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許多故事都是從姓名開始。我那模糊難辨省籍的姓名，創造了想像與掩護的空間。
在自我意識逐步勾勒、塑型的少女時代，我被班上少數的外省族群深深吸引，漸漸與一些土味十足的兒時玩伴疏遠。
姓氏怪異的同學，多半有著顛沛的身世。有些人的父親是跟隨老蔣打江山的文武大臣，麻將桌上，彷彿還聞得到鴉片煙縈繞的氣味；更多人的父親是國民黨的懵懂少年兵，母親則來自本地的鄉間山林，神桌上供著遙遠的祖先牌位還有隔壁土地公廟要來的香灰。一場戰爭，五湖四海的族群，全都匯入盆地，安居在北平路、廣州街、西藏路、廈門街…。
餐桌上陳設著大江南北的滋味，客廳裡流轉著南腔北調的語言。我穿梭在這些朋友家中，閱讀他們的家族容顏，總覺得新奇有趣，偶爾感到一絲虛榮。
我不曾受到外省朋友的排擠，然而當他們問：「妳是哪裡人啊？」我總支吾地拿出一套討好的說辭：「我爸媽是南投人，但，我的祖籍在甘肅，祖先……好像是胡人。」彷彿這麼說，我就和他們同一國了。
我是誰？來自何方？六歲喪母的父親，其實和我一樣迷惘。祖父年輕時流連煙花地，家裡又找不到一頁祖譜，我們只好在歷史課本上找答案，卻找不到太多偉大先人可供吹噓和憑弔。有的只是南投山間亂葬崗的墳墓，墓碑上，模糊刻著的，不知是「武威」還是「威武」？當小學老師的父親瞇起了眼睛，陷入歷史的沉思。良久，他做了大膽推論：「我們來自甘肅武威！」
三代之前是孤兒，無田無地的我們，熱切地擁抱這個虛幻身份。我想我是胡人，必定是蠻族！看著自己比別人蒼白的皮膚，稍淡的髮色，幻想身為少數的滋味，凝聚成一種驕傲。
叛逆的少女時期，高一那年，我背著書包，和那個姓ㄌ的帥氣同學，手牽手、捏著鼻子跳進垃圾堆，打開一旁的送出垃圾的小鐵門，逃離那座戒備森嚴的尼姑學校，種種垃圾般的教條規範，彷彿被我們掙脫於身後。我看著她削薄的頭髮、漂亮的五官、改短的百摺裙，還有修長的腿，陪著她徘徊於西門町的萬年大樓，躲在學校的樓梯間，舔著同一支冰棒。我覺得自己好像戀愛了，又好像不是，但是，她知道嗎？
高三，有了初戀男友，除了迷人的聲音、南海路上燙金的名校名牌、憂鬱的文藝青年氣質，他那特殊的姓氏，也是加分的籌碼，我想他是知道的。
時光在扭曲與摸索中顛簸前行，大三那年，我在電視上看到ㄌ踩著高跟鞋參加選美，刻意裝嗲了粗啞的嗓音，忸忸怩怩地賣弄風情時，我聽到我的同學指著螢幕說：「拜託，這個女的哪裡美？聲音真粗，好像煙抽了太多的酒家女，樣子一點都不純潔。」而我的辯解終究被其他人想像所造成的偏見淹滅。
更令人神傷的是，交往多年的初戀男友，最後竟是選擇了可以讓他生活更無憂無慮的同班同學。
幾段感情的交替，到底是誰背叛了誰？我們是多麼擅於欺騙啊！
姓名一如愛情，模糊地揭露我們的血統、階級，隱約也藏著許多光榮、壓抑或謊言。
逐漸逐漸，我長大到足以懂得一些事情的背景。而懂事了，日子過起來也輕鬆許多。過程中，難以調和的背景，使得我們多少都學會了偽裝，而身份難辨的姓名，好似偷偷領了變裝的許可證。我幻想自己是「台產胡人」，而一些外省高官的子弟或勉強或靦腆地學著閩南粗話，還有更多不入幫派的眷村孩子偽裝成貴族，好遺忘他們那不稱頭的母親。
