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
作者：阿裏夫•德里克著 陳燕穀譯
"'後殖民'"究竟始於何時?"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在最近的一篇討論後殖民問題的文章裏這樣問道(1)。出於對這個問題的有意識的誤讀，我在此將給出一個略帶戲謔性的回答：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是何時進入第一世界的學術界的。
在以下的探討中我的目標是雙重的：在當代全球關係轉化的語境中考察後殖民這個術語，以及與之關聯的各種思想的和文化的立場；考察全球關係轉化所要求的對於統治和霸權問題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批評實踐的重新思考。在以"後"字為招牌的當代文化批評中(後現代主義為其佼佼者)，後殖民頗有後來成上之勢。與其他的"後"字型大小不同，後殖民的出處非同一般，它來自我們以往通常叫做第三世界的那個地帶。所以，後殖民的抱負在於實現文化話語的真正的全球化，其策略則不外乎以下兩種：把中心地帶的歐美文化批評的那些問題和思想取向擴展到全球範圍；把以往處於政治的和意識形態殖民主義邊緣的聲音和主體性引進到歐美文化批評中來，它們現在要求能夠在中心聽到自己的聲音。的確，後殖民的宗旨無非是取消中心與邊緣的區別，以及所有那些被認為是殖民(主義)思維方式遺產的"二元主義"，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揭示出各個社會複雜的異質性和偶然性。儘管來自第三世界的某一部分(即印度)的知識份子在闡述和傳播後殖民理論方面起著特別突出的作用，但後殖民性的訴求似乎是超越國家、地區乃至政治界限的，這至少在表面上證實了它所宣稱的全球主義。
我對肖哈特上述問題的回答之所以略帶戲謔性，是因為後殖民一詞在過去幾年裏之享有盛名，與其說是它作為一個概念的嚴密性或者它為批評探索開闢了什麼新的前景，不如說是由於第三世界世界出身的學院知識份子日趨顯著地扮演了文化批評的排頭兵角色。我要指出的是，被後殖民批評視為其源泉的那些批評主題，絕大部分在後殖民一詞出現或者至少是開始流行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在產生這些主題的過程中是否有某種後殖民意識(在它被如此稱謂之前)在起作用，我以後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然而，在有文獻可考的範圍內而言，直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頻繁地給這些批評主題附加上一個後殖民標籤，同時也開始用這個標籤來指稱第三世界出身的學院知識份子。從這個時候起，所謂的後殖民知識份子似乎得到了他們以前所不曾享有的學術地位(2)。對這樣一群分散的知識份子以及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和取向的描述，到80年代末轉變為對一種全球狀態的描述，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無論是在文化批評方面還是在學術綱領上都得到一種新正統的地位。肖哈特的上述問題就涉及這個全球狀態；然而，鑒於後殖民一詞內在的模糊性，我們似乎有理由把她的問題再次指向後殖民知識的出場，以便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這樣做的目的同時在意在強調後殖民一詞的第一世界起源(和形勢)。
然而，我的回答的戲謔性還別有所指，因為僅僅指出第三世界出身的知識份子在宣傳作為第一世界學術界內部的批評取向的後殖民方面所發揮的主導作用，就會引發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們以及他們所關切的思想問題和取向會被給予如此顯赫的地位。我認為，現在被稱為後殖民批評的那些主題，無論是它們對過去的否定還是對現在的肯定，都和一些在世界新形勢下產生的問題與取向息息相關，在過去的十年裏後者也成為全球意識的一部分。我在這裏所指的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勢，也就是所謂的全球資本主義、靈活生產、晚期資本主義的出現所造成的世界形勢。這些新術語瓦解了以往用來表述全球關係的那些概念，尤其是用殖民統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與其他地區"這些二元對立所表示的關係，在所有這些關係中，民族國家理所當然地視為普遍的政治組織單位。問題不在於通過反思後殖民批評家的能力來揭示，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批評取向所獲得的社會進位依賴於這種世界新形勢所造成的的各種社會、政治及文化問題對於概念的需要。需要反思的是，除了極個別的例外，(3)後殖民批評家在後殖民主義觀念與當代資本主義語境的關係問題上保持沈默的那種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確，由於否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中的基礎性作用，他們就抑制了考察這種可能的關係的必要性。
本文的主要任務就是考察這種關係。我首先要證明，後殖民性觀念在文化批評中佔據的優勢地位同80年代以來發生的全球資本主義意識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係；其次，後殖民批評的主題與全球關係轉化所提出的對於概念的需要密切相關，所有這些關係的轉化都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而引起的。我認為，這同時也說明，一個旨在徹底更正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的概念，何以會如肖哈特所指出的("NP"，p.110)，與"霸權的獻祭"有著某種共謀關係。如果說後殖民作為一個概念並不必然成為批評以往的全球關係的意識形態的源泉，它也仍然有助於將原先處於分散狀態的東西聚集在一個術語之下。然而與此同時，後殖民批評對其自身作為殖民主義之後世界新形勢的一種可能的意識形態效果的地位不置可否。我在下文將要說明，用來描述第三世界出自的知識份子的後殖民，應當同用來描述這種世界形勢的後殖有所區別。在其後一種用法中，後殖民這個術語從政治上和方法論上把一種並沒有取消而只是改頭換面的統治形式神秘化了。後殖民與霸權的共謀關係在於，後殖民主義轉移了對當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統治形式的關注，並且模糊了它自身與其發生條件即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不論在現象上顯得多麼支離破碎，這種全球資本主義依然是全球關係的結構原則。
後殖民知識份子與後殖民批評
後殖民一詞的意義在其各式各樣的用法中頗為含混複雜，出於分析的目的有必要稍作梳理。在我看來有三種用法是特別突出(和重要)的：(A)如實描述前殖民地社會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它有著具體明確的指稱物件，如後殖民社會或後殖民知識份子；(B) 描述殖民主義時代以後的全球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它的用法比較抽象，缺乏具體的所指，同它企圖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樣，意義模糊不清；(C)描述一種關於上述全球狀態的話語，這種話語的認識論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狀態的產物。
即使在其最具體的用法中，後殖民一詞意義也是不透明的，因為它的每一種涵義都是由其他意義多元決定的。後殖民話語的生產者顯然是後殖民知識份子，但後殖民知識份子究竟是何話人也?在這裏，把後殖民一詞與其前身第三世界一詞作一番對比可能會有某種啟迪作用。後殖民批評家堅持認為，第三世界這個術語過於含混不清，它把形形色色異質性的歷史境動的社會和人群，如果不是在地理上至少是在結構上，鎖定在一些一成不變的位置上。儘管這種批評是完全有道理的，但社會定位，不論正確與否，的確有助於第三世界知識份子認同其出身地的具體性。後殖民則不允許這樣的認同。我在上文曾對是否存在一種後殖民意識表示懷疑，尤其是在它得到這樣的稱謂之前，我所指的就是後殖民知識份子奉為其思想的標誌的那種意識。它可能存在的，但卻因為歸之於第三世界範疇而隱而不顯了。現在後殖民性已經擺脫了第三世界定位的羈絆，後殖民認同也不再是結構性的而是話語性的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後殖民企圖把那些沒有明確定位的知識份子在後殖民話語的旗幟下重新集結起來。知識份子本身可以生產那些構成後殖民話語的主題，但正是參與這種話語的生產才使他們成其為後殖民知識份子。由此看來，若要界定後殖民知識份子，剖析後殖民話語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我認為可以把普拉卡什提出的一個簡要的問題當作後殖民話語的出發點：第三世界如何撰寫"其自身的歷史?"(4)像其他後殖民知識份子如期皮瓦克一樣，普拉卡什也是在賤民研究小組(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印度史研究所提供的歷史寫作模式中找到其問題的答案的(參見"PN"，p.399)，這個小組還為後殖民語話提供了某些不是全球基本主題。(5)
普拉卡什在最近一篇文章裏雄辯有力地提出了這些主題，就我所知，這篇文章近來對後殖民主義所做的最簡單明扼要的闡述。普拉卡什這篇文章的引言值得全文引證：
