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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27 04:29:31| 人氣203|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以人為本 情自中生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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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情自中生
     ──讀郭培明《訪在世紀邊上》兼評人物專訪技巧




  如果有人將詩寫成「新聞」,那一定是不倫不類的怪文字;但把新聞寫出帶有詩的情境和韻味來,我們不妨留神去讀。
  平時愛好寫詩的郭培明,正是以記者的敏銳眼光去採訪新聞,而又不忘以詩人的智慧和筆觸去報道新聞。
新世紀龍年春節前夕,我在香港收到他捎寄的厚厚禮物:新聞人物專訪錄《訪在世紀邊上》。這是他在跨入新世紀之際,對自己的一次檢驗和挑戰,也證明我過去對其新聞作品的基本評價:新、活、實,並非一時的溢美。儘管他真正投身新聞行列僅七個年頭,然則青春的收穫,不是以時間長短來衡量其輕重的。

     A.有話可說:「現在時」的求證

  此書輯錄百篇長短文,所採寫的人物不下百人,大體上以著名僑鄉、歷史文化名城泉州為中心視點和話題,採訪對象包括海內外著名科學家、作家、學者、影視明星、愛國僑胞、國際友人、企業家、文化工作者等等,可見涉獵的領域相當廣泛。更重要的一點,是各自的新聞主題集中而明確。
  正如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副總編輯孫立川博士在序中所言:這部書稿蘊含了泉州這座歷史名城中的許多文化息碼。無論是「文化之旅」,還是「心中有個故園」及「世事洞明皆學問」,都是在敘述和讀著這座神奇古城裏的過客和住民所表達的「大中國文化」的意象和生態,其中不無快意的瀟灑、焦灼的期許和深沉的回望。尤其是在這世紀之交來咀嚼回味那些故人故事,真可以浮大白。  
  鄙見亦然。且有一點小小補充,即培明時刻不忘作為跨世紀記者的一份社會責任感,對沉厚歷史文化積淀,對開放年代的礁石浪花,對人生旅程的深淺轍印……盡可能多采多姿而又不失精邃地作出「現在時」的求證,而非「史實性」的考證。這點,往往被很多年輕記者所忽略,或者拘泥其中難以自拔。
  好的人物專訪,要求作者嚴格把握人物與新聞的關係。否則,過於偏重人物的描述,會沖淡新聞效應;反之,新聞性的內容太多,又使人物的魅力大打折扣,可能變成普通的消息。讀完《訪在世紀邊上》的多數篇章,我感到培明留下的腳印是踏實的。他的作品表現了兩種思維路向,一是被訪者「有話可說」,二是他比較機智地「介入」相關新聞,力求使作品「有話可說」。這兩種思維的交融過程,凸現了「現在時」的求證法則。
  在讀《訪在世紀邊上》期間,我又讀到培明發表於《泉州晚報‧海外版》上的另一篇人物新聞特稿:《跨越時空的深情》(載1999.12.14),再次被他筆下的兩個中外主人公的真摯友誼所感動。文中說,英國青年彼得在朝鮮戰場上做了俘虜,且患重病生命危在旦夕。在此緊要關頭,來自泉州的志願軍醫療隊員黃遠徵得上級的同意,給予人道主義的救治,使彼得撿回一條命。但由於種種原因,幾經周折,這個英國漢子一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一九八八年,才得知救命恩人仍健在。此後,他省吃儉用積蓄路費,數度到泉州探望黃遠老大哥,譜寫了中英兩國人民一曲感人肺腑的友誼之歌。
  這個新聞故事,我並不陌生。然而,一九八八年,我還是中新社駐泉州的記者,偏偏對彼得與黃遠在泉州的「第二次握手」這條新聞,不經意地「漏」掉了(當時他們甚為低調)。我至今依然耿耿於懷。這是我從事新聞工作十六個春秋的遺憾之一,且一直沒有機會彌補。現在郭培明以新的由頭採寫出來,情文並茂,鬆解了我心中多年的情結。從中也可看出這位後起之秀挖掘人物新聞價值的技巧已比較成熟。作者沒有沉迷於倒敘兩人的友情淵源(當然,必要的交代是不可或缺的),而是注重兩人「現在」的交往情節,從中展示人物的新聞轟動效應,又在新聞的光環下輻射人性、人情的美麗。
  聽郭培明在電話中說,他是在採訪黃遠時偶然得知彼得剛剛來泉州「探親」,由此挖掘出最新的新聞價值,改變初衷,揮寫這段「比親情更親、比友情更濃」的新聞人物故事。
此乃記者的新聞敏感使然。寫人物專訪更應如此,不然的話,容易陷入個人歷史的追憶或復述,削弱所寫人物在讀者心目中的親近感和新鮮度。
  讀者將會發現,郭培明在《訪在世紀邊上》裏,有著不少類似《跨越時空的深情》的精采發揮。真替他高興。

