備在「赤壁會戰」前的兵勢、以及劉備在赤壁之戰時的角色。在正史（以及小說）中，赤壁之戰似乎只是周瑜一個人打的，劉備只是在旁邊觀看與協助而已。然而鈕先生卻認為，東吳周瑜打的是主要戰場的「水戰」，而劉備同時從江北打擊曹軍的陸上據點。也唯有如此，後來在小說家所謂的「劉備借荊州」才說得過去，因為孫、劉兩邊都各自擁有「戰功」，大夥兒各佔幾個州郡，誰也奈何不了誰，何來「借荊州」之說。
本書的第十章、第十一章，所講的分別是漢尼拔與亞歷山大的決定性會戰的過程。這算是西方研究戰史者所必讀的經典之作，鈕教授對這兩方面的敘述也讓讀者感到十分詳實易懂。不過第十三章講到「論拿破崙的成敗」，就比較偏向於政治與戰略層級的討論，卻沒有提到拿破崙幾起場會戰的「經典之作」，是一項缺憾。
十五章論述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時候，德國參謀總部所提出的「希裏芬計劃」。讀到這段時，突然覺得時代不斷變遷，在歐戰時代的戰略防線，已經擴大到「整個國土」的等級了——行軍動線居然從德國—荷蘭—比利時，一直經過法國的西部，右翼軍隊照逆時鐘的大迂迴路線，直取敵人的核心。雖然這種十分浩大的作戰方略，最後因為種種因素無法配合而逐漸修改，以致於最後的失敗。然而歷史上原有太多偶然與不可確定的機緣。自認「算無遺策」，還是不能保證「百戰不殆」吧。
總之，這是一本可以帶領普通讀者入門的好書。值得推薦。
http://www.tglin.idv.tw/comments_new/history_novel20.htm
第十章 論坎尼模式
引言
略有戰爭史知識的人幾乎無一不知“坎尼會戰”(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8月2日，迦太基(Carthage)名將漢尼拔(Hannibal)在此大敗羅馬軍，贏得驚人的勝利。這一戰也使漢尼拔名垂青史，被後世尊爲“戰略之父”(the father of strategy)。但令人驚異的是，這次發生在2000余年前的會戰保有相當完整的曆史記錄，而在20世紀初葉又曾受到非常詳盡的研究。于是“坎尼”也就變成一種“模式”。究竟“坎尼”之戰是怎樣打的，是否構成一種特定模式？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准備分四段來進行分析。
首先根據曆史記錄簡述坎尼會戰的經過，並檢討其勝敗的因果關系。其次說明德國戰爭史大師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tick)和曾任參謀總長的施利芬元帥對坎尼會戰的研究，以及坎尼模式的由來。然後在我國曆史中指出兩個與“坎尼”非常類似的偉大會戰，那就是楚漢相爭時的“垓下會戰”以及對日抗戰時的“湘西會戰”。最後，再以戰略觀點來評論這一模式的真正含義。
布匿戰爭
西方曆史上所謂的“布匿戰爭(Punic War)”，實際上即爲羅馬與迦太基之間之戰爭。羅馬人稱迦太基人爲“布尼西亞斯(Punicus)”，其意義就是無恥小人，布匿戰爭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這兩個位置在地中海對岸上的國家，從地略學的觀點來看，是天生的勁敵。它們之間從公元前268年開始發生戰爭，一直到公元前146年才完全結束。在此百余年間，戰爭又可分爲三大階段：
第一次布匿戰爭(前268－前241年)
第二次布匿戰爭(前219－前202年)
第三次布匿戰爭(前149－前146年)
這三大階段又以第二次布匿戰爭最爲重要，不僅雙方的勝負是決定在這個階段，而且由于漢尼拔的出現，更使這次戰爭增添了不少驚奇和刺激。
