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博館 詩文繁多，請點右下角分章分類。 網友四畏： 一畏,邪者磚家，傲也。 二畏,奸巧奪理，邪也。 三畏,高談闊論，煩也。 四畏,哈啦渲洩，虛也。 網文四悅： 一悅,原創文藝。 二悅,反思自省。 三悅,要言不煩。 四悅,戲而不謔。 本館貼文，純屬公益。 若覺侵權，煩請告知。

38,581愛的鼓勵 22訂閱站台

２０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 陳炳輝

【內容提要】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呈現了四種主要趨勢：從人民民主論到精英民主論，從一元民主論到多元民主論，從政治民主論到社會民主論，從代議制民主論到參與式民主論。這四個趨勢表現了兩個重要特征，一是對視民主爲“人民的統治”的古典民主理論的否定，另一是從規範的民主理論向經驗的民主理論的轉換。這兩個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傳統的民主理論與現代的民主事實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世紀後半期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實證化趨向。
古典民主理論將民主視爲人民的統治或人民的權力。但是，百年來的現代西方民主理論卻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古典的民主理論受到各種懷疑、批駁和修正，産生了多種模式的民主理論，呈現了現代民主理論的多樣化特征。在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中，出現了以下四種主要趨勢：從人民民主論到精英民主論，從一元民主論到多元民主論，從政治民主論到社會民主論，從代議制民主論到參與式民主論。

一、從人民民主論到精英民主論

源于古希臘文的民主一詞，是由“人民”和“統治”兩詞合成的，其原意便是人民的統治。傳統的政治學通常把民主制看作是由全體人民掌握國家的統治權力的政體，從而區別于由一人掌權的君主制和少數人掌權的貴族制。近代以來，以洛克、盧梭爲代表的西方啓蒙學者，基本上沿襲了古希臘的民主觀念，將民主看作是人民大衆的權力。通過社會契約論，他們論證了國家權力是來自人民、屬于人民的，尤其是盧梭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主權的原則，認爲民主就是人民主權，就是人民大衆享有國家權力。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民主理論，其根本思想就是主張人民大衆的權力。古典民主理論是近代西方資産階級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銳利的思想武器，是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石，主權在民已寫進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成爲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
19世紀的密爾、托克維爾信奉的基本上是傳統的民主理論，相信人民大衆的權力，但是他們最早意識到民主的“多數專制”的危險，已經具有從人民民主論轉向精英民主論的某些思想傾向。密爾把僅僅代表多數的民主制稱爲虛假的民主制，認爲由人數上的多數掌權比少數人掌權雖然較爲公正也較少危害，但仍然存在著實行多數專制的危險。在他看來，社會中具有高度智力和優秀品質的人總是少數，而隨著選舉權不斷擴大的民主制，其自然趨向是集體的平庸，“只有在有教養的少數這部分人中才能夠給民主制的多數的本能傾向找到一種補充或使之臻于完善的矯正物。”（注：〔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 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15頁。）顯然，這裏已經具有精英主義的傾向。
意大利的莫斯卡、帕累托和德國的米切爾斯是早期精英主義政治理論的主要代表，他們都對傳統的民主理論提出了批評，認爲大多數人的統治的民主只是一種虛構出來的神話，一切政治統治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政治也不例外。莫斯卡認爲，任何社會都存在著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掌握著政治權力的統治階級只能是社會中的少數人，而絕大多數人屬于被統治階級，民主政治下仍然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關系。帕累托將社會階級劃分爲精英階級和大衆階級，精英階級由出類拔萃能力超群的社會集團中的精英組成，它分爲統治精英和非統治精英，統治精英是社會的統治階級，民主制國家也是由少數精英統治的，不存在人民的統治。米切爾斯則在分析現代民主制的政黨政治中，提出了著名的“寡頭政治鐵律論”。他認爲現代民主制是靠政黨政治來運行的，而政黨實際上是由少數領袖人物來領導的，歸根到底仍然是少數人統治的寡頭政治，而不可能是人民的統治。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爾斯的精英主義理論，完全否定了人民的統治，從精英主義走向對民主的完全否定，而這一時期另一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卻力圖把精英論和民主論結合起來，成爲精英民主論的早期代表。
馬克斯‧韋伯也反對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統治，在這點上與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爾斯的觀點是一致的，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完全否定民主理論。馬克斯‧韋伯認爲理性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特征，而理性化表現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科層制，它必然導致官僚化；國家的行政管理的合理性要求講究效率的統治，唯此才是合理的，而多數人的統治不符合理性化的要求。作爲大多數人的民衆是非理性的，無法正確理解公共事務，民衆直接的統治只會導致政治的低效率。但是，韋伯並不因爲政治的官僚化趨勢而排斥民主，而是力圖將官僚統治與民主結合起來，主張一種官僚民主制，其核心思想是使民衆能夠選舉政治家，而政治家又能控制官僚。現代社會需要官僚的統治（管理）而不是人民的統治（管理），也就是需要精英統治（管理），但是還必須有民衆的有規則有秩序的參與，需要有普選制，有強大的民選議會來制約官僚政府，防止其演變爲專制的官僚統治。韋伯的官僚統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的官僚民主論，實際上是現代的精英民主論的先聲。（注：參見〔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9章，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奧地利的熊彼特是20世紀精英民主論的最主要的代表。他認爲將民主視爲人民的統治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古典民主理論建立在“共同幸福”和“人民意志”的假設上，由于存在著人民的共同幸福，就有可能形成要求實現共同幸福的人民意志，因此人民就能共同決定問題，體現人民的權力。熊彼特認爲所謂的共同幸福是不存在的，人們的價值觀念不同，對幸福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既然不存在共同幸福，那就不可能形成爲取得共同幸福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也就不存在由人民意志決定政治問題的人民民主。在否定了古典的人民民主論之後，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精英民主論的經典定義：“民主方法是爲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注：〔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37頁。）在他看來， 民主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政治家的統治，是政治精英的統治；民主政治中的精英是通過競爭的合法途徑，通過取得人民的選票來獲得政治權力的，民主僅僅意味著把政府的權力交給那些獲得最多選票的政治精英。在政治活動中，人民並不是統治者，只不過是有機會通過選票來接受或拒絕某些政治家的統治，民主的意義就在于此。
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民主理論家薩托利，沿襲了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論，並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補充，提出一種競爭——反饋式的民主理論。薩托利也反對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統治或大多數人的統治，認爲政治關系中的統治者總是少數人，被統治者總是多數人，強調民主也是少數人的統治和大多數人的被統治，當然，民主並不是少數人的專制和獨裁的統治。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不在于統治者是大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其實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統治者總是少數。問題在于專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權的統治，不是權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統治，而民主政治則是通過選舉，使得少數人得到人民授權的統治，是權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統治。薩托利主張的是少數人統治而大多數人被統治的民主，當然這個特定的少數人應該是社會的精英，因此民主也是精英的統治。他引用了F.S.海曼所說的話：“沒有領袖的社會根本就不是社會”，民主的社會同樣也是需要領袖的社會，問題是這種領袖並不是自封的，“民主的特點在于這樣一條原則：誰也不能自稱他比任何人都更優秀，這事必須由別人來決定”。（注：〔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頁。 ）也就是通過競爭式的選舉來選擇統治的精英。薩托利認爲，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論事實上就是一種競爭式民主論，競選的精英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在競爭中取得決定權。但是，熊彼特的觀點只注意到民主過程的輸入方面，即通過競爭選票獲得政治權力，這是不夠的。爲此，薩托利提出了競爭——反饋式的民主理論來改造並補充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論。選舉從輸入意義上看，是精英通過競爭獲得政治權力，體現了民主，這是熊彼特所看到的一個方面。從輸出方面看，當選的統治者在其決策時，受著選民對統治者的決策的反應的制約，因此要考慮民心的向背、民衆的意願，選民的選舉權就以反饋的方式制約著統治者的決策，這樣選舉就不但從輸入意義上而且從輸出意義上保證了政治過程的民主性質。

二、從一元民主論到多元民主論

西方傳統的民主理論實際上是一種一元民主論，所謂民主是國家權力或政治權力的民主，就是由人民通過掌握國家權力來當家作主，這種一元民主論在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中得到最徹底的表現。20世紀民主理論演變的重要趨勢之一，就是從一元民主論演變爲多元民主論。多元民主論主張民主不只是通過國家這個唯一的權力中心而存在，而是由社會中的許多團體來分享，是衆多團體共同參與政治決策過程。
近代的國家主權觀念源于法國的布丹。布丹認爲國家擁有一種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永久的權力，這種最高權力就是國家主權。但是布丹認爲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應當由君主來掌握才是最好的，所以被稱爲君主主權論者。洛克從社會契約論出發，認爲國家的最高權力應由民選議會掌握，所以被稱爲議會主權論者。盧梭則是一個徹底的人民主權論者，認爲國家主權永遠屬于人民，民主意味著人民掌握國家主權，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是統一的。通過社會契約形成了作爲“公共大我”的人民，這個“公共大我”是不可分割的，“公共大我”亦即人民的主權是唯一的，絕對的。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的著名法學家狄驥就開始否定國家主權的觀念，並進而批判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狄驥認爲，主權觀念只是虛幻的假設，是陳腐的觀念，只會帶來種種弊端，因此應當擯棄。在他看來，人民主權的國家也是虛構的，因爲人民只是由各個個人組成的，決不存在一種超越個人的集體人格，盧梭的那種“公共大我”是不存在的，人民不可能成爲主權的主體，所以也就沒有所謂人民主權的國家。狄驥主張的理想國家是工團國家，它是由工會團體、雇傭團體、工職人員協會、農業協會及工商業者協會等團體構成的組合國家，這些團體都應分享國家權力，而不是由國家獨占政治權力。狄驥對國家主權、人民主權的否定，主張由各種團體組合的工團國家，顯然具有多元主義的傾向。（注：參見〔法〕狄驥：《憲法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第386～420頁。）
20世紀上半期的英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是政治多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主權問題研究》、《現代國家中的權威》等著作中，批判了傳統的一元主義國家觀，否定了傳統的國家主權概念，而極力宣揚多元主義的政治觀。拉斯基認爲，國家中不應該存在一個權力無限的主權者，事實上每個國家都不可能存在一個權力無限的主權者。國家只是人類衆多形式的團體之一，它並不必然比教會、工會或其他社會團體更適合于社會目的，政府的行爲是正當的，其他社會團體的行爲也是正當的。傳統的以主權概念爲基礎的一元國家觀是神秘主義的，它使國家成爲人們躬身屈膝的現代偶像，只會阻礙公民個性的發展。拉斯基主張以各種平等的社會團體爲基礎的多元國家，這種多元國家最終價值不在秩序和統一，而是要培養多種複雜的欲望、態度和價值。爲此，拉斯基的多元國家的權力性質是“分”而不是“集”，權力不是集中在社會結構的某一點上，不是集中在國家的政府那裏，而是分散在社會的各種職能團體和自治區域。拉斯基的多元主義國家觀對現代的多元民主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羅伯特‧達爾是當代多元民主論的最重要的代表。他承襲了美國早期的團體政治分析家阿瑟‧本特利、戴維‧杜魯門的多元主義觀點，建立了較爲完善的多元民主論。達爾認爲：“一個民主社會可定義爲一個社會體系，它不僅具有民主的政治（次）體系，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直接地或間接地起著民主政治過程作用的次體系。”（注：〔美〕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這裏的政治體系指的國家（政府）系統，民主社會除了國家的政治體系外，還有各種利益團體、社會組織的次體系。民主並不意味著由大多數人在某個政策的制定上能夠通過政治體系形成一致的決定，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社會組織能夠參與決策過程，分享決策機會，通過討價還價而做出決策的穩步的妥協過程。對于達爾來說，有各種各樣相對獨立的團體的存在，並能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是維持民主政治存在的至關重要的條件。“在‘民主多元論’或‘多元主義民主’的說法中，‘多元論’和‘多元論者’這兩個術語都指組織的多元論，也就是指在一國家範圍內許多相對自治的（獨立的）組織（子系統）的存在。”（注：〔美〕羅伯特A.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達爾認爲，如果沒有各種相對自治的團體， 唯有政府才是單一的強有力的決策中心的話，就可能造成政府通過等級的政治體制造成對公民的單向控制，而許多相對獨立的自治團體的存在便能減輕或抑制政府的單向控制，從而保證民主政治的真正實施。
以1985年的《經濟民主理論導言》爲標志，達爾又轉向了新多元主義的民主理論，同林德布洛姆成爲當代新多元主義的民主論的主要代表。
新多元主義並非完全抛棄多元民主論的觀點，而是對傳統多元民主論的某些修正和完善化。傳統的多元民主論認爲，政治權力在民主國家中是由許多團體平等地分享，在不同的社會團體的相互妥協、相互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形成政治決策。新多元主義仍然認爲民主國家中存在衆多的社會團體能夠參與決策過程，但是各種團體在決策過程中並非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權力。許多團體政治資源缺乏，因而難以實現充分的政治參與，而那些經濟上具有優勢地位的利益集團能夠享有更大的權力，更多地影響政策的制定。這樣，經濟上的不平等就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從而對民主過程造成嚴重的侵犯。資本主義的私人投資和私有財産制度對國家的制度、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強的制約性。私人投資、私有財産制度有其發展中的客觀要求，政府要維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就必須滿足其要求，確保私人部門的成功，這樣政府的政策制定就必須偏向作爲私人部門的利益集團。新多元主義意識到現代民主制度是受商業利益、私人利益制約的，經濟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較之其他的社會團體具有更突出的地位，決不是各利益集團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正如英國當代政治學者戴維?赫爾德所說的：“按照達爾和林德布洛姆等人的看法，利益集團不能被看作必然平等的，國家不能被看作所有利益之間的中立的仲裁者：商業社團對國家具有不均衡的影響，因此對于民主的結果也具有不均衡的影響。”（注：〔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頁。 ）“民主植根于這樣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中，這個制度把一種‘特權地位’系統地賦予了商業利益。”（注：〔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頁。）新多元主義看到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對政治平等、政治民主的一種威脅，現有的私有財産制度對民主有著消極的影響，爲此達爾提出要建立一種新的廣泛合作型的所有制，把民主擴展到車間和一般的經濟生活中去。

三、從政治民主論到社會民主論

從古希臘的民主理論，到17～18世紀以洛克、盧梭爲代表的民主理論，是一種政治民主理論。20世紀以來的現代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趨勢之一，便是從政治民主論演化爲社會民主論。正如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民主一詞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 以後大約直至一個世紀以前，它一直是個政治概念。也就是說，民主只意味著政治民主。但是今天我們也從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義上談論民主。例如我們聽到過社會民主、工業民主和經濟民主。”（注：〔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頁。 ）將政治民主擴充爲整個的社會民主，是當代不少人所主張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當代民主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社會民主論。
托克維爾是最早將民主理解爲社會民主的思想家之一。1831年對美國的考察，使他強烈地意識到美國民主的社會前提是身份和風俗習慣的社會平等，它完全不同于歐洲傳統社會的貴族統治。托克維爾所理解的美國民主不僅僅是政治形態的民主，而且是遍及整個社會的民主。20世紀初美國的著名政治理論家布萊斯繼托克維爾之後，也把民主解釋爲社會的一種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將其視爲純粹的政治形態的民主。盡管布萊斯把民主依然定義爲大多數人的統治，而且具體化爲占全體國民的3／4以上的多數人統治，但是他實際上已超出政治範圍之外去考察民主。他所提出的著名的民主政治十要件，包括了自由、平等、教育、新聞、政黨、自治、傳習、人民、輿論等，顯然已不止是政治民主，而是擴充爲社會的民主。
當然，真正將政治民主論推演爲社會民主論的是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前身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悉尼?韋伯夫婦發明了工業民主的概念，他們合著《工業民主制度》一書，主張超出政治民主，將民主擴大到工廠中去，把民主直接運用到工業社會。20世紀上半期英國的拉斯基開始從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轉向民主社會主義，他認爲民主的社會主義應當具備三大特征：整個社會確立起民主和自由的公認的價值體系和生活目標，政治上建立起自由與平等的政治制度，經濟上實行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拉斯基主張不但實行政治上的民主制，而且應實行經濟上的民主化，要確立起整個社會的民主。
“二戰”以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成爲當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隨著社會黨國際的成立，不少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工黨、社會黨的執政，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越來越大。民主社會主義的名稱本身就強調了民主的極端重要性。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將建立民主社會作爲自己的奮鬥目標和指導綱領，並對民主作出了全面的論述，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將民主拓展爲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四個方面。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論並非抛棄政治民主，而是包含了政治民主，甚至將政治民主視爲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重要的基礎。他們認爲應當通過民主的道路取得政權，建立起自由選舉的議會制，實現多黨制，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並且強調保障人的政治自由，包括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利。問題在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觀，不是僅僅強調政治民主，而是主張將民主擴大到社會的一切領域。他們將政治民主看作是實現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的必要基礎，認爲單有政治民主是不夠的，必須用經濟民主、社會民主來補充。
經濟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認爲，民主不僅是一種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組織形式，而且應該成爲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經濟民主最主要的是強調工人及工會組織能夠參與經濟決策過程，甚至參與決定全國性的經濟政策。爲此，他們主張在企業確立工人參與管理的制度，使工人及其組織能對企業的生産、銷售、分配的過程實施有效的影響，形成民主的管理制度。
民主社會主義還主張將民主擴大到一切社會領域，從整個社會的所有方面去實現民主的目標。在社會民主方面，他們強調保障每個人的社會權利，除了政治權利外，還應當有生存、工作、休息的基本權利，也包括住房、醫療保險、受教育的權利。這些權利對社會民主來說是基本的、至關重要的。
民主社會主義還主張將民主原則擴大到國際範圍，提出了國際民主。他們認爲國家間的關系、民族間的關系應遵循民主平等的原則，從而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新秩序，通過國際對話和平地解決國際問題。爲了實現國際範圍的民主，他們反對將民主視爲經濟發達國家的特權，而主張在一切國家和國家間的關系中實現民主。