近年來出現的後殖民批評所產生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結果是，它迫使人們全面地重新思考和闡釋由殖民主義和西方統治所創造並且權威化的知識形式與社會認同。由於這個緣故，它在知識領域裏也創造了一種酵素。這並不是說，殖民主義及其遺產直到今日一直未予置疑：我們立刻就會想到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發起的強有力的挑戰。不過，它們都未能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元敍事。民族主義在顛倒東方主義思維，將歷史和主體地位賦予附庸國的同時，它還肯定了借助殖民主義才得以制度化的理性與進步的秩序；當馬克思主義者唾棄殖民主義時，他們的批評構架是一種普遍主義的生產方式敍事。與此相反，後殖民批評旨在瓦解將西方的特殊歷程予以制度化並且作為歷史而佔有他者的歐洲中心主義。然而，它在這樣做時保持著一種清醒的認識，即後殖民性並不是在遠離歷史的全景觀照中產生和成長的。後殖民是作為一種災難的後果而存在的--飽受殖民主義統治的後果。在這個揭露統治話語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批評，佔據著一個既不在西方統治的歷史之內亦非其外的空間，而是同它保持著一種切線的關係(tangential relation)。這就是霍米•巴巴所說的實踐與協商的中間性和雜交性位置(in-between, hybrid position)，也就是斯皮瓦克所說誤用修辭(catachresis)："價值代碼的顛倒、置換和沒收。(6)"
為了闡明這些主題，後殖民批評否認一切元敍事，因為那些最有力也最流行的元敍事都是後啟蒙歐洲的歷史建構的產物，從而全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而後殖民批評正是把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當作它的主要任務。在這些元敍事中首先要徹底批判的是現代化敍事，不論它是資產階級模式還是馬克思主義模式。資產階級現代化，或者叫做"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代表著"殖民主義現代性……作為經濟發展"的自我更新和重新部署(參見"PH"，p.393)。馬克思主義，雖然拒斥資產階級現代化，卻把後者的目的論前提永久化了，它把問題限定在生產方式敍事的構架之內，從而使得後殖民歷史似乎只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或者是一種失敗的過渡)(參見"PH"，p.395)。(7) 我應當補充一句，否認生產方式敍事事並不意味著全傷否定馬克思主義；後殖民批評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它的一個強大的理論資源(參見"PC"p.14-15和PCC)。（8）無需諱言，東方主義將殖民地建構為歐洲的他者，即沒有歷史的本質，這是必須予以徹底批評的。但是，民族主義及其表像生產程式也同樣必須徹底擯棄，因為它雖然對東方主義提出挑戰，卻由於肯定了歷史中的民族本質而使得東方主義的本質永久化了(參見"PH"pp .390-391)。如果說擯棄元敍事是不容置疑的，則拒絕一切空間的同質化和時間目的論，就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求擯棄基礎論歷史寫作(founda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按照普拉卡什的看法，基礎論假定"歷史歸根結底是以某種同一性--個人、階級或結構--為基礎的，並且是通過同一性表現出來的。這種現一性拒絕進一步分解為異質性"("PH"p.397)。否定基礎論史學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拒絕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基礎範疇，因為"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解釋印度歷史，同時又反抗資本主義對當代世界的同質化"("PC"，p13)。(顯然，按照這種邏輯，此處的印度可以為任何第三世界國家所取代)。後基礎論史學在否定本質和結構的同時肯定發異質性，它還反對把第三世界主體固定化，從而也就否定了作為一個範疇的第三世界：
拒絕那些將第三世界塑造為不可還原的本質--如宗教性、欠發達、貧窮、民族性以及非西方性--的思維方式，動搖了那些寧靜地盤踞在我們思想中的本質主義範疇- -東方與西方，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這種思維模式的瓦解使我們有可能把第三世界視為一系列變動不居的位置，它們不過是一種歷史性的話語建構。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問題，東方主義、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史纂學顯然只是一些構造其知識客體即第三世界的話語嘗試。這樣一來，第三世界就不再是一成不變的本質性客體，而是表現為形形色色的歷史位置。包括那些還有本質主義的位置。("PH"，p.384)
有此有必要指出，在拒絕以資本主義和結構為基礎範疇的同時，後殖民知識份子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對整個世界的結構作用正是歷史的構造要素，不論各個地區和民族的歷史在這個體系之內是多麼地歧異紛呈。最後，後基礎論史學認為"第三世界認同是關係的而非本質的"("PH"，p399)。後基礎論史學(亦即後殖民史學)的重心由國籍(nat ional origin)轉向主體位置(subject-position)，於是而有如下結果：
第一世界立場的形成意味著參與而不是閉關鎖國。我們很難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第三世界的聲音都是在"西方"所熟悉的話語中並且是使用這種話語說話的，而不是出自某種自主的本質，這並不是說第三世界史學總是被奴役，而是說精心設置和維持東方-西方界限從來不能阻止跨越和反抗這條界限的流動，自我--他者的對立從來不能把所有的差異都納入到二元對立的秩序之中。第三世界決不局限於指定給它的空間，它在被第三世界化"的過程中喚醒、激勵並聯合第一世界內部的從屬性他者，已經滲透到第一世界的心腹地帶。它跨越重重界限和障礙和第一世界少數者的聲音結合起來：社會主義者，激進分子，女性主義者，少數民族。("PH"，p.403)
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後殖民主義對當代全球關係的立場，同時也體現了它所宣稱的對過時的世界概念的超越。正因為如此，關注的重心需要從國籍轉向主體位置。以往那種由一些固定不變的範疇界定的政治不得不讓位於一種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 ，這類固定不變的範疇首當其衝者就是國家，當然也包括第三世界、階級等範疇。此外，儘管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位置並不是可以隨意互相更換的，但它們仍然是相當流動的，這就意味著在把握它們之間的關係時需要對二元對立有所限制，如果不是完全否認的話。這樣，在形成這些關係的時候，局部互動就優先於全球結構，這意味著把握這些關係的最佳途徑是歷史的異質性，而不是結構的穩定性。這些結論都是從後殖民主體的雜交性或"中間性"派生出來的，無論是固定不變的範疇還是二元對立都無法包容這種後殖民主體。由於後殖民主批評熱衷於建構後殖民主體而排斥對這個主體之外的世界進行分析，後殖民性所意指的全球條件至多不過是把後殖民的主體性與認識投射到世界之中，換言之，就是與後殖民主體建構相適應的一種關於世界的話語建構，正像它曾經被以隹的認識論--後殖民批評的物件正是這種認識論--所建構一樣。
如果後殖民批評作為一種話語僅限於界定後殖民知識份子的話，那麼後殖民一詞的字面意義，如果不是純粹誤導性的，至少也是無關宏旨的。從我以上所勾勒的主題來看，後殖民簡直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這些主題所蘊涵的思想主旨決非後殖民批評所能壟斷，我們根本找不到一種為這些主題所共有的嚴格意義的後殖民。最顯而易見的證據是，早在貼上後殖民的標籤之前，上述思想主旨就已經成為文化討論的中心議題了。後殖民批評的基本前提，例如對後啟蒙敍事的拒斥，是由後結構主義思維和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提出的(9)。有些咬文嚼字的後殖民批評家甚至把一些前移民定居者開拓的殖民地，如美國和澳大利亞，也描述為後殖民，全然不顧其第一世界地位以及他們本身即為本土居民的殖民統治者這一事實。(10)(公正地說，這後一種情況也適用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同時，後殖民批評的某些主題在那些從來不曾是嚴格意義的殖民地，或者是成功地進行了反抗歐美統治的革命，或者像中國那樣兩者兼而有之的第三世界的文化話語中佔有顯著的地位。這個術語的使用也沒有明確的時間界限，因為它所包含的主題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同樣久遠。讓我們再一次以中國為例，同歐美歷史概念相對的本土史學的地位，民族認同及其衝突的性質，全球現代化語境中的民族歷史經歷，甚至包括由某種中間性意識提出的主體性問題，所有這些主題都和中國與西方相經碰撞遭遇的歷史同樣久遠。(11)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後殖民性的基本主題是一種歷史意識的危機以及這種危機對於民族認同和個人認同所具有的全部潛在含義，那麼正是第一世界本身才是後殖民的就歐美的自我形象系由將整個世界殖民化的經驗構成的而言(因為構造他者同時也是造構自我)，殖民主義的終結向殖民統治者和殖民地人民全都提出一個認同問題。我們馬上想到的就是紀念哥倫布航海五百周年的慶典所引發的危機。