第一次布匿戰爭以地中海和其中島嶼爲戰場，雙方纏鬥達27年之久。最後，雖然是羅馬略占優勢，但迦太基並未完全失敗。于是雙方同意簽訂和約，以便養精蓄銳，再來決戰。戰後，迦太基的主將哈米爾卡(Hamilcar)，也就是漢尼拔的父親，決定采取間接路線的戰略，從北非越過赫丘裏支柱(Pillars of Hercules)，即今之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伊比利亞(Iberia)，即今之西班牙。然後再以此爲基地，從陸路進攻意大利北部，直搗羅馬的心臟地區。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戰略計劃，但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執行。哈米爾卡于公元前236年前往西班牙，直到公元前217年，始由他的兒子率領大軍，越過重重障礙進入意大利北部。這裏所謂“大軍”實在是一個不太恰當的形容詞，因爲他的兵力數量實在很有限，而且素質也不佳，完全由傭兵組成，是一支真正的雜牌部隊。
迦太基是一個富國，其人民以經商和務農爲本，從不願服兵役，所以只能采取募兵制。其軍事人力的來源就是出自許多不同的半文明部落。漢尼拔全軍中具有迦太基公民資格的人也許還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人員都分別來自非洲和南歐各地。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各單位所用的武器和戰術也各不相同。其中最優秀的部隊爲非洲人組成的重步兵和紐米地亞(Numidia)部落提供的騎兵。
數量方面很難考證。古代史學家對于數量的記載往往不免流于誇大，而且各家的記載也時常彼此不同。有人說漢尼拔在渡過羅訥河(Rhone)時，兵力爲步兵5萬人，騎兵9000人，但到進入高盧(Cisalpine Gaul)平原時，只剩下步兵2萬人，騎兵6000人。羅馬史學家波裏比奧斯(Polybius)認爲，當漢尼拔在特雷比亞(Trebbia)河岸上與羅馬軍接觸時，其兵力爲步兵2.8萬人，騎兵1萬人。雖然數字很不精確，但漢尼拔經常居于數量劣勢，則似可認定。
若與迦太基做一對比，則羅馬的軍事組織可以說要好許多。羅馬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其公民以服兵役爲榮，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羅馬軍的主力就是由公民組成。所謂“羅馬兵團”(Legion)是西方古代史中最優秀的戰鬥單位，通常是由4200名步兵和300名騎兵組成。羅馬的重步兵不僅訓練有素，紀律嚴明，而且也采取標准化的戰術，幾乎無須指揮，即能適度而彈性地應付各種不同的情況。羅馬的同盟國有義務提供一定限額的兵員，通常總是一個羅馬兵團配一個同盟兵團，但後者的戰鬥力較差。羅馬的騎兵不僅數量較少，而且素質也不如步兵。羅馬經常依賴同盟國提供騎兵，其組織和戰術也常聽任其單位指揮官各自爲政。
假使要問羅馬的軍事組織有什麽缺點，則其缺點不是在組織本身而是在軍事思想方面。羅馬人把戰爭視爲一種純機械化的行動，全憑勇敢、紀律和操練來取勝。羅馬沒有專業性的高級指揮官。每一個公民都自以爲能勝任此種職務。羅馬元老院每年選舉兩位執政(Consul)，他們在戰時也就是野戰軍的總指揮，假使兩人同在軍中，則隔日輪流指揮。這可能即爲他們屢次敗在漢尼拔手下的主因。
坎尼會戰