四、從代議制民主論到參與式民主論

古希臘城邦的民主制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因爲城邦的地域範圍、人口數量有限，所以由公民大會共同討論決定重大問題的政治形式能夠實行。而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其領土廣闊，人口衆多，城邦的直接民主制不可能成爲適應近代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因此，近代西方民主理論是一種適合近代國家現實的代議制民主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潘恩、密爾等人。但是，隨著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20世紀卻出現了一種從代議制民主論轉向參與式民主論的新的趨向。
洛克提出了代議制民主論的議會至上的原則。根據這種原則，不是由人民直接行使權力，而是由民選的議會代表人民來行使權力。潘恩則明確地主張將代議制和民主制結合起來。他認爲，古代民主制只是一種簡單的民主制，由于領土擴大、人口增加，簡單的民主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把代議制和民主制結合起來，就可以獲得一種能夠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的不同大小的領土與不同數量的人口的政府體制。”（注：〔美〕潘恩：《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46頁。）潘恩闡述了代議制民主的許多優越性，將其視爲適應時代潮流的最好的政府體制。
密爾是19世紀的代議制民主理論的集大成者。密爾同樣認爲，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權屬于人民的政府，因此，“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所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體人民參加的政府；……但是既然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市鎮的社會裏，除去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可得出結論說，一個完善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注：〔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 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5頁。）他提出， 代議制民主的實質是全體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們行使最高的控制權。他系統地分析了代議制民主的優越性及其容易存在的弊病和危險，對代議制民主的議會、行政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代議制民主的政治制度，理論上占主導地位的是代議制民主論。但是盧梭是懷疑代議制的。盧梭的民主理論的核心是人民主權學說；在他看來，國家主權永遠屬于人民，它是不可代表的。正因爲如此，他批評了英國的代議制，認爲英國人民只有在選舉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而成爲人民的代表時，人民就是奴隸，就是什麽也不是的零了。體現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理想的政權組織形式就必須是全體公民直接參與的公民大會，這就只能是直接民主制。
20世紀上半期，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後期代表道格拉斯?柯爾，繼承了盧梭的某些思想，否定了代議制民主論，提出了職能民主制，成爲參與式民主理論的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柯爾指出，代議制民主論是確立在一個人能夠代表另一個人或許多人的理論前提上的，但是這樣的理論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他認爲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無法替代的，一個人既不能代表別人，也不能被別人所代表；因此，建立在代表的基礎上的代議制根本就不是民主制。代議制使得一個公民在被代表後成了一個零，其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就喪失了。代議制最多是公民在投票時參政，一旦投票完就要讓代表來統治，而自己則喪失了參政的機會。柯爾提出了體現參與式民主的職能民主制，以代替傳統的代議制民主。柯爾認爲，“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應當在單獨的、無所不能的議會中去尋求，而應當在各種有調節的職能的代表團體這種制度中去尋求。”（注：〔英〕道格拉斯?柯爾：《社會學說》，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70頁。）他的職能民主制，實際上是一種參與式的民主制，以人人能參加的職能團體爲基礎。團體的每一個成員都對團體有充分了解並能參與決定自己所在團體的事情，而不是讓別人來代表自己。柯爾主張一個人可以同時是不同團體的成員，比如一個人既可以是一個工廠的成員，也可以是某一俱樂部的成員，還可以是某一政黨的成員，這樣就可以參與各種團體的活動，盡可能多地參與各種社會事務。柯爾認爲只有這樣的職能民主制，才可以充分地體現民主精神。
隨著現代信息社會的發展，參與式民主理論發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甚至有不少人認爲傳統的代議制民主將爲參與式民主所取代。他們認爲，由于先進的信息傳播手段及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們將有機會了解各種各種各樣的重大問題，並直接參與對這些問題的決定，而不需要依賴代表。利用計算機、高級的通訊手段，使得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決定成爲可能。公民真正直接參與政治決定的參與式民主理論，越來越成爲當代西方民主論的一種重要模式。（注：參見〔美〕約翰‧奈比斯特：《大趨勢》第9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帕特曼和麥克弗森是當代西方的參與式民主理論的主要代表。他們認爲參與式民主能夠促進人類的發展。對政治的直接參與，能夠強化人們的政治責任感，弱化人們對權力中心的疏遠感，培養人們對集體的公共問題的關注，這有助于形成積極的、對政治事務有更敏銳的興趣的公民。麥克弗森在其著作中指出，公民只有不斷直接地參與社會和國家的管理，個人的自由和發展才能充分實現。他還提出將民主領域從對選舉的定期參與擴大到對社會生活各領域的決策的參與。當然，帕特曼和麥克弗森都沒有像柯爾那樣完全否定代議制，而是主張把代議制民主與民衆的直接參與結合起來，把直接民主制廣泛地運用于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
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受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制約。百年來，民主化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雖然這期間在德國、日本等國曾出現過法西斯主義的逆流，但是在全球範圍內，民主化畢竟是無法阻攔的巨大潮流。亨廷頓認爲人類社會發生了三次民主化潮流，第一次發生在1828～1926年間，第二次發生在二次大戰後的1943～1962年間，而70年代後又開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注：參見〔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26頁。）民主問題成爲現代西方國家理論的熱點問題，正是反映了20世紀民主化浪潮的客觀現實。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對古典的民主理論的否定，“人民的統治”的古典民主論受到普遍懷疑和詰難。因爲人們發現，資本主義化的民主從來就不是人民的統治，從來就沒有實行過主權在民的國家制度，這不能不引起20世紀西方學者對民主問題的重新思考。比如波普就曾提出著名的“民主悖論”的問題。（注：參見陳炳輝：《波普民主理論剖析》，《廈門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當傳統的民主理論與現代的民主事實發生矛盾時，很多西方學者就放棄了傳統的民主理論，而依據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現實來構築新的民主理論。事實上像以熊彼特爲代表的精英民主論、以達爾爲代表的多元民主論，都力求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運轉的現實來尋求對民主的新的解釋。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規範的民主理論向經驗的民主理論的轉換。人們放棄了理想主義的民主的價值，而追求對民主的經驗式、實證式的分析。民主理論的這種轉換是與政治學上的行爲主義革命密切相關的。50年代開始的政治學行爲主義革命深受實證主義的影響，從此，政治學也像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那樣，開始盛行實證的定量的科學研究方法。規範的民主理論向經驗的民主理論的轉換，正反映了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這種轉變。
http://www.yishuzhai.org/xueren/politics/cbh.asp?action=do&num=1

民主政治

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與君主制、寡頭制和獨裁制相對立。作爲一種比較完整的國家體制和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最初産生于古希臘的城邦國家。資産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過程中，擴大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礎，確立了以普選制和議會制爲中心的資産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是最大多數人享有的最廣泛的民主。民主政治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民主政治反映國家的階級本質，不同階級統治的國家，民主政治的性質是不同的，並由此表現出特殊性和差異性；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實現其階級統治時必須遵循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則，如多數原則、確認和保護公民權利原則、代議制原則、有限權力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批判地吸收了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的合理成分，爲人類民主政治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前景。
政治，是人類共同體借助公共權力（或特權），管理沖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和過程。首先，政治與沖突有關。人類共同體有很多人，人之間意見不一致，由此發生分歧和沖突；人類共同體要維持下去，就必須建構規則和秩序。政治就是以武力、說服、妥協等方式，解決分歧和沖突，並建立和維持秩序的方法、途徑和過程。從內容上看，分歧和沖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的有限性與追求利益的無限性的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政治，就是將利益分歧和沖突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並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爲得以持續進行。政治現象又與公共權力有關。公共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解決分歧和沖突，意味著規約人們的行爲，而規約人們的行爲必須依賴人們普遍認同的和必須服從的約束力。政治，就是借助公共權力使解決分歧和沖突秩序化，其核心是支配和服從支配。
人類管理沖突並建立和維持政治秩序的方式多種多樣，並且隨著生産方式的發展而發展。縱觀人類政治史，人類的政治生活方式經曆了神權政治、王權專制政治、權威政治和民主政治等。
民主政治，是憑借公共權力，和平地管理沖突，建立秩序，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和過程。民主政治的核心內涵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選舉。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是代議制，即民衆無法直接掌握和管理政權，只能選擇民衆中的少數精英分子代行權利。因此，選舉領導人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個核心內涵。民主政治中的選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首先是自由選舉，保障選舉人的自由意志，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人。其次，定期更換領導人。再次，選舉必須是選擇行爲，即選舉人在兩個以上候選人中選擇一個人。只有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只是推舉或擁戴行爲，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這就意味著，兩名以上的候選人必須競爭同一個職位，選民從中選擇一名候選人。總之，選舉是體現“主權在民原理”的最爲重要的環節。
第二，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關系的制約化。從橫向上看，政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機構是獨立機構，即專門化了的、角色邊界清晰而明確的、互不相屬的結構。從縱向上看，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構都是相對自主的機構，而不是只聽命于上級機構的下屬機構。橫向的和縱向的各政治機構之間是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而不是某一特定政治機構控制或支配其他政治機構的單向影響關系。
第三，不同意見的合法化。民主是共同體成員以普遍認同的程序和規則爲依托，和平地解決利益沖突，使得各利益主體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爲得以持續進行的制度安排和實際行爲過程。因此，按特定程序，自由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是民主的根本。同時，不同意見的合法化，是自由、平等的選舉和各政治機構之間縱向的和橫向的制約關系得以實際運行的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級形態，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複雜的和完整的系統。
在第一個層面，民主是原理體系。如，人的尊嚴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權在民原理等。
人的尊嚴原理，是指不論性別、地位、貧富，人的自身價值是世界上最珍貴的價值。人的尊嚴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終極價值目標，民主主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的尊嚴。
平等原理，是指人生而平等，應擁有相等的權利。現實生活中，每個人能力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不可能享受絕對平等的權力，所盡的義務也不可能是絕對平等的。但就人的價值而言，人之間應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應是平等的。
自由原理，是指人自主地支配自己，而不受他人的強制和支配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自由不是絕對的。首先，一個人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其次，爲每個人都能獲得盡可能多的自由，每個人都必須讓出一部分自由給國家，由國家以制度、規則等形式制約人的行爲，以保障更多的人享受更多的自由。
主權在民原理，是指國家權力來之于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因此，由人民授權産生政府，政府必須遵從人民的意願。
在第二個層面，民主是一系列的原則體系。如，討論原則、妥協原則、多數原則等。
討論原則。首先，討論原則以異議、意見、反對派的存在爲前提，並以討論的方式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見，求大同存小異，制定同一政策的方式和途徑。其次，討論是和平地解決分歧和沖突的方式和途徑。再次，討論是公開地交流不同意見，讓公衆了解並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方式和途徑。
妥協原則。是指爲達成具體的目的，意見相異或對立的各方調整各自的意見，以達到相對一致的方式和過程。首先，妥協的目的是爲制定出更爲創造性的政策。其次，妥協是相互了解和理解對方的意見的過程，而不是各方只顧堅持自己的意見。再次，妥協是各方反省自己的意見，以發現和創造共同點的過程，而不是一方盲目地、絕對地順從另一方。
多數原則。妥協原則和多數原則是將討論原則現實化的途徑和方法。討論原則是民主主義的根本原則，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分歧和沖突的唯一方式。妥協原則是討論得以和平地進行所必須的原則。而多數原則，則是將討論引向決策的唯一方法。
在第三個層面，民主是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
寬容的心態有兩層含義：一是承認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二是承認他人的存在。遵守規則的習慣，是指人的行爲比較理智，不輕易用感情支配行爲。人類共同體有序化所必需的各種規則，自覺而普遍地得到遵守。
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是民主的社會基礎，是身份和習慣上的平等，是一個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是一種社會狀態和風氣。誰也不否認社會民主作爲民主政體不可缺少的基礎的重要性，也不否認基層的初級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何方面更有價值。1
在第四個層面，民主是一系列的制度。制度，主要規定各政治主體的産生方式、行爲方式及其相互之間的穩定的關系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有代議制度、政府制度、政黨制度、司法制度、輿論制度等。
在第五個層面，即實踐層面，民主是一系列的行爲過程。如選舉行爲過程、決策行爲過程、參與行爲過程等。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只有以具體而詳盡的程序和規則來規範制度運行的每一個具體環節和各政治主體的每一個具體的行爲環節，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現實化。不然，政治制度將是一紙空文。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又是一系列的程序和規則。
綜上所述，民主是由多個因素構成的完整的系統，各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各因素不可缺少。
http://baike.baidu.com/view/60002.html

民主

民主從其字面上來看（源于希臘文δημος 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 kratein；統治），代表著由人民統治。至于民主的統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構成範圍則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但一般的原則是由多數進行統治。民主通常被人與寡頭政治和獨裁政治相比較，在這兩種制度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于少數人手上，而沒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廣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詞經常被使用于描述國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則也適用于其他有著統治行爲存在的領域。

民主的形式

直接民主—又稱爲純粹民主[1]，是一種人們直接投票決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決定是否接受或廢除某種法案。之所以稱爲直接是因爲決策的權力直接由人們所行使，而不經過任何媒介或代表。在曆史上，這種形式的政府相當少見，因爲在實踐上要將人們全部聚集起來投票相當困難，所花費的成本和時間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屬于較小型的共同體，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代議民主則是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稱爲代議制是因爲人們並非直接投票決定政府政策，而是選出民意代表來參與政府實體或議會。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體選民選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區域（通常是依據地理劃分的選舉區），一些制度則混合了這兩種方式。許多代議民主制也結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許多一黨執政的共産主義國家也會以民主自稱，例如（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但他們明顯的將政治權力給予統治階層的共産黨成員，稱之爲民主集中制。
在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稱呼代議民主制的其中一種形式—自由民主制，在自由民主制裏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數人的民意在行使決策權力時必須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憲法加以管制，以強調對于個人和少數派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這種形式的政府在近年來越來越常見，目前世界上將近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權之下。
相反的，非自由民主制則用以形容那些“有民主”、卻沒有保障自由的制度。這在許多後蘇聯的國家相當常見，不過這種現象並非最近才出現的。

