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女性追求甚麼
沈銳亨
之前與友人看了一齣訴說現代女性愛情觀的話劇，聯想起一些關於女性自覺意識的思想，當筆者還想著女性是否應該爭取在社會上的話語權時候，又靈感一發把這樣想法比對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張愛玲的小說作品大部分都是以愛情作為脈絡，雖然從時間上來看，她的愛情觀念可能會被眼下的女性譏笑為落伍，然而真正閱讀過張愛玲小說的人都知道，小說中描寫的一種種愛情的觀念是多麼富有先見、多麼貼近人性、又多麼盡意地訴說到女性的蒼涼；問題是，究既西方所高唱女性要平等、要自由的女性主義思想與張愛玲某些小說中表現出中國傳統女性所持有的觀念，兩者用於愛情之中哪一種更適合於現在的我們？
《傾城之戀》的女主角白流蘇是一位離婚後寄居於娘家的上海女人，受盡家庭中親人的白眼，她一直想找到一個逃離白公館的出口，又或者說希望找到另一段可以寄託後半生的婚姻，機緣之下流蘇遇到從英國歸來繼承遺產的男主角范柳原，雖然流蘇看得出范柳原用情並不專一，但他的條件和環境的逼迫，使流蘇主體的意識強烈地自覺產生，在那一刻選擇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把中國女性矜持和貞節放輕，主動與范柳原作愛情攻防的周旋，就在他們兩人互相在情愛上角力的時候，白流蘇始終禁不住家庭的壓力，又一次自主決定生命的內容，在沒有任何承諾保障下單身隻影離開上海前赴香港，投奔於在該處的范柳原，然而歷史環境的洪流使身在其中的人又不由自主個人的命運，香港的淪陷改變了原本的人與事，亦成全了她，流蘇最終收獲一段希望追求的婚姻。
可以看出，白流蘇最初的不受外來約束，自我追求幸福的行為，在當年三十年代的中國可謂走在社會道德的前線，她所潛藏的意識就相似於現在提倡的男女平等觀念，在愛情之下沒有所謂的女性貞節與矜持，所以放下傳統道德的枷鎖主動找尋自己的幸福，這一切都好像要告訴我們，女性只有勇於自我作主，才能夠收獲到追求的物欲或權利，但當我們看清楚白流蘇之所以主體意識突然自覺地喚起，顯然並不會把她視為實踐西方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又或者是表現單純的女性主義思想。無可否認，白流蘇的自我追求幸福的舉動是從自己的生命原點作考量，但她這樣做最終的目的是在於要尋求一段讓她安穩的婚姻，又或者是一個讓她能依靠的男人，這又符合中國傳統女性以家庭和婚姻為生命依歸的觀念。當白流蘇達到這一個目的後，她本來自主的主體又會寄於丈夫和婚姻之下，成為傳統規條下“第二性”的地位，即一種男性作主導而女性作附屬依存的關係形式。如此看來，白流蘇只是在感到危機時顯現出的自我作主的意識，但最終的目的也不過是為了尋找可靠的婚姻而寄身於其中，那麼她的故事說明了甚麼？
張愛玲筆下很多的女性形象歸納了中國傳統女性的一個共性美德，就是非常重視家與渴望婚姻，她所讚頌的地母形象與中國傳統女性一樣富有堅忍，堅忍外在環境的變遷；堅忍內部人事的騷動而仍然去維繫或追求一個家，在當中完成女性的生命。上述的一種觀念在時下的女性看來已不合時宜，她們彷彿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薰陶和女性主義的鞭策，在社會和倫理上尋求男女平等的權利及地位；然而，當她們自我主體徹底醒覺而自主人生命運：經濟獨立、勞動力投入、社會地位提高後，她們又好像失落了自己的婚姻家庭。那麼問題又回到開首：究既西方所高唱女性平等思想與張愛玲表現的中國傳統女性觀念，兩者哪一種更適合於現在的女性？這兩種觀念彼此間好像比不矛盾，但在現實中女性要是採取任何一種觀念作唯一指引都不能達至幸福；白流蘇的成功是在於她以西方思想作為追求家庭的起步，而內在價值仍然保持中國傳統女性的觀念，最終成就了她想追求的幸福；那麼眼下的新時代女性，又是否可以在白流蘇這一位“中女”上找到啟迪？
刊於《澳門日報》文化鏡海版,201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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