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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芳明

兩位歷史巨人告別人世的消息，分別在一九七五年春天與一九七六年秋天傳送到北美洲。在那兩年裡，我參加了一個人權組織，也參加一個讀書會。那個人權組織，便是總部設於英國的國際特赦協會。開始關心人權的議題之後，我的治學與人生態度漸漸發生變化，思想狀態再也不能維持原有的那種寧靜與穩定。至於我參加的讀書會，其實是由一些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所組成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研讀小組。從未有過左派思考訓練的台灣學生，最後並沒有讀完《資本論》。斷斷續續的讀書會，存在一年餘之後，便自動解散了。



參加這兩個組織性的活動，其實都是屬於業餘的。縱然如此，我精神上受到強烈的衝擊，則是無可否認。我看到學問與學院以外的世界；那個世界很陌生，我曾經沒有勇氣去觸探，一但接觸之後，勇氣便跟著發生了。就在我嘗試跨越學院的藩籬之際，蔣介石去世的消息驟然傳來。



使晚感到希罕的是，這為我在年輕時期膜拜過的偶像，他的逝世消息並沒有讓我產生太大的情緒波動。我暗自分析自己的情感，為什麼會以如此平靜的態度去面對一位巨人偶像的傾塌？答案自然是很清楚的，因為我的膜拜從來就是來自制式的教育系統。在我內心供奉的神龕，無非都是虛構的歷史知識堆砌而成。當我覺悟到要跨出學院的格局時，我其實是在向內心的就有價值觀念挑戰。蔣介石只不過是在我累積虛構價值觀念時的另一個虛構；他的離去，等於是一個虛構形象的消失。我的心情並未撩起絲毫波動，恰似一泓平靜的湖。



不過，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對我的思考倒是捲起一陣騷動。這樣的情感變化，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毛澤東的認識，並非來自強迫式的思想灌輸，而是我到海外以後主動去追求的。我承認過，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我確實有過迷亂。到了文革末期，我對共產中國開始產生幻滅。然而，無可否認的，即使我對文革的評價並不高，毛澤東形象在我內心盤據的位置是相當巨大的。



讀他的語錄，背過他的詩詞，翻閱過他的寫真；這些行動，都在加深我對毛澤東的迷信。不過，迷信到了深處，我不免有了一些恐懼。如果一個人那麼偉大，為何可以偉大到了控制思想、行為、言論的地步？這樣的偉大，與蔣介石在台灣的無所不能與無所不在，豈非有相通的意義？人的偉大，是為了壓服他人，使他人感到渺小嗎？人的偉大，究竟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生命力和生產力，還是在扼殺社會的生機？人的偉大，到底是為了要拭去群眾的名子，僅剩下一座頑固的雕像，留在歷史的紀錄裡？



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相繼離去，我不斷沉思英雄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以及人民的命運。歷史巨人的偶像，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去世而減低崇拜熱潮。他們的權利接班人，更加賣力鼓吹偶像崇拜。人民、人權與人格，都在崇拜熱潮中被矮化了。我生平第一次覺悟到，人的偉大是多麼可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