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知識分子是災難的源頭禍首。自十九世界以來，在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沙特等的純理主義主導了知識界的情況下，才有了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波布橫掃世界的可能。無論是自由還是專制下的知識分子都走過了一條艱難的探索之路，在這過程中有的昇華，有的沈淪，給我們帶來經驗，更給我們帶來教訓。本書中的知識分子未見得是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典型，但卻有相當的代表性，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大致對東西方知識分子各自的思路有所瞭解。
知識分子的路是一條相當難走的路，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各種誘人的異端邪說，而且多是那些高智商的知識分子們製造出來的，稍不小心，就會誤入歧途，而一誤就可能誤掉一生，不僅自毀，還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但願讀者能從這本書中得到一點啟示。
【關於作者】
曹長青，1953年出生於中國黑龍江省。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早期從事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研究，後進入新聞界，曾任中國《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該報80年代中期因大膽敢言被中國政府關閉。
1988年赴美後，曾任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訪問學者，夏威夷東西方中心訪問研究員，香港《開放》雜誌專欄作家，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香港《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台灣《自由時報》星期周刊評論員，台灣「中華電視」駐美評論員等。
主要作品﹕在北美、香港、台灣等中文報刊上發表政治評論、文學評論等千餘篇。主要著作：《美國價值》、《獨立的價值》、《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主編）、《詩的技巧》（合著）、《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合著）。目前定居紐約，專職寫作，其個人網頁為：caochangqing.com。
作者 : 曹長青 ISBN : 9867178041
EAN : 9789867178046 CIP : 100
開本/頁數 : 正25開/320頁 出版日期 : 2005年10月1日
定價 : 280元 出版者 : 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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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書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卜大中
這本書評論的是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場總體戰的起因是對人類應如何生活觀點的歧異；導火線是冷戰時的左派與右派的尖銳對立；彈藥是思想、理論、文學、影音、傳媒和論述；戰爭內容是價值、信仰、政治經濟制度、道德、階級、文明、族群、文學、哲學等等幾乎概括了人類所有的生命層面；雙方的旗幟是：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雙方的戰士則遍及歐、美（含拉丁美洲）、亞、非的知識分子們。他們跨種族、跨國族、跨文明、跨宗教地為捍衛自己一方的意識形態而與對方大打出手。這才是一場真正的「世界大戰」。