   B.「新聞──人物──報道」的報道軌跡

  《訪在世紀邊上》基本上都是與人物有關的新聞特稿,而非一般性的人物隨筆。
  人物專訪及與人物相關的專題報道,歷來是新聞傳媒的重頭戲,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就屬於這類體裁的典型報道樣式。它必須沿著「新聞──人物──報道」的軌道,將讀者普遍關注或感興趣的新聞事實加以聚焦,主體是新聞人物的心靈躍動以及對現實社會所產生的互動效應。
  新聞人物專訪,關鍵不僅在於人物的過往事跡,更重要的還是「現在」的身心活動狀態。以前的「新聞」只能作為背景使用。郭培明清醒地抓住這個點,然後不斷往前、往後生發開去,連點成線,進而鋪敘人物的生活細節,並儘量使之豐富,達到「有血有肉」的報道效果,避免停留於「消息」的傳遞層面上。
  郭培明在該書的「封底語」如是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用新聞的眼光關注一座城市的文化,完全可以換個角度,去接觸城市中的知識階層,以及曾經走過這座城市的文化精英。」可見,他並沒有把人物專訪定格於他/她的個人經歷,而是介定於他/她對這座城市的種種印象與思索。其筆下人物的新聞性就在於此。他謙虛地說,出版這本書,目的在於「記錄一個個逝去的歷史瞬間,文筆也許是笨拙的,但留下的報道是真實的。」我倒以為,這樣的立足點無疑是正確而明智的。
  我的看法是,人物專訪的觸發點,首先得著眼於「新近發生的事實」,這是它區別於人物傳記的「分水嶺」;接下來才是尋找「這個」人物的個性特徵,以及確立他/她在新聞中的主體地位;最後,便是採訪者對以上兩點的處理,即以適當的技法加以報道,完成整個人物專訪的系統工程。
  郭培明是地方報紙的記者,他的採訪領域有較大的局限性,所採訪的人物,大多數是到泉州訪問的「新聞人物」,本身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但是,如果不從地方特色著手而只看重人物的自身特點,免不了會落入大而空的泛新聞框套。故此,郭培明清醒地選擇走另一條路,把新聞視點鎖定於泉州這個文化名城、開放熱點上,把人物的言行引向對這座城市的關注,從而找到對他來說屬於最佳的報道角度。這樣的人物專訪,有的放矢,特色突出,寫來得心應手,又容易受到讀者的關注。
  他記敘楊振寧的泉州之行(《文化之旅》),除了對楊氏過去事跡的介紹外,著重寫楊氏在泉州所引起的轟動,以及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對古城文化思索:
  參觀古船博物館和海交史博物館時,楊振寧立定於「鄭和、寶船」船模型前,端詳一番,如獲至寶,原來他正苦於無處尋免這一資料呢。他拍下有關宗教石刻的珍貴資料,驚奇於泉州竟有這麼一段宗教和平共處的太平盛世,讚嘆泉州宋元時期海運的發達和文化的昌盛。他並且表示:「過幾天將有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在廈門召開,我將告訴那些與會的學者,要他們來泉州看看。」
  郭培明還寫道:「不知怎的,當楊教授與我們揮手告別之際,我並不顯的特別激動,而是在腦海中浮現他那頂紅白相間的旅行帽左右兩側常人不易覺察的兩行小字:「替世世代代創造瑰麗的明天,為子子孫孫留下美好的樂土。」這段即是描寫又是議論的點題之筆,顯然超出了一般新聞的立意,分明是作者對楊振寧泉州之行的感性詠嘆。新聞的「眼」就在於此。
  他抒寫著名畫家洪世清在崇武開鑿「魚龍窟」:
  藍天碧海黃沙白派的崇武灣,一向以奇異的民俗風情和迷人的自然景色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如今崇武又把一朵嶄新的藝術奇葩奉獻於世人的眼前。
  這朵奇葩就是「魚龍窟」。
  傳奇的崇武增添了新的童話,童話的創造者是洪世清。(《雕刻不朽石魂》)
  洪世清離開杭州西子湖畔舒適的工作室,自個兒跑到崇武海邊,與石匾們混在一起,六年間,箇中滋味冷暖只他自知。六年後,人們終於發現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創新藝術家第二生命。走出一條前人沒走過的藝術之路,是有價值的」。(《海天奇觀舉世驚》)
  類似的例子,在《訪在世紀邊上》裏還有許多。應當說,郭培明採寫人物的技巧已較為全面,且日臻成熟。他沒有局限於對人物的追憶中,而是將濃墨重彩放在實中的採訪對象所言所作,即充分關注其新聞性,然後才是歷史的觀照,因而使筆下的人物可親可感,而非理念式的尊崇。這也是新聞人物與傳記人物的區別之所在。
  在我看來,郭培明是一個對現實生活充滿熱情、對身邊人和事十分關注的思考型記者,所以他每每正打正著,並非偶然。當然,囿於自身的聞見,以及「一時一地的地方觀念」(孫立川語)等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他的人物專訪有時顯得視野較為狹窄,報道深度和分析的力度也有待拓展。在突出泉州地方特色的同時,可考慮增加一些新聞人物本身的非地域性的新聞要素,以強化專訪的容量。
這也是目前許多人物專訪中最難突破,卻又是最有吸引力的環節之一。不知其他同行以為然否?。