民主的曆史

由于民主有著許多不同的概念和定義，因此民主的曆史也相當複雜，民主一詞所代表的制度也相當廣泛。
雅典民主是最早期而又最知名的民主制度，民主一詞也是在前五世紀于古希臘出現的。在這段時間之前的記載都斷斷續續的，不過希俄斯島（Chios）的記載顯示島上在公元前575-550年之間就出現了公民的議會和大會。投票的權利逐漸擴展，從原本的一小群地主貴族擴展至所有受過義務軍事訓練的公民，公民的年齡限制通常是20歲以上。而婦女、奴隸、和外籍人士則無法擁有公民權，使得全雅典只有10分之1或更少的人口才有資格投票。所有雅典公民都有資格投票決定創立法律、向某個國家開戰，同時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演講。這種形式的政府被稱爲直接民主制。雅典城邦在前323年遭到馬其頓的擊敗，民主制度隨之被徹底廢除。
代議制的民主可以說是從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元老院展開的。在中世紀時期也有幾種不同的民主形式出現，從近乎寡頭政治的制度到試圖實行完全民主的制度都有。包括了冰島的國會（Althing）、中世紀意大利的城邦、中世紀愛爾蘭的大會制度（Tuath）、斯拉夫國家的人民議會制度（Veche）、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議會制度。除此之外，一些人認爲印度的十六王國（ 前500年左右）和北美的易洛魁聯盟（約西元前2世紀一直至現在）也都擁有民主的原則或成分。
英國的國會則是在中世紀裏第一個邁向徹底民主制度的國家。大憲章限定了國王的權力，替民主紮下根基。英國在1265年産生第一屆民選國會，原本只有少數比率的人口才能投票，同時選舉制度也有許多弊病如腐敗選區（Rotten borough）的存在。召集國會與否則是全憑國王的意願（通常是當國王或女王需要資金時才會召集）。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英國成爲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國會將定期的召開，不過仍然會受君主權力的影響。在這段時期輝格黨和托利黨互相競爭的兩黨制度也開始發展。隨著時代進展，國會在決策和立法上的權力也逐漸增加，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時期，君主已經變成有名無實的領袖了。
美國可以被視爲是第一個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有著較爲寬松的選舉權限制（雖然最初仍有針對財産和性別的限制、以及奴隸的存在）美國憲法也保障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在幾年之後，法國大革命發布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也出現了由男性選出的國民大會，不過僅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
在19世紀晚期之前，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並不多，而且維持的時間大多相當短暫。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自稱首先實行了普遍選舉權。

20世紀的民主化浪潮

在20世紀裏接連出現了數波的“民主化浪潮”，許多都是因爲戰爭、革命、去殖民化和經濟情況産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瓦解使歐洲産生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其中大多數都采用了名義上的民主制度。法西斯運動的崛起，納粹德國、意大利的墨索裏尼、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薩拉查等政權的出現，都大爲限制了1930年代的民主發展，使1930年代被稱爲“獨裁者的年代”。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的狀況則依然未受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則扭轉了西歐的這種趨勢。在同盟國占領下的德國和日本成功的進行民主化，成爲後來政權改革的理論模型。不過，大多數東歐國家則被迫成爲非民主的蘇聯衛星國。二戰之後也産生了去殖民化的浪潮，而那些新獨立的國家大多也采取了名義上的民主制度。
在二戰後，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都采取了自由市場經濟，並發展出福利國家制度—反應出其選民和政黨的一般共識。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西方國家和共産國家都有相當高的經濟成長。到了1960年代，絕大多數民族國家在名義上都采納了民主制度，不過世界上大多數人口所生活的國家依然都只有不實的選舉制度，民主制度也沒有徹底實行（尤其是在共産國家和前殖民地國家）。
在接下來的民主化浪潮中，則使許多國家出現了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南美洲的一些軍事獨裁國家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初期轉變爲民主制度。東亞和南亞的許多國家也在 1980年代後期陸續民主化。在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産國家，1980年代的經濟停滯和對于共産統治壓迫的憤怒導致了蘇聯的徹底瓦解，也促成冷戰的結束，這些國家也都展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進程。在這些新的民主國家之中，在文化上和經濟上接近西歐的國家（如波蘭）往往改革較爲成功，現在也成爲了歐盟的候補成員。民主化浪潮也在1990年代散布至一些非洲國家，最突出的是南非。
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數量是有史以來的最高點，而且仍繼續增長。因此，許多人推測這波潮流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自由民主制成爲人類社會的普遍標准爲止。這種預言成爲法蘭西斯?福山的“曆史終點”（End of History）的理論核心。

民主的主要理論

民主的概念
在政治理論家之間一直有許多不同的可實施民主概念，這些概念差異也經常是爭論的話題。
其中一種理論是由約瑟夫‧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裏所提出，他認爲民主制度只不過是一種由人們定期選出政治領導進行統治的制度。依據這種概念，一般的公民沒有能力、也不應該進行“統治”，因爲在大多數議題上這些平民都沒有明確的概念、而且也不夠聰明。
第二種理論是稱爲民主的集合概念。宣稱政府所頒布的法案和政策應該接近于中間派選民的觀點—使其左派和右派都能得到一半的權利。這種理論是由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1957年所提出的。
第三種理論是以上提及的代議政制。
而第四種理論則是被稱爲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主張公民應該直接的參與立法和決策過程，而不是透過他們的代表，直接民主制的支持者提出許多不同的理由來支持這種制度，政治活動本身便是具有價值的，它將能教育和社會化參與其中的公民，而群衆的參與能夠對掌權的精英進行監督。最重要的是，他們認爲除非由公民直接參與立法和決策，否則這便算不上是公民自治的制度。
另一種理論則強調所有公民之間的政治平等。典型的現代民主制度是依賴于多數派的投票者能代表大多數民意的假設上，而非多數派能統治全部人口。這個理論也被用于主張參與政治的義務，例如將投票規定爲公民的義務之一，或是限制富有階層的影響力—例如在選戰中的金融限制。
這些民主的理論都是圍繞于一個民主制度應該變成怎樣的問題上。
另一種相當不同的理論則被稱爲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主張民主所發揮的功能是讓創造它的團體和個人能在制度裏扮演其“角色”，這種理論認爲占據這些職位並運行這些功能的人都是出于其私利的。這種理論是由經濟學家所創造，有時候也被稱爲經濟學的民主理論。公共選擇學派的阿羅不可能定理便指出由于排序制投票制度的先天缺陷，透過民主制度産生的集體決策不可能反應出完整的“集體偏好”。一些公共選擇學派的學者也因此認爲應該以共和立憲制取代民主立憲制，才能更有效保障少數派的權利。
還有一種民主理論則是根基于多數決的基礎上，認爲多數決最能符合功利的目的。這種理論認爲如此一來大多數的人口都能滿足現行的政府統治。而缺點則是少數派將生活在多數派的統治下，這有時也被稱爲多數暴政或暴民政治。如果多數派沒有受到憲法和法律制度的限制，也可能會造成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遭到邊緣化。

“民主”與“共和”

“民主”一詞的定義自從古希臘到現在一直都變動不定。在當代的用法上，“民主”一詞指的是由人民選出的政府—無論是直接民主制還是代議民主制。
在憲法的理論和曆史的用法上，尤其是在美國革命的開國理論上，“民主”一詞僅只用于描述直接民主制，而共和則被用以描述代議民主制。不過在現代，只有一部分的美國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才會堅持使用“民主”一詞來指稱直接民主制。
美國開國先驅們在起草美國憲法時，特別注重于避免那些他們認爲是多數統治的危險架構，以免危及到個人的自由。舉例而言，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號文裏主張共和國的憲法應該高于民主，以保護個人免受多數人的侵犯[5]。不過，憲法的起草人們也謹慎地在憲法和權利法案的範圍內，創建了民主的制度和開放社會的改革。他們保持了那些他們認爲是民主裏最良好的成分，但以憲法裏對于個人自由的保護加以抗衡，依照這套憲法産生的聯邦政府架構成爲了今天人們所稱的憲法共和國。
不過，現代對于“共和”一詞的定義指的則是所有由選舉選出國家元首、並且有一定任期限制的國家，而與之相對照的則是大多數當代的世襲君主制國家—亦即采取代議制民主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民主國家

雖然對于民主在定義上的合法性和應用性尺度仍然有許多哲學性的爭論，但以下所列出的是一些普遍認爲民主國家應該具備的最小需求：
由“人民”以某種集體的步驟達成政治決策。非屬于其成員的人則不會參與。在現代民主制度裏成爲人民成員的資格是成年的國民，而成年人的公民權通常即等于人民成員的資格。
擁有供人民居住和進行決策的“土地”。在現代民主制度裏，土地指的是民族國家，由于它與國家的母國一致，人民和民主的過程也因此能保持一致。也因此民主國家的殖民地如果是由母國所治理，則不能被稱爲民主制度：因爲其人民與土地並不一致。
有著一種決策的過程，這種過程要不是透過公民投票直接的由人民決定，便是間接的由人民選出的國會決定。
這種過程被人民視爲具有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代表的是人們接受國家決策的程度，具有合法性的過程産生的結果才會被人民所接受。
在假設擁有足夠支持者的情況下，這種過程能夠“有效的”改變政府的現狀。虛假的作戲選舉、事先安排好選舉結果的選舉都不是民主制度。
在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國家必須擁有主權：如果有其他更高層的權威能否定民主選舉産生的結果，那麽民主選舉是毫無意義的。
民主投票有普及、平等、直接、不記名四原則。

反對者

無政府主義反對包括民主在內的國家概念，認爲這些注定是腐敗和具有強制性的。舉例而言，無政府主義者亞曆山大?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針對他的審判法庭上便拒絕承認賓夕法尼亞州的合法性。許多無政府共産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傾向于支持一種沒有等級制度和強迫制度的直接民主制。不過，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對此也存在爭論。
一些無政府個人主義者反對某些或甚至是全部的民主形式，本傑明?塔克（Benjamin Tucker）說：“統治是邪惡的，換成多數統治也不會好到哪裏去…投票是什麽？或多或少它只不是一張代表了刺刀、警棍、和子彈的紙罷了。”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則說：“民主只不過是多數的暴政罷了，是所有暴政裏面最可惡的，因爲它不是根基于信仰的權威上、不是根基于種族的出身上、也不是根基于天份和財富的價值上。它只不過是根基于一些假冒人民之名躲藏在幕後的人上。”
除了無政府主義之外，君主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也反對民主。極權主義政權主張並且實行對整個社會的中央集權控制，以達成理想中繁榮和穩定的目標，極權主義通常宣稱其國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脅（如“外國勢力”），以替獨裁政權辯護。極權主義國家的宣傳機器通常宣稱民主是軟弱而無法達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領導人才能帶來他們必要的紀律。

國家層次之外的民主

民主除了用作統治國家的制度之外，民主的投票和代表制度也用于管理其他許多不同的共同體和組織，包括以下所述及的：
許多非政府組織以投票方式決定政策和領導人
基督教修道院通常以投票方式來選出院長
在商業上，公司通常以投票方式選出董事會，選票的份量則是根基于每個股東所擁有的股份
工會通常以選舉方式選出他們的領導人
合作社通常給予每個人（一個勞工或消費者）一張選票!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l

（中國式）政治民主 Democracy

政治民主指在特定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的基礎上，保障公民權利得到平等實現的政治形式。
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民主表現爲以特定階級利益爲基礎，平等實現統治階級成員政治權利的國家形式。

【民主政治的核心內涵】

第一，選舉。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是代議制，即民衆無法直接掌握和管理政權，只能選擇民衆中的少數精英分子代行權利。因此，選舉領導人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個核心內涵。民主政治中的選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首先是自由選舉，保障選舉人的自由意志，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人。其次，定期更換領導人。再次，選舉必須是選擇行爲，即選舉人在兩個以上候選人中選擇一個。只有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只是推舉或擁戴行爲，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這就意味著，兩名以上的候選人必須競爭同一個職位，選民從中選擇一名候選人。總之，選舉是體現“主權在民原理”的最爲重要的環節。
選舉是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很大程度上要靠選舉來實現，但選舉並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把選舉等同于民主是一種機械的理解。爲了標榜民主而把有關的一切程序和活動都規定爲選舉的形式，實際上又不能真正實行，其後果可能導致民主流于形式而失去實質，成爲假民主。
民主的本質應是人民大衆有充分的決定權，而決定權既可以用“肯定”即選舉來行使，也可以用“否定”即罷免來行使。只要這兩種決定權有一種得到真正行使，就是有充分的民主。
具體而言，就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基層村民委員會的代表由選舉産生，但各級人民政府的負責人不一定由選舉産生，而是由上級政府任命，但受本級人大的監督和考核。所任命的政府負責人要每年向本級人大進行年度述職彙報工作，人大可隨時對其彈劾罷免，能否留任由人大進行信任投票來決定，考核合格通過信任投票的才能留任，被留任的在任期屆滿時才能平調或升遷；考核不合格的由人大予以免職，只能待崗或降職任用，不得升遷，免職造成的空缺由上級重新任命。 （當然，爲了增加人大的“政治能量”，使其能與政府博弈，需要允許他們自辦報紙、發表觀點，需要允許人大直選，需要縮小人大代表數量）
這種任命權和罷免權相分離的方式不同于選舉，但也可以充分體現民意，所以是民主的有效形式。這種方式符合國家統一、政令暢通的要求，符合一黨執政、黨管幹部的要求，適合現實國情，能夠使民主和集中得到有機結合，易于實行且效率高，因此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充分民主的最恰當的方式，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
第二，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關系的制約化。從橫向上看，政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機構是獨立機構，即專門化了的、角色邊界清晰而明確的、互不相屬的結構。從縱向上看，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構都是相對自主的機構，而不是只聽命于上級機構的下屬機構。橫向的和縱向的各政治機構之間是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而不是某一特定政治機構控制或支配其他政治機構的單向影響關系。
第三，不同意見的合法化。民主是共同體成員以普遍認同的程序和規則爲依托，和平地解決利益沖突，使得各利益主體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爲得以持續進行的制度安排和實際行爲過程。因此，按特定程序，自由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是民主的根本。同時，不同意見的合法化，是自由、平等的選舉和各政治機構之間縱向的和橫向的制約關系得以實際運行的根本保障。

【西方的民主政治】

三權分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內容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制度的理論基礎是17—18世紀西歐資産階級革命時期英國資産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國資産階級啓蒙學者孟德斯鳩提出的分權學說。這一學說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即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國家權力應該分立，互相制衡。資産階級的思想家們希望據此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英法資産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以後，三權分立成爲資産階級建立國家制度的根本原則。在當代，盡管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三權分立仍然是它的一個根本特點。對于這種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認爲只有實行三權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標志；不實行這種制度，就是專制。