曹長青旗幟鮮明地站在新保守主義一方，無情地批判自由主義左派。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知識。因為中國廣大的民族主義群眾（如憤青）會把他看成反華美帝打手；中國共產黨政權把他是為叛徒；更諷刺的是，即使反共的海外中國異議分子，也很少同情、支持曹長青的主要觀點。例如，中國民主異議人士雖反共，但也大多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曹長青的支持台灣、西藏民主獨立的主張，甚感憤怒。可是，正如曹長青在書中所多次強調的，知識分子「說不」的勇氣標誌出知識分子的定義，那就是概括知識、良知而產生的勇氣。沒有這個，就像徐剛、北島那樣主動向暴政低頭，是不夠資格被定義成具有現代意涵的知識分子。
生活在台灣的人很少知道西方知識族群正在進行這場左右大戰。我們不知悉，也不關心，只關心最淺薄層面的「統獨」之爭。其實統獨之爭正是左右大戰在台海的次級戰役，不通過對左右大戰的認識，無法體會統獨之爭的深層意識結構。本書給了台灣此一歷史的背景了解；也預示了台灣命運與世界「接軌」之後的結局－那就是：不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就是墮入左派描繪的「獨裁專制的天堂」。現在台灣一些假自由主義所謂的「知識分子」不是正在鼓吹：「我看不出民主對兩岸中國人有什麼好處」了嗎？
台灣的低水平知識分子都有雙重標準。批評台、美、日，他們都是義正辭嚴的多元文化自由主義者；可是講到他們的祖國－中國，又都變成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好一點的對中國迫害人權的惡行劣跡裝作不見；下流的更是百般為中國塗脂抹粉，巧言辯護。例如，某個什麼「大師」惡罵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如何迫害他，一付自由民主大師模樣，可是卻為中國的天安門屠殺大聲辯解。這樣的「男大師」、「女大師」，台灣好幾個，不是看在中國給的利益和虛榮份上；就是被中國捧得暈暈忽忽；再不就是返祖戀屍，「生殖器決定大腦」－中國人血緣（生殖器關係），決定了認知。他／她們只管自己的利益和集體虛榮，不管中國人個體所受的威脅和迫害。正如本書所說：應該是個人高於理念（包括民族主義），而不是理念高於個人。
伊斯蘭和中國因此成為左派的靈魂聖地，是不准碰觸的。新近資料已證實，中國共產黨統治下，非自然死亡人口高達七千萬，遠比「帝國主義」、「日寇」幹掉的中國人多得多。現在中國的體制並無制衡要殺人也只需一個命令。中國就是奈波爾軍下的「叢林」。可是，自詡為自由主義的台灣「大師」們卻不批判中國。這是另種的趨炎附勢、是自我背叛、是集體殺人的共犯結構、是無恥卑鄙。中共在這類爛知識分子的抬轎下，當然繼續自以為是，且穩若磐石了。
曹長青剛從六四大整肅中逃到洛杉磯時，我就認識他了。那時他精力旺盛，中氣十足，只是世界性的知識不足，顯然是中國有限政治下的產物－一個叛逆的產物。可是多年下來，他努力進修，廣泛閱讀，進步之神速令人昨舌，也少有人可比。最可貴的是他的自我（包括自我民族）反省的能力，彰顯了他做為當之無愧的知識分子身份，具備了大聲敢說「不」的勇氣，對自己良知良心誠實負責的美德和豐富的知識。他的文章生命力十足，論理強勁合理，邏輯清晰，更令人感動的是在鏗鏘有聲的論辯中，顯示悲天憫人、同情弱者、強調個人尊嚴的慈悲心懷，應該是他皈依基督後的自然涵養。
書中他無情地揭露了左派知識分子的偏執與偽善，如沙特、桑塔格、喬姆斯基和薩依德，批判了誰都不敢碰的伊斯蘭和中國，另闢書章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低賤、虛弱、偽善和矯情卑下。同時，他頌揚了如奈波爾、沙卡洛夫、索善尼津、哈維爾、昆德拉等勇敢不妥協的反專制異議分子，並與中國的半調子知識分子相比。其對比的結果是血肉糢糊，慘不忍睹的。
本書介紹了許多台灣人民所不知的人、事、思想與爭論，值得侷限性很高的台灣人一讀。其實新保守主義並非刻板印象中的保守主義，而是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捍衛者。這些原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卻被自由主義左派所背叛和放棄。因此，可以說新保守主義其實是自由主義右派的變身。所謂保皇、保封建、反平等、反自由的古代保守主義老早消失無形，只是自由主義左派仍如此抹黑新保守主義罷了。
本書的不足之處在於：對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左派的理念和歷史敘述不多，也沒有耙疏區分自由主義內部的不同，使人誤以為那些推崇和容忍獨斷、基進、專制、暴政體制的知識份子就代表全部的自由主義者，似有以偏概全之誤。此外，對性別不正義的問題沒有涉及；而最遺憾的是沒有看到台灣知識分子「大師」們的淺薄、偽善、虛矯和雙重標準的噁心面。
學識淵博的曹長青，是個熱情的東北漢子，是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良師益友。如果西方有了良心－法拉奇；中國也有了良心－曹長青；如果西方靈魂的哭喊是左拉；那麼為中國靈魂哭喊的就是曹長青了。
