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南宋社會生活史》(法)賈克‧謝和耐著 馬德程譯（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1982 ）？
書名原法文明明是:Li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a La veille de I’onvasion Mongole:1250-1276！
內容則是專述南宋都城杭州社會生活
那大陸劉東的簡字譯本《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算是忠於原書名了？
死忠不如意譯為《南宋杭州城研究》。
啥《ｘｘ城研究》《ｘｘ社會生活史》（後評）的！中國自己人的研究、單看書名就知學術乾枯，不如外人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的異國情調有趣：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筆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場景”-------周維強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是一部十分有趣的書。書的作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這部書的《導言》裏寫道：
……我所選定來描繪中國生活的特定曆史時期，是被稱之爲南宋的那個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國都從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數十年。我所選定的區域則爲杭州地區，尤以杭州城本身爲主，當時這個大都市稱作臨安，是中國建都之處。……在1275年前後，它卻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爲富庶的大都會。
謝和耐以中文文獻——包括宋代以來的筆記小說、地方志等——作爲基本的依據，描述了南宋杭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如這部書的章節名稱所表明的：“城市”、“社會”、“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時節令與天地萬象”、“消閑時光”等等。
謝和耐借助古代書面材料而勾畫了南宋杭州的社會生活——它們的整體景象和細部細節，並作出了——個生活：廣西方在四方文化中生長起來的人文學者的思考。
譬如對當時杭州的“教育生活場景”的描摹，就饒有興趣。
在書的第四章“生命周期”的第三節“撫養與教育”中，謝和耐——開頭就給出了—個總的概貌：
中國的孩子被教養得和氣、文雅和恭順。他們被教導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時必須學會樂天知命，並與親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處。禮法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目的， 它甚至已經傳播到了下層百姓之中。這種禮法反映了某種對人生的理解，並且自有其動人的魅力。這是因爲，合乎禮法的彬彬舉止並非單純外在形式，它還伴隨著和喚醒著其表達的情感——在它成爲唯一准許的表達情感方式時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規範就教導孩子們從中興發出尊長敬賢的感情。他們受到這樣的教誨：在聆聽父母訓誡時不得還嘴；在長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長輩)仍然站立時不得就座；在長輩勸飲時不得推托不喝。在從中亞發現的晚唐時期的文獻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課本就包括了這類訓誡。孝子、摯友和節婦乃是擺在成年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現了登峰造極的英雄主義。
這一大段的文字，或許表明了古代中國教育的以德爲先的特色，而“德育”的核心內容就是禮，構成禮的主要內容的兩翼則是忠和孝。
謝和耐以一個生長于西方文明中的法國人，很顯然地對這樣的教育是持有所保留的態度的，所以他接下來就說：
這種教養的方式窒息了個性，並且傾向于塑造出順應社會的刻板人格類型。這很難培養出叛逆精神和個人野心，也不易鼓勵出好鬥的個性和尚武的精神。
謝和耐又引用了古代的文獻，追根溯源：
“據記載，體育運動到13世紀已經不大受提倡了。實際上，從唐代開始身體鍛煉就開始走下坡路，盡管當時的上流社會還對從伊朗傳入的馬球投以極度的熱情。無論如何，在13世紀，只有軍隊才演練拳擊、角力、擊劍、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時期，在尋常百姓所喜愛的鍛煉身體技能的遊戲項目和爲文人士大夫所喜愛的貴族化的遊戲(棋類、書法和文學)之間，恰成一強烈反差。爲軍事用途而進行技藝訓練的情況已很罕見，且不受歡迎。這就導致了應召入伍者大多屬于文盲和農民。”
在作出這樣的總體的描述和概評之後，謝和耐的筆觸就伸向了當時杭州的更具體更細微的“教育生活場景”。
謝和耐從他所見到的中國古代文獻裏，推斷出當時的杭州人“孩提時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階段之一”——“孩子們獲准成群結隊地在街頭巷尾盡情嬉戲。他們從不被責打，即使對付實在太淘氣的孩子，也只不過是借妖怪之類的東西嚇唬他們罷了。”換句話說，嚴格的禮教，在那個時候的杭州，是還沒有施加到孩子們身上的。他們的童年充滿了快樂和自由。謝和耐還說：“我們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賣糖果和玩具的小販爲數甚衆，便可想見當時的孩子們一定是更經常地受嬌慣，而不是受懲戒。”孩子們大約到了七歲左右，會被送人學堂，接受教育。富裕人家則會爲孩子延聘家庭教師。