【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

　　一、符合國情的選擇
人類幾千年政治文明史，反複印證了一個道理：一個國家實行什麽樣的政治制度，走什麽樣的民主道路，要與一國的國情相適應。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植根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廣闊沃土，産生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爲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而進行的偉大實踐，是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進步要求的選擇。
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爲指導，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沒有中國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人民民主，這是被曆史證明了的客觀事實。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
中國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在中國，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這就從經濟基礎上決定了中國的民主不受資本的操縱，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是最廣大人民的民主。在中國，享有民主權利的人民範圍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中國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爲可靠保障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要求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爲人民服務；另一方面要求對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貪污賄賂和瀆職等各種犯罪行爲，依法使用專政手段予以制裁，以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爲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政權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原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體議事，使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得到充分表達和反映，在此基礎上集中正確意見，集體決策，使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得以落實和滿足。實行民主集中制，還要求“尊重多數，保護少數”，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反對把個人意志淩駕于集體之上。
　　二、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是在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生活幸福的長期鬥爭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曆程向世人昭示：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找到了一條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找到了一條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正確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被明確載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執政，是中國發展和進步的客觀要求。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執政，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需要。擺脫國家貧窮落後面貌，實現現代化和民族複興，是中國人民的百年追求和夢想。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經過新中國成立56年來的探索和奮鬥，中國徹底改變了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生産力迅猛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9.4%的經濟奇迹，13億中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朝著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繼續前進，是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的選擇。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執政，是維護中國國家統一、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曆史反複證明，在中國，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就沒有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安居樂業。近代中國，深受外國入侵、軍閥混戰和政局動蕩之害。中國人民對此刻骨銘心。中國的統一和穩定，是中國人民之福，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曆來是中國各族人民最關切的頭等重要的大事。中國共産黨作爲中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以科學理論爲指導，依靠其遍布全國的近350萬個黨組織和6960萬名黨員，憑借其豐富的執政經驗和駕馭全局的能力，統籌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了國家統一和社會和諧穩定。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執政，是保證政權穩定的需要。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且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差異較大，因此，保證政權穩定對中國意義非同尋常。只有保持政權的穩定，才能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才能使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和奮鬥目標，在長時間裏得以一以貫之地實行；才能減少各種不必要的或不應有的政治內耗，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一切資源、力量和智慧，解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保證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執政，本質是領導、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准則，也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執政的本質要求。在中國，中國共産黨領導、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是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這一根本准則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得到充分和切實的貫徹和體現。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帶頭遵守和維護憲法和法律，堅決與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爲做鬥爭。
中國共産黨領導、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是領導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掌握國家權力，以此保證國家制定的法律和方針、政策能夠體現人民的共同意志，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二是領導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以此保證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符合人民的意願、利益和要求。三是領導人民實行基層民主，由群衆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四是領導人民嚴格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使公民享有法律上、事實上的廣泛的自由和權利，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公平與正義。通過這些制度和法律保障，人民真正作爲國家的主人，運用屬于自己的公共權力和各項公民權利去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利益。
　　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
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實行一院制，而不是西方國家實行的兩院制。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中國，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産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國家的重大事項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行政機關負責執行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決議、決定。法院、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産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中國憲法規定，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産狀況、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國的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由選民直接選舉産生，多年來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數占18周歲以上公民人數的99%以上，參選率在90%左右。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目前縣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過間接選舉産生，即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産生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無論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都依法實行差額選舉。選民和選舉單位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或者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目前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共有280多萬人。各級人大代表來自各民族、各行業、各階層、各黨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均有相當數量的工人、農民代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工人、農民代表占總數的18.4％。爲保證國家的權力真正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代表在履行職責時，必須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有權依法提出議案、審議各項議案和報告、對各項議案進行表決，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受法律保護。
中國憲法和法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中國選舉法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不超過3000人。由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數較多，不便經常開會議事，根據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了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委員長、副委員長若幹人、秘書長、委員若幹人組成。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爲175人，其中委員長1人，副委員長15人。中國的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也設立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由代表大會在代表中通過差額選舉産生，每屆任期同代表大會相同。
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表決各項議案實行絕對多數原則，即由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贊成才能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的修改，須由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
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主要有四項：立法、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這也是中國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主要體現。
　　四、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實行何種政黨制度是由國家性質、國情、國家利益和社會發展要求所決定的。中國的政黨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于一些國家實行的一黨制，而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團結奮鬥的成果，是當代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中國目前共有九個政黨。除中國共産黨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成立）、中國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1945年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1945年成立）、中國農工民主黨（1930年成立）、中國致公黨（1925年成立）、九三學社（1945年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由于這些政黨大都成立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1937—1945年）和解放戰爭（1946—1949年）時期，是在爭取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鬥爭中建立的，因此被稱爲“民主黨派”。在當今中國，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無黨派人士也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無黨派人士是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
中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産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産黨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各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
在中國，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中國的國情和國家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多黨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證。同時，這種領導又不是簡單的包辦，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都以憲法爲根本活動准則，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五、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迄今爲止，通過識別並由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有56個。其中，漢族人口最多，其他55個民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爲少數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少數民族人口爲1064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41%。
世界上的多民族國家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有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國采用的是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區域自治。中國采用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解決民族問題，是根據本國的曆史發展、文化特點、民族關系和民族分布等具體情況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發展要求。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對民族區域自治及其實施作出明確規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依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它們在行使同級地方國家機關職權的同時，擁有自治權。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區的內部事務。中國155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都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則全部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所屬工作部門的其他組成人員中，依法合理配備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幹部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目前，全國少數民族幹部總數達290多萬人。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截至2004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現行有效的自治條例133個，單行條例418個。民族自治地方根據本地的實際，對婚姻法、繼承法、選舉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變通和補充規定有68件。三是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目前，中國有22個少數民族使用28種本民族文字。2003年，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圖書有4787種，印數5034萬冊；雜志205種，印數781萬冊；報刊88種，印數13130萬份。目前，蒙古、藏、維吾爾、朝鮮、彜等少數民族文字已有編碼字符集、字型、鍵盤的國家標准，文字軟件已實現Windows系統上的運行和激光照排。四是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區共有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清真寺約2.39萬座，教職人員約2.7萬人。此外，民族自治地方還有權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風俗習慣，自主安排、管理和發展本地方經濟建設事業，自主管理地方財政，自主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
國家通過各種措施幫助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主要包括：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優先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加大對民族自治地方財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重視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采取特殊措施幫助民族自治地方發展教育和科技事業，加大對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扶持力度，增加對民族自治地方社會事業的投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擴大對外開放，組織發達地區與民族自治地方開展對口支援，照顧少數民族特殊的生産生活需要，等等。中國政府于2000年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到2004年底，陸續開工60多個重點工程，投資總規模達8500多億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衛生、環保等多方面。全國5個自治區、27個自治州以及120個自治縣中的83個自治縣被納入西部大開發範圍。國家制定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以及組織實施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西部地區對口支援行動、“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天然林保護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等，都將幫助民族地區加快發展作爲重要內容。國家對西藏的發展給予特殊安排。1994—2001年，中央政府在西藏直接投資39億元人民幣，建設了30項工程。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年）期間，中央政府在西藏投資312億元人民幣，建設117個項目。
由于成功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少數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務，民主地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保證了中國各民族不論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共同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反對分裂國家和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爲，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和諧民族關系。
　　六、城鄉基層民主
擴大基層民主，是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趨勢和重要基礎。隨著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全國各地城鄉基層民主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渠道增多，民主的實現形式日益豐富。
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爲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廣大人民在城鄉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對所在基層組織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民主自治，已經成爲當代中國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實踐。
　 （一）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中國13億人口中有8億多在農村。如何擴大和發展農村基層民主，使農民在所在村莊真正當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大問題。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共産黨領導億萬農民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途徑，這就是實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廣大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制度。它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發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已成爲在當今中國農村擴大基層民主和提高農村治理水平的一種有效方式。
中國憲法規定了村民委員會作爲農村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中國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職能、産生程序和任期等相關問題作了明確規定，使農村基層民主自治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目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制定或修訂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辦法或村委會選舉辦法，使村民自治有了更加具體的法律法規保障。
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內容。
　　（二）城市社區民主政治建設
城市居民委員會是中國城市居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是在城市基層實現直接民主的重要形式。
新中國成立後，即在全國各個城市普遍建立居民委員會，實現城市居民對居住地公共事務管理的民主自治。1982年，城市居民委員會制度首次寫入中國憲法。198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爲城市居民委員會發展提供了法律基礎和制度保障。1999年，國家在全國26個城區開展了社區建設的試點和實驗工作。此後，在全國開展了社區建設示範活動。到2004年底，全國城市已經建立了符合新型社區建設要求的71375個居民委員會。目前，城市社區建設正在由點到面、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推進，以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正在全國展開。
如同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區居民自治的主要內容也是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在民主選舉方面，選舉的形式經曆了由候選人提名到自薦報名，由等額選舉到差額選舉，由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並打破了地域和身份的限制，民主程度不斷提高。近年來，城市社區居民直選蓬勃發展。國家有關部門對26個試點城區的調查表明，城市社區居民對社區居民委員會直選持積極參與的態度，超過九成選民參加了投票。通過直選成立的社區居民委員會呈現出年輕化、知識化和職業化的趨勢。在民主決策方面，社區居民是民主決策的主體，通過社區居民會議、協商議事會、聽證會等有效形式和渠道，對社區內公共事務進行民主決策。在民主管理方面，居委會依法辦事，按照社區居民自治章程和規約規範工作，努力增強居民當家作主意識，實現“社區的事大家管”。在民主監督方面，實行居民委員會事務公開，凡是居民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和涉及全體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務，都及時向居民公開，並通過召開居民評議會，聽取居民意見，接受居民監督。
（三）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建設
職工代表大會，是保證職工對企事業單位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在中國，職工在企事業單位中享有的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主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來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即在公有制企業中實行了職工代表會議制度，1957年後在全國普遍推行了這一制度。中國憲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勞動法、工會法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等法律法規，均對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作了相應規定。依據有關法律，職工代表大會具有五項職權：對企業生産經營、發展計劃和方案有審議建議權；對工資、獎金、勞動保護、獎懲等重要規章制度有審查通過權；對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項有審議決定權；對企業行政領導幹部有評議監督權；對廠長有推薦或選舉權。
在中國，職工代表大會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代表中不僅有工人，而且有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能夠代表全體職工民主管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閉幕後，由企業工會委員會作爲職代會的工作機構，負責職工代表大會的日常工作。從1998年起，廠務公開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開始實施，並逐步向非公有制企業拓展。截至2004年底，中國已建立工會的企事業單位有173.2萬個；全國基層工會所在企事業單位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的有36.9萬個，覆蓋職工7836.4萬人；實行廠務公開的有31.6萬個，覆蓋職工7061.2萬人。目前，建立工會組織的公有制企業中有52.8%建立職工代表大會，覆蓋職工3502.6萬人，占已建立工會公有制企業職工的72.9%；建立工會組織的非公有制企業中有32.6%建立職工代表大會，覆蓋職工2787萬人，占已建工會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的46.7%。
改革開放以來，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的企事業單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實行民主管理、協調勞動關系、保障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推進企事業單位的改革發展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國家堅持全心全意地依靠職工辦企業的方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將努力推動各類所有制企事業單位建立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切實解決在這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確保職工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得到落實。
　　七、尊重和保障人權
2004年3月，中國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揭開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新篇章。
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切實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公民各項權利得到保障和不斷發展基礎上的民主。
中國共産黨作爲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始終將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保障和發展人民的各項權利作爲根本任務，並將生存權、發展權作爲首要人權。中國共産黨堅持把發展作爲第一要務，貫徹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努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不斷滿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憲法全面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憲法爲依據，中國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建立了較爲完備的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在建國50多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基礎上，中國人民今天享有著過去從未有過的全面、真實和充分的人權。
中國政府重視國際人權公約在促進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到目前爲止，中國已參加21項國際人權公約，並采取多種措施認真履行公約義務。中國政府于1997年10月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該公約，中國政府于2003年如期向聯合國提交了首次履約報告，並于2005年4月接受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審議。中國政府于1998年10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目前，中國有關部門正在加緊研究和准備，一旦條件成熟，國務院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約問題。
　　八、中國共産黨民主執政
在半個多世紀的執政實踐中，中國共産黨形成了關于民主執政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建立了民主執政的制度體系，並正在積極探索民主執政的新途徑和新方法。中國共産黨廣大黨員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黨的各級幹部民主作風明顯改善。
民主執政，就是中國共産黨要堅持爲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和發展人民民主。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將民主執政與科學執政、依法執政一起，確立爲中國共産黨執政的基本方式，開啓了中國共産黨加強民主執政能力建設、提高民主執政水平的新階段。
（一）改革和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
中國共産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即按照黨的基本理論、綱領和路線，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教育，發揮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作用和影響，實現黨的領導。
在實踐中，中國共産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改革和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按照執政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範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和人民團體的關系。一方面，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支持各方獨立負責、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通過這些組織中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委的重大決策和工作部署。另一方面，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經過民主討論和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爲國家意志，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成爲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並對他們進行監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職能，依法行政；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支持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支持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等人民團體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更好地發揮黨聯系各方面人民群衆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二）發展黨內民主
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是中國共産黨民主執政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中國共産黨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努力建立健全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機制。2004年9月，中共中央頒發修訂後的《中國共産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在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義務的基礎上，通過總結黨內民主發展的新鮮經驗，完善了黨員民主權利行使的程序，黨員行使民主權利進一步制度化、規範化。
——健全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産黨在縣以上各級黨組織設立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和自治州，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黨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爲進一步發揮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産黨在5個省的12個市、縣、區實行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中共中央已決定建立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進一步擴大在市、縣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並積極探索在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
——發揮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作用。中國共産黨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努力健全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重點加強各級黨委全體會議的作用。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發揮全委會作用的重要舉措。各級地方黨委領導班子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向同級黨委全委會述職和報告工作，接受全委會的監督。
——改革完善黨內選舉制度。中國共産黨不斷健全和完善黨內選舉候選人提名方式，經過民主推薦，把組織提名與黨員提名結合起來。適當擴大差額選舉的比例，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直接選舉的範圍。
——建立健全黨內監督機制。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第一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對黨內監督重點、途徑和辦法等重大問題作出全面規定，明確提出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修訂後的《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對新形勢下黨員各種違紀行爲的處理作出了全面具體的明確規定。
（三）擴大幹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
多年來，中國共産黨不斷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努力推進幹部人事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進程。
一是建立健全科學的幹部選拔任用和監督管理機制。2002年，中共中央頒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各個環節作出全面規定，使這一工作趨于完善。
二是推行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制度。《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2004年頒布的《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幹部工作暫行規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定》，對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的適用範圍、選拔程序、考試考察方法、紀律和監督等作出明確規定，推進了這項工作的經常化、制度化。
三是完善黨委對幹部選拔任用的民主決策機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2004年中共中央頒發《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明確規定：市（地、州、盟）、縣（市、區、旗）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的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一般應當由上一級黨委常委會提名並提交全委會無記名投票表決，全委會閉會期間急需任用時，應當征求全委會成員的意見。
四是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從1993年10月《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開始實施起，一大批素質好、年紀輕、學曆高的優秀人才通過公開考試、擇優錄用的辦法進入了國家公務員隊伍。2005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決定從2006年1月起正式實施這一法律。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是推進幹部人事工作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大舉措，對于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四）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按照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的目標，中國共産黨把加強對權力約束的制度建設與對幹部的有效監督結合起來。一是加強對領導機關、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包括對民主集中制和領導班子議事規則落實情況，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報告、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回複組織函詢等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二是加強對重點環節和重點部位權力行使的監督。包括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財政資金運行的監督，以及對國有資産和金融的監管等。三是充分發揮各監督主體的作用，提高監督的整體效能。包括加強黨內監督，支持和保證人大監督、政府專門機關監督、司法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等。
　　九、政府民主
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爲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支持和保證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是中國政府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按照民主執政的要求，圍繞“形成行爲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標，大力加強行政能力建設。2005年2月經修改後公布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充分體現了科學民主決策、依法行政和加強行政監督的民主精神。
　（一）推進依法行政
1999年11月，中國國務院頒發《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明確了依法行政的任務和要求；2004年3月，印發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了用十年左右時間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200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按照合理與合法、效能與便民、監督與責任的原則，確立了行政許可的一系列原則和制度，在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時，突出了政府行使權力的民主內涵。
加強政府立法工作。1978年以來，中國國務院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數百部法律議案，制定了650多件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近幾年，中國政府堅持以人爲本，執政爲民，高度重視直接關系人民群衆切身利益的立法，促進經濟和社會事業全面協調發展。國務院先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安全生産法（草案）、傳染病防治法（修訂草案）、公務員法（草案）等法律議案，公布或修改公布了失業保險條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宗教事務條例、工傷保險條例、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婚姻登記條例、法律援助條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在立法中充分體現對社會困難群體的照顧，使政府行政體現更多的人文關懷。2005年，中國國務院重新修訂《信訪條例》並予以公布，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和檢舉權利，強化了政府信訪工作的責任，突出了權責統一、公開便民、保障公民權利的精神。
改善行政執法。中國政府強調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權，全面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嚴格追究執法過錯責任，不斷強化執法人員依法行政意識，減少和杜絕執法隨意性。在執法過程中，注意依法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權益，堅決糾正行政執法中損害群衆利益和以權謀私等各種違法行爲，切實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近年來，政府堅決糾正和嚴肅處理了在城鎮房屋拆遷、農村土地征用和征收等方面侵犯群衆權益的違法行政行爲。
完善行政監督制度。中國政府在接受人大、政協、司法、輿論和群衆監督的同時，還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行政監督制度。一是建立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對超越權限、違反程序決策造成重大損失的，嚴肅追究決策者責任。二是推行行政責任追究制，對政府官員的違法行政行爲予以追究。三是實行行政複議制度以及規章、規範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及時有效地監督所屬部門和下級政府嚴格依法行政。四是加強審計、監察等專門監督。國家審計署對中央財政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情況進行認真審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作出報告，並對違反財政財務法規的問題作出審計處理決定。2005年，中國決定在繼續進行省（部）級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的同時，將經濟責任審計範圍擴大到廳（局）級領導幹部。
　　 （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中國政府按照民主行政的要求，加快政府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大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制度創新，著力提高行政效能，努力建設廉潔、高效、務實政府。
依法界定政府的管理職能。按照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通過自律機制能夠調整的事項，行政機關不要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的原則，逐步理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政府不該管的事情逐步交給企業、市場和社會。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爲解決行政審批過多過濫的問題，努力從源頭上防止腐敗，中國政府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了行政審批項目並根據情況分別予以取消或作出調整。2002年到2004年，國務院分三批宣布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1806項。到2004年底，國務院部門的審批事項已減少50.1%。同時，地方政府也大幅度精簡行政審批項目，規範行政審批行爲。今後，中國政府將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審批方式，加強後續監管，建立科學合理的行政管理和監控機制。
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國政府努力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格局，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正。國務院公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地質災害防治條例》等行政法規，制訂《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等106件應急預案，不斷提高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能力。爲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國政府更加重視回應社會的公共訴求，逐步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體系，加大財政對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支持力度，積極穩妥地推進部分公共産品和服務的市場化進程。
　　（三）實行科學民主決策
中國政府不斷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努力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通過各種形式支持和擴大公衆對政府決策的有效參與。
建立政務公開制度。中國政府要求各級政府部門辦理的行政事項，能夠公開的都要向社會公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衆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中國政府特別要求學校、醫院和水、電、氣、公交等與人民群衆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部門和單位，要全面推行辦事公開制度。近年來，通過推廣政府門戶網站爲窗口的電子政務、建立健全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和突發事件新聞報道機制等工作，政府工作透明度不斷提高。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制定旨在增加政務管理透明度的法規，爲規範政務公開提供制度保障。
擴大公衆對政府立法的參與程度。中國政府通過媒體公布法規草案、專家咨詢論證、召開座談會和聽證會等多種方式，加快了政府立法公開化步伐，保證公衆對政府立法的有效參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規定和完善了有關制度和機制，努力保證政府立法能夠真正集思廣益、體現民意。
建立專家咨詢和論證評估制度。中國各級政府在作出重大決策時，認真聽取和吸納專家的意見。近年來，國家組織專家完成了包括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農業科技發展規劃、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公共衛生建設規劃等若幹重大發展戰略的研究報告，爲決策提供智力支持。國務院在制定或修訂行政法規過程中，也廣泛征求和吸收專家意見，努力做到符合實際和更具操作性。
建立社會聽證和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和公示已逐漸成爲各級政府在作出決策時經常采用的方法。立法法、價格法、行政許可法和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對舉行聽證作出了明確規定，一些地方政府也就行政決策的聽證制定了政府規章。2002年1月，政府有關部門第一次舉行全國性的行政決策聽證會，就“鐵路部分旅客列車票價實行政府指導方案”進行聽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近年來各地舉行的各類聽證會達數千次，公衆參與政府決策的積極性空前提高。
　　十、司法民主
中國的司法體制和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中國不斷建立和完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強司法民主建設，努力通過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中國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專門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實行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分開的司法體制。這一司法體制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同時也借鑒了其他國家司法體制建設的經驗。中國司法機關以事實爲依據，以法律爲准繩，嚴格依法懲治違法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權益。
中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司法機關在法定職權範圍內獨立進行活動；任何幹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行爲，都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據此，中國建立了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進行民事、行政和刑事審判的制度，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進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訴、抗訴、監督法律實施的制度。
中國司法在制度和程序上，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法定等原則，通過實行審級制度、回避制度、公開審判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律師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人民調解制度等，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古代希臘的奴隸主民主政治
公元前6世紀至前4世紀存在于雅典的一種僅限于公民集體成員的民主政體。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稱之爲奴隸主民主政治。
現代西文中的民主（德摩克拉西，democracy）一詞由古希臘文“德摩克拉提亞”演化而來。古希臘文中的“德摩”有“人民”之意，“克拉托斯”意“主權”、“權力”。兩詞合成一個即“人民主權”（民主）。作爲一種政體，它可能最早出現于雅典，是雅典平民與貴族長期鬥爭的産物。因而“民主”一詞最早是在雅典得到使用的。希羅多德的《曆史》提到這個詞（《曆史》6.43）。
雅典民主制思想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氏族民主的觀念。約在公元前8世紀貴族政治取代王政，改變了政體直接發展爲君主專制的方向。公元前594年，梭倫在平民推動下實行改革，解放負債平民，促進了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內的公民集體的形成、鞏固，提高了公民大會在政治決策中的地位，建立公民普遍有權參與的民衆法庭以及400人議事會，爲民主制奠定紮實的基礎。公元前509年的克裏斯提尼改革，以地域原則劃分政區，建立抽簽選舉産生的500人議事會和實行陶片放逐法，進一步削弱貴族勢力，民主制得以確立。公元前461年，厄菲阿爾特民主改革徹底廢除貴族會議政治特權，完善民主制。至伯利克裏時代以及前4世紀的大部分時期，民主制已相當成熟，包括如下主要內容：最高立法、執法與行政權力機構是公民大會，每13天舉行一次。公民均在大會上有投票權、辯論權、提出動議權。所有有關國家的重大事務，包括重大案件均由大會以多數票表決。附屬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是500人議事會，職能是在公民大會休會期間主持國政，爲大會准備提案，監督各級公職人員。議員從30歲以上公民中抽簽選出。日常司法機構爲民衆法庭，審判員也由30歲以上公民中抽簽産生。此外，還有隸屬公民大會和500人議事會的衆多具體行政、軍事機構，多由10人組成，如將軍會議、公賣員、市場監督等。成員均通過抽簽或投票産生，無財産資格限制，無職業官僚。某些低級公職，如記錄、警察等則由奴隸充任。爲保證公民下層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國家對許多公職、甚至觀看文藝演出都發放津貼。這是建立在社會上一部分人（公民）對另一部人（奴隸和外邦移居者）以及附屬國壓迫、剝削基礎上的有限民主制。但在古代各地專制橫行的條件下畢竟是較先進的政體，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它對其他邦民主制的確立有重大影響，對雅典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古希臘衆多最傑出的哲學家、戲劇家、曆史家、美術家、修辭家等等或是雅典人，或長期在雅典生活，這無疑是公民民主生活的結果。在文藝複興和啓蒙時代，雅典民主思想曾被資産階級思想家發掘出來，成爲反封建的銳利武器。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213.html

