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一連出版日、法、台三套研究中國史的叢書，便可知中國史的研究重心已往中國大陸移了。
不就套十四本的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論叢，有那麼偉大嗎？
與日、法不同，台灣學者的研究取向偏於科際整合。
這也沒啥，台北的聯經出版社早在1982年就出版了一套《中國文化新論》的叢書，其中包含了根源、學術、思想、制度、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科技、宗教禮俗等篇。
問題是在本土意識優先的台灣已成絕響，而且也無法反映這廿年來中國史的研究新貌，更何況聯經版的文章是特約撰稿，只能說是學術論文的通俗短文。
總比北京中国大百科2005年出版的「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引經据典的長篇大論更具可讀性。
別老是吃濃縮速食，會營養不良的，偶而也該嚐嚐原汁原味，咱先來看看總主編邢義田在＜總序＞如何分析這套約五百卅萬字，包含以下十三個子題的論叢：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
邢認為從1949到1987年解嚴前近四十年台灣學者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再加上受到蘭克等實証史學的影响，造成台灣學者的中國史研究偏向於文献的整理校對和細瑣議題的論文，而缺乏整體性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或中國通史的論著。
很好啊！因禍得福，避免了中日學者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泥沼，而且在撰寫通史甚至斷代史之前必須要有紥實的文献整理校對和細瑣議題專研。
是嗎？那搞了幾十年怎還少見台灣學者寫出像樣的中國通史或斷代史？
沒辦法了啦，上述的先天失調，再加上解嚴後的台灣優先和各種現代及後現代的史學思潮，別說中國通史或斷代史，即便細瑣專題也陷於眾聲喧嘩。
難怪「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會以議題來編，而不像劍橋中國史或前述《日本漢學》以斷代史來編。
那以下就逐篇來評：
《政治與權力》篇。杜正勝的＜「編戶齊民論」的剖析＞就少見的自我反思，杜自省道：「然而我的『編戶齊民』還有一部分工作未完成，那就是齊中的不齊，忽略這一層面，『編戶齊民論』將有極大的缺陷。」(p.38)。要是他在政治立場上能如此就好了。愛說笑，當局只剩文化台獨能搞，杜怎可能自省其意識形態，相反更堅持，故在打壓不支持當局的教師的大氛園下（比如取消免稅和18%存款優利），杜在內閣改組中仍能留任。
余英時的＜漢代循史與文化伝播＞頗有替「吏」平反的意味，雖然他說：「漢代循史的人數畢竟是很少的，遠不及酷吏和俗吏那樣人多勢眾……但是由於他們能利用『吏』的職權來推行『師』的『教化』，所以其影响所及較不在其位的儒生為大。」(p.107)。隨人說啦！儒法在現實中國能絕對二分嗎？陽儒陰法。
王健文的＜學術與政治之間＞更有「批孔揚秦」的意味，他說：「坑儒的秦始皇，留下了千秋罵名；尊儒的漢武帝，則被視為文治政府的開創者，有功於聖教……在現代知識分子看來，始皇焚書坑儒，用赤裸裸的暴力遂行思想統一；武帝獨尊儒術，用祿利之路獎勵儒學。手段不同，動機互異，但是都是藉著政治的力量，對學術進行操控與支配(p.114)……儒家政治思想的癥結，卻在於『道統』沒有客觀化自我的實踐能力……在中國的知識／政治伝统中，一直是個難以分割的連體嬰。」(p.153)。那只中國伝統，台灣至今亦然，上述杜部長所為即是。
林麗月的＜「擊內」抑或「調和」＞則指出：「綜觀東林與魏忠賢的對抗，不論是『擊內』或『調和』，結果均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於東林中切直過激者多，善於權變調劑者少……其二由於熹宗童昏，不若前此神宋之威柄自操，以致太阿下移，群小得以肆惡。」(p.389)。相反吧，面對太監、台獨等絕不手軟者，軟弱更是死路一條，台灣的反對勢力不敵陳李政權即是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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