曾經，在島嶼，偽裝的本領很多時候不是遊戲，而是必須，因為聽說在南部，男孩如果不會說台語，就不要隨便出去混，就像台北的男生如果說著一口台灣國語，差不多就註定與可愛的女孩沒緣份。
台北的孩子很像變色龍。但我確實在眷村出生，彼時父親剛從鄉下上來台北，在這裡租房子比較便宜。而且父親是老師，大家都是領國家薪餉的公務員。幾年後，我們才輾轉移居社子島──這個台北邊陲地帶，當時的鄰居多是從鄉下北上打拼，操著閩南語的異鄉人。
而我總是很成功地擠上那個不被輕視的階級。甚至，出國唸書的兩年，北京來的學姐鬼扯我長得像北方人，日本女同學會帶著一些虛偽的誠懇，誇我真是卡娃伊，好像東京女。港式飲茶餐廳的老闆娘會趨前用廣東話問我：食飽沒？
我搖搖頭，笑而不語。被人認同與接納，總是歡喜。
然而長期和身邊的外省朋友混熟之後，難免在對方不設防的情況下聽到一些真心話：本省人真土；台灣國語好沒水準。我沒有媚俗的點頭，也沒有反駁。畢竟那是無知的偏見，畢竟那是統治者的教育造成，畢竟他們都是我的朋友。然而想起母親，我的沉默是不是太過懦弱？
選舉的時候，我把沉默轉成了選票，投給那些「黨外人士」，希望社會多一些公平。坐上計程車，運將聽的是「台灣之聲」，我善意用母語與他攀談，運將笑說：「這位小姐，卡拜託，妳說台語好像宋楚瑜。」另一回，一個眷村第二代的司機，轉頭打量我，斬釘截鐵的說：「小姐妳說妳本省人？我不信，我看妳分明是眷村長大的孩子。」我想他是看到我廉價的皮包，以及「不太土」的容貌。
幾次選舉下來，多數族群總算扳回一些顏面，我心裡有一絲平衡的安慰。
當「台客」議題發燒，我半是做作、半是反歧視地宣告自己也是「台妹」。然而那些真正底層的台妹，依舊奔波於那卡西和電子花車之間，既來不及脫下俗豔的舞衣，也來不及哭泣。或許是時代舞台的轉換，這個原本帶有歧視意味的字眼，經由那些知名的台客菁英談笑以對之後，果然豬羊變色，鹹魚翻身。相看不順眼的煙硝味，就算很難灰飛煙滅，卻也淡去了好一些。
社會進步了，但我們看待彼此的容顏有時竟更加目眩難辨。打開電視機，政客們依舊吹脹著族群問題，那些人性必然有的自卑、自戀、階級差異，成了不斷翻攪的苦水，族群所代表的顏色永遠涇渭分明，而成功「跨界」的人都是投機份子。螢幕裡反應著我們從不知的「真相」，彷彿那個世界才是真的，我們都是假的。猜忌、仇恨，與未經證實的「可靠消息」已然攻陷媒體，我懷疑看新聞脫口秀節目的人都有些自虐。
無奈地關掉電視，我細細回想兒時的玩伴，想起小學講台語，被罰了好多一塊錢，想起放學途中和淑真一邊苦練ㄓㄔㄕㄖ捲舌音，一邊討論布袋戲的情節、學唱著楊麗花的歌仔戲；也想起那些姓過、果、冷、壽、繆、段、樓、寇的外省眷村兄弟姐妹們，想起在學校樓梯間，冰棒滴落到制服領口留下的痕跡；想起放學後，植物園吹來的陣陣微風……沉醉在那些有的美好完整，有的支離破碎的回憶裡，這才有了踏實的感覺。
(第十一屆桃園文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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