C.創意思維:體驗不同的人生故事

  我和不少「老記」都有同感,新聞記事容易,寫人難為。此言何解?蓋因「消息」可以按照套式,將五個W(何時何地、因何、如何、何果)一 一羅列出來便可交差,倒金塔也好,順寫也好,都能吸引讀者──只要該宗新聞具備起碼的新聞價值。但新聞人物的專訪或人物專題報道並如此。一來後者的焦點是人而非事年,二來涉人之事可大可小,可遠可近,選取切入點是關鍵之關鍵。事無巨細地舖敘,難以做到也不必要,但不能離開事件而去寫人。因此,如何選擇典型事例及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例,是人物專訪的重要一環。換言之,選擇合適的視角,應當說是人物報道的要義。
  郭培明眼下還不算是「老記」。恕我直言,從他在《訪在世紀邊上》的一些篇什可看出,有時也顯得力不從心。這不是他有意偷懶,而是因為在版面及時效的限制下,他無可避免的顧此之失。如果說新聞(消息)是易碎產品,那麼人物新聞報道至少也是半易碎產品,否則,誤了時效,再精美的人物訪,其新聞效果也會大受景影響。還好,郭培明多數情況下沒有因小失大。
  我基本上同意孫立川先生的評介:「他的文字平實流暢、稍嫌無華,卻能把握訪問重點,採訪提問亦能避免雷同,注重創意思維。這使他筆下能展現多姿多彩的人物和《原鄉》的千變萬化。」
平心而論,「創意」兩字,說說容易,做起來卻有許多困惑。郭培明的《訪在世紀邊上》,主要是圍繞著「泉州」來做文章,本身已有一定的空間束縛,因此,要讓海內外的新聞人物圍繞著這「中心議題」展開訪談,難免要受到一定的「自囿」格局的影響。泉州固然有許多值得採寫的新聞,但可發揮餘地畢竟還是不夠大,重複以至於雷同也不足為奇。我們不能對郭培明過於苛求。
  事實上,郭培明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在該書中他所展示的視角其實並不狹窄。這多少得益於他寫詩的本領:化實為虛,以虛促實,但真摯的情愫始終熾熱。
  換言之,人物專訪除了新聞,貴在真情渲染,而郭培明力求做到這一點。書中的第二輯「心中有個故園」,集中地顯露了「情」的真諦:
  訪張楚琨的《心中有個故園》;
  記澳門知名人士梁披雲的《豪氣丹心,瀚墨風流》;
  寫大馬富豪吳家熊情懷故土的《駿馬風骨》;
  抒台灣鄉土作家陳映真尋根深情的《海峽兩岸是原鄉》;
  感印尼華人實業家、社會活動家唐裕眷戀故土的《今天的華人要團結自強》;
  攝台灣著名學者陳大絡心繫祖國之情的《書裏情懷愛國心》……
  可以說,郭培明總是努力擷取任何一個有利的採訪機會,以自己的新聞視角,涉獲他熟悉抑或陌生的人生故事。他嘗試放下心靈的任何包袱,去體味不同的人生感受,最終回到他眷戀的故土,為故土的重生與飛躍鼓與呼。每一個訪問過泉州的「新聞」人物,都有各自的「即時」新聞故事,而郭培明筆下的人物,不論是社會名流,還是專家學者;不論是明星學人,還是新興貴族,均盡可能表現出各自的人生風采,尤其是對泉州人文的獨特感受──唯其如此,更加引人注目。
  這是世紀邊上的文化名城泉州的現實投影,也是告別二十世紀、邁向廿一世紀中國人的集體心聲。是故,郭培明《訪在世紀邊上》有著特殊意義的新聞價值。
  人物專訪貼近生活、體現時代氣息的創意特徵,由此可見一斑。