漢尼拔在進入意大利北部之後，即接連在三次會戰中擊敗羅馬軍，那分別是公元前217年11月的提希納斯河(Ticinus)會戰，同年12月的特雷比亞河會戰，以及次年4月的特拉西梅諾湖(Lake Trasimeno)會戰。羅馬軍每次損失都很慘重，而他的損失則很輕微。同時，他不僅因糧于敵，而且還能就地補充其兵力，所以他的確是勝敵而益強。
連續的慘敗，在羅馬城內已經造成嚴重政治危機，于是元老院決定推舉一位獨裁者統率全軍並享有絕對權威。被選中者爲費邊(Fabius)。費邊深知漢尼拔在屢勝之余享有戰略優勢，決心忍耐，采取持久戰略，以爭取時間和恢複元氣。這種戰略後世稱之爲“費邊戰略”(Fabian strategy)。他本人也因此獲得“拖延者(cunctator)”的綽號。
費邊雖然能暫時穩住局勢，但不能反敗爲勝，所以沒等多久，他的戰略即已引起普遍的不滿，于是羅馬人遂又恢複他們的老辦法，另行選舉兩位執政來指揮戰爭。到公元前216年，新當選的羅馬執政爲包拉斯(Paulus)和法羅(Varro)。前者是貴族，後者是平民，其性格的差異恰如其背景。
6月初，漢尼拔爲補給問題進攻坎尼城，羅馬軍也隨後趕到，于是名留青史的大會戰遂展開序幕。包拉斯知道漢尼拔有優勢的騎兵，而當地地形平坦特別宜于騎兵的馳騁，即力主慎重，但法羅則有“滅此朝食”的豪情，一心求戰。同時，所有羅馬官兵也都渴望一戰，並怒斥包拉斯爲懦夫。
8月2日，是由法羅輪值指揮之日。他在拂曉時，只留下少數兵力留守營地，自己率領大軍進入戰鬥位置，其面向南方，在奧費達斯河(Aufidus)左岸的附近。這一切部署似乎都在漢尼拔意料之內，也許是他有很好的情報組織之故，他早已把軍隊調到左岸的一個河灣內，使其全軍面向北方並背水作陣。曆史學家對于戰場的位置究竟在河的哪一邊仍有許多爭論。不過，根據記載來印證，似乎還是左岸比較合理。
雙方的兵力數量也無確實的數字，古代資料來源意見不但不一致，而且前後常有矛盾。不過，很明顯，羅馬方面是居于優勢。大致估計，羅馬軍總數爲8.6萬人，其中6000爲騎兵。有1萬人留守營地，致實際參戰人數約爲7.6萬人。8萬步兵可能分組爲16個兵團，每個兵團約5000人，這些兵團是羅馬軍和同盟軍各一半。迦太基方面共約5萬人(留守營地者約5000人)，其中有1萬人爲騎兵。所以，其總數雖少于羅馬軍，但騎兵卻占優勢。
漢尼拔對會戰有充分的准備，其計劃能發揮以寡擊衆的功效。他以輕步兵爲前哨，中央正面上爲伊比利亞步兵，兩翼爲非洲步兵，這也是他的精兵。在兩翼頂點上由其弟哈斯德魯巴(Hasdrubal)率領的伊比利亞和高盧騎兵居左，紐米地亞騎兵居右，後者人數雖僅有2500人，但卻剽悍善戰爲全軍之冠。把陣勢擺好之後，漢尼拔遂命令其中央部分的步兵前進，使戰線成爲向前凸出的弧形，他本人則位于部隊的中央，以便能控制全局。
坎尼會戰圖 第一階段
羅馬軍也是以輕裝步兵爲前導，後面就是其慣用的三線戰鬥序列，全由重步兵組成。右翼爲羅馬騎兵，左翼爲同盟騎兵。後者雖數量較多但戰鬥力卻較差。當法羅看到迦太基軍列陣在河灣之內，並使其左翼以河岸爲依托而可獲相當掩護時，也決定改變其兵團所慣用的隊形。他把各營的正面縮短，縱深加長，同時縮小各營之間的間隔，其目的爲加重步兵攻擊時的沖力，希望一舉突破對方的戰線。但這也使人與人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靠得太近，使他們喪失原有的彈性。尤其是部隊對于這種從未用過的新式隊形，自然感到難以適應。
法羅列陣完畢後即命令其全軍前進，戰鬥于是展開，雙方主力逐漸接近時，前哨兵力都從戰線空隙中退往後方，讓出空間好讓雙方步兵主力決戰。當羅馬兵團以全力向迦太基軍正面中央部分直沖而來時，後者且戰且走，向後退卻，但同時左翼的騎兵也立即向羅馬騎兵發動攻擊。右翼的紐米地亞騎兵雖數量遠居劣勢，但仍能擋住羅馬同盟騎兵，使其不能支援步兵的前進。
