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口雄三先生)
2009年6月初夏，為知識放行腳到東京。因查訪一部善本書，第一次和溝口雄三先生見面，有幸參與他和學生每個月舉行一次的《朱子語類》翻譯讀書會。那次討論的主題是《朱子語類》卷94《周子之書．通書》日本版本的譯注問題。首先由任教于東京大學歷史系的小島毅先生的學生先讀一段原文，然後再讀日本的譯注，之後諸位先生們討論如何解讀不同的斷句，哪個意思較為貼切，哪個注釋較有依據與合理等。已76歲的溝口先生，雖然行動有些緩慢，精神仍很好，討論過程中主要是提問與聆聽，再從中提點。沒有緊繃神經的嚴肅氣氛，相反的，卻是如談話般的和樂。通過這樣一種親證的方式，有點瞭解日本學者如何理解經典，以及傳承學問的方式。日本人喜歡用「講談」這兩個字，想來有其傳統，用「講話」與「談天」的方式來討論問題，親切又活潑，氣氛很自在。這樣的討論會，感覺是藉由學問來凝聚大家的情感，三代師生共聚，同論學問，使人生意暢發。讀書會後，大家一塊去吃面，到了麵食館，每個人畢恭畢敬的站在一旁，由師兄小島毅先生來安排大家的座位，我和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張志強是客人，被安排坐在溝口先生旁邊。言談之間，溝口先生提了我在博士班時期針對《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所寫的書評〈有『中國』的中國學？〉，說這題目有點意思。其實若非受溝口先生對日本中國學反思的啟發，提出「沒有中國的中國學」的批評，自己也不會特別對研究位置如此的敏感，更不會學習如何清醒的審視知識中的情感問題。
溝口先生住在東京練馬區，距離開會的武藏野大學不遠。一行人陪溝口先生走到地鐵站，就送別了。望著那孱弱與矮小的身軀，慢慢扶著地鐵站樓梯旁的手把，一步一步走向月臺，那樣的身影一直無法讓人忘懷。一年後的7月13號，傳來了溝口先生逝世的消息，雖然仍震驚，但並不覺得意外。在東京見面時，他一直抱歉說身體不好。寄了一封致哀信給溝口先生另一位學生伊東貴之先生，他原來任教于武藏野大學，後來已轉任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不久即收到伊東貴之先生回信說：「感謝您特地來函追悼慰問，甚為感激。您對溝口雄三老師的深切哀悼，一定會慰藉他在天之霊的，又溫暖了我的心。再一次，對您的友情和關心及對溝口老師的厚意，表示衷心感謝，特此致謝您対我的鼓勵。請您多多保重身體，希望今後多多指教，又保持來往。合掌。」這樣一種親切的回信，對初出道的晚輩而言，除了能體會人情滋潤之美，也感悟知識上的交流與往來，如何可以不失人與人之間真切的情意，以及心對心的知識情感。後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孫歌先生寫了〈送別溝口雄三先生〉悼念長文，被陳光興說可能是一篇最全面介紹溝口學術面貌與思想關懷的文章。誠然，〈送別溝口雄三先生〉一文，透徹的文字與清晰的思辨，勾勒出溝口長期以來的學術與思想關懷，更重要是點明了溝口特殊的工作方式，即「用學術介入思想生產」的方式。
用學術介入思想生產
孫歌會特別注意溝口的工作方式，顯然與中國學界發展語境有關。文革後的中國學界，糾葛在學術與思想之間，學者一般把知識工作與中國當前的問題關聯起來。80年代中國的知識狀況，專注于思想價值重建的問題，例如甘陽提出價值創造論，但後來出現直把思想當成立場的現象。90年代當思想性問題逐漸淡出，學界漸趨關注學術規範化問題，豈知最後卻走向技術規範化的窘境。更可怖的是，規範化的學術竟成為國家統合的權力內容，學界開始失去更多的自由，而某些規範化的學術取得正當性後遂成為學術或文化霸權，這一切都以關懷現實為目的，假學術之名來實行。因此，當孫歌在反思中國學界較習慣性「以思想介入學術生產」的方式，仍存然擺蕩在思想與學術之間，但她所指向的是「學術性的思想問題」而非「思想性的學術問題」的思維，這是她認為溝口在中國歷史或思想史研究留下最可貴的，一種對問題的提問與認識方式。
