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遺響覓史蹤
@陳國水（泉州地方文史專家）
壬寅仲夏，陪陝西友人逛了回泉州史跡。兩地同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早已成為學界及驢友的共識，是網紅打卡地。西安小巷長而端直，泉州小巷短且曲仄。一條百多來的古榕巷，北接三朝、舊館驛、井亭三巷，南通花巷，屋簷凸凹逼視，分割天空為齒狀一線天。從井亭巷逶迤向南，在逼仄的穿行中，視野宛若打開史冊的一個亮點，眼前開朗一片曠地，古榕巷63號“泉州南外宗正司陳列館”。之所以稱“陳列館”而非“博物館”，說明她尚在草創期。
“廠”字形的諾大前埕，依然芳草淒淒，當年的“天寶池”，泉州人稱為“眼鏡池”的荷塘，亦眇了一目，成為方塘，令人觸目喟歎。其間，除了保護碑及一尊石翁仲外，散立鳳凰木、木棉、龍眼、樸籽等雜樹，並不見古榕的身影。友人在一株最高大的樹下合影，問我樹名，我說，不懂。告知小時特窮，常剝樹皮做橡皮擦用，大家都叫它橡皮樹。
然而，作為一段輝煌而又悲壯的史跡，橡皮是永遠擦不掉的。
“沉東京(開封)，浮福建”已流傳了八百多年，指的是北宋淪陷之後，宋室一路南遷，福建的歷史地位逐漸上升，而非地質意義上的“陸沉”，而福建上升最顯著者又首推泉州，其政治地位幾近陪都，經濟地位形同“特區”，文化彙集八方菁華，號稱“世界宗教博物館”。乾道年間，南宋朝野漸趨穩定，泉州走上了她的歷史顛峰，成為“東方第一大港”。王十明知泉州，很有底氣，公然在衙門樹聯：“八闊形勝無雙地，四海人文第一邦。”
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落戶泉州，至南宋滅亡的1279年，這數代天潢貴胄在泉州生活了近一個半世紀，且死心塌地認為自己是泉州人，查閱史乘宗譜，他們典籍均稱“晉江人”而無原籍”河南”某地的蹤影。其間，人口從300多人，猛增至3000多人，然一夜之間，兵連禍結，3000多宗子被蒲壽庚“盡殺之”，倖存者僅太祖派四人。南外宗室雖然玉碎了，瓦殘了，卻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增厚了泉州古城的文化沉積層。
南懷瑾曾痛切地指出：“國家亡掉了不怕，還可以複國，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文化尋根，就是沿著文脈的粗繩子逆流而上，找滅而不亡的社會基因。
作為“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世界遺產點，南外宗陳列館相較其他遺產點，顯得有點“寒磣”，展出的文物除了瓷片、匾額、譜諜外，就是史書的片言隻語及後人的研究專著。但透過大螢幕的光影互動，我們依然能領略到八百年前，泉州作為“皇權副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采。
陳列館原為福建梨園戲實驗劇團舊址，建於1981年。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讓歷史煙雲在這裡穿越八百年時空，再度重疊。
史載，梨園戲形成于南宋光宗朝（1190-1194年）分為下南、上路、七子班三個流派，其中下南為泉州土著，上路從溫州傳入，而七子班（又稱小梨園）便是隨南外宗室遷入泉州的。按天潢貴胄們的家規，南外宗子是不能到外面看戲的，七子班由他們帶入泉州便順理成章。這些小屁孩演員由南外宗人花鉅資從北方買來，供自家娛樂之用。一齣戲上臺的只有七人，故稱七子班，到二十歲不到，出現“鴨仔腔”便不再上臺而散棚，從此流落民間成為“戲仔”。整個南宋，有記載的散棚七子班起碼有十五棚之多。其間眾多的師博、演員、樂師走向民間，促成了南戲的繁榮和多樣性。
王象之的《輿地紀勝》成書於嘉定年間，記述當時泉州“城內畫舫八十，生齒不慮五十萬人”。這裡的“畫舫”不僅指遊艇還包括雕樑畫棟，供人遊樂的街坊。“市井十洲人”當不是“東方第一大港”的誇飾，其間當不乏外國人、達官顯貴及南外宗子的身影。