民主釘子戶【聯合報2012.04.17

馬英九說，政府若能簽ＴＰＰ，復談ＴＩＦＡ，加上ＥＣＦＡ，台灣就可「脫胎換骨」。說得容易，我們看到的是一堆公共政策胎死腹中。
大陸業者最近和台灣官員有一場民主之辯，在對方祭出的「效率」大旗下，我們官員嘴上說「我寧可選擇民主」，聽起來總有點氣短。民主就必然效率差嗎？還是我們民主精神根本未落實？
民主精神是什麼，小學生都會背：「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後面這句常被加強，以免少數被霸凌；但現在民主精神第一句「少數服從多數」不見了。
販賣激情比訴諸理性有效，政治從業者帶頭示範，會哭的孩子有糖吃。會哭會吼的「少數」有版面、有鏡頭、有收視率，「少數」透過媒體不成比例的放大，沉默的「多數」反而成了「少數」，真相因而扭曲。
靠選票當家的政府，重視民意（其實是二十四小時重複播放淚水和口水的電視），當「多數」不敢站出來大聲相挺，官員一定「服從」會嚷嚷的少數。
民主的可貴，在於多數不會「鎮壓」少數；但若少數始終不服從多數，而多數又始終無言，再加上滿座文武笨嘴笨舌，國家機器只好空轉。台灣從四小龍的龍頭變龍尾，該罵的不僅是執政者，沉默的多數都是共犯。
鄉愿的多數，必有鄉愿的政府，因為我們無法支持做對的事。打斷手腳顛倒勇，是勉勵人不要怕挫折，但絕不要相信政府作得到，被打斷手腳的政府叫跛鴨，絕對無能。
公共政策跟人生一樣，沒有完美的，只能尋求最大交集、最大共同利益，所以「少數要服從多數」。但若少數一直綁架多數，而多數又始終不吭不響，民主釘子戶可以讓我們連一棟房子也拆不了，我們怎麼進軍國際？

（楨：歹彎理盲濫情的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共釘！另參本館：史上最牛釘子戶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民主偽形 民主與民粹 民主與民王 民主形式萬歲 《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公民文化》《民主理論選讀》 《美國的民主》 天下民主一般黑 大陸基層民主升溫 《民粹亡台論》民粹亡台 ）

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矛盾 2012-05-04 中時 李尚仁（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從美國次級房貸弊病發作，到現在歹戲拖棚的歐債問題，這場金融危機迄今尚無結束跡象。多數評論者多把分析焦點放在金融監管與民選政府財政紀律等技術問題，德國社會學者史崔克（Wolfgang Streeck） 在去年的韋伯講座，則以歷史社會學的宏觀視野考察這波危機。
　史崔克認為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根本的緊張。民主體制的勞動階級會以選票要求政府保障其所認定之生活福祉，資本擁有者則追求自認應得之利潤，兩者經常衝突。工人會罷工、投票人數也多；資本家人數雖少，其利益因政策而受損時，卻會以「投資信心不足」進行「資本罷工」。十九世紀末到二次大戰前，民主國家困於照顧多數人福祉或滿足資本需求的矛盾，政治經常動盪不安。
　二戰後歐美民主國家大多認為，充分就業才能保持政治安定。戰後三十年的經濟榮景，壓低失業率並讓工人生活持續改善。七○年代經濟成長減緩，政府以寬鬆的銀根來維持充分就業，卻帶來通膨。工人要求薪資隨通膨調整，其效果是財富重分配：貸款者（通常是受薪階級）薪資跟著通膨調整，實質債務則因通膨而與時而減，放貸者（金融業）與資產擁有者的財富則因通膨而縮水。資本擁有者當然反撲，政治局勢隨之轉變。卡特任命的美國聯準會主席伏克爾大幅調高利率來遏止通膨，接著雷根與柴契爾政府則對工會開戰，擊垮罷工並削弱工會。
　日益增高的政府負債終究引起金融部門疑慮，由此而來的壓力使得柯林頓政府開始進行削減預算。如此緊勒褲帶豈不得罪廣大選民？柯林頓政府開了一個巧門：大幅放鬆金融監管。公部門刪減支出，由民間金融部門的「私營化凱因斯主義」接手。於是富人既減稅又可從金融投資獲得鉅利，次級房貸則讓原本置產無望的中低收入者擁有自己的家…，世上真有如此皆大歡喜的好事？當然沒有！ ○八年金融與房市的泡沫破裂，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很熟悉：政府投入大筆納稅人的錢去救銀行，金融業胡作非為的債務由社會大眾來擔，政府之前刪減赤字的成果也付諸流水。
　接著，被救的金融業忘恩負義反咬救命之手，回頭質疑國債的信評問題，導致政府舉債成本大幅增加。政府若照金融業開的藥單，如希臘等國之撙節預算，則經濟成長受壓抑而陷惡性循環，更引發政治動盪。在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下，還有甚麼靈丹妙藥可解目前困局？史崔克沒有答案，我們也只能走著瞧。

「國人不解民主真諦 導致政府失效」 2012-05-10 01:14 中國時報

　面對朝野長期對抗，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昨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答詢表示，國人充分享有民主制度的自由，卻未深度了解民主的真諦，少數不服從多數，多數未尊重少數，政治長期不穩定，導致政府失去效率，「我對台灣的國家發展，確實有些憂心。」
　翁啟惠昨日是在回應立委邱志偉質詢對台灣過去四年整體社會、經濟及國家發展感到憂心時，做以上表示。他在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進一步補充說明，不只對過去四年的台灣整體發展感到憂心，對更早幾年也是同樣。「我看台灣的亂象，不只社會、經濟，還有媒體。」
　翁啟惠指出，台灣擁有相當的自由度，但是民主要有制度，大家都要遵守遊戲規則。任何事情的決定，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滿意，但民主的真諦是絕大多數的人同意，少數不滿意的人尊重這個結果，「只是我們沒有好好遵守民主制度，導致政府失去效率！」
　翁啟惠感慨地說，台灣現在的社會氛圍，是一直呈現負面的意見，卻忽略正面的意見很可能只是在安靜觀察。但媒體表達出來反對意見，就是真的民意嗎？這個問題連政府有時候分辨不出來，政策推動或施政計畫就整個停擺。
　翁啟惠強調，台灣如果要繼續往前走，政府就必須懂得如何面對及處理不同意見，在決策過程廣納各種不同意見，詳細評估後再做出決策。少數有不同意見者，也要懂得如何尊重多數人的共識。如果大家都不遵家民主制度的遊戲規則，造成長期政治不穩定，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利益，「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變成這種態度的話，台灣就走不進世界舞台！」
　　回應
　　翁啟惠說得好，台灣以前被貪官、白色恐怖統治，大家對政治產生完全不信任，尤其媒體一股腦不論好壞，完全呈現負面解讀，好的方面可能約束政府不能為惡，但也大大挫傷政府為善的能力，長久以往，對台灣的競爭力就是一大傷害。
　　扁政府時代 中統報怎不說-國人不解民主真諦 導致政府失效」
扁政府是貪污舞弊態嚴重失民心與政策執政無關
（楨：不只貪污，扁的少數政府就不合民主多數制度了！）

茉莉花革命一周年 西方的忽略反而是好事 by佩爾特斯

阿拉伯茉莉花革命已經屆滿一年，但其後續發展仍充滿不確定，雖然大家都對革命會來得這麼突然感到驚訝，對於其掀起的社經效應也似乎都能體會，但西方社會的反應，卻頗耐人尋味。
　　雖然革命已經對中東地區國家，帶來結構性的影響，但大部份的政治人物及分析家，都似乎不願意正面看待其產生的發展。以前，西方政治圈喜歡將中東國家，根據歐美國家的利益，分成：溫和及極端兩種類型，但在茉莉花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權，不少是西方國家原本認為可以為區域政治帶來「穩定」的領導人，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到目前為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還認為其政治相當穩定，對深藏其社會裡層的問題，故意視而不見。
……………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blog/article.php?id=1366

幻滅青春 全球7500萬青年失業【聯合報2012.05.23

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廿二日警告，去年全球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二點六，等於近七千五百萬人待業。預估今年將略升為百分之十二點七，未來四年都不可能改善。
青年失業已是全球普遍的問題。在歐盟，平均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人失業，西班牙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六點四，西班牙是四十四點四，將近一半年輕人沒工作。在歷經阿拉伯之春洗禮的北非，青年失業率去年達百分之廿七點九，比前年增加五個百分點。即使是經濟最活躍的亞洲，青年失業率也是成年失業率的二點八倍。
展望未來，情勢更悲觀，ＩＬＯ指出：「我們預估在二○一六年之前，青年失業率將維持目前水準。」
全球及區域經濟問題是青年失業的元凶。債台高築的幾個歐元區國家，紛祭出撙節政策減少開支，並提高勞工退休年齡，導致年輕人進入就業市場更加困難，甚至造成「老的想退休不能退，年輕的想工作卻沒工作」的現象。
報告說，近年出現的不升學、不就業、也不接受訓練的「尼特族」（NEET）青年，令人憂心。這群人終日無所事事，必須由家庭伸援，政府被迫投入更多資源補救。長此以往，不僅危及年輕人就業前景，更不利於國家經濟發展。

另參本館：伊斯蘭革命

港立法會今選舉 反國教運動可衝高投票率 對民主派有幫助 2012/9/9 自由時報

（楨：結果相反！港人看穿了反國教者假反國教之名行反中之實的圖謀了！詳參【圖博館】：香港回歸十年 民主形式萬歲 天下民主一般黑 歐巴馬 《費城神話》 《第一個新興國家》 《美國的民主》）

港立法會開票 泛民未如理想 2012/09/10 中央社

香港泛民主派在第5屆立法會地方直選中未如外界預期那麼好，所得議席與親政府的建制派差不多。
選舉於9日舉行，地方選區今早8時公布開票結果，35個地方直選議席中，泛民共獲得18席，比預期少，建制派拿了17席。改變過去泛民和建制派在地方直選6與4比率，即泛民6成議席，建制派4成。
本屆選舉前，由於爆發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激烈運動，外界一般看好泛民選情，預期可拿超過20席，而民調和票站的初步調查也顯示泛民占優。
但結果是泛民失利。
在本屆地方直選，泛民中較激進的小黨卻冒起，其中人民力量奪得3席，較上屆多了2席；從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也首次拿了1席。
民主黨的選舉結果卻十分不利，重量級人物李永達和黃成智一起落敗，對民主黨打擊頗大。
同樣，建制派的一些小黨如自由黨和新民黨也保持了原有席位。