溝口先生留下來的著作甚多，90年代始開始即有中文翻譯本，例如《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作為方法與中國》、《中國的思想》等。北京三聯書店6年前籌畫出版「溝口雄三著作集」(共8本)，在2011年9月出版了其中4本，除了修訂原來已翻譯出以上的兩本，也重新翻譯《中國的衝擊》與《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在2012年即將出版的則有《李卓吾．兩種陽明學》、《中國思想史──宋代至近代》、《中國的歷史脈動》以及《中國的思維世界》。這些著作的問題意識，都貫徹「用學術介入思想生產」的思維方式。例如他所關注的中日知識體的比較，重新考察了天、理、氣、公、私等概念在中國思想與日本思想歷史語境的不同詮釋，從而找到相對化的視點。這樣一種比較方式，主要也是批評二戰以後的日本漢學家，長期以來沒有把「中國」相對化，卻用移情的方式來轉化中國思想與文化經驗，以致出現「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可是溝口不只把「中國」看成是「他者」，他還要處理的是，日本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以西方的啟蒙經驗來吸納中國思想文化，許多學者在認識中國文化與思想，一直無法擺脫以西方價值意識作為認識框架的習慣性思維，以歐洲視角來審視中國的問題。這不只關係日本學者如何看待自我與中國、歐洲的關係，也包括了他們對世界認識的方式。由此可瞭解，為何溝口著重于重新考察中國的「近代」意涵，甚至包括中國近代的革命等問題。
所以孫歌指出溝口更深層的思想認識論──「僅僅依靠對西方中國想像的批判、對抗或者修正，無法找到中國的原理」，因為「進入西方思想體系內部建構反西方的敍事策略，與按照西方的思想體系解釋和改造自己歷史的策略一樣，都不能真正與中國原理相遇」(孫歌，2010:258)。然而，溝口不排斥西方的歷史與思想資源，但要讓它們在中國歷史語境裏重新定義。與此同時，溝口選擇了中國思想史為他特殊思維與認識論的開展領域，並且以「求真」作為主要的研究動力。縱然溝口的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關懷，可是「溝口學術思想的思想性和現實關懷體現為他學術認識論的針對性，而非現實問題的針對性」(孫歌，2010:260)，孫歌的這番提醒，乃是緊扣以上「用學術介入思想生產」的問題意識，也讓我反省過去只認為溝口是具批判性的知識份子，他的學術思想乃直指向日本的現實問題的認識，其實未夠透澈及真切把握他在學術與思想分際所展現的「分寸感」，這在中國語境來說，是要讓「假以學術之名」得以返璞歸真。
歷史事實如在遊動著的魚群
溝口先生另外常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獨特的歷史意識以及對歷史動力所持的看法。2011年9月，北京三聯書店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聯合舉辦──「『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夏明方先生發表了〈尋找歷史的複雜性──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與生態史觀的「浮現」〉(夏明方，2011:59)，提到了《中國的衝擊》記載的這段話： 「歷史的事實並不是使用釣竿釣上來的一條一條魚，而是正在遊動著的魚群。對我來說，歷史的事實是魚群的生態，它不能被歷史學家釣出水面，而是當歷史學家潛入水底時，展現在他的面前。單獨觀察一條魚而絕不可能瞭解魚群的生態或者魚群生息的海底生物鏈，這才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溝口雄三，2011: 218)
溝口用「海底生物鏈」來說明歷史的複雜性，其實是針對西方歷史學家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著名的「歷史海洋觀」。卡耳曾以大海裏游動的魚比喻為歷史的事實，說明歷史學家能釣到什麼樣的魚，「有部份要看機緣，但主要地要看他在大海的哪個區域垂釣，他用什麼樣的釣具」(江政寬譯，2009:119)。溝口認為卡耳的說法有一個含混的地方，即卡耳沒有說明所謂海洋的某一個區域和釣具究竟是指向什麼？溝口又曾以有名雕刻家運慶所雕刻的佛像為比喻，藉以說明發現歷史結構正如運慶雕刻木材；運慶不是靠技巧，而是用他的手把木材中原本潛藏的佛像發掘出來。這說得有點玄虛，仿佛有些佛教的味道，讓木材或歷史還其「本來面目」。溝口其實也用了「無心」這個詞來描述進入歷史的方式，或是「本來樣態」來聆聽來自海底的歷史之聲，把握自身的歷史感覺。