陳俊卿於紹興八年登進土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忠於職守。當時泉州地面盛行聚集宴飲及伎藝之習，陳氏每每謝絕宴飲。有一日，泉州城內失火，太守急忙巡視各處機構，陳俊卿的部下正集中在某官員家裡歡飲，他的車馬借同僚乘坐，自己因此遲到而被太守詰責。事後，太守瞭解真相，問俊卿為何把責任全部擔當?俊卿答道，我不能阻止同僚之惡習，又以車馬、僕人借給他們，安得無過?”上述乃以《宋史》所載，真實地反映當時泉州的繁盛及腐朽之風。此風在《南外趙氏家範》中也能得到佐證。該《家范》成書子明中葉，乃總結經驗教訓之作：“家庭中不得夜飲妝戲提傀儡以娛賓，甚非大體。亦不得教子孫僮僕習學歌唱戲舞諸色輕浮之態。”這簡短的兩句雖為痛定思痛的訓戒，卻包含了眾多的歷史文化資訊。南外宗倖存的後人們，因為吸取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因此矯枉過正，規定對伎藝之術“切宜禁絕”。所幸禁絕的是少數宋室後裔，在泉州的廣闊城鄉南戲、南音、南少林，依然活躍生輝，淵遠流長。否則，泉州當今引以為豪的弦管音樂、梨園戲、傀儡戲等，就不敢斷言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積澱。如今“泉腔南戲”之屬的梨園戲，傀儡戲已成為國家級“非遺”，而作為“東方古樂”的南音，已走向世界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南音，作為南戲的弦管音樂，二者有各成體系的一面，又時時交融一體，成為中國戲曲的兩朵奇葩。
南音現存大量的優秀作品，被譽為“千古絕唱”、“天籟之音”，這些海量的作品都是無名氏創作的。他們是誰？勞動人民顯然不可能有如此超絕的藝術素養，答案只有一個，宮庭教坊的樂師、樂工。他們中的高手有深厚的文化素養、超凡的精神境界和技高一籌的藝術技巧。從曲調上看，可追湖到盛唐的《霓裳雨衣曲》年代。然而宮廷教坊和各朝官府並不永恆，民間才是永不消亡的沃土。唐代有“梨園子弟散如煙”，宋代有多次“罷教坊”下放樂工的記述。這樣泉州的戲曲為什麼能長期在民間傳承就順理成章了。
史乘記載，南唐末年的成都，“弦管誦歌，盈於閭巷”的歌舞昇平景象，為什麼時至今日還在泉州古城存活？為什麼宋代教坊的樂神“孟昶朗君”唯獨留存在泉州？如果沒有來由，豈不是無源之水？答案應是，南外宗定居泉州從皇家教坊帶來的，並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沉澱下來，成為獨一無二的遺存。
南音崇奉的保護神孟昶，是五代後蜀的小皇帝，他政績尚可，“蜀中久安，斗米三錢，金幣充實”，又是一個作曲家和音樂發燒友，親自寫詞作曲，還創建了一個龐大的皇家音樂教坊，終使國家成為歌舞之邦而國破人亡。他至愛的一個妃子花蕊夫人，才貌雙全，《全唐詩》競收入她的宮詞整百首，稱為詩詞名家或不為過。西元965年，強宋壓境，後蜀投降，舉族盡解汴京。第二年宋太祖毒死孟昶，擁花芯夫人入懷。宋太祖亦重視禮樂，依唐制創建了音樂教坊，人數達400人，這中間就有139人是後蜀的優秀樂師。
花蕊夫人並不花心，她畫了孟昶的繡像，時常祭拜。久而久之被太祖發現，她應急編了個美麗的謊言，稱張掛的是張仙的神像，祭拜是為了多得子。皇帝難得糊塗，順水推舟地封“張仙”為“郎君大仙”，每年享受春秋二祭。這故事是真是假或真假各半，都發生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和開封，和泉州八鞭子打不著。為什麼對“郎君大仙”的崇拜和祭祀，唯獨在泉州南音界傳承至今？源頭應在後蜀的樂師融入宗教坊後，感念舊主及花蕊夫人而逐漸形成的信仰。南外宗定址泉州以後，隨著生存環境的安逸，又重操“教子孫僮僕習學歌唱戲舞”，亦成為精神生活的必需，加之當時朝庭有定規，外宗正司可以從京城教坊中延請樂師來教授歌舞戲曲，南外宗作為南宋最大的外宗司，延請宮廷樂師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一百多年間，南外宗戲班不斷組團，亦不停散棚，南音、南戲這條長河便注入了繁華的刺桐港。隨著大港的衰退，眾多歷史和文化便一點點沉積下來，成為泉州的傳家寶，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
聽東道主的講述，西安友人有通音律者言，泉州的戲曲“秀而無骨”。我說，陝西的秦腔“一如吵罵”。其實，山川不同，便風俗有別，風俗有別，便戲曲存異。普天之下人難同相，音不同腔，何況戲曲乎?均是天籟、地籟。人籟的共鳴啊！友人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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