反中！反造神！反洗腦 港人積怨一次爆發 2012/9/10聯合晚報
　　回應
　　看台灣媒體的用詞及報導角度就知道誰才是真正在洗腦！
　　披著民主外衣實為霸權走狗的泛民黨派大敗！泛民雖然選前大搞充滿反洗腦反國教這種譁眾其寵用詞的造勢但反而大敗！
　　不要把國民教育妖魔化,西方國家還是會教育其國民要愛國.港人不想當中國人,卻又要吸中國媽媽的奶水.跟台灣人沒有差別.
　　美國近百年來長久的全球戰略就是擊潰、解體所有會威脅到​它成為世界霸主地位的政權。因此，在國際間，美國無休止的在各​國激化其內部衝突，並乘機介入外國的內戰。在中國，台獨勢力，香港民主派，法輪功，民運分子，達賴​集團、熱比婭集團，背後撐腰的無一不是美國，也無一不是​接受美國的政治、軍事、輿論和經濟的支持。可憐的台灣當局成了美國解體中國的幫凶；大陸、香港所謂​的「民主」、「民運」人士被利用了、被分化了，還洋洋得​意，自以為是「民主鬥士」。

特稿－反對派沒政績 以後選戰更難打 2012-09-11 旺報 【楊兆中】

　今屆立法會選舉，是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前最後一次大型選舉。結果顯示兩大重點，第一是投票率高不再必然有利反對派的選情，其二是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是講求自由意志的反對派所不能學習的。
　在周日，逾183萬名香港選民行使公民權利去投票，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多人參加的一次選舉。按香港過去選舉結果，反對派跟親京陣營的得票比為六四比，但這次選舉多了50萬人投票，雖然雙方陣營在地方選區的得票都有所增長，但新增的選票似乎都投給親北京陣營，高投票率有利反對派選情的理論已被打破。
　外界一直推斷，選前的國民教育爭議，連日的萬人集會，有利反對派選情。但有分析指出，不少沉默一群也走出來投票，去對反國民教育的一群說不。這亦反映出過去十多年，香港似乎已被追求社會和諧發展的聲音主導，若反對派未能以實幹政績爭取支持，日後的選戰將更難打。
　反對派在這次地區直選共取得99萬票，較上屆高出10萬票，但得票率則由58.6%降至55%。親北京派的得票則由上屆的63.6萬票，急升至74.8萬票，較上屆多11萬票，得票率維持在41%。結果反映反對派在爭取新票源的能力上被親北京陣營比下去。
　票數上雖然反對派仍然領先，但實際地區議席數目上的差距由上屆的8席縮減至1席。這更反映出現時香港地區直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是有利於具有龐大組織能力的親北京陣營。正如多區的選舉結果顯示，親北京陣營不追求單一名單的最多票數，卻力爭以最少票數取得最多議席。
　以港島區為例，親北京民建聯的曾鈺成及鍾樹根，各取得3.6萬及3.3萬票，合計6.9萬票雙雙當選，這是背後經過縝密的組織安排，針對性的拉票造成的結果。這樣分頭參選，比起反對派公民黨以單一名單取得7萬多票，但僅一人當選，來得更有效率。
　相關新聞
港選舉 親北京民建聯大贏家
泛民日益分裂 議會運作添變數
激進聲音高漲 梁振英施政更艱難（楨：反之吧！泛民反中面目更難看！）
新血進議會 抗爭手段更激烈
反國教 被指「只是選舉議題」
百萬大道反國教 全港大學生今罷課隔空聲援（楨：一群白痴職業學生，選輸了還腦羞成怒！）
港澳生中正紀念堂靜坐

台式民主？ 2012-10-22中時短評

　李登輝曾說：台灣的政治根本是「民主內戰」，「不是國內的矛盾，而是敵我的矛盾，台灣人民一定要有『敵我意識』，認清敵人在哪裡！」可見在獨派眼中，台灣政治是以民主外型包裝的內戰，只在形勢不容打破人頭時，暫時接受數人頭的結果。
　明乎此，就懂為何獨派政黨常有選舉奧步、違憲違法、雙重標準、言行不一、粗口硬拗、語言暴力；同時也可理解何以他們永遠都在競選─因為內戰還沒打完，「你死我活」尚未實現。在獨派政黨的人眼中，人權也不是人皆有之的基本權利，而是因統獨立場而異的特權。郭冠英和施文儀命運不同，原因在此。
　回應
我們擁抱西方的民主,認為這才是真理,但實際上我們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人民作主,其餘時間只能上網發發牢騷,打打嘴砲...我們得意的自豪新聞自由透明且公正,但實際上呢？不是政治傾向明顯就是新聞毫無深度可言...哪個高官明星結婚,誰跟誰又傳緋聞...國際上真正發生的大事沒看到幾家在報...
我們是可以選擇,但太多的選擇反而使我們被動的吸收單一資訊,而民主自由的大旗又讓我們誤以為我們的資訊是最正確的,最全面的,但真的是這樣嗎？
看台灣的高鐵跟大陸的高鐵花的金錢跟時間比較一下就知道,
我們花了太多成本在內鬥,在制衡,在討好，我們選出的民意代表首要政治正確,然後跑紅白帖跟拼選舉缺一不可,至於建設？民眾有抗議再說吧...
反觀大陸,綠化減碳,太陽能運用,雲端技術的成效已經要把我們拋在腦後了,在我們還要捧著水電繳費單要到7-11繳費時,人家早已數位化一卡搞定了,當我們政府只能呼籲民眾節能減碳時,北京早已家家戶戶裝上太陽能板了,當我們兩黨還在煩惱五都選舉要派誰來制衡時,人家已經快完成全世界最長的高速鐵路網了....
許多人嘲笑大陸人水準素質低落,但能再嘲笑幾年？人民素質的提昇靠的是教育金錢跟時間,大陸前兩項都有了,那時間呢？台灣花了二三十年,大陸富起來到現在也才幾年？但我認識的一些新一代的大陸人教養談吐跟想法已不輸台灣人了,甚至在國際觀,在積極度上遠遠超越我們.面對這種狀況,沒有人為台灣感到憂心？還在大言不慚笑別人是專制國家,素質低落？
我生在台灣,衷心希望台灣能更好,但現在台灣人普遍對大陸的想法,讓我想起了”夜郎自大”的故事.

曾祥和《西洋民主政治的治亂興衰》(新銳文創出版 2011)

內容簡介
　　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源自古代雅典、羅馬，經歷近代英、法等國的政治革新及演進，形成由政黨執行的代議政治，逐漸成為人類文明的主流價值。但是，近數十年來民主政治已遭遇諸多問題。在政黨運作與普選制度下，政治領袖多為嘩眾取寵之舉，鮮行高瞻遠矚之政，今日美國所面臨的困境，即為一例。蓋民主只是原則，並無舉世適用的實施方式；吾人今日絕對不宜再蹈西方過去的覆轍，希望與大眾共同省思民主政治適當的運作方式。
　　作者簡介
曾祥和 1919年出生於北京。中央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受聘於女子師範學院、中央大學。1948年來台後，擔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主授西洋史，兼任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教職，並曾赴美講學。前後執教大學超過一甲子，作育史學人才無數。
　　目錄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產生的背景及早期的政治情況
梭倫制法與民主政治的初建
僭主統治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波希戰爭與民主政治的極盛
亞力山大東征與民主政治的衰落
古代羅馬的共和政治
共和初建與民權的逐步擴張
共和初期的社會政治及軍事概況
疆域擴張與內部變遷
百年革命與共和政治的名存實亡

英國議會政治及政黨的興起
西歐中古封建社會的一般情況
英國的特殊發展
斯圖亞特王朝與議會革命
內戰弒君與曇花一現的共和國
查理二世復辟與光榮革命
兩黨政治與內閣制的形成

法國大革命與西洋民主政治的遠播
十八世紀的法國
三級會議召開與憲法制訂
巴士底陷落與共和建立
恐怖統治與張久必弛
拿破崙的興起與西洋民主政治的遠播

西洋民主政治目前面臨的問題

（楨：一場「抹黑+政策買票」的民主鬧劇！詳參【圖博館】： 天下民主一般黑 歐巴馬 民主形式萬歲 台灣買票文化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美國民族大熔爐 《美國總統是天使還是惡魔》 《分裂的一代》 《第一個新興國家》 《美國的民主》）

歐巴馬大勝！ 首位高失業率仍能連任總統【聯合報 2012.11.08

美國選舉史上最花費、最激烈的總統大選六日畫下句點，美國總統歐巴馬拿到過半數的三百零三張選舉人票，大贏對手羅姆尼的二百零六張選舉人票，順利獲得連任。
　　回應
　　選舉人票大幅滑落，普選選票平分秋色，這樣的結果叫歐巴馬大勝?聯合報的水準越來越差，還好意思登頭版?總編該換人了。
　　滿腦子社會主義財富重分配, 齊頭式平等的經濟政策. 搞的就是顛覆美國立國憲法精神的社會主義.如果您期待他會改善聯邦赤字? 改善經濟? 創造就業機會? 減少國債? 繼續做夢吧!
　　歐巴馬勝選 只有一大關鍵 – 針對選票族群,政策買票. 1. 大學生給學貸款.2. 女人免費的避孕, 補貼流產.3. 移民給大赦.4. 窮人給食券給救濟金. 5. 工會給利益給退休金津貼.免費的午餐人人都愛, 反正納稅人買單.
　　歐巴馬的當選行情: 道瓊大盤大跌312點(-2.36%). NASDAQ大跌74點 (-2.48%)「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各位投票給奧巴馬的選民, 好自為之了.和在臺灣希望歐巴馬當選的人有什麼關係? 明天臺灣開市你就知道了.

美股盤中大跌332點 總統當選日歷來最大【聯合報 2012.11.08

歐巴馬當選連任，使美國股市擔心未來白宮與國會間對租稅及削減支出的爭議更難解決，經濟可能掉入「財政懸崖」，加上歐債危機出現新的變數，使美國股市在選前連漲兩天後，於七日開盤後即大幅下跌，道瓊指數一度重挫三百三十二點到一萬兩千九百一十三點，創歷來美國總統當選日的最大跌點，跌幅約百分之二點五一；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及那斯達克指數也都下跌逾百分之一點八。歐洲三大股市也全面下跌。
　　回應
　　人民當家，人民執政，人民做主，人民決定，自然就人民無悔。民主國家，人民就是老大。能獨立思考的人民，國家才有未來！=== 美國底子厚，文化強，影響力深遠。美國有知識，有科技，有制度，有見識，有資源，有土地，有人才，有盟友，有武力，更有自信。另外，美國還有人民在背後挺!

覺悟吧！政治無力化 時勢所趨【聯合報╱陳永峰2012.11.10

近來的台灣政治，全在關心小事，只是，連小事都已處理不了。
這種奇妙的景象，經常會讓人忘了這才是馬總統第二個任期的第一個半年。上星期在課堂上提醒同學這件事時，引來的竟是驚嘆。擁有投票權的大學生，大多「誤認」馬政權已至任期的最後，忘了大家在今年初才剛剛投票給他。
當大家驚覺馬總統至少還有三年任期時，有人說那至少換換行政院長，改變一下氣氛也好。不過，我也只好對天真的同學們據實以告：「政治的無力化，是時代的趨勢，台灣不是特例。換誰都一樣，必須覺悟。」
也就是說，民主國家政治裂化的速度，遠遠超過選民的想像。不管那裡，政治能決定的事情愈來愈少，最常用的招數，竟叫「以拖待變」，然而情勢總是惡化，而非好轉。
三年多前的日本，和四年前的美國一樣，單單為了「改變」，讓民主黨上了台。三年多來，該變的沒變，不該變的全變了。
政治的裂化或政治的無力化，在比較政治學界討論已久。而且是在通過了立憲、民主和高度經濟成長的國家，緊接著又歷經選舉型民粹主義洗禮的新興近代國家，特徵最為顯著。例如，東亞的日本、南韓、台灣都非常顯著，幾乎成為比較政治學的基本教材。
最近，連作家都關心起政治裂化的議題。日昨，作家胡晴舫於名人堂專欄所寫的「政治為什麼讓我們失望？」一文便是一例。「因為缺乏雄心視野，少了社會目標，政策便失去了準頭，法案順序輕重不分，政治陷入爛泥，整個社會都沉淪下去。」作家對於事物特有的穿透力，令人拍案。（楨：？）
文學對政治學界的貢獻，雖然並不明顯，但是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主題。尤其是在政治思想的領域中。例如，一九四九年喬治．歐威爾的近未來小說「一九八四」，當然是以大人物為核心政治小說。相反地，二○○九年村上春樹一樣以一九四九為題寫成的近過去小說「ＩＱ８４」，則是強調大人物的消逝，以及小人物的橫行。無疑，這就是今天日本政治，或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寫照。
殊不知，連那一黨執政，民眾都已經不太在意的狀況下，何況是黨內的競爭。政黨的普遍弱化與裂化，才是台灣政治的病灶，不是嗎？當然，第三勢力之崛起無力，也是台灣政治的另一悲哀。（楨：？詳參【圖博館】：第三黨的末路？）

大馬國會大選 執政黨贏了【聯合報2013.05.06

根據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資料，馬來西亞國會大選由現任總理納吉率領的「國民陣線」，在應選222席次中取得過半數席次133席，贏得此次選舉。以「變天」為號召的反對派「人民聯盟」，只取得89席。
國陣雖然上次失去國會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但納吉上台以來馬來西亞一直維持高經濟成長（去年為百分之五點六）和低失業率（去年底為百分之三點三），因此他主打安定牌，選前仍被廣泛視為占優勢。前副總理安華率領的反對黨民聯，則承諾清除貪腐、淨化政治環境、終結以種族為基礎的各項政策，希望藉著上次大選的斬獲，號召盼望改變的選民讓馬國變天。
馬來西亞人口兩千八百萬，合格選民有一千三百萬人，選舉官員說，五日投票率超過百分之八十，是破紀錄的超高投票率，換算成人數有超過一千萬人投票。許多投票所外大排長龍。
執政國陣在開票過程中一直保持領先。反對陣營則稱，比較早開出的多半是執政黨票倉的鄉村地區，民聯希望在都會扳回一城。開票結果顯示，民聯在吉隆坡和富裕的檳城等地，的確頗有斬獲，但仍不足以動搖執政黨的根基。
安華五日投票後，迅速宣布他領導的人民聯盟贏得國會大選，並呼籲執政聯盟和選舉委員會不要試圖搞鬼。他投票後發出推文說：「人民聯盟已勝選。」他也呼籲國陣和選舉委員會，「不要試圖劫走勝利」。
安華說：「人民已大舉跨越族群界線，大幅改變立場，這種明顯的現象不容否認。」路透報導，安華迅速宣告勝選，意味如果反對黨落敗，將以選舉舞弊嚴重為由質疑選舉結果。
　　相關新聞
安華控訴 馬來西亞大選不公
　　回應
　　反對黨這次還差很遠呢
　　安華-----真的奧步ㄟ
　　马来西亚的民主已灭亡！1。公然包机引进外劳，给他们身份证投票，不是一趟，是几十趟，抵达马来西亚不用 check in,警察用特别通道护送他们。 2。投票当天用大辆巴士载他们去投票，又有警察开路护送。 3。三千块马币买一张选票，先给五百，赢了再给两千五，用喇叭广播叫人民登记。 以上都被人家录影放上网，报案了，警察和选举委员会都无动于衷，没有采取行动。 4。说不褪色墨汁可以耐三天，结果一投完票回去洗，竟然洗干净了。 5。马来西亚电力最弱的一天，多个地方在算选票时忽然停电，原本胜利的一方输了。 6。原本多个由反对党赢的选区，迟迟不公布结果，被人发现有人十万火急的不知从那里的要带几大袋的算票中心，说是邮寄选票，而邮寄选票全投给他们的人，原本胜利的一方又输了。