在中央方面，迦太基軍在漢尼拔直接指揮之下，緩緩向後退卻，把凸出的戰線變成凹入的戰線，羅馬部隊也就自然跟著前進，並向空出的中央狹窄空間亂擠，這也正是漢尼拔所希望的。當羅馬人擠成一團，連揮動武器都感到困難時，位置在兩側的漢尼拔的非洲重步兵突然向中央回旋，將他們包圍在核心之中。
坎尼會戰圖 第二階段
此時，哈斯德魯巴率領的騎兵不僅已經擊潰羅馬騎兵，並繞過羅馬軍的後方，打擊在其左翼(同盟)騎兵的背上。在前後夾擊之下，後者也立即崩潰。于是，紐米地亞騎兵繼續追擊，而哈斯德魯巴則勒馬回頭，封鎖羅馬軍的最後退路。羅馬人雖繼續作困獸之鬥，但死傷枕藉，只是徒然慘遭屠殺而已。誠如富勒將軍所形容的，羅馬軍好像是被地震所吞噬。
這樣就結束了曆史上永垂不朽的坎尼會戰。但還留下一個難題，那就是雙方損失數字的估計。據德爾布呂克的推算，羅馬方面的損失數字可能有如下表所列：
陣亡步兵 45500
陣亡騎兵 2700
被俘步兵 18000
被俘騎兵 1500
逃走步兵 14000
逃走騎兵 1800
失蹤 2500
合計 86000
至于迦太基軍的損失則約爲5700人到8000人之間。
近代研究
雖然羅馬史學家波裏比奧斯和李維(Lvy)對于坎尼會戰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而後者又是以前者爲根據，但對于這次會戰作認真研究的人卻是20世紀初葉的德國戰爭史大師德爾布呂克博士。他首先考據古代資料來源的真僞，發現波裏比奧斯的著作具有真正的權威。他指出在羅馬方面，波裏比奧斯根據的資料是費邊?皮克托(Fabius Pictor)所提供，後者是一位羅馬元老(Senator)，曾親自參加會戰。在迦太基方面，波裏比奧斯的來源是一位曾任漢尼拔幕僚的希臘人。但德爾布呂克又指出，有關坎尼會戰的記載品質極高，所以它必然出于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的手筆。所以，他深信那是漢尼拔本人所寫，也或許是由他口授再由那位希臘人筆記。
事實上，漢尼拔在坎尼所用的戰術即爲“兩面包圍”(double envelopment)。不過，任何聰明的指揮官除非享有相當巨大優勢，否則決不會使用兩面包圍，而且若無壓倒的數量優勢，則通常也很難成功。德爾布呂克指出，雖然其騎兵已經潰逃，但羅馬軍在總數上仍然握有相當優勢。孫子曾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也曾說：“較弱的方面不宜對敵人采取向心的行動。”而拿破侖更曾指出，較弱的兵力是不宜兩翼包圍的。但坎尼卻是一個顯著的例外，漢尼拔以較弱的兵力卻能圍殲敵軍。
德爾布呂克對于勝負的關鍵曾作非常精密的分析，他舉出若幹疑問然後又自行作答，所以讀他的書真像看偵探小說一樣過癮。總而言之，他把結論歸並爲兩點。
1．羅馬步兵慣于以密集隊形向前猛沖，直到敵軍敗退時爲止。現在突然聽到“攻擊來自後方”的呼聲，于是在最後列的兵員必須轉過身來應戰。因此，向前推進的壓力立即減弱，整個方陣都會停頓下來。大家都不知所措，數量優勢也就癱瘓無用。
2．迦太基人用其雜牌傭兵，在坎尼居然能大獲全勝，其原因是由于他們享有騎兵優勢；有優秀的軍官團，能掌握部隊並作適當的作戰指導，尤其是其指揮官是毫無疑問的天才，能將其兵力變成一個具有統合力量的有機體。