另一方面，按照其話語的主題來理解，後殖民這個術語把絕大多數居住在或者來自後殖民社會的人排斥在它的視域之外。它不考現代化和民族主義對無數第三世界人民所具有的魅力，更不用說在國民經濟被整合到全球經濟的過程中被邊緣化的那些人了。普拉卡什似乎承認這一事實，因為他注意到"在第一世界之外，就在印度本身，西方話語的權力恰恰是通過民族國家實施其權威並展開運作的，現代化與工具主義科學意識形態深深地植根於民族國家的軀體，它們從來不曾表現為而且也從來不是單純作為帝國主義強權形式而發揮作用的"("PC"p.10)。後殖民一詞排斥後殖民社會的許多族群，後者對自身的雜交性顯然一無所知，仍然在不停地互相殘殺。它還排斥那些激進的後殖民分子。印度的知識份子曾經要求斯瓦克解釋"從你看待自己的方式('游離開母國的後殖民印度人，致力於尋求心靈的非殖民化')所產生的問題，以及從你構造我們的方式(為了方便起見，叫做'本土'知識份子)所產生的問題"，斯皮瓦克對此的回答是："你們關於我是如何構造你們的描述似乎不太確切，我認為我同樣把你們也構造為游離于母國的印度人和後殖民知識份子!"這種回答似乎並未讓提問者感到非常令人信服：'你與我們之間既遙遠又接近的關係也許就在於，我們的寫作和教學對於我們具有政治的和其他現實的重要性，對於你來說這些工作的意義是有所不同的，或者它們對你不具有這樣的重要性。"他們還表達了一種別有含義的疑慮："你給我們這些政治上有缺陷的人帶來了那些理論或解釋，那些關於隸屬與分離的途述究竟是什麼?那些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NRI)，不論多麼短暫，匆匆地加到印度來，他們究竟起到一種什麼樣的自相矛盾的作用?"(PCC，pp.67-68)按照普拉卡什的說法，賤民研究小組的工作--這是後殖民性主題的主要靈感來源之一--是否可以算作後殖民，也是不很清楚的。我無意把一種不可靠的一致性強加於《賤民研究》的作者們，但他們的一些比較激進的觀念，尤其是階級觀念，在轉述為後殖民批評的過程中似乎有點沖淡了。(12)在我看來，把賽義德、艾哈邁德、霍米•巴巴、普拉卡什、斯皮瓦克和拉塔•瑪尼這樣一些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的人通通叫做後殖民批評家，純屬誤人子弟。從字面意義來看，他們可能都具有某種後殖民性和它的某些主題。賽義德作為巴勒斯坦知識份子的處境不允許他輕易地跨越以色列邊界，即使他的中間性暗示他可以這樣的。艾哈邁德，雖然猛烈抨擊三個世界的概念，仍然把他的批判置於資本運作的基礎之上，這和普拉卡什否認資本主義的基礎地位是截然不同的(13)。斯皮瓦克和瑪尼，儘管完全清楚她們的中間性在不同的語境裏起著不同的作用，總是使她們的政治牢固地植根於女權主義(就斯皮瓦克而言，還有馬克思主義)。(14)
最後，阿皮亞在考察非洲的後殖民性觀念時指出，後殖民一詞其字面意義使用時還包藏著另一個陷阱，這次是一個時間性陷阱。阿亞也把後殖民性觀念理解為後現代化、後第三世界和後民族主義，他指出殖民主義終結後的第一代非洲作家全都是民族主義者，而第二代卻拒斥民族主義。(15)姆班貝(Achille Mbembe)在最近的一次討論(這是對他批評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後殖民非洲所引發的爭論的一個回應)中揭示了其中的緣由，他說："年輕一個的非洲人沒有直接的或切身的殖民化經驗"，不瞭解它作為一個基礎事件在非洲的歷史上可能起著什麼樣的作用。換言之，後殖民一詞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後殖民時期，它只適用於殖民主義之後，而且人們已經開始遺忘它所造成的後果的那個時期。(16)
那麼，這樣一個術語，既包容了許多題外活又排太許多題中應有之義(即殖民)，其價值究竟何在呢?它給我們留下的就是我已暗示過的東西：後殖民。這個術語不描述任何東西，而是一種致力按照某些知識份子的自我形象構造世界的話語，這些知識份子把自己看作(或開始看作)後殖民知識份子。這就是說，回想一下我在一開始所說的進入第一世界學術界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後殖民話語與其說是痛苦地尋求認同的表現，就像它每每顯示的那樣，不如說是苦心經營新的權力的表現。在進一步展開這個論斷之前，我還要提出另外兩個問題：一個涉及來自印度的知識份子在倡導後殖民話語方面所起的作用；另一個涉及這種話語的語言。
斯皮瓦克在一次訪談中(隨帶地)評論道："在印度，那些有能力思考三個世界理論的人，對於印度沒有被承認為不結盟國家的中心，而只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感到非常惱火"(PCC，p.91)。對他們被視為另一種第三世界人"感到非常惱火"的，不光是印度知識份子(以及其他印度人)，這種情況在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例如我的母國土耳其，我的研究物件中國)都可以見到，這表明了第三世界意識的可悲狀況，如果確實存在這樣一種意識的話。很難說印度知識份子對這種歸類憤慨是否同後殖民話語的主題有什麼關係。然而，正如上文已經指出的，來自印度的知識份子特別熱衷於以後殖民知識份子自許，在營造後殖民批評方面所起的作用也特別突出。當然，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唯一的問題是它把某種混淆視聽的東西帶進了後殖民話語。把印度史纂學的特殊問題和全球狀態的普遍問題都描述為後殖民，就會造成這樣的混淆，即極少數來自印度的知識份子的代表被投射為普遍的主體性(我在上文已經提示過印度知識份子的異議)。印度後殖民知識份子的話語所做的大部分概括，在印度史纂學裏可能是新鮮的，但在更為廣闊的視野裏就說不上是重要的發現了。賤民研究的史學家們在其歷史寫作中對印度歷史上階級的界定，他們關於國家作為衝突範疇的見解，他們對資本主義歷史的理解，對資本主義進行局部抵抗和民族抵抗的斷裂性後果，以及資本主義節節勝利的同質化效果，所有這些都不能算是石破天驚的概念創新。賽義德在為《賤民研究論文選》所作的序言裏指出，這些研究的70年代以來廣為流行的歷史寫作模式運用到印度史纂學中來，社會歷史學家湯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人對這種歷史寫作有著深刻的影響。(17)所有這些不過是要指出，印度歷史學家是遍及各個領域的歷史思維方式轉變的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第三世界的敏感性只是眾多事件裏面的一個，其他重要事件包括後結構主義，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新途徑，進入歷史的女權主義。我相信第三世界敏感性的介入，對於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和史學家的文化帝國主義傾向，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後者用第一世界的概念處理全球問題，全然不考慮作為歷史語境制約著這些概念的社會差異，但不能以此為理由膨脹為一種後殖民敏感性，因為這種後殖民性本身受到民族經驗和本地經濟的極大限制。然而，這種傾向在某些人，如普拉卡什，闡述後殖民性時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往往是頭一個句子寫印度歷史，下一個句子就把他的觀察投射到全球問題(對於這種傾向，《賤民研究》的作者們恐怕是不能負責的)。
以上所述並非專門挑剔來自印度的後殖民知識份子，如果是那樣的話就不僅誤解了一般的印度知識份子，而且誤解了一般的後殖民知識份子。後殖民性訴求不限於任何一個國別的知識份子，我在上文指出的問題具有一般的性質，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在於堅持異質性、差異性和歷史性，以及堅持一種從局部到全球進行概括的傾向，同時卻否認存在著構成局部因素的先決條件的全球力量，由此造成以上兩種傾向之間的矛盾。我的批評是針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當中新出現的一種武斷而言，這種武斷導致了上面所說的那種矛盾。另外一個例子是近年來所謂的復興儒家運動中的中國知識份子。這些作者顯然是不會以後殖民自許的，因為他們的出發點是重新確立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權力，這表現為他們極力壓抑中國遭受歐美霸權(儘管不是殖民主義)壓迫的那些早期記憶。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是把資本主義的價值同原先認為註定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儒教相結合。於是乎儒教被描繪成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推動力，而且它在第一世界的意識形態理論家那裏得到頗為同情的聆聽，因為後者現在也正想用儒教倫理來緩解資本主義的危機。(18)新儒家與後殖民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渴望躋身於資本主義霸權意識形態，但它和後殖民性都具有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群子建立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的那種自信和武斷。在宣告儒學復興方面發揮主要作用的也是進入第一世界學術界的中國知識份子(儘管決不僅限於他們)，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需要考慮的第二個問題是後殖民話語的語言，後殖民批評家直言不諱地承認他們使用的是第一世界的後結構主義語言，但他們沒有認真思考這件事的涵義。普拉卡什的一段話點明了這個問題："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第三世界的聲音都是在'西方'所熟悉的話語中並且是使用這種話語說話的"，但是他用以下結論掩蓋了這件事的涵義：這種流暢的話語僅僅證明"那條得到精心維護和控制的東方-西方界線，從來不曾成功地阻止人們跨越和反抗這種界線，"仿佛這兩個方向上的流動是具有同樣的可能性的("PH"， p.403)。更為重要的是，普拉卡什的糊塗想法使我們有必要暫時提出另一種可能與殖民主義歷史同樣久遠的後殖民性。在這裏，再一次同中國比較是有啟發作用的，這次涉及馬克思主義問題。後殖民批評家堅持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的 "十九世界的遺產"，以及它那無視歷史差異的普遍主義("PC"，p.15)。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在30年代面臨著而且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反之亦然)相結合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是馬克思主義必須轉化為中國本國的語言，不僅是轉化為中國的民族語言，而且要轉化為地區性方言：農民的語言。其結果就是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集中體現為所謂的毛澤東思想。(19)後殖民批評家處理類似問題的方式，不是把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民族語言(這是被拒斥的)或地區方言(這是被肯定的)，而是用後結構主義的語言來轉述它，用這種語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和解中心之類的處理。換言之，這種批判始於否定馬克思主義語言的普遍主義，但它並沒有以播散為各種地區方言而告終，而是返回到另一種帶有普遍主義認識論預設的第一世界語言。這至少使我們有理由把後殖民批評定位在當代的第一世界。