精英夢，平民夢，還是公民夢？ 2013-06-10 旺報 范疇

　習近平對奧巴馬說，中國夢與美國夢其實是相通的。但是，這種相通是平民層次的，還是精英層次的，或者公民層次的？
　兩百餘年前的美國夢，其實就是平民夢經過了兩百餘年，美國的精英們萃取了歷史上歐洲精英的傳統，形成了一種背離平民夢的、以主宰世界秩序為價值的精英夢，帶來了世界平民對美國精英夢的憎惡。
　中國呢，自秦朝以來，幾千年來的平民夢，就只是一場夢。在先秦時代，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都有濃厚的平民夢精神（楨：？民本非民主！），但是法家卻是徹徹底底的精英夢。
　鏡頭轉回今日台灣。在歷史的意外下，台灣可能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第一次出現足以實現平民夢的霎那。在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開放至今的26年之間，台灣社會的平民精神得到了徹底的釋放。
　然而，台灣的精英夢並未消失，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台灣人民還是希望魚與熊掌兼得，期待自己的選票能夠選出一位「包公式的明君」，從而照顧自己的生老病死。在這種「兩手都要有」的心理狀態下，台灣選民往往只記得自己是平民，而忘了自己也必須是公民，有著公民的自制和自治責任。
　缺少了對自制和自治的責任意識，平民夢的無限上綱，就形成了所謂的民粹；平民夢，因而可能變為惡夢。國民黨內部採取的是包容民粹的路線；在人人只求自保的狀況下，不但進退失據也鬧出了不少笑話（楨：？國民黨是被由下而上之民粹所逼，而無法專業治國！）。而民進黨，多數則選擇了擁抱民粹的路線，比的是誰更民粹（楨：？民進黨是由上而下地操弄民粹！）。
　台灣的平民夢在十字路口已經走岔了一步，沒能向公民夢（楨：存在公民夢？）轉型而邁上了民粹的方向。
　而中國大陸呢，當下正處在平民夢與精英夢的十字路口。倘若台灣的平民夢繼續一頭栽進民粹的不歸路，那將是對中國大陸的傳統精英夢的一大鼓舞：君不見，在中華文化傳統之下，放開平民做夢的後果就是原地空轉的民粹，台灣就是實證。
　而中美之間呢？倘若中美夢（ChiMerican Dream）被詮釋為共同主宰世界秩序的精英夢（楨：歐美會讓中共同主宰世界秩序？），那對世界將是喜訊，還是災訊？相信很多平民不會同意這種狹義的詮釋。

另參本館：民粹亡台 民主與民王 民主與民粹 民可使由之 九萬兆決策模式 《島耕作》庶民經濟 美國價值2 中共十七大 G2 《中國模式》

虛偽的美國「普世價值」 2013-06-12 中時 李宗隆/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

美國以「反恐」為由，透過九大跨國網路服務公司「合法」地祕密偵監全球網路、竊取他國機密。美總統歐巴馬認為美國這種行為是為了保護其智慧財產與國家安全，有別於他國駭客利用網路竊取美國國家機密。這種強詞奪理的「合法性」只顯露出美國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虛偽！
　　相關新聞
美國深喉嚨史諾登在港神隱 網友籌官司費 俄：考慮提供庇護
美國會要求檢討 《衛報》：還會爆更多
回顧判例 洩密者多逃過重刑
史諾登是英雄或叛徒 亞桑傑：史諾登是英雄
美間諜監控計畫 歐盟與德國質疑
若為反恐故 美民眾隱私也可拋
美刮中鬍子 自己卻沒刮乾淨
美抓深喉嚨 中如何接招

中美開展柔戰時代 2013-06-12 旺報 （李英明/中華科大副校長）

習近平主政以來，打具有特色風格的夫人牌，代表著大陸對公眾外交重視的程度，已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之外，而近幾年來，大陸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也顯示大陸對於柔實力及爭取話語權的重視。
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所建立的是剛中帶柔，柔中帶剛的剛柔相伴相生的新型關係。這種關係不只會存在於中美之間，其實也會很明顯地體現在國際政治的舞台，這種剛柔相伴，叫做柔戰的國際政治，可以稱後冷戰時代為柔戰的時代。

蜜雪兒適時的缺席 2013-06-12 旺報 喬新生

不參與國內的政治紛爭，不干涉美國總統的此次政治活動，不僅可以充分顯示出第一夫人的政治智慧，同時也可以塑造出一個恪守本分的家庭婦女形象，從而贏得世界各國婦女的好感。可以說，美國總統第一夫人作為一個法學博士，其政治洞察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某些國家領導人的夫人。
　　回應
這文章太幼稚了,美國第一夫人參與他丈夫的政治活動還少嗎?作為一個法學博士應知進退有道.外賓夫人訪問美國,而美國縂統夫人竟不接見打個招呼是何等的無知無禮.有朝一日當她訪問中國時,而習夫人因事忙而不接見她時,我擔保她一定認為種族偏見了.

七一遊行：「一國兩制」的終極攻防 2013.07.01聯合報 馬家輝（香港作家）

七月一日，香港照例有「七一大遊行」，然而今年的「遊行狀態」畢竟不太一樣：今年既是遊行，亦是「交戰」，兩陣街頭對壘，直接進行「一國兩制」的終極攻防。
主權移交十六年，爭爭吵吵，北京高官和香港人總算到了正面攤牌的時候。
　　回應
　　馬家輝寫完這篇潑婦文，又可賺５毛！
　　香港那些所謂民主人士..法官.教師全都是殖民地既定..吸血鬼
　　有膽, 就公開、正式、激烈決裂吧！最後「兩制」提前自動沒有了
　　史諾登一來，香港民主派都突然失蹤。馬家輝鐵口直斷，說北京會把史諾登烤鴨兩吃，結果屁都沒有，證明純粹是胡說八道。民主派要遊行總得裝個樣子抗議美國監控香港電腦，結果是要佔領中環，抗議港府，真是奴性不改，跟主子一樣的渾身是假。
　　某些香港人不想要一國兩制，很好，那麽就一國一制，歡迎加入社會主義制度！
　　一定要寫甚麼北京高官和香港人對幹﹖ 你馬家輝分化挑撥離間的手段不低嘛。香港對幹獨立能活嗎﹖ 一定慘不忍住。香港現在是壞到不忍住了嗎﹖真是吃飽太閑。
　　如果想回到英治時期 為港獨運動的動力 香港人 這.....
「本土主義」搞分離 學者憂害死香港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5/30/HK1305300027.htm

港人的七一遊行【聯合晚報社論2013.07.02

每年一次，香港在回歸紀念日，都是以呼喊民主的面容呈現於世人之前。今年已是第16次的「七一大遊行」了，藉著每年的7月1日上街頭，彷彿是「一國」與「兩制」的對決時刻，甚至成為國際媒體擇定觀察中港關係演變的目標。
昨天在颱風威脅下，43萬香港人舉著傘仍然湧上街頭，要求兌現民主普選香港特首與立法會的政治承諾。表面上這是「一國」與「兩制」的對抗，本質上還是「專制」與「民主」的較量。
港人卻對香港民主前景普遍悲觀，已經延了五年的2017年雙普選，至今仍只聞樓梯響。北京似乎有意在2017年兌現普選承諾，但預置北京隨時廢黜民主特首的上位權力。（楨：依《基本法》特首不能反「一國」！）

民主派棄民主　埃及混世權鬥幾成笑談2013-7-23中評社

008年春天，一位27歲、名叫埃斯拉•阿卜杜勒•法塔(Esraa Abdel Fattah)的埃及女性在臉書上設立反對穆巴拉克獨裁政府的專頁。她在臉書上的號召實際影響有限但卻吸引成千上萬追隨粉絲，法塔立馬被逮捕。而幾乎是一夜之間，她成為新興埃及年輕人要民主要變革的象徵。
　　然而在本月，法塔卻成為擁護軍方罷黜穆爾西的眾多民眾中的一員。她在一篇報紙專欄文章中這樣為政變正名，“當恐怖主義試圖控制埃及，而境外勢力試圖干涉我們的國內事務的時候，偉大的埃及人民不可避免地要支持其武裝力量反抗外部威脅。”
　　埃及年輕的自由派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華盛頓郵報》21日刊登社論版副總編傑克遜•迪爾（Jackson Diehl）的分析文章稱……（楨：……全在合理化民主信仰！）

　　相關新聞

埃及2013.7.4軍事政變 民選總統及團隊軟禁被軟禁 美國沒說政變 （回應：臺灣顯然對世局不甚了解。埃及是民主運動?民主不過是美帝利用來剝削其他國家與民族的藉口。美國去年搞的爛攤子，現在無法收拾了⋯政變是老美最善長方式，這裡竟有許多人叫好。慘唉!）
透過網路 國際大串連 新興國 爆中產階級革命潮（楨：西媒又想顛覆別國？不料非明點的土、巴而是暗謀的埃及！）
土國撤銷葛季公園重建案
神秘臨時總統曼蘇爾 中立（楨：？美國！）的傀儡
埃及政變每一步軍方都已算計好
嚴震生／美國默許下的埃及軍事政變
非洲聯盟暫停埃及成員國資格
埃及血腥屠殺 穆斯林兄弟會51人喪命：埃及動亂持續惡化，在首都開羅一處疑似囚禁下台總統穆爾西的軍營外靜坐示威、要求穆爾西復職的「穆斯林兄弟會」群眾，八日清晨慘遭血腥屠殺，造成至少五十一人死亡，約三百人受傷。
兄弟會籲起義 埃入血腥新階段
埃及下令 逮穆兄會領袖等9高幹（楨：殺人還逮人，此即美式民主之下場！）
沙國、阿聯金援埃及 一擲2400億元(台幣)
以色列籲美 勿斷對埃及金援（楨：美挺政變之明証！）
埃及臨時政府拋修憲 反穆希挺穆希的都反對
埃及軍事政變專題
http://news.sina.com.cn/z/ajky/

聯合晚報社論2013.7.4埃及政變的三個輸家：首先當然是前總統穆希，他錯估情勢，在最後一刻仍發表強硬演說，稱要用生命保衛憲法，結果自己成為憲法的殉葬品。第二個輸家是埃及軍方，現在軍方似乎是勝利者，但卻是惹上無止境麻煩的開始。第三個輸家則是阿拉伯之春革命，兩年多前席捲北非與中東，現在則失去了正當性。埃及的革命失敗，更顯示阿拉伯之春的正當性破滅。一個經過民主選出的總統，沒有內亂叛國，也沒有貪污腐化，竟然被推翻掉，這會對其他經過革命的國家像葉門、利比亞等，產生莫大衝擊。這三個輸家，引發對阿拉伯之春的嚴肅反思，也反映出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扎根結實。　　回應：第四個輸家是美國，讓大家看清美國是如何挺民主制度的!所謂「民主」、「人權」都祇是幌子而已，切勿當真，更不要吹噓成甚麼「普世價值」 是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思，不是對民主的反思喲？真是能寫文章。而反思的結果，不用說，大概也就是「民主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札根結實」。所以，民主是不會錯的，錯的是沒將民主札根。這種打手級的文章寫法，放到文革，也是挺管用的。）

聯合報社論2013.7.4埃及悲喜劇：當民主靠槍桿子維持從土耳其的大示威到埃及民選總統遭罷黜，對所有領導人都是一課深切的提醒，不要只仗恃手中權力，想想你的責任！　　回應：這種話也能寫在社論?當領導人不能掌握槍桿子,就是腦殘,就算民主先進國家(US....)也一樣，遑論埃及這麼個鳥地方--古老帝國）

聯合晚報社論2013.7.4埃及政變的三個輸家：首先當然是前總統穆希，他錯估情勢，在最後一刻仍發表強硬演說，稱要用生命保衛憲法，結果自己成為憲法的殉葬品。第二個輸家是埃及軍方，現在軍方似乎是勝利者，但卻是惹上無止境麻煩的開始。第三個輸家則是阿拉伯之春革命，兩年多前席捲北非與中東，現在則失去了正當性。埃及的革命失敗，更顯示阿拉伯之春的正當性破滅。一個經過民主選出的總統，沒有內亂叛國，也沒有貪污腐化，竟然被推翻掉，這會對其他經過革命的國家像葉門、利比亞等，產生莫大衝擊。這三個輸家，引發對阿拉伯之春的嚴肅反思，也反映出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扎根結實。　　回應：第四個輸家是美國，讓大家看清美國是如何挺民主制度的!所謂「民主」、「人權」都祇是幌子而已，切勿當真，更不要吹噓成甚麼「普世價值」 是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思，不是對民主的反思喲？真是能寫文章。而反思的結果，不用說，大概也就是「民主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札根結實」。所以，民主是不會錯的，錯的是沒將民主札根。這種打手級的文章寫法，放到文革，也是挺管用的。）

聯合報社論2013.7.4埃及悲喜劇：當民主靠槍桿子維持從土耳其的大示威到埃及民選總統遭罷黜，對所有領導人都是一課深切的提醒，不要只仗恃手中權力，想想你的責任！　　回應：這種話也能寫在社論?當領導人不能掌握槍桿子,就是腦殘,就算民主先進國家(US....)也一樣，遑論埃及這麼個鳥地方--古老帝國）

阿拉伯之春與歐元風暴中的民主危機2013/07/22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

最近在歐洲與中東所發生的事，提醒我們，民主不是廉價易得的，因為歐元危機，部分國家接受紓困被迫付出代價，民主更為倒退，而阿拉伯之春革命，雖打倒了獨裁者，但並不能保證能夠有民主。
最近金融時報的一篇專欄《民主與自由不是一回事》，在大陸引起很多討論，專欄作家拉赫曼以埃及民主實驗失敗的例子，認為自由與民主有時互為敵人，拉赫曼似乎暗示，既然阿拉伯或伊斯蘭文明，還沒準備好，也許某些時候，為了自由，可以犧牲民主。
上期的經濟學人封面故事則很有耐心的辯解，民主沒有來，未必代表不會來，政治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西方在1848年各地紛起的革命，多達五十起，雖然都被鎮壓，但是火種已經傳出去，30年當中，大革命時代於焉展開，阿拉伯民主只是時候還沒有到。
但是究竟需要等多久？對於為民主奮鬥的人，如果終其一生，看不到結果，意義何在？又或者阿拉伯世界，民主無法點滴累積，只是一個獨裁結束，落入另一個獨裁，這樣還有什麼意義？
　　中產階級的反撲
拉赫曼引申認為：相對富足、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精英階層，發現自己在選票數量上，不敵國內其他群體，因此心理上產生了落差。而心底信奉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一旦在選舉中獲勝，譬如泰國總理塔克辛、或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憑藉著小城鎮或鄉村「真正」國民的支持，踐踏城市中產階級所珍視的各種自由，所以自由派中產階級不得不反撲，甚至飲鴆止渴，期待軍方政變。
其實俄羅斯總統普亭，在某個意義上，也是如此，他的支持者並不是中產階級，而是來是莫斯科以外的鄉間，就像中國未來如果開放選舉，中產階級是不敵農村人口，自由派是敵不過保守派是一樣的。然而這樣的民主，是俄羅斯或中國的中產階級所要的嗎？
　　當選票失去作用...
……………
無論是中產階級的逆反心態，或是不願屈服於對岸的干預，台灣雖自認已經民主化成功（楨：？），但恐怕還是應該警惕的。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67554

《戰爭指導》

讀富勒(J. F. C. Fuller)《戰爭指導》的感受，大不同於其《裝甲戰》《西洋世界軍事史》（後評），旣無戰略更無戰術心得，只覺西方的戰爭演化史很合戰爭的本質一一暴力一一愈民主則愈無限戰爭（核戰更甚）。

那是一、二波的戰爭啦，若第三波的高科技資訊戰則愈來愈有限戰爭，以兩次波灣戰爭為例：

1991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伊軍傷亡約10萬人(其中2萬人死亡)，17.5萬人被俘，損失了絕大多數的坦克、裝甲車和飛機。而美軍只有148人陣亡(非戰鬥死亡138人)，458人受傷(非戰鬥受傷2978人)。其他國家陣亡192人，受傷318人。

但2003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在精確制導下，伊軍傷亡降到三位數以下，美軍更少。

別被首戰的傷亡數字宣傳騙了，隨著伊戰越戰化，間接（另種間接路線？）損失達：

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是將近4千美軍陣亡、近4萬美軍受傷，耗費6千億美元；對美國國力、經濟、軍事、國際形象與外交聲望皆造成無可彌補的重創。而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戰禍，更是慘不忍睹，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九萬平民死亡，2百萬人在鄰國當難民，另2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
　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民並不懷念獨夫哈珊所統治的時代，卻懷念那段歲月的安全與穩定。反諷的是，今天16萬美軍駐守伊拉克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回復海珊時代的安全與穩定，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且仍看不到隧道盡頭的曙光。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11542095