漢尼拔的天才受到古今史學家的一致肯定。孟森(TheodoF Monmsen)認爲：“有關這個時代的每一頁曆史都顯示其作爲將軍和政治家的天才……他是偉大人物，無論走到哪裏，都會成爲世人注意的焦點。”霍爾沃德(B. L. Hallward)在劍橋古代史中評論如下：“漢尼拔的卓越成就，其對戰機的配合，與步騎戰術的協調，都可爲軍事藝術的模範，在古代戰爭中無出其右者。”不過若非羅馬軍有其內在的弱點，則他可能還是不能創造曆史上的奇迹。
由此也就應該進一步談到施利芬對坎尼會戰的研究。嚴格說來，施利芬是一位職業軍人，他既非史學家也不曾受過正規的學術教育，不過他也像克勞塞維茨和毛奇一樣，不僅好學而且也多少具有一種天賦的學者性格。他研究坎尼是在其從參謀總長位置上退休之後。他所研究的並非原始資料而是以德爾布呂克的著作爲根據，也就是在1900年出版的《戰爭藝術史》第一卷。因此從學術觀點來看，施利芬的研究相當膚淺而不夠深入，並且多少有借題發揮的毛病。不過，因爲他曾任德國參謀總長，年高名大，所以也就有一言九鼎之效。坎尼模式正是由于他的提倡而變成一種流行世界的軍事思想教條(military doctrine)。
他曾發表許多篇論文，以後將其集合在一起，以《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爲書名出版。他以漢尼拔爲第一個模範，但其研究內容又不僅限于此。不過其總結論卻是“側面攻擊爲全部戰爭中的精華”以及“曆史中一切偉大指揮官都是以坎尼模式爲其目的”。
施利芬認爲腓特烈大帝的重要勝利只能算是不完全的“坎尼”，因爲他的兵力不夠強大，無法作那樣殲滅性的打擊。拿破侖在其全盛時期也顯示出漢尼拔的作風，例如1805年戰役中以在烏爾姆(Ulm)俘獲馬克(Mack)的全軍爲最高潮。反而言之，拿破侖的失敗也正是坎尼戰略的結果，尤其在萊比錫(Leipzig)和滑鐵盧(Waterloo)的會戰中更是如此。普奧戰爭中的薩多瓦(Sadowa)會戰也是采取坎尼模式，但設計雖佳，執行卻不算太卓越。普法戰爭中的色當(Sedan)會戰則構成一次真正的“坎尼”。
施利芬的研究不僅有過分簡化的毛病，有時甚至不惜扭曲曆史事實以適應他的理想。他時常把現代觀念納入過去時代之中，有時也不考慮戰術與戰略之間之差異。所以，他的研究若與德爾布呂克的相比較，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盡管如此，他對于坎尼有一段綜合的評論，不僅其中警語常爲人所引用，而且也的確算是難得一見的高論。現將其引述如下：
一個完全的坎尼會戰在曆史上是很少見的。要完成這樣的會戰，一方面需要一個漢尼拔，另一方面還需要一個法羅。雙方合作始能達到這個偉大目的。
假使不具有數量優勢，一個漢尼拔必須知道如何創造此種優勢。爲了這個目的，他必須兼有下述的特長：像沙恩霍斯特那樣鑄造堅強的陸軍，像毛奇那樣專對主敵集中兵力，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那樣把主攻指向側面或後方。最後還需要有良好專業訓練的各級指揮官，能夠了解高級司令部的行動計劃。
所有這些素質很難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曆史中的其他將軍很少有像漢尼拔那樣的天才以及他所握有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曆史的所有時代中卻都會有法羅的存在。
施利芬是一位自視極高的人，他心中未嘗不時以現代漢尼拔自居，但很可惜，他始終不曾獲得在戰場上一顯身手的機會。所以，直到垂老之年，才著書以抒憤懣。就曆史的觀點來看，他的研究固然不夠深入，但就戰略的觀點來看，他的評論卻十分允當。