D.抒情模式:簡筆勾勒心靈象徵

  也許有些人會說,《訪在世紀邊上》真有如此現實意義嗎?
  我的回答是:對於多年歷史文化名城來說,它雖不算是亙古名作,但理應得到海內外泉州人的重視。
  在此之前,反映泉州文化、歷史歷史的著作並非少數,只是直視泉州現實的則不敢言多。歷史往往只是現實的回憶,而現實才是值得重注的對應物。郭培明的人物專訪,始終不忘關注「泉州學工程的一大熱點以及較為引人矚目的特點、熱點、焦點。難道你不覺得難能可貴嗎?
  我倒是對郭培明的一些文化題材的專訪或專題報道更感興趣。我甚至敢斷言,這是他採寫人物專訪的長處。不論大學時代採寫的《詩人李綱印象記》,還是近年記錄「朦朧詩人」舒婷的《永不背叛的惟有語言》,無論是寫顧城的《滴血的童話》,還是沉思書法家朱以撒藝術生涯的《山陰道上一書生》,都能以簡潔的筆調,勾勒出主人公的真實人生與心靈象徵。字裏行間,不時閃爍著充滿詩情畫意的沉吟與思辯。
  請看郭培明抒寫一次對冰心未能如願的京城訪問:
  春來了,冰心卻走了。
  ……
  默念著《往事》、《寄小讀者》中冰心的細語,感能她帶給幾代小讀者愛的恩澤,我深悟她的生中的每一分鐘所跨過的特殊意義:一個世紀,一個冰心;
  一個世紀很長,其間上演過無數場人間悲喜劇,個人只是滄海一粟,任何奢華與權劫都會如過眼雲煙一一逝去;一個世紀很短,不信你仰望《星空》、凝視《春水》、駐眸《小桔燈》,你會到四個大字:「冰心不老」。(《永遠的冰心》)
  如此散文化的人物專題報道,以情為主線,由冰心逝世的新聞,串起普通消息所缺乏或忽略的因素。郭培明發揮自己擅於吟詩抒情之所長,寫來得心應手,跳出一般性人物報道的框框套套,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人物專訪,往往因其篇幅及時效所限,無法完全展開人物的精彩故事,因此,記者們多數採用簡筆來寫作這類文章,這與許多場景式新聞(現場短新聞、特寫)有著相同之處。
  在繪畫藝術中有「工筆」技法,指的是用工整的細膩的線條和色彩來措描繪景物人禽的繪畫方法。簡筆則是與工筆相對而言。這種技法所用的線條、色彩都比較簡單明了,有時寫意重於狀物。
  在新聞作品中,敘述和描寫的事物的時候,不必要用很細膩的筆法,而是用最簡要的線條,最簡練的語言來勾勒事物。這樣的寫作方法和技巧,稱之為簡筆。
  朱自清的《春》可謂描寫春天的名篇,極其細膩,情景互生。但它不是新聞作品。因為新聞中的描寫和敘述要簡明得多。
  一九五九年平息西藏叛亂後,署名「新華社記者」的通訊《拉薩的春天》開頭一段,也是描繪春天情景:
  拉薩響過了第一次春雷,覆蓋四周山上的積雪消融了,大昭寺前的唐吐出了新,成群的大雁和灰鶴在拉薩的平原上空翩翩飛翔。春天來到了拉薩。
  只用六十個字,寫了雷,寫了雪,寫了柳,寫了鳥,勾勒出一幅多麼美妙的春天景象!更重要的是同新聞的內容聯在一起,其中的春雷,積雪消融,大昭寺唐柳,大雁和灰鶴,都具有象徵意義。