這並不是一種特別有力的定位。後殖民批評家承認，他們把研究的"批判視野"指向"源於西方的知識考古學，是因為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是在第一世界學術界寫作的" ("PC"，p.10)。然而，我之所以關注後殖民話語的語言，就是要解構後殖民知識份子所表白的雜交性和中間性。據我所知，後殖民批評所說的雜交性通常是指後殖民與第一世界之間的雜交，決不一種後殖民知識份子與另一種後殖民知識份子之前的雜交。即使就前一種情況而言，發校性和中間性也不是很有說服力的概念。後殖民批評完全瞭解概念與主體性是多元決定的(我可以肯定後殖民主體性是多元決定的，至於它是否比其他主體性更多元決定，就不那麼肯定了)，但它很實用地避而不談在意識形態和體制結構中的定位，在解決雜交性所引起的矛盾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於定位造成的權力上的巨大差異而來的種種後果(20)。如果說後殖民話語的語言標誌著它的意識形態取向，雜交性所產生的矛盾則表現為後殖民知識份子在第一世界學術體制內的定位。不管後殖民知識份子如何強調定位的雜交性和可置換性，不同的位置在權力結構中並非全都處於平等地位。斯皮瓦克的印度提問者似乎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他說是"進步的雙翼"把她帶到印度來的。在我看來，以自己的語言為背景而堅持雜交性，不僅掩蓋了意識形態定位，而且還會導致因定位的不同而帶來的權力上的差異。後殖民知識份子在第一世界體制內的定位，不僅是與返回國內的"本土"知識份子相對峙的權力位置，而且與其第一世界的領導相對峙。我住在弗吉尼亞州法姆維爾的鄰居中的一些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於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杜克大學那引進薪水豐厚大名鼎鼎的後殖民知識份子的權力，他們是望塵莫及的：他們當中有些人寧願讓出這個位置(即進入第一世界學術界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他們對於雜交性所帶來的權力和地位感到萬分苦惱。
阿皮亞寫道，"後殖民性成為……一種悲觀主義狀態，(21)"世界上可悲的事情多著呢，後殖民性不過是其中一種的表現而已。後殖民主義的巨大榮譽以及它獲准進入美國大學體制，這對它來說並不是一種福音。後殖民話語裏充斥著同樣的主題，而這些主題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為殖為主義的終結而歡呼喝彩，似乎留給現在的唯一任務就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遺產。這種說法雖然聽起來不無道理，但是把目光對準過去事實上回避了面對現實的問題。在後殖民話語中，當前的全球狀態僅僅表現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識份子的主體性與認識論規劃；它按照殖民知識份子的自我形象來構造世界，這不是無權者而是新權貴的表現。後殖民知識份子之進入第一世界學術界，不是因為他們開闢了新的思想園地(儘管他們復述了舊的主題)，而是因為原先被視為邊緣性和顛覆性的思想取向現在獲得了一種新的社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後殖民性甚至得到學院保守派的青睞。他們寧願要它而不要那些關注當代政治分裂與壓迫行為為等前沿問題的不易馴服的術語。(22)
後殖民性已經成為頗有影響的批評主題。批評家注意到，儘管它強調歷史性與差異性，但後殖民性在其展開過程中卻模仿了"殖民主義思維的反歷史與普遍化傾向"("N P"，p.99)。麥克林托克寫道："如果說這種理論作出的承諾是，歷史在雜交性、不同信仰的結合和多維時間中心的非中心化，那麼，術語的單一性也會再度導致全球化歷史的中心化，因為這種歷史是圍繞著歐洲時間的單一結構展開的。殖民主義恰恰是在其消逝之際又再度返回了。"(23)此外，當今世界上依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無論是以老牌殖民主義形式還是以新殖民主義形式，"後殖民性統一的時間性可能會再產生出關於別一種他者的殖者話語，這種他者生活在另一種時間裏，遠遠地落在我們這些真正的後殖民者的後面"("NP"，p104)。和"統一的時間"相呼應的是，空間的同質化，不僅不能厘清各不相同的社會與政治境況，而且就其無法區別形形色色的雜交往"而言，還有可能以"霸權的獻祭"而告終("NP"，p.110)。後殖民性，正如奧漢倫和沃什布魯克所言，由於不能做出這種區別而且缺乏總體性意識，最終還在方法論上模仿了它曾予以痛斥的殖民主義認識論。
它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以非政治化的方式使社會領域脫離物質領域，一種實際上是極端唯意志論的關於社會關係的見解，拒絕任何類型的有計劃有綱領的政治--在我們看來不是激進的，顛覆性的和解放的。相反，它們是保守的而且是潛在地權威主義的，正如大英帝國霸權的全盛時代，這些思想的確是保守的和權威主義的。(24)
後殖民性以歷史的名義否定結構與總體，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其結果不是對歷史性的肯定，而是肯定了一種自指性的和普遍化的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從後門再度引起了一種未經檢驗的總體性；它把僅僅是局部的經驗投射到全球。這裏的問題可能是所有缺乏結構意識的歷史主義共同的問題。沒有一個跨區域的關係網絡，就無法確定什麼是差異性、異質性和區域性。普拉卡什在批判(對印度和第三世界)"本質化"程式時，建議用"關係"來理解這些範疇，但他沒有說明這究竟是些什麼關係。對於一成不變的第三世界這樣一個本質主義進行批判，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普萊契早在十年前就對三個世界理論作過出色的批判(無需後殖民性的幫助)，明確提出了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本質化問題。(25)普拉卡什的概念"創新"即關係，也不是真正的新東西。普萊契本人就提出，全球關係是現代化理論的概念基礎的一部分，以及這種關係對於理解發展問題的重要性。無需贅言，從關係這個角度理解現代全球歷史正是世界體系分析的核心命題。
世界體系分析與普拉卡什的後基礎關係理論之間的分歧，在於普拉卡什拒絕基礎範疇，尤其是拒絕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範疇。在此有必要引證奧漢倫和沃什布魯克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普拉卡什的］立場無法說清楚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這個範疇對他來說究竟處在何種地位。如果我們的策略應當是"拒斥"它，從而支持那些邊緣歷史、多元認同和異質認同，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現代性僅僅是一個潛在地可以隨意處置的虛構，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我們接受了它的認知範疇的價值。的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歷史學家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和壓迫性工具"體系"，這是讓普拉卡什特別瞧不起的。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普拉卡什又告訴我們，歷史學真正的任務就是向" 當代資本主義對世界的同質化"進行挑戰。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現代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確實有著可以把握的邏輯的話，我們怎麼能用普拉卡什推薦的辦法來完成理解這種邏輯的中心任務呢?("AO"，p.147)
普拉卡什對他的批評者所作的答復，就是避而不談上文所提出的問題(儘管他已經接近於承認資本主義的中心作用了)，因為承認這些問題必然會瓦解他的後基礎論史學( 參見"PC"，pp.13-14)。科洛尼爾概括地說明了後殖民性拒斥元敍事的政治後果，他指出這種對立只是"造就了一些互不關聯的小敍事(minimarratives)，起著支持和強化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用自由滑動的事件抵制決定論；拒絕把認同一成不變地固定在結構範疇中，但又通過差異性將認同本質化了；反對把權力定位在結構或體制之中，而是將權力擴散到整個社會並最終把它消解掉了。"(26)奧漢倫和沃什布魯克指出，後殖民性解除了"這些自封的少數者和賤民批評家去做他們總是要求別人做的事情"的必要性，這就是對他們自己作為一種權威的聲音所依賴的社會條件進行歷史分析，不觸及某種物質關係和階級關係，這些條件可以說是無法描述的"("AO"，pp.165-166)。
最後，後殖民之否認第三世界，與其否認資本主義對現代世界的結構作用，是密切相關的。本質主義再一次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轉移了人們對一種激進的第三世界概念的關注，例如在世界體系理論中這種概念就不是本質主義的而是關係的世界體系理論，非但沒有像普拉卡什認為的那樣，把第三世界非歷史地理解為某種僵化凝固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理解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一個結構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一個隨著結構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位置。當然，世界體系分析，和以現代化為基礎的分析一樣，也要對第三世界進行話語定位，但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後殖民分析也不例外。這樣一來，問題就在於哪一種話語能夠更好地闡明全球關係的歷史變化，以及誰能夠更有效地指導抵抗實踐。我在下文還要更充分地論述前一個問題。就抵抗實踐而言，後殖民性依其邏輯只能認可局部鬥爭的，而且由於它拒不觸及結構與總體性，這些鬥爭只能是一些沒有方向的局部鬥爭。肖哈特寫道，儘管有不少矛盾之處，"'第三世界'有助於喚起反對現存結構的鬥爭。援引'第三世界'隱含著這樣一種信念，即新殖民主義和(第一世界)內部的種族主義的共同的歷史，是各民族人民結成聯盟的堅實基礎。如果我們不相信或者不願意去展望這樣的鬥爭，那麼'第三世界'這個詞確實可以束之高閣了。 "("NP"，p.111)