簡言之，坎尼模式只是一種理想，古今中外曆史中只有一位漢尼拔，也只有一次坎尼會戰。不過，與坎尼類似的兩面包圍卻是常有的。在中國曆史中至少可以找到兩個相當類似的例子，那就是垓下會戰和湘西會戰。
垓下會戰
楚漢相爭大致起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即已接近尾聲。是年8月，楚漢雙方達成和議，約定以鴻溝爲界平分天下，于是雙方暫時休戰。9月，劉邦接受張良和陳平的建議，違約追擊已在東歸途中的楚軍。這樣遂導致楚漢戰爭的最後一幕——垓下會戰。
10月間，劉邦親率大軍10余萬，追至陽夏(今太康縣)南暫停。其目的爲等待韓信和彭越的部隊。項羽已知劉邦違約，也命令其部隊(約10余萬人)在此地區等待。由于韓信、彭越兩軍不至，劉邦只好再向前進，當他到固陵(今淮陽縣西北)時，項羽揮軍反擊，大敗追兵，迫使劉邦就地構築工事固守待援。此時，韓信已率領將軍孔熙、費將軍陳賀，從齊國(山東)南下，以灌嬰的騎兵爲先鋒，至于其總兵力史無記載，大致約數萬人。韓信用兵神速，首先攻下彭城(今之徐州，爲項羽的根據地)，再從蘇北直趨豫東，到達項羽軍的背面。于是他與劉邦發動夾擊，楚軍死傷約萬人，向垓下敗退，齊漢兩軍在頤鄉(今之鹿邑縣南)完成會師。
此時已經11月，彭越、英布等人的兵力也已到達。漢方諸侯大軍共約30萬，由韓信統一指揮，繼續追擊。項羽在垓下(濉水南岸，距離固陵200公裏以上)整頓殘部，尚有9萬人，准備作最後的決戰。于是驚天動地的大會戰開始揭開序幕。
韓信立即部署其兵力。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韓信自居中；劉邦在後，周勃、柴將軍爲劉邦之後衛。以上敘述完全以史書爲根據，兵力數量沒有記載，至于諸侯之兵如何配屬也不可考。不過，從史書的原文看來，這次會戰是由韓信負責設計和指揮應毫無疑問。
會戰的經過有如下述：韓信首先自引軍向前進攻，項羽立即迎擊。韓信軍不利後退，項羽乘勝追擊。于是孔、費二軍立即左右夾擊，而韓信也回軍乘之。在三面夾攻之下，楚軍大敗，項羽遂築壘自守。韓信立即調動30萬大軍把楚軍重重包圍，准備將他們完全殲滅。
項羽困守垓下，兵少食盡，其敗亡只是時間問題。項羽遂乘黑夜突圍逃走。次日韓信命灌嬰率5000騎兵向南追趕。到烏江(今安徽省和縣東北47裏)，項羽遂自刎而死。楚漢戰爭至此終告結束。在垓下會戰中，漢軍斬首8萬，楚軍全部被殲。
從上述的記載看來，令人獲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我國史書對于戰爭的記錄遠不如西方古史那樣詳盡。太史公(司馬遷)雖然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其地位絕不遜于波裏比奧斯，但是他對垓下會戰的描述卻遠較簡略。我們無法知道較精確的兵力數字，也無法知道雙方的詳細戰鬥序列。因此，後世就更無法作精密的分析。
不過，僅憑這一點簡略記載，我們仍可獲得少許結論：
1．韓信在垓下所采取的部署的確是施利芬所謂的坎尼模式，也就是兩面包圍。他的誘敵方式和決戰部署都和漢尼拔所用者大致相似。
2．韓信在會戰時享有的數量優勢並不太大。最初投入戰鬥的兵力可能僅爲韓信和劉邦的兵力，而其他諸侯可能是作壁上觀。僅當項羽被擊敗之後，他們始參加包圍行動。
3．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坎尼會戰時，迦太基的騎兵是一重要因素，但在垓下會戰時除最後用于追趕項羽個人以外，騎兵似乎毫無表現。
4．韓信面對的是勇敢善戰的項羽，而漢尼拔的對手則爲急躁無能的法羅，所以韓信的取勝似乎遠較困難。
