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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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提及《蕉風》的文學實踐問題，有不少關心文學的朋友接續提出許多關鍵性的想法，從《蕉風》的編輯、資源、專業性等，擴及至馬華文學生態，以及寫作者背後的思考與思想準備等。其中莊華興的提問：“文化積澱貧乏的社會是否就可以成為作家或廣義的文學營運者拒絕思考的藉口？”一語中的掀開大家所諱言的──馬華寫作者的思想貧弱與慵懶思考的問題。

我想這並非是無的放矢的觀察，更不是要以一竹竿打翻整船人（指整個馬華文學界）。這樣嚴厲的詰問，是要讓我們回到一個最原初的思考點上，進一步思考馬華寫作者的思想基礎的基本問題。我們不能輕忽，文學寫作也是一種思想行動，它能通過創作提供一套個人與自我相處的生存模式，也能提出個人與國家與社會之間應維持怎樣的恰當關係與界限所在，又或在寫作中進行價值問題的思考。

文學作品中的不同思考，正代表社會多元思考的流動。而文學作品的高度與深度，與作品中如何能詮釋問題與架構思想更是息息相關。不同文學語言的實踐，也是一種文學秩序的試煉，它最終會經由文學轉化成一種文化形式或文化秩序。如同美國作家Susan Sontag所說，文學要能闡述問題（當然是以文學問題為優先），文學離不開對話，它具備回應的能力，對於自我，抑或社會。

也許這得胥視我們對文學的信仰有多堅定，是否能堅信一個社會的文學狀態與寫作者的寫作狀態，能反映社會的人心與精神浮動，讓文學作品能捕捉流竄於個人抑或社會的情緒浮動，蘊藏在靈魂生命底裏的暗流。這裏頭不需分議題的大小，或筆觸的輕重，它所描繪出的不外是每一個時代的寫作者的思考與生存模式，甚至是生命情境。

這樣一種堅信，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個人即是獨立自主，卻也難以抽離於社會（語境）。獨立在於寫作的價值乃取自於自我內在的要求，它可以獨立自足，而非以社會標準為依據（這說明作家是為自我而服務的），可是文學作品作為社會文學生產的一部份，作為文學價值的提供者，又與社會的運作機制脫離不了關係。

誠然，作家真正被要求的是承擔文學責任，而並非社會責任，可是吊詭的是，對文學責任的實踐，也是社會責任的一部份。例如大學裏的知識人首要被要求履行其學術責任，那是基本職責所在，但在自我工作崗位上，能否跨越基本責任，藉學術來與社會對話，那是跨越了知識價值的範疇，試圖把知識價值轉化成社會價值。

所以說，如果不缺信仰的話，對文學有所實現具備信心的話，我們就必須正視思想貧弱與慵懶思考的問題，不能全然把問題歸咎於社會條件或文化養份不足的安全理由。檢閱思想貧弱與慵懶思考的症狀，不是建立在經典缺席問題基礎上，而是近十年來逐漸明顯的“文學失責”現象，無論是通過創作抑或評論，我們似乎失去了提出實質的文學問題的能力，又或通過文學去實現某種想望。

這背後的隱憂是，馬華文學要如何承擔起它當下的文學責任，例如在現代主義大潮底下，寫作者在美學的追求與歷史的厚度之間，面臨了二選一的難題。再加上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充滿著對歷史不信任與嘲諷的氛圍，馬華文學如何周旋其間？如果在個人的美學追求與寫作者的文學責任之間，不是絕然衝突的話，那又該如果建立一套文學的標準，讓兩者可以有所溝通？

這或許正是我輩的責任，在充滿殘缺的馬華社會體質，如何重建對文學以及文學專業的信心（馬華學術專業也面對同樣的問題），那是一則無法回避的難題。思想貧弱與慵懶思考確實也與社會的知識結構與思想能力有關，這情形不拘限於文學界，但提供文學價值的寫作者不能任意忽視這問題，在敏感與憐憫的文學心靈底下，仍保有思想的敏銳與高度。

刊登《光華日報．眾議園》16.7.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