在南宋杭州或中國古代社會裏一種主流的“基礎教育”，可能還是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
城市生活的發展、中産階級的成長，也許還有印刷術的傳播(從公元10世紀起就有兩種印刷版本的經書)，均有助于推動中國東南城鎮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榮。這自然而然地會增加參加官方科舉考試的考生數量，而通過這種考試，官僚機構吸收了新的成員，統治階層也獲得了新鮮血液。
在官本位的社會裏，如果中舉人升進士而進入官僚階層可以帶來更多的好處，則科舉教育必有深厚的土壤，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也必定繁榮，所以“杭州城內有不少小規模的學校，其教師爲致仕官吏或科場失意者，他們靠學生家長繳納的束修過活”。這是私學，教師可以靠學費的收入來維持生計，則可知這類私學廣有“市場”。而“政府”也爲滿足貴族和高官的子弟之外的社會公衆的子弟的讀書需求，在杭州城裏興辦了一家府學和兩家縣學，“均開設在官衙的圍牆之內”。
正如謝和耐所說的，“初級教育完成以後，所有的課程均朝著一個方向設計：把學生塑造成適應官方科場的考生。”學生們于是“終日沈浸在這些古代經典之中，變得不僅能諗熟其中的思想與情感，而且能熟練地掌握表達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進一步說，機械式的訓練被賦予了極度的重要性；一位優秀的學生須在心中牢牢記住主要的經典著作，並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詩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們的風格寫詩”。
這樣的教育模式裏教育出來的學生，通過科舉而進入“各級政府”，能夠經世致用麽?很多人早就表示過疑問，“有宋一代，許多有識之土對于教育形式的藝術性質深爲憂慮，認爲這種辦法只能教育出審美家和業余的文藝愛好者，而並不具備任何實際的知識——質言之，人們並未爲其在行政系統中的預定角色做好准備。”著名的譬如北宋“拗相公”王安石，謝和耐在書裏寫道——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經創辦過州學和縣學)曾于1071年上書痛陳當時的開科取士制度的謬誤和闕失。他宣稱，這種制度之所以得以創立，完全是因爲科場提供了晉身官場的唯一正常途徑。可是，究竟還有什麽能比強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關在書齋裏以其全部時間和活力去吟詩作賦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須爲政治哲學和實際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間。
王安石的批評未始沒有道理，但是在南宋的杭州，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總體上恐怕已呈多樣化的格局。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依舊是主流，但其他形式的基礎教育也是存在的。正如謝和耐所表述的：“到了12世紀初葉，實際問題無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樣受到忽視。”譬如：商業的繁榮，杭州成爲大都會，這都使一個人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成爲必需。所以在那個時代的杭州，謝和耐寫道：“也許會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種形式的基礎教育，也就是說，他們被教會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廣泛用于計算的算盤。”因爲將來到社會上去謀生或立足，用得著這些。這也表明，在杭州一般老百姓那裏，教育有沒有用，他們以作爲人所具備的趨利避害的本能，是可以從生活實踐中自發地得出結論的。但他們的認識恐怕也僅止于此，離開活生生的生活的體驗和實踐，就未必能將其認識再往更高一個層次提升了。再進一步說，教育的方式和內容要想爲公衆所接受和認可，其前提必是教育的意義和功效能夠爲一般公衆的生活實踐所驗證。教育的理想和激情固然可貴，可若不能被公衆認可，又如何能夠推行開去呢?一般百姓的實用性的價值判斷誠然有其“短視”的一面，但這因講求“實用”而帶來的“短視”，是不是多少也能避免“烏托邦”所可能帶來的高成本無收益的風險呢?未成年人爲今後能夠在社會上立身處世而預先打一些底子所進行的學習，可以叫作基礎教育。所以基礎教育也就必須與它所對應的社會相適合。“……大量孩子……被教會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廣泛用于計算的算盤。”
——我想，這就是立足于南宋杭州商業文明的有別于爲科舉作准備的“基礎教育”之外的另樣的“某種形式的基礎教育”吧。
“教育也並非總是純然文學性和書卷氣的。進士科當然是最爲人向往的，它考的是韻文和散文，而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並爲高中者打開了一條輝煌的仕途。不過，此外還有更專門化和更技術性的考試科目，如九經、五經、三禮、三傳、開元禮、三史、學究、明法等，不必說還有武學和醫學了。”謝和耐講述道。專科教育不始于宋，唐代就有了。但正如謝和耐所說的，到南宋，實際問題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視。
在謝和耐的這部著作裏，我們看到，南宋杭州的教育，在科舉教育的主流旁側，也還並存著其他形式的教育的支流。或者說：謝和耐的著作給我們勾畫了南宋時代杭州城裏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生動場景。假如有所謂的“南宋遺風”，這個“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傳統，不是很有意味的麽?