拒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基礎地位，暴露了後殖民主義論證包含著一種具有重要的意識形態意義的文化主義。這裏涉及到歐洲中心主義問題。沒有資本主義作為歐洲霸權的基礎及其全球化的動力，歐洲中心主義只不過是另一種族中心主義而已(可以同從中國和印度的種族中心主義到最微不足道的部落中心主義相比較)。完全專注于作為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主義，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這種特殊的種族中心主義能夠規劃現代全球歷史，把自身設定為普遍的抱負和全球歷史的終結，而其他地區性和局部性的種族中心主義則不得不屈居於從屬地位。歐洲中心意識形態掩蓋了作為其動力並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權地位的權力關係。為物質關係披上文化的外衣，仿佛二老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後殖民話語就是這樣把資本主義批判轉變為歐洲中心主義批判，這不僅有助於掩蓋後殖民主義本身的意識形態局限性，而且頗具反諷意味地為當代資本主義關係中的不平等、剝削和壓迫提供了一種托辭。後殖民理論把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特有的、文化與權力的神秘化的關係投射到過去，因為它本身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產物。
世界體系分析與普拉卡什的後基礎關係理論之間的分歧，在於普拉卡什拒絕基礎範疇，尤其是拒絕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範疇。在此有必要引證奧漢倫和沃什布魯克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普拉卡什的］立場無法說清楚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這個範疇對他來說究竟處在何種地位。如果我們的策略應當是"拒斥"它，從而支持那些邊緣歷史、多元認同和異質認同，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現代性僅僅是一個潛在地可以隨意處置的虛構，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我們接受了它的認知範疇的價值。的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歷史學家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和壓迫性工具"體系"，這是讓普拉卡什特別瞧不起的。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普拉卡什又告訴我們，歷史學真正的任務就是向" 當代資本主義對世界的同質化"進行挑戰。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現代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確實有著可以把握的邏輯的話，我們怎麼能用普拉卡什推薦的辦法來完成理解這種邏輯的中心任務呢?("AO"，p.147)
普拉卡什對他的批評者所作的答復，就是避而不談上文所提出的問題(儘管他已經接近於承認資本主義的中心作用了)，因為承認這些問題必然會瓦解他的後基礎論史學( 參見"PC"，pp.13-14)。科洛尼爾概括地說明了後殖民性拒斥元敍事的政治後果，他指出這種對立只是"造就了一些互不關聯的小敍事(minimarratives)，起著支持和強化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用自由滑動的事件抵制決定論；拒絕把認同一成不變地固定在結構範疇中，但又通過差異性將認同本質化了；反對把權力定位在結構或體制之中，而是將權力擴散到整個社會並最終把它消解掉了。"(26)奧漢倫和沃什布魯克指出，後殖民性解除了"這些自封的少數者和賤民批評家去做他們總是要求別人做的事情"的必要性，這就是對他們自己作為一種權威的聲音所依賴的社會條件進行歷史分析，不觸及某種物質關係和階級關係，這些條件可以說是無法描述的"("AO"，pp.165-166)。
最後，後殖民之否認第三世界，與其否認資本主義對現代世界的結構作用，是密切相關的。本質主義再一次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轉移了人們對一種激進的第三世界概念的關注，例如在世界體系理論中這種概念就不是本質主義的而是關係的世界體系理論，非但沒有像普拉卡什認為的那樣，把第三世界非歷史地理解為某種僵化凝固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理解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一個結構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一個隨著結構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位置。當然，世界體系分析，和以現代化為基礎的分析一樣，也要對第三世界進行話語定位，但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後殖民分析也不例外。這樣一來，問題就在於哪一種話語能夠更好地闡明全球關係的歷史變化，以及誰能夠更有效地指導抵抗實踐。我在下文還要更充分地論述前一個問題。就抵抗實踐而言，後殖民性依其邏輯只能認可局部鬥爭的，而且由於它拒不觸及結構與總體性，這些鬥爭只能是一些沒有方向的局部鬥爭。肖哈特寫道，儘管有不少矛盾之處，"'第三世界'有助於喚起反對現存結構的鬥爭。援引'第三世界'隱含著這樣一種信念，即新殖民主義和(第一世界)內部的種族主義的共同的歷史，是各民族人民結成聯盟的堅實基礎。如果我們不相信或者不願意去展望這樣的鬥爭，那麼'第三世界'這個詞確實可以束之高閣了。 "("NP"，p.111)
拒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基礎地位，暴露了後殖民主義論證包含著一種具有重要的意識形態意義的文化主義。這裏涉及到歐洲中心主義問題。沒有資本主義作為歐洲霸權的基礎及其全球化的動力，歐洲中心主義只不過是另一種族中心主義而已(可以同從中國和印度的種族中心主義到最微不足道的部落中心主義相比較)。完全專注于作為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主義，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這種特殊的種族中心主義能夠規劃現代全球歷史，把自身設定為普遍的抱負和全球歷史的終結，而其他地區性和局部性的種族中心主義則不得不屈居於從屬地位。歐洲中心意識形態掩蓋了作為其動力並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權地位的權力關係。為物質關係披上文化的外衣，仿佛二老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後殖民話語就是這樣把資本主義批判轉變為歐洲中心主義批判，這不僅有助於掩蓋後殖民主義本身的意識形態局限性，而且頗具反諷意味地為當代資本主義關係中的不平等、剝削和壓迫提供了一種托辭。後殖民理論把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特有的、文化與權力的神秘化的關係投射到過去，因為它本身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產物。
這些批評雖然有時顯得過於激烈，但並不意味著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者認為它一無是處。的確，科洛尼爾、麥克林托克和肖哈特都明確承認，後殖民主義和後殖民知識份子提出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價值。沒有人否認後殖民主義表達了線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而且表達了同第三世界和民族國家等概念相聯繫的那種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危機。無可否認，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消失，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出現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差異，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的人口流動，全球形勢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從全球到局部的分裂已經越來越多地佔據了人們的歷史意識和政治意識。更何況，超越國家、文化、階級、性別和族群的界限，以及它那真正世界主義的承諾，也是有其感召力的。
在第一世界學術界的體制內，元敍事的解體呈現出一派樣和之氣（墨守成規的保守派除外），人們開始探尋一種更為民主的、多元文化的和世界主義的認識論承諾。但在學術界之外，它卻表現為兇狠的族群衝突，社會、階級和性別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幾乎看不到抵抗的可能性。由於對差異、斷裂行動等等的頂禮膜拜，這種抵抗顯得比以往更為乏力而且總是缺乏凝聚力。