5．坎尼會戰，嚴格說來，並不算是一次決定性會戰，因爲漢尼拔雖然贏得會戰，最後還是輸掉戰爭。但垓下會戰卻是不折不扣的決定性會戰，這場會戰決定了楚漢相爭的結果，也決定了曆史演進的方向。
湘西會戰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國已經無力再戰，而日軍在太平洋上也已節節敗退，全面勝利似乎指日可待。但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卻在湖南發動了一次相當規模的攻勢，從4月上旬開始行動，到6月上旬才完全結束。這也是中國軍隊在日軍投降前夕所贏得的一次光榮勝利。戰史學家稱這一階段的作戰爲湘西會戰，也可稱芷江會戰。
當時侵華日軍在地面上的兵力並無太多變化，但航空兵力自湘桂作戰以來，損失逐漸增大，因未獲補充，其戰鬥力有逐漸減少之趨勢。由于應付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進攻，其第五航空軍主力又已轉用于東南方面，所以中國陸上的天空已成中美空軍的天下。日軍已喪失制空權，中方飛機已能使其後方地區及交通幹線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日軍遂企圖攻占湘西的芷江，因爲那裏有巨型空軍基地，可借以維持湘桂和粵漢兩條鐵路的交通。從3月下旬起，日軍即開始積極修築公路和囤積補給，並分別集結兵力。至4月初，全部兵力已達七八萬人，由第二十軍統一指揮，下轄六個師團和一個獨立旅團，其目的爲殲滅中國軍隊在湘西的野戰軍並占領芷江機場。
中方在湘西地區的全部兵力由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統一指揮，其參謀長爲蕭毅肅將軍。何蕭二公的關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名將興登堡(Von Hindenburg)和魯登道夫(E. F. W. Ludendorff)之間的關系極爲相似。興登堡曾獲得“你怎樣說元帥”(Marshal Was-saget-du)的雅號，因爲他凡事都要請教魯登道夫。何公也幾乎一樣，有人問他什麽問題，他總是回答說：“你去問蕭參謀長！”所以，事實上，湘西會戰的全盤戰略指導都是由蕭公負責。
2月初，中方即已獲得日軍將蠢動的情報，蕭公曾指出，王耀武雖無他長，但他在會戰前夕曾俘獲日軍官兵約百余人，實爲一大貢獻。這些日本人成爲重要情報來源，尤其日本軍官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毫無掩飾地把許多機密資料都寫上，遂使中方對于敵情獲得“先知”的利益。
國民黨陸軍總部所指揮的兵力相當龐大，戰區的面積也相當遼闊，部隊的素質和數量有很大差異，尤其是地形惡劣，交通不便，而中國軍隊又缺乏運輸工具，幾乎全靠徒步行軍，構成很大的困難。不過，有一重大優點就是空軍實力已遠超過日軍。據日軍的記錄，中美空軍的活動曾使日軍的行動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對于中方大規模空運更有歎爲觀止之感。其記錄中有雲：
本作戰中，中國軍隊之特點爲以強大美空軍輸送部隊。日軍攻勢開始時，中國軍隊立即自昆明向芷江機場開始空運，四日之間約運一個師，迄月底以前，連續十數日，已將新編第六軍空運完畢。
當時中國軍隊的全盤戰略計劃是以兵力最多的王耀武第四方面軍(下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百、第十八，四個軍)守著正面，擋著進攻的日軍，且戰且走，但以退到洪江之線爲極限。同時調集第三方面軍的第九十四軍和第十集團軍的第九十二軍，兼程向日軍側面及後方進逼。此外，又立即空運新編第六軍爲總預備隊。等到日軍進抵洪江之線，已成強弩之末時，中國軍隊即開始從三方面發動反攻，而以將日軍圍殲于新化和武岡之間爲最後目的。