【名家書評】二 知識分子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書 金恒煒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尤其讀《理性的歧途──東西知識分子的困境》而不知作者曹長青其人其事，更是不可。這是知識分子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書，是逃出煉獄的知識分子挑戰並批判在天堂中謳歌地獄的知識分子之棒喝作品。身受中國共產黨荼毒，終於在美國脫筋洗髓，進行大反省、大改造，曹長青終而成為右派，成為共和黨員；所以他特別標出「右派知識分子」，不是沒有原因的。
「知識分子」是個美麗的名詞，然而也是極具爭議性的名詞，英國文化研究主要創始人威廉恩（Raymond Williams）在《關鍵字詞》（Keywa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說：「一直到到二十世紀中葉，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知識階層（intellegentsia），主要用於負面，而這種用法顯然依舊持續。」確實，一九八八年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狠狠痛批了自盧梭以下的「大知識分子」，書名就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絕對是「負面」用法，書末的結論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人比概念重要」正是試金石。這個理念見於喬治．歐威爾、卡繆，也是曹長青拿來做月且人物，評隲史事的標準。通觀曹長青的全書，他常常拿出來做「兩元對立」的就在於：正義／不正義、真實／概念、實際／理論、現實／作品、實踐／理論、真理／欺騙、謊言／記憶……。曹長青指出來的這些左派知識分子強調的「進步」、「政治正確」，放在歷史與事實的脈絡上，全經不起檢驗，曹長青的大文已有極其精闢的分疏，尤其鞭撻了「西方左派」此一「邪惡幫凶」的論旨之後，特別以專章討論「沙特和西蒙．波娃」，尤其六○年代紅極一時，連當時的總統戴高樂都稱之為法國現代伏爾泰的沙特，曹長青援引美國哲學家胡克的「自由的掘墓人」當沙特「壽銘」，有太史公「史筆」的力道。曹書可以覆按，在此不多加引敘。
倒是與沙特從同學、朋友最後「決裂」（波娃語）的阿宏（Raymond Aron），在六○年代給戴上「保守派」的帽子。晚年寫了《回憶錄》，接受《文學雜誌》的訪問時，深刻但尖銳的批判了沙特。阿宏指出沙特是「知識界一霸，在知識圈內大行其恐怖主義」，但「只限於某個層次」，重點是，他說：「沙特對法國政治產生過一次影響嗎？從來沒有過。他曾經對〈大西洋公約〉和美國猛肆評議，卻絲毫不影響第四共和所推行的親西方政策，也不影響法國與西德建立共同體。」當時阿宏講得很白：「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在《費加羅》報上的文章，對從政者的影響超過了沙特連署的抗議書的總和。」
舉一個實例，來證實名滿天下的沙特其實毫無真正的影響力。一九四八年法國知識階層組成「革命民主聯盟」，其中不乏名聲卓著的，沙特就是最大支持者，他們傲慢的宣稱「在巴黎，我們一個月內必定有五萬名加入者。」然而，十八個月之後，「革命民主聯盟」在全法國只有二千名成員，以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政治團體越不過統計數字的限制。
「寧願跟著沙特走錯路，不要跟阿宏走對路。」這是七○年代末，歷史真相逐漸呈現，真理站在阿宏那一邊，阿宏思想開始傳播。等到阿宏《回憶錄》出版時，沙特替獨裁者包括史達林、毛澤東、卡斯楚等人發言，甚至不惜「撒謊」來支持共產主義的種種作為無所逃避的大白，曹長青用「邪惡的幫凶」來形容，絕對正確。
在沙特以及其「同路人」或他的徒子徒孫大肆吹捧毛澤東之際，中國廣大人民在毛澤東構築的「古拉格」內面臨「史無前例」的浩劫。曹長青生於「新中國」，親身經歷了毛治下的「地獄」中國，卻是極少數敢當面向共產黨丟石頭的骨骾之上。他批判與揚揄「知識分子」，當然是從知識、理論上來，更重要的是，他有真正的深刻體驗洞燭人之為人的意義，支持西藏人民，支持台灣民主，曹長青強調「走向真實」，他不僅自身突破「虛妄」之繭，更且用筆戮穿披著「良知」外衣的那些「神聖的惡魔」（約翰遜語）或「邪惡的幫凶」（曹長青語），還知識界一個清明。
＊上述資訊摘自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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