使得這種困境愈發嚴重的是，意識形態元敍事與現實的權力混為一談了。把一個領域的解體誤認為是另一個領域的解體，從而忽略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意識形態的解體也許並不是權力的解體，反而是它進一步的集中。為了說明這種可能性，保持某種結構與總體性意識以對抗斷裂性與局部性，是完全必要的，否則對於霸權的置疑就有可能蛻化為維護霸權的同謀。儘管後殖民性是一種根據全球形勢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的努力，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才成為這種困境的一個寫照。批評者們暗示，它同整個世界向資本主義轉化這種新形勢可能有某種關係，由於他們未能深入地考察這種關係，我很願意作一些仔細的分析。
全球資本主義與後殖民性的條件
哈威和詹姆森發現在後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之間存在著一種關係，這個階段被冠以各種名稱，如晚期資本主義、靈活生產和靈活積累、無組織的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２7］後殖民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的後裔，同樣表現了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的邏輯，不過是在第三世界論域。
全球資本主義（我所偏愛的術語）結構的基本特徵，是弗羅貝爾等人所描述的"新國際勞動分工"，即生產的跨國化、生產過程（即使是同一種商品）通過轉包合同的全球化。（28）在生產方面勞動的國際分工可能算不上新鮮事物，但新技術使資本和生產具有一種全新的流動性；為了追求有利於資本而不利於勞動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社會與政治干預的自由，生產似乎在不停地改變其位置--這就叫做靈活生產。由於這些緣故，分析家們注意到全球資本主義與過去類似的實踐已經發生質的區別，它確實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
這個新階段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即資本主義在國家的意義上發生的非中心化。換言之，現在已經越來越難以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是哪個國家或哪個地區了。不止一個分析家（包括處於權勢地位的分析家）發現，全球資本主義在生產組織方面，與現代早期（即民族國家出現之前的時期）北歐的漢薩同盟（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ｃ Ｌｅａｇｕｅ）有某些相似之處，即一個由城市構成的網路，沒有可以明確界定的中心，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遠遠超過與其鄰近的窮鄉僻壤的聯繫。［２９］
把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已經取代民族市場成為經濟活動的重鎮的跨國公司，它不是一個輸送資本、商品和生產的被動的紐帶，而是這種輸送及其方向的決定性因素。儘管它的非中心化與漢薩同盟有其相似性，但實際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在公司裏是高度集中的。隨著跨國公司（它們在組織和忠誠方面本質上是超出了國家的）權力日增，民族國家從內部控制經濟的權力受到限制，全球經濟秩序的調控（與維護）成為首要任務。這不僅表現為全球性組織越來越多，而且出現了為整合經濟的運作而建立地區性跨國組織的努力。［30］
生產的跨國化既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統一性的根源，同時又是前所未有的分裂根源。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全球同質化，似乎最終證明馬克思的預言是正確的。然而，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個分裂的過程；從全球的角度講，資本主義的中心消失了，從局部的角度講，生產過程分解到比國家要小的各個區域和地區了。超國家的區域組織，如歐共體、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只提幾個已經成立的和正在緊張地著手組織的)，在全球層表現了這種分裂；一個國家內部互相競爭的不同地區競相招睞跨國資本，則在最基層的局部層面表現了這種分裂。據說，國家本身在歷史上出現就是為了制止分裂，但是在內部(亞國經濟區域和地區)與外部(跨國組織)的兩面夾攻之下，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怎樣才能遏制這種新的分裂。(31)
然而，資本跨國化的最重要的結果也許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脫離了它在歐洲的特定的歷史起源，表現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概念。資本主義敍事再也不是歐洲的歷史敍事了；現在非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要求建構它們自己的資本主義歷史。換言之，同經濟的零散化相對應的是文化的零散化，或者用一個正面的說法，叫做文化多元主義。這種文化形勢是最有戲劇性的例子，可能要數過去10年裏調和資本主義與所謂的東亞儒教價值的努力，它把一種源遠流長的信念(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東亞) ，即儒教是資本主義的歷史性障礙，再次顛倒過來。我相信可以證明，歐洲中心主義的終結只是一種幻覺，因為資本主義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把歐洲中心主義植入其敍事結構了，這也可以說明甚至在失去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之後，歐洲與美國的文化價值何以仍然能夠保持其統治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東亞儒教復興之所以可能，不是因為它拿出一套有別于歐美的文化價值，而是因為它把本土文化與一種資本主義敍事結合起來。在闡明了這種現象之後有必要重申，同資本主義的前幾個階級相比較，世界文化問題變得複雜得多了。
空間的分裂，以及它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同時還意味著資本主義時間性的斷裂；換言之，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挑戰表明，已經有可能不再按照歐美的政治與社會模式來設想未來了。在這裏，區別現實與幻覺仍然是很困難的，但問題的複雜性則無可置疑。
最後，生產的跨國化動搖了原先那種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劃分。第二世界即社會主義世界已慢昨日黃花。但是，新的全球結構同樣使得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不那麼涇渭分明了。一部分原先屬於第一世界的地區，現在已經納入跨國資本的軌道並且屬於民辦經濟的"發達"部分。同樣，在新的全球經濟中第一世界被邊緣化的部分，其生活方式與通常認為是第三世界生活方式已經難以區別了。南北差異逐漸取代了以往將全球劃分為三個世界的理論，恐怕不是偶然的。但我們必須記住，南和北不僅是具體的地理位置，而且還隱喻定義(metaphorical location)。北方意味著跨國資本，而南方則表示世界上所有的邊緣人口，至於其位置何在是無關宏旨的--後殖民性即球區域主義"或 "全球局部主義"，但他們緊接著要補充一句：全球局部主義是全球占百分之八十，局部只占百分之二十。(32)他們還把一個激進的生態運動的口號挪用資本上來："全球性地思考，局部性地行動"。(33)
全球資本主義的特徵有助於解釋過去二三十年，尤其80年代以來特別突出的一些現象：全球人口(從而還有文化)流動，界限鬆動(社會之間和社會範疇之間)，社會內部複製出原先是同殖民主義相聯繫的不平等和差異，既在社會內部又跨越不同的社會同時發生的同質化和零散化，全球性與局部性的互相滲透，用三個世界或民族國家思考世界的方式的解體。其中有些現象促進了社會內部與跨越社會的差異的平等化，以及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的民主化。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個世界的管理者們承認，現在他們(或他們的組織)有權為了全球利益而佔有局部事物，允許不同的文化進入資本的領地(只是為了把它們打碎，然後再按照生產和消費的要求對它進行重新製作)，他們甚至跨越國家界限重建主體性，造就與資本的運作若全符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至於那些沒有能力對資本作出反應的人，那些對它的動作無關緊要的人--據管理者的計算，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是沒有必要殖民化的，只要讓他們邊緣化就可以了。靈活生產帶來了一個新鮮事物是，強制性地壓迫國內人民和佔領海外殖民地，再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些無力對資本的需要(或要求)，作出反應的人，發現自己被電出資本的軌道。比起殖民主義的鼎盛時期或現代化理論來，現在甚至可以更為令人信服地說：那是他們自己的過錯。
如果我現在可以回到本文開頭引述的肖哈特的問題--"'後殖民'究竟始於何時 ?"--並且給出一個與她的意圖相一致的而非戲謔性的回答，那麼答案就是：它是伴隨全球資本主義而出現的。這並不是嚴格意義的時間上的吻合，而是指一個作為另一個的條件。這個結論並沒有什麼獨到的創見，不過是哈威和詹姆森在後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所建立的聯繫，擴展到後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如果後殖民主義是後現代主義的後裔，那麼，資本主義內部的這些發展就直接或間接地與理解後殖民主義有關。後殖民批評家欣然承認他們受惠于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想；的確他們的特殊貢獻就是用後結構主義語言重新闡述第三世界研究中的老問題。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後殖民知識份子的著作居然完全沒有考慮後殖民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關係不僅涉及文化與意識形態結構，而且涉及社會與政治結構，它比後現代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要具體得多也直接得多。