從以上的敘述中即可明了當時所采取者即爲坎尼模式，但誠如拿破侖所雲，戰爭理論實在很簡單，問題在于執行；又如克勞塞維茨所雲，簡單的事情並不容易。以湘西會戰而言，最大的難題是中國軍隊機動力太差，行動非常遲緩，所以，真正的關鍵是正面上的兵力必須能苦撐達足夠的時間，然後始能完成合圍之勢。
日軍于4月上旬開始進攻，一路受到中國軍隊的阻擊，到4月底已進至洞口和武岡附近，攻勢始略告頓挫。此時退守最後防線的第四方面軍也已疲憊不堪，損失重大。但正在向敵軍側面和後方壓迫的國民黨軍兵力卻還差一段距離。到5月初，日軍開始發動最後的猛攻，王耀武此時精神上已經支持不住，一再向總部要求准許其所部撤退過沅江，而若幹美籍將領也隨聲附和，但均爲蕭公所嚴詞拒絕。
蕭公事後曾告訴作者說，當時他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惟一的辦法就是猛抽香煙，一天要抽一聽(罐)“三炮臺”。誠如魯登道夫所雲：“一位將軍要能負重，要有堅強的精神力。”假使當時若無蕭公毅然堅持，則湘西會戰不可能有勝利的結局。
5月8日，中國軍隊都已到達所計劃的位置，于是開始全面反攻。作爲總預備隊的精銳兵力，也立即投入戰鬥。上文中曾經指出，在坎尼會戰時有一決定性因素，即爲迦太基的騎兵。湘西會戰中也有一類似因素，那就是中方的中美聯合空軍。在會戰期間，空軍曾傾全力支援地面作戰，並對敵軍後方交通線予以重大打擊。
據日方的記載，其所謂派遣軍總部曾在5月8日命令停止作戰，並撤退其深入湘西的兵力。但實際上，其兵力已陷中方包圍之中，最後，日軍雖有部分突圍逃走，但其損失已超過萬余人，爲其在中國內地戰場上罕見的大敗。
國民革命戰爭史認爲“此次會戰，中國軍隊之戰略指導成功，能依計劃于預定地區，將日軍大部擊滅或擊潰，使其損失重大，因之對雙方士氣影響甚大”。
美國人也盛贊中國軍隊的英勇：“參加芷江會戰的中國部隊官兵並未領到編制上所規定的武器裝備，也沒經過有計劃的訓練，但已表現非常勇敢。”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記載都不曾提到幕後真正的英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蕭毅肅將軍。蕭將軍已經逝世多年，我們應該替他向曆史討回這段公道。
結論
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獲得兩點綜合結論。
1．“坎尼模式”的確存在，那就是兩面包圍。事實上，這種模式雖因坎尼而得名，但並非起源于坎尼，古今中外的名將采取此種模式者很多，非僅限于漢尼拔一人。甚至在西方曆史上第一次決定性會戰(馬拉松會戰)中，希臘軍所采取的也是這種模式。
2．不過，坎尼會戰又自有其特點：(1)漢尼拔的兵力總數居于劣勢；(2)他能在會戰中殲滅敵軍的極大部分。但那只能算是偶然，因爲他在總數量上雖居于劣勢，但其騎兵卻在數量和素質上都占優勢，而更重要的是法羅急躁無知、自投羅網。
所以，誠如施利芬所雲，一個完全的坎尼會戰在曆史上是很少遇見。不過，采取此種模式的中外名將還是很多，而其成就也未嘗不可與漢尼拔相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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