2005年8月29日的《錢江晚報》上刊發了一條標題爲“杭州欲爲‘南宋遺風’正名”的消息：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人文精神在精致和諧之外，總是留有“南宋遺風”的影子。多年以來，人們總是將杭州人注重享受、追求安逸的生活態度追究到“南宋遺風”身上，且多持批判態度，而學界對于宋代曆史的研究也多只集中于北宋。現在有一批學者准備重修南宋史，50卷本大型南宋史學研究叢書于日前正式啓動。
《南宋史研究叢書》由杭州市社會科學院、杭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持編纂，邀請了一批國內外在南宋史研究領域內一流水平的專家學者，開展南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內的研究，立體挖掘“南宋遺風”。該叢書包括了《南宋史研究論文集》2卷、《南宋史專題研究》20卷、《南宋人物研究》10卷、《南宋都城臨安研究》10卷、《南宋史全書》8卷。其中，“南宋史專題”(上、下卷)將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余48卷將在6年內陸續出版。
這是杭州近年繼《西湖叢書》之後，又一套集政府和學界之力修訂的大型文史類叢書，是杭州市又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有關人土表示，杭州曾經作爲南宋的都城，時間長達近一個半世紀之久，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城市建設、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乃至性格、方言等方面，都對後來杭州的發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南宋遺風”對當今杭州人文精神的形成，究竟有哪些影響，學界未有系統的研究；民間對南宋的看法也多停留在“偏安”文化的負面印象上。重修南宋史，旨在全面挖掘“南宋遺風”中的優秀文化傳統，尋找適于當下和諧杭州建設的傳統文化遺産。
“南宋遺風”究竟有哪些內容?對今天還有哪些影響?這個研究肯定是有意義的。然而研究還沒有整體上的展開，標志性的成果也還沒有出現，就已經可以“以論帶史”地說要“爲‘南宋遺風’正名”，就可以匡定叢書的卷數和出版的時間，這或許也表明了今日杭州的人文社會科學界裏存在著浮誇風和行政化的積弊吧，這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杭兒風”呢?——這是不是也算“南宋遺風”之一呢?
如果謝和耐這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著作裏描繪的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場景內容屬實的話，或許值得我們作更深入和更開闊的考察。或許這個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場景，是可以列爲替“南宋遺風”正名的一個題目的吧?
據說寫出了煌煌巨著《曆史研究》的英國大曆史學家湯因比講過這樣的話：要是允許他自由投胎，他最願意生活的時空區間，當是九世紀(唐代)中國的新疆北部。而寫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的法國漢學家謝和耐，令他最爲沈醉的則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的臨安城，“他有滋有味地細細描繪杭州城的百姓生活，堪稱文字的清明上河圖。”(引自劉爽《到哪個朝代活一次》(刊1999年6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謝和耐(JacquesGemet)，法國著名漢學家，1921年12月22日生于當時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1942年之前在阿爾及利亞完成其學業，獲得了古典文學(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和語言學)的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文憑。1942年，美軍在北非登陸，謝和耐應召入伍參加了抵抗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義戰爭。1945年退伍後，他便將精力轉向中國研究。1952年底完成學位論文《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法國是歐洲的漢學重鎮。謝和耐則是繼馬伯樂之後出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教授的戴密微(P．Demi6ville，1894-1979)的高足。戴密微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禪宗寫本，他曾與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的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討過敦煌卷子中有關漢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爭論頓漸問題的材料。
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已由劉東譯作漢語，江蘇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1995年6月出版。我的這篇短文的引文均采自劉東的這個譯本。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王子今曾撰寫《“豆瓣醬”與“洗澡狂”——翻譯的故事與文化》(刊2001年8月24日《中華讀書報》)，對劉東這部譯著的若幹譯文瑕疵(主要涉及中國古文獻的回譯問題)作了糾誤，可參看。這部譯著第62頁的腳注，譯者誤將莫裏哀名劇《貴人迷》(又譯《醉心貴族的小市民》)寫成《最新貴族的小市民》，則真不知所雲了。
http://www.wenlanonline.com/lib/zjwx_36/36mryhz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