  人物專訪不是記人散文,所以,其敘事及抒情都受到「新聞」的限制。它首先是新聞,然後才是關於心靈與人生的歷史。但在這一種新聞樣式中,允許甚至需要借助白描的手法,來加強新聞的接近感和生動感,讓人有身歷其境的印象。如名記者華山採寫的《解放四平》的開頭文字:
  1948年3月12日,四平街北郊。
  黎明,解凍的日子,我跟上攻城指揮所的將領們,向三道林子策馬馳去。總攻擊的時刻到了。
  泥濘的雪道,晚上凍結了,冰凌酥脆,遍野殘雪。半個月下來,四郊留了多少腳印,多少車轍!
  運用短句短段,令解放四平的緊張氣氛躍然紙上,既增強了新聞性,也令讀者的感性知覺更加明確。
  這種手法若「嫁接」到人物專訪去,不僅可使文章顯得生動活潑,更重要的是,使人物置身於可感的環境描繪中,增添生活氣息和新聞的真實性。
  記者作為認識和反映現實生活的主體,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不應當也不可能使採寫出的新聞或新聞人物專訪不帶有任何感情色彩。問題還在於,其思想感情要健康而適度,不能以感情代替事實,而只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傾注於對客觀事實的準確、生動的描述之中。
  言歸正題。請看郭培明的兩篇人物專訪中的片段描寫:
  一塊塊被海水長年沖擊、浸淫的岩石,改寫了千百年來僵死的歷史,像是經歷又一次造山運動,形態各異、大小不一的龜、魚、蟹的石雕海生動物靈性十足,憨態可掬。石蟹「爬行」於岩壁,石龜在潮水中時隱時現,沙灘上有一條扁長的影子,不用說那一定是一條「擱淺的」石魚了。(《雕刻不朽石魂》)
  京城今冬的第一場大雪剛過,護國寺外的內城河泛著寒光,據說當年慈禧西遊頤和園多從此處下船,多少顯得臟亂的現狀,鄰近的高廈與車流,讓人感到,歷史匆匆走過的腳步。設於寺後院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鬧中取靜,灰墻黑瓦,有花木點綴於庭院,古樸中透見脫俗雅致。(《另一種紀念》)
  這是筆著信手從《訪在世紀邊上》引用的實例。總體而言,郭培明在其人物專訪中,比較注重簡筆的描寫技巧,在往往沉悶的敘事情節中,能夠比較機智地穿插跳躍的描寫性場面,使文章更具靈動效果,感性及抒情的氛圍相對充分。應當說,凡此種種,均得益於他的詩心與詩情的靈動表達。
                            2000.02.06千禧龍年大年初二

台長: 一片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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