契約：邏輯邪19/66

契約有何邏輯可言
不就是一張賣身契

單從屍哲的契約觀
便可看出東西之異
舊中國人言為之信
其實常常口說無憑
不像西方資本主義
都依白紙黑字契約
此即人治法治之別

是啊
連政體都要依契約論
啥是契約則各說各話

Hobbes認為自然狀態下人人不擇手段地自保，終於導致混亂而無法自保，此時人人就簽下契約將所有權利讓渡給國家統治者－－Leviathan。立約後：一、群眾不能違約。二、統治權代表全體，故任何人無論以何藉口都不能解除服從的義務。三、少數人不可不服從全體。四、統治者有權決定一切。霍氏的上述主張除了與資本主義相關外，更赤裸裸地替英王查理二世1660年的復辟找一合理化之理論。

Locke認為自然狀態人天生下來都是自由、平等、獨立的，暴政就是違反立約，不保護人民的財產、安全和自由，人民即可起來推翻而代之以新的立約政府。洛克的上述主張除了與資本主義相關外，更是英國1688年革命之合理化，正因如此他才會對大多數無財產的百姓和舊教徒不給予民主和寬容。

Rousseau認為在契約下每個人將自己的一切權力交給全民意志（general will），當政府奪取主權時，社約即被毀而處於自然狀態，人民得起而新訂社約。盧梭的上述主張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革命主張有強烈關聯。

Rawls《正義論》認為原初狀態相當於上述契約論的自然狀態，在原初狀態下的各方是：一、互不關心的，指原初狀態的人只知追求自己的最多的基本善，而對他人的利益冷淡。二、理性的，以經濟上最有效地達到既定目標，不會妒忌，所以保證會依差異原則行事。如此才能保証正義之實現，但Rawls不了現實的人為狀態是只會自私自利而不會理性。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7850541

妥協
作者: 阿林•弗莫雷斯科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原作名: Compromise: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出版年: 2016-12
　　內容簡介
這是第一本關於“妥協”觀念史的學術著作，從歷史與哲學的高度梳理並分析了作為政治觀念的“妥協”概念及其演變，區分了英國與法國妥協觀念的兩條線索，重點闡述了：何時妥協是有利的，何時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妥協。
在現代世界早期，英國人對妥協持積極的看法，將其視為自由政治的健康屬性；法國人卻鄙視妥協，將其視為對自己內心良知的背叛。針對這種現象，作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梳理了“妥協”這個重要卻被污名化的概念譜系，通過追溯從雅典、羅馬到近代早期歐洲的思想根源，將歐洲古代、近代至現代對妥協的哲學探討連接起來，重建了“妥協”的觀念體系，在政治學的空白處獲得了成功。其洞見引起歷史學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執政者的重視。
　　作者簡介
阿林•弗莫雷斯科（Alin Fumurescu），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歐美政治思想史，其論文在多種著名政治學刊物上發表。博士論文榮獲2013年美國政治學學會“列奧•施特勞斯獎”。《妥協：政治與哲學的歷史》被媒體選為年度25部最傑出學術專著。

我們越來越不願意妥協了，這讓世界越來越糟 2017-03-30

英國倫敦近日所遭受的恐怖襲擊，將暴力衝突再次推到了人們眼前，歷史走到現在，不管是種族還是宗教衝突都未走遠。極端主義者使用暴力而不願妥協。
　　「沒有妥協，就沒有良善的公共生活。」美國政治學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毫不猶豫地說，但他又確實看到，近年來人們在政治上的妥協意願在降低。
　　弗莫雷斯科從2010年起研究「妥協」在歐洲的觀念史：法國偏執地擴大個人內在的私人領域，拒絕任何妥協，英國向外在公共領域接受平等的妥協，將其作為公共生活的契約原則。他本人最在意的是怎樣用古典的辯證法處理內在和外在兩種領域的妥協。

向內守住自己，向外平等地妥協
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出生之時便被預言將來會弒父娶母，於是被下令要處死。但執行的隨從動了惻隱之心，俄狄浦斯只是被丟在森林，還得到了鄰國國王的撫養。長大知道預言後，他離家出走以逃避命運，不料途中與人起了衝突，將其主僕殺害——被殺者是微服出巡的底比斯國國王。在隨後的流浪路上，他偶然制服了獅身人面怪，被擁立為底比斯國國王，娶寡後為妻。某年國內瘟疫盛行，天神宣告，只有殺害前王的兇手才能祛禍。一番查證，原是俄狄浦斯自己所為。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離預言，到頭來仍被命運捉弄，弒父娶母的預言終究被證實。千百年來，他的這一連串悲劇故事經常被人傳閱、詮釋：在個人和族群之上，還有一支無影無形的神秘力量「命運之神」在操縱著所有一切，向其妥協是寓意。
　　等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歐洲興起，「諸神退位」，人性和理性至上，挑戰命運的冒險者受到了歡迎。反過來，妥協則意味著「喪失自我」或「缺乏個性」。與此同時，神秘的命運走了，歷史發展規律替代了它，且在人們觀念中也象徵著命運。挑戰命運的個人會得到肯定，但挑戰「命運」的王朝或民族國家卻因逆歷史潮流被譴責，它們需要的是妥協。
　　2016年12月第一本關於「妥協」觀念史的學術著作，從歷史與哲學的高度梳理並分析了作為政治觀念的「妥協」概念及其演變，區分了英國與法國妥協觀念的兩條線索，重點闡述了：何時妥協是有利的，何時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妥協。
　　都受這些新舊「命運」操縱，都是妥協，人們何以對「個人」和「作為公共政治的國家」的態度不同？美國政治學者阿林•弗莫雷斯科被這一謎題吸引住了，不同的是，他既未提及也未思考俄狄浦斯或其命運的故事，而是從政治哲學的維度切入歐洲觀念史，通過比較英法兩國截然相反的「妥協」態度來解謎。
　　英國人對妥協高度認同，「若要做出有用的行動，行動的生活必定是妥協的生活」，就像英國19世紀思想家托馬斯•麥考利說的一樣，沒有妥協，就沒有公共生活。他們懂得契約，願意在平等的協商基礎上彼此妥協，用妥協化解意見衝突、利益矛盾，最終實現了民主的政府治理和良善的公共政治。

但從16世紀到18世紀晚期來看，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大陸卻都在負面語境中使用「妥協」這個詞，16世紀後半葉之前，蒙田和沙朗等已經擔心過妥協問題，後來在時代和風格方面都與他們相去甚遠的作家們同樣如此，例如笛卡爾、盧梭和基佐。一個又一個作者為妥協影響「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等而擔憂。對於法國人來說，「妥協」以前是、現在依舊是一個危險的詞。
　　弗莫雷斯科追隨觀念史，發現人們實際上是在兩種領域實踐著「妥協」，第一是個人內在領域，第二是跟公共生活接觸的外層領域。前者是不受任何力量干預的私人空間，如果守不住將喪失掉獨立的人格，後者是跟他人在利益上進行協商的共同空間，如果拒絕退步將達不成契約，也實現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生活。法國偏執地誇大私人空間而拒絕所有的妥協，英國則深明妥協在外層領域的意義，將其作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
　　兩種領域的劃分在中國文化中同樣存在，內在「里」是私下真實的自己，外在「表」是扮演給他人看的自己。如果兩者矛盾，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但若能老練拿捏兩者的關係，便是「外圓內方」、「外柔內剛」，乃至境界更高者「大隱隱於市」。怎樣處理兩種領域的關係，被提煉成所謂「為人處世」的智慧，卻很少服務大家的公共生活——那些獨立於權力和資本之外的自主領域。
　　弗莫雷斯科偏愛英國的「妥協」，但他不同意統一內外兩種領域，而是承認兩者的差異，用古典的辯證法提出，守住真實的內在心靈以抵制妥協，但面對公共生活的矛盾和衝突，便向外擴展、向內退步，讓出那些人為製造的、實則屬於外層的「內在」身份，比如來自種族、民族或宗教的，彼此在平等的前提下做出妥協。
　　改變自我定義，就可以有妥協
新京報：儘管此前的研究文章也會提到「妥協」，但你是第一位從觀念史入手研究它的學者。為何「妥協」的研究遲遲沒有出現？你的研究契機是什麼？
弗莫雷斯科：我2010年研究「妥協」，此前它一直未引起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的注意。妥協作為解決政治分歧的方法，因太眾所周知，以至於沒有人會注意。但過去幾年，國內國際政治都有了巨大變化，不願妥協或達不成妥協的問題凸顯出來。從美國到南美洲，從歐洲到亞洲，政治都變得越來越激進。因此在當下，「妥協」在公共討論和理論家那裡都成了一個日益熱門的話題。自從書在2013年初版，一些著作、文章和國際會議都注意到理論和實踐在「妥協」面前受到的挑戰。

新京報：但在很多領域，人們又不願意妥協，比如宗教。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宗教矛盾、衝突或鬥爭一直都存在，彼此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擁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妥協在這些領域何以難以實現？
弗莫雷斯科：正如我剛才提到的，這是個人或群體感知到的威脅。宗教是可以達成妥協的，畢竟因各種原因，宗教已失去了定義人們身份的控制權。我可以把自己定義為某個宗教的信徒，但不會覺得受到無神論者或其他宗教信徒的威脅，因為我所屬的團體並不在宗教意義上定義自己。的確也有其他情況，比如有的宗教團體，在更大的世俗社會中會覺得他們的身份被宗教漠視所威脅。
然而，如果一個團體將自身定義為「基督教」、「佛教」或「穆斯林」以反對另一個宗教團體，情況就不同了。他們之間不再有妥協，誰是真理，誰是「真正的信仰」，非此即彼。種族間的衝突也是一樣。
不過好在，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構或想像的，改變自我定義就可以使妥協成為可能。比如，法國人和德國人長達幾個世紀都沒妥協，歷史的鬥爭和血腥的糾紛阻止了他們彼此同意妥協。但一旦他們開始將自己首先定義為歐洲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只是次要的位置，妥協就可能被實現，「現在，我們是平等的，現在，我們都是歐洲人。」
　　新京報：過去三十幾年，中國經歷了諸種觀念、立場和思想等問題上的衝突，演變到現在，在社交媒體上常看到因觀念不同導致的謾罵、約架乃至人身攻擊。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公共討論缺乏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妥協更是難以達成。
弗莫雷斯科：一定程度上的不妥協，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將一直存在，而這並不是壞事。有人贊成個人的權利高於集體，也有人贊成集體的權利高於個人；有人執迷於民粹主義，且蔑視精英，認為他們的名聲是捏造的或誇大的，同樣有人向精英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只要這些分歧保持在一個正常的水平，便是公共生活的健康標誌，而當觀點爭論引起了社會被撕裂，情況就變得複雜。
簡而言之，是何時何事需要妥協，因為兩種極端情況都有危險。如果沒有妥協的意願，就沒有公共生活，但如果在任何問題上都妥協，這意味著沒有什麼可以妥協了。換一種說法，如果一個人不能為什麼而死，也就不能為什麼而活著。
　　本文原載於《新京報書評周刊》2017年3月25日B06思想版。https://read01.com/oMeN6D.html

政治妥協如何影響歷史進程 雙贏或者多贏並不容易 2017-03-03張弘

如果說成王敗寇、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意味著幾家歡樂幾家愁，那麼， 政治妥協則意味著雙贏或者多贏，參與博弈者雖然沒有達成全部目標，但每一方都各有所獲，可算皆大歡喜。但是，在很多時候，妥協並不容易實現，《妥協：政治與哲學的歷史》一書證實，對於政治妥協的不同理解，在英國與法國造成了不同後果。
　　英文的「妥協」compromise最早來源於古羅馬，它指的是為了解決爭端，通過公正及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的決斷雙方做出相互承諾（共同承諾）。這種口頭契約，可以避免上法庭打官司。其後，妥協具有了第二種含義，選出仲裁者擔任相關的黨派或者社群的代表。從16世紀到18世紀晚期，儘管英法兩國思想交流越來越多，但是兩國對於妥協的理解卻迥然相異。
　　英國作者相信，妥協是一種優點或美德。海伍德、莎士比亞到斯威夫特或博 內特，數十位英國作家在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語境中使用「妥協」一詞，並顯著一致。在他們看來，妥協意味著討價還價，為了達成本來不可能達成的協定彼此遷就。這意味著，妥協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方式。此時，連基督都被稱之為妥協者，因為它調停衝突，許多作者公開談論妥協的優點。17世紀初，妥協包含的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仲裁這種古典意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雙方的共同協定、契約、盟約或一群人的自願聯合。
　　在法國，16世紀後半葉之前科基耶、蒙田和沙朗已經擔心過「妥協」。高乃依、笛卡爾甚至盧梭、基佐等不同時代和風格的作者，一個又一個地因為妥協影響「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而擔憂。對於法國人來說，「妥協」以前和現在都是一個危險的詞。在16世紀末，法國人對妥協越來越有戒心，而英國人對妥協越來越熱衷。
　　《妥協》一書揭示，英法兩國政治思想的分道揚鑣，在對於妥協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上得到了印證。17世紀初，妥協在英格蘭表示一種和平的協議，並非暗含公正中立的仲裁者在場。在英格蘭，議會贏得了最後勝利，社會契約理論的不同版本越來越流行；在法蘭西，整個17世紀經歷了中央集權化和政治專制主義的興起。在17世紀結束、18世紀開始時，法國人漸漸熟悉了以個人意志為基礎的代表和社會契約理論，個人的代表和自我表現深入人心，是法國人集體想像的一部分，以至於任何「舶來品」都很難長期影響它。

16世紀後半葉，妥協為何在英法兩國的用法如此不同？主要由於海峽兩岸個人的自我感知發生了某些變化。重視個人即將自己理解成為獨一無二的獨立個體，又將自己理解成一個或幾個團體的成員，別人也這樣理解他們。從16世紀開始，法國個人主義的中心是世俗、宗教和哲學背景下的自我真實性，這種個人主義以某種方式與近代國家和專制主義的興起聯繫在一起。在作者看來，由於堅持理性滲透意志，妥協成了一種不可靠的慣例，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這是一種相信的個人主義。在16和17世紀，法院或者三級會議有可能代表個人的思想從未出現過。依照古典人士的看法，代表下級的人就是自貶身份，而在內在領域，人不可能作為個人被代表，非常懷疑其他個人以及有代表性的主體對政治權威的要求。他們排斥其他人「為他們的利益」代言的想法。
　　此時，羅馬法在歐洲絕大部分地區盛行，而普通法在英格蘭獲得了獨特成功。領主們設法與國王甚至國家同化，制約國王權力，限制平民與日俱增的權利。麥克法蘭主張，英國人認為，構成社會的是自治、平等，單位是獨立的個人，在根本上，這樣的個體比任何較大的選民集團都更重要。在17世紀中期的英國，「人民」不是有機的整體，而是個人的集合。這是一種離心式的個人主義。到17世紀中葉，英國各個黨派都明白，個人是政治權力最出色的提供者。政治、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令法國的三級會議癱瘓，而英國議會則成功克服了這些困難。在今天，大部分學者都同意，1688年光榮革命實際上是輝格黨和托利黨對君主制度態度的折中妥協，或者議會主張與君主要求的折中妥協。
　　法國的向心式個人主義，英國離心式個人主義的差別，導致了兩國不同的契約主義理論，也導致了對於妥協的不同認識。法國人的契約的各種版本，均缺乏兩個「新」妥協必須的準則：參與契約的個人之間互相平等的假定，和/或有一個時刻這些人把他們的權利委託給另一方，從而創造出仲裁人的權威，而不是簡單地承認權威。由此，兩國的政治變革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分野，兩國也走上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歷史上的妥協事件，如1986年里根總統時期的稅制改革和2010年歐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均來之不易，但只有稅制改革的妥協發生在兩黨之間。這些美國政治中重要的妥協及失敗的妥協能為人們提供不少借鑑，改變和調整現有的政治體制、程序及思維方式，從而在競選和治理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當代政治中，應多一些更加廣泛的合作。
https://read01.com/Q4P3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