這樣的無意圖地進入歷史的海洋，把歷史學家視為潛海者而非釣魚者，有意突破靜態與固定的歷史觀，對中國學者而言，亦是另種「動力歷史」。溝口相信，歷史進程的內在動力，是促使我們可以瞭解歷史發展變化的環節，抑或可稱之為改變的動因，個人主觀意圖不能任意扭曲。雖然溝口曾提及缺乏歷史學家的參與，歷史或只是一道靜態的風景，但歷史學家主觀的意圖，不是指主觀意識，而是指「無意識的意圖」的歷史眼光或感覺。也唯有虛心潛入文獻才能得到它的回應，捕捉資料中可能出現的影像。然而在實際操作當中，如何驗證「文獻的回應」，恐得依賴不同的歷史閱讀經驗與判斷。溝口有一句名言，他主張「全世界的歷史學家都應該要研究中國」(溝口雄三，2011:100)，但他也申明研究中國不是目的，而是通過觀察重新思考人類歷史結構的問題。這似乎符合他所提倡的以「中國作為一種方法」，可以重新找到如何看待不同地方的知識條件或結構，甚至是作為世界不同文明間內在特徵的參照，釋放多元的歷史動力。
待完成的學術遺囑
在「『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的會議上，《溝口雄三著作集》總策劃孫歌先生透露，對於這一系列書未能在溝口先生逝世前出版感到自責不已。在她身上看見對於前輩的學術承諾，對自我責任的承擔，展現的不只是認真的學術態度，而是一種做人的負責任，以及對知識情感的深意。一天緊湊與深入的討論，愈瞭解閱讀溝口或他的書，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不只要放下學科的偏見，以一種「赤手空拳」方式進入他的思想歷史世界，還要能找到不同作品間的內在聯繫，把握其中的延續與發展思路。在討論過程中，頗能感受中國學者讀溝口的作品是一種刺痛，試圖在一種相對化視野中揭示彼此，同時回到自我內部去找到刺痛的根源，轉化為資源與動力。在不同學術與思想位置上閱讀溝口的作品，所挖掘出的資源都不一樣，這或許證明溝口學術思想的豐富性。會議中，伊東貴之先生提起了溝口先生的遺囑，一是繼續他的心願，完成《朱子語類》的翻譯(大概需要30-50年的時間)，期盼日本學者不再通過訓讀方式，而是能參照好的翻譯本去理解朱熹的思想或進行儒教研究(目前只出版了3本)；二是出版中國思想史當中一些哲學概念的梳理，以及溝口在國際性互動討論有關中國歷史問題的內容，分別將由日本岩波與汲古書店出版。
第一次聽到如此凝重的學術遺囑，我仿佛再次看見那單薄的身影，依然扛著沉重的學術責任，緩緩的繼續行走。張永堂先生曾說：「溝口雄三是以研究中國為方法，關心日本才是最終的目的」(張永堂，2011：83)，而如今如何閱讀溝口雄三及其著作，已然成為一個方法論或認識論的問題。
完稿於2012年2月29日
刊登於《學文》2012年6月
【參考文獻】
溝口雄三(2011)。《中國近現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北京：三聯書店。
溝口雄三(2011)。《中國的衝擊》。北京：三聯書店。
溝口雄三(2011)。《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溝口雄三(2011)。《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
孫歌(2010)。《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臺北：人間出版社。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著、江政寬譯(2009)。《何謂歷史？》。臺北：博雅書屋。
夏明方(2011)。〈尋找歷史的複雜性──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與生態史觀的「浮現」〉。《『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頁59-60。
張永堂(2011)。〈作為「方法」的溝口雄三教授〉。《『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頁61-86。
陳光興、孫歌訪談(2011)。〈面對歷史的敬畏之念─溝口雄三教授東京訪談〉。《『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頁8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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