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與圖皆轉載自《聯合報》６．５．２００６）
【鄭樹森】
編輯室說明：近十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呼聲甚高的印尼小說家普拉姆迪亞‧杜爾﹙1925-2006﹚，於4月30日去世。
普拉姆迪亞‧杜爾20歲即投入反抗西方殖民運動，一生思想左傾，一再遭軍事強權逮捕下獄。他的小說深具故事感染力，以探討社會政治，突顯歷史分析，塑造出獨特的風格。1997年杜爾接受比較文學專家鄭樹森訪問，曾表示，他最喜歡的西方作家有：史坦貝克、薩洛揚、高爾基等。對中國作家魯迅的《狂人日記》印象深刻。聯副今日刊出普拉姆迪亞‧杜爾評介及作品選段，與讀者一同紀念一顆偉健的靈魂。
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是國際馳名的印尼小說家，也是二次大戰後印尼三任政府最頭痛的作家。 這也許和杜爾的家庭背景有關。1925年出生於爪哇北岸布洛拉小鎮的杜爾，父親雖任荷蘭殖民體制的小學教員，但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杜爾幼受庭訓，反殖、反帝思想濃厚。
在獄中堅持寫作，《逃亡者》贏得文壇一致好評
杜爾的正規教育成績平平，但勤於自學。在二次大戰末期的雅加達，除與主要本地政治人物往來外，大量閱讀歐洲文學。1945年8月印尼獨立建國運動開始後，杜爾投入抗荷部隊。軍事行動外，後並出任新聞官。1947年任職地下的自由印尼之聲時，被荷蘭殖民政權逮捕；因在苦工營中不斷抗爭，1949年被釋放時，為殖民政權手上最後一位政治犯。杜爾在獄中一直堅持寫作。以二次大戰末期印尼人民抗日游擊戰為題材的《逃亡者》即為獄中作品，1950年出版後為杜爾贏得文壇一致好評。
一九六○年代時，大力抨擊 迴避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
1949年荷蘭殖民政府交出政權後，蘇加諾出任總統。杜爾自此專注於創作及文化工作。1953年，前宗主國荷蘭邀請杜爾訪問。但杜爾的印象不佳，認為當時的荷蘭缺乏活力和理想。相形之下，1956年10月訪問北京，參加魯迅去世二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對中國當時的建設、努力和幹勁，印象極佳，自此日益左傾。後更成為左派「人民文化學社」領導人物。雖然杜爾不是共黨黨員，也從未在黨報發表文章，但該學社不少成員都是印尼共產黨黨員，為共黨外圍組織。六○年代時，杜爾更大力抨擊迴避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捲入一場文學的社會角色之激辯。由於杜爾思考獨立，加上主編《東方之星》日報（印尼民族黨出資）文藝副刊時相當敢言，因此在左右兩派陣營都有敵人。
1960年，印尼外長蘇班德里奧與北京為印尼華人政策及意識形態而爭吵不休時，杜爾出版一部對印尼華人友善同情的《印尼華人史》，因此被執政的蘇加諾政府短期下獄。
1965年9月30日，印尼軍方發動政變，推翻蘇加諾，由右翼軍事強人蘇哈托執政至1998年。杜爾的住處被襲擊，書籍和文件連房子一併被放火焚毀，並同時被捕，後未經任何審判就送押布奴島監獄。在這場全國大整肅中，所有中間、開明及左派團體均受迫害，上萬人被捕（包括杜爾的編輯及出版人尤索夫‧衣薩克）；一個估計更認為近五十萬人被害（當時印尼人口一億多，現為二億左右）。杜爾作品從此被全面禁制。
不斷向囚友講故事，確保故事人物可以口頭流傳下去
在布奴島關禁時，杜爾不斷回憶多年收集的歷史材料，為印尼民族主義啟蒙成長的反殖歷史長篇小說反覆思考，並不斷向囚友口頭講故事，以防萬一死於獄中，一些故事人物可以口頭流傳下去。1979年印尼政府在國際壓力下，終在非法監禁14年後釋放杜爾。翌年杜爾出版《這塊全人類的大地》（因在布奴島構思創作，後稱為布奴四部曲之一），暢銷一時，後被明令禁止。同年出版的四部曲之二《眾邦之子》亦被查禁。稍後問世的《足跡》和《玻璃房子》也被禁止流通。
由於杜爾先後被荷蘭政權、蘇加諾和蘇哈托政府下獄（最嚴重的為一直不准杜爾自由活動的蘇哈托政府），一向為國際筆會和人權組織極度關注的作家，故近年已無過分明顯的迫害。1999年6月印尼民主選舉前，更獲發護照，在編輯和譯者陪同下，赴美國領取榮譽博士學位。
他的風格與故事的感染力 可和史坦貝克相比
杜爾為爪哇人（故在國內多以普拉姆迪亞稱呼，因爪哇人甚少用姓），但總是以國定語言馬來文寫作，因此其作品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馬來人社區亦有印行。普拉姆迪亞的作品已譯成19種外國語。所獲文學獎有：1953年印尼全國文協小說獎、1957年印尼全國文協小說獎、1964年耶明基金會文學獎、1988年美國筆會創作自由獎，菲律賓筆會文學獎等。印尼現代歷史四部曲八○年代在澳英譯出版後，開始引起注意。九○年代在大西洋兩岸全套修訂出版後，備受英語書評界推崇。對於四部曲，負責全部英譯的澳洲學者麥斯‧萊因（Max Lane）在1992年曾向筆者作以下評介：「如果從西方小說發展的角度來看，他的小說相當接近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的傳統。不過，他的風格與故事的感染力則可和現代美國寫實主義小說家史坦貝克相比。此外，普拉姆迪亞小說特別注意人格形成與外界社會因素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作為歷史小說，普拉姆迪亞這套四部曲相當強調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分析，但又能免訓誨及喧賓奪主的情況。有不少歷史小說只是拿歷史來作大背景，但普拉姆迪亞的這套四部曲則突出歷史，將歷史放在前景，非常明顯。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痛苦，因為愚昧和無知 給女兒的獄中書（選段欣賞)
【普拉姆迪亞‧杜爾／作 鄭臻／譯 】按：杜爾在1977年印尼軍政府比較寬鬆時，可以利用勞役之餘執筆，其中包括給女兒狄濃21歲生日的獄中書。出獄後曾以〈遲來的生日禮物〉發表。後又收入以多種體組成的自傳《啞巴的獨白》（美國節譯本1999年在美國出版）。以下摘錄片段，供讀者理解作家的獄中心境。
囚禁在島上的十二年間，我遇過很多、太多心地善良的人。他們讓我記起、記住早已忘記的種種。他們向我訴苦，問我處理家庭問題的意見。我現在甚至感到他們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們不斷死去，在看不到心愛的親人的地方。他們孤獨、沉默地死去，在山邊野墳，在旱原荒穴。一根木、一塊石，記著生死，是墳地唯一的標識。大多數死去的都比我還年輕。有時，在他們死後，一封久候的家書終於抵達──遲了兩年、四年，甚至五年。……幾天前難友穆約素下葬後，他母親和家人自沙馬龍寄出的包裹到了，是他等待了整整十二年的包裹。
過去這十二年是痛苦的煎熬。這麼多朋友現在都已死去。人之有生，本來是為了人類未來、永續安定和康泰。而佛祖不早就說過：痛苦，因為愚昧和無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