後殖民性是對一種真正的需要作出的回應，這種需要旨在克服解釋世界的舊範疇的無能為力所導致的理解危機。支撐著兩個世界的思維的進步元敍事，已經陷入深刻的危機。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喪失了對於進信的信念，而且在於進步本身具有現實的解體效果。更為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年裏，我們關於時間與事件明晰的進步的意識陷於混亂。在這些年當中，保守主義成為革命的(雷根革命)；革命者則先是變成保守派，繼而成為反動派(在蘇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裏發生的)；我們以為早就被啟蒙主義拋到九霄雲外的宗教太平盛世說，冠冕堂皇地重新回到政治中來，有時候，比如在美國，它還和高科技結為聯盟；在共產主義政權的廢墟上，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進步的危機緊步現代化危機的後塵，這種危機在馬克思主義陣營要超過資產階級陣營。二戰後的幾十年裏，現代化論者和激進分子都用來考察全球結構的概念，即三個世界理論已經受到嚴重的質疑。三個世界，不論是作為進理範疇還是結構範疇，不論是在資產階級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中，確實是再也站不住腳了，全球在空間上陷於混亂，正如進步意識形態在時間上陷入混亂一樣。第三世界的人出沒於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則奔波於第三世界。出現了一種新的diaspora，即游離于母國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們的自我定位在遙遠的故鄉，但他們的他者卻近在咫尺，所有的邊界和界線都被搞亂了。文化的流動既有同質化作用也有異質化作用；某些群體，不管其如何定位，認同一種共同的全球文化，恰恰是因為他們早已經疏離了本鄉本土的文化；而另一些群體則退回到早已經被認為是殘渣餘孽的文化遺產中去，企圖在那裏找到文化的避難所，這些文化的各自為政的狀況與其在現代性誕生之際毫無二致。
從政治上講，第二和第三世界是這次危機的主要原因。第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坦率地說已經成為歷史。第三世界(後殖民性最接近的主體)的遭遇，不那麼簡單明瞭但更為意味深長。我們可以指出90年代初的兩個重大危機，這就是具有全球影響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目前的索馬里形勢引發的危機。在海灣危機中，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對它的在社會和政治上反動的但在經濟上富有鄰國扮演了帝國主義罪犯的角色，這次入侵被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盟軍擊退了，領導這支盟軍的帝國主義強權現在成為正義的典範。"入侵"--我借用電視新聞報導所用的詞--索馬里更耐人尋味。如果說在海灣危機中，一個第一世界國家需要別的國家的拯救，在索馬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和不拯救它自己的第三世界國家。第三世界，僅僅在二十年前還被激進派視為未來的希望，現在卻必須拯救它自己。危機之深刻可謂前所未有。
後殖民性就是給這次舊範疇已無能為力的危機所開的藥方(34)，無怪乎它立即在知識份子圈子裏掀起一陣騷動。但還是會帶來問題的：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採取這樣一種思想取向?擺脫危機制道路畢竟不止這一條，我們必須弄清楚，為什麼這條特殊的道路立即就在第一世界體制中流行起來。坦率地說，後殖民性刻意回避弄清楚目前的危機的意義，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掩飾後殖民知識份子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起源，他們與其說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不如說是受惠者。
後殖民性與全球資本主義提出的問題遙相呼應。當第三世界的危機在80年代已經確鑿無疑的時候，全球資本主義也需要改弦更張了。雷根(柴契爾)革命與其說是一場開創新紀元的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政治上重新組織全球的革命，其目的是讓全球資本主義擺脫各種政治羈絆入手統治全世界。推翻社會主義國家是計畫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馴服第三世界，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武裝入侵，否則就用經濟制裁或愛國者導彈。但所有這些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最佳選擇是從內部控制它們，也就是造就歸順全球資本或與之聯手的階級。
我在此使用控制這個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控制不是強加於人的，而是經過協商的。跨國資本已不再限於歐美，它也不再是現代性了。跨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文化構造之複雜，我們已經很難再把資本主義現代性和歐洲中心論的(父權制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簡單地等同起來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取得輝煌成就的他者，要求在跨國資本文化中為他們的價值留出一席之地；我在上文指出的東亞儒教復興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典型例證。歐洲中心主義，作為這些別開生面的聲音出現的先決條件，仍然保持著它的文化霸權，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明顯的是，為了維持這種霸權，它的邊界必須適當地鬆動一些，把不同的文化吸收進來，否則它們就可能成為毀滅性的對抗的源泉。(日本與美國近年來發生的互相衝突，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語彙全都隨之復活了，證明跨國資本陣營內部發生衝突的危險)說到底，誰知道是什麼樣的價值最合變幻叵測的資本的口味?近年來，一個又一個評論家認為，同企業家資本主義時代的個人主義價值比較，儒教的共同體價值更適合於當代的管理資本主義。有一點是清楚的，全球資本主義在文化上比歐洲中心資本主義要(而且必須)更靈活。
這也是後殖民性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潮流的條件。頭腦僵化的保守派迫不及待地把這些文化問題解釋為用顛覆的陰謀代替系統的分析，把80年代以來的文化問題(還有最近的文化多元主義)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少數民族研究等等，侵入到學術體制和一般政治中來。他們完全不瞭解，雷根的經濟革命和這些文化思潮之間可能的關係。這就是說，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跨國公司對於文化的要求不再滿足於過去時代的文化地方主義了。一些鼠目寸光的保守派知識份子只知道盯住人文教育體制不入，他們哪里曉得文化多元主義讓商學院負責人和跨國公司的經理們獲益匪淺，這些人全都如饑似渴地想在"東方"哲學中忽然發現東亞經濟成功的秘密，他們將全世界的各種文化通通經典化，為的是給他們的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場，他們忽然意識到應該讓學術體制國際化 (其結果並不是保進了傳統意義的學術，而是學生和教師的"輸入"與"輸出")。原先揮舞著文化多元主義的，可能是一些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激進分子，再加上一些少數民族學者，但現在主動權已經轉移到那些"開明的"政府官員和企業董事的手中，他們對於新的經濟形勢對"人力資源"的需要深有體會。衝突不再是發生在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儘管這方面的衝突顯然是存在的)，而是發生在舊式精英，他們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現在受到國內和國外競爭的威脅，和代表國際利益的先鋒派精英之間。在美國最賣勁地也是最早提倡跨國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正是《哈佛商業評論》。
雷根派人士可能被蘇瑟及其模仿者的無法實現的幻覺引入歧途了。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所設計的經濟上取得勝利的跨國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後果，他們的這一弱點在最後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暴露無遺，面對右翼要求回歸美國傳統價值如歐洲中心主義、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呼聲，喬治•布希常常顯得左右為難，這可能是因為他比布坎南者流更清楚地意識到，戰勝其所在第二和第三世界競爭對手的跨國主義的勝利所造成的進退兩難的困境。結果是科技雅皮士取得了這場勝利，他們面對新的經濟形勢以及它所帶來的困難，顯然更為遊刃有科《哈佛商業評論》的經常撰稿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敏銳的分析家、無國界經濟的提倡者羅伯特•雷奇成為克林頓總統的密友，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我認為，這就是後殖民性，它取代以往的世界概念在學術體制中迅速獲得成功的語境。後殖民性，就其作為一種話語所採取的特殊方向而言，與當代世界的各種問題相呼應。它所涉及的那些問題可能在全球研究中都曾經出現過，但現在適應全球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進行了闡述：歐洲中心主義及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與後現代性、後社會主義、後第三世界形勢相關的那種現代性；國家在發展中的地位；局部與全球的關係；在一個資本、生產和人口不斷流動的世界上邊界和界線的位置；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沒有可識別的結構的世界上結構的地位；主體性與認識性(雜交性)的邊界；同質性對異質性，等等。
然而，後殖民性也有其無可諱言的魅力，因為它掩蓋了使一個似乎是雜亂無章的世界具有某種形式的權力關係，它所提出的世界概念既加強了又顛覆了抵抗的可能性。後殖民批評家對過去意識形態霸權形式的批判，是言之有據的，但對它的當代形態卻緘默不言。他們在壓迫與解放問題上同時否定結構和肯定局部，這樣一來，他們就把總體性結構在顯而易見的解體化和流動性中持續存在的方式神秘化了。他們把現實世界的具體的和物質的問題轉變成主體性和認識論問題。儘管資本處於流動狀態，它依然決定著世界的結構，所以拒絕承認資本的基礎地位，就不可能繪製任何抵抗實踐必須以之為出發點的認知地形圖，從而將繪圖權拱手讓給掌管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那些人(35)。的確，把當前這種概念解體的狀態投射到殖民主義的過去，後殖民批評家使得殖民主我只有一種局部邏輯，從而使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在伊拉克、索馬里，或任何第三世界國家 )似乎與現在無關了。歷史遺留的問題的負擔被轉嫁到受害者的肩上。
阿皮亞寫道："後殖民性是一種我們可以不客氣地稱之為買辦知識份子的狀態。(36) "我認為這還沒有擊中要害，因為可以正當地使用買辦一詞的世界形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認為後殖民性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知識份子狀態。所以，問題不在於這種全球的知識份子是否能夠(或應該)恢復民族(國家)忠慶，而在於，在承認它自身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階級地位的基礎上，它是否能夠對它自身的意識形態進行全面的批判，提出反對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它就是這個體系的產物)的抵抗實踐的方案。
注釋
我本人（或多或少）也是一個進人第一世界學術界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這並沒有使我對後殖民知識份子的批評享有什麼特權，但我還是應該就這一點稍加說明。我不是很清楚，我所討論的那些觀點（或提出這些觀點的知識份子），對當代思想的影響究竟有多麼重要。近年來，後殖民已經成為正式的學術專用語彙，過去兩年裏召開了一系列與這個術語有關的學術會議和專題討論會（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之後"，等等）， Social Text和 Public Culture等學術期刊還就這個主題出過專號。但是，鑒於直接涉及後殖民性的知識份子為數不多，以及這個概念的使用所具有的擴散性影響，研究後殖民一詞的接受過程更有助於澄清問題。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是特別重要的，因為與後殖民性相聯繫的那些觀念，即使在後殖民了詞出現之前，也是意義重大的和廣泛流傳的。換言之，我所質疑的不是這些觀念的重要性，而是後殖民性對它們的佔有。此外，過去十年的文化討論中，第三世界的敏感性與感知方式越來越突出。我本人和後殖民知識份子有一些共同的思想主旨（甚至還有一些共同的見解），儘管我的角度和以後殖民自許的知識份子有所不同。關於這一點可參見我的一篇論文"Postsocialism／Flexible Production: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Radicalism"，Polygraph， no． 6／7（1993）： 133-169。
我願意在此表示對以下諸位的感謝： Harry Harootunian，三好將夫，Roxann Prazniak， Rob Wilson和張旭東，感謝他們的批評以及在材料上給我的幫助，但他們對我的觀點沒有責任。
[1] Ella Shohat，"Notes on the'Post－Colonial'"，Social Text，no． 31／32（1992）：103；以下簡稱"NP"。
[2] 斯皮瓦克在1985年的一次訪談中堅持認為她不屬於"美國學術界的上層"，因為她在南部和東南部教書，而"美國的文化精英居住在東北海岸和西海岸"，從那以後斯皮瓦克就到了哥倫比亞大學。Gayatri C. 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 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 Harasym（New York，1990）,p．ll4，以下簡稱PCC。
［3］參見 Arjun Appadurai，"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ed．Richard G．Fox（Santa Fe，N．Mex，1991），PP 191-210。我沒有把艾哈邁德歸人後殖民批評家，他就後殖民性與當代資本主義的關係所作的研究是極其出色的，但和我的方式稍有不同。參見 Aijaz Ahmad，"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National Allegory'"，Social Text，no．17（Fall 1987）： 3-25。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1992）．
[4] Gyan Prakash，"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Apr．u90）；383；以下簡稱"PH".
[5] Spivak，"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ed．Ranajit Guha and Spivak（New York，1988），PP 3-32．
[6] Prakash，"Postco1onl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Social Texd，no.31／32（1992）；8．我把普拉卡什關於後殖民性的論述作為我的出發點，是因為他對這個概念的表述最有系統，還因為他的論述突出地體現了這個概念對於理解歷史的意義。這段文字表明。普拉卡什所列舉的後殖民意識的特徵基本上是由其他一些人勾勒出來的，尤其是霍米•巴巴，他所提出的雜交性等語彙在後殖民性討論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但是，霍米•巴巴對後殖民主義的貢獻不僅限於語彙方面，他最擅長的是政治上的神秘化和理論上的晦澀模糊，把社會政治問題還原為心理問題，用後結構主義的語言遊戲取代歷史和社會分析，所有這些都是後殖民寫作的共同特點，但就技巧的精湛（和難以理解）而言，霍米•巴巴是無與倫比的。他的最有影響的論文有以下幾篇："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October, no. 28 (Spring, l989): l25-l33; "The Commitment to Theory", in Questions Of Third World Cinema, ed. Jim Pines and Paul Willemen (London, l989), pp.111- l32; "The Other Question: Differ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i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ed.Francis Barker, et a1.(London, l986), pp.148-172;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and "DissemiNations: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Bhabha (London, 1990), pp.1-7, 291-322. 巴巴是借助第一世界文化批評的語言脫胎換骨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典範。
[7] 參見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Indian'Pasts ?", Representations, no. 37 (Winter 1992): 4.
[8] 賤民這個詞表明，安東尼•葛蘭西對賤民研究史學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9] 的確，利奧塔把後現代界定為"針對元敍事的懷疑態度"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1984],p．xxiv)。
[10]
（下略）
《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
《世紀中國》（
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3月19日
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wencui/010319200/01031920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