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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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同性戀群體平等權利的宣傳海報(受訪者提供)

　　同性戀群體叫板“恐同”教材

　　超四成國內教科書仍認定同性戀為病態

　　日前，公開“出櫃”的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文中簡稱“ 同城社區 ”)主任陳杜在廣州一個私人住所內，召開了一場小型發布會。會上他抖出一份長達32頁的調查報告，直指高校教科書中廣泛存在的涉及同性戀錯誤和污名化問題。

　　在過去長達四個月的時間裡，陳杜和志願者們檢視了高校裡《變態心理學》《心理健康教育》這兩門涉及同性戀內容最多、關聯最大的課程教材，共計90本。這些教科書普遍存在內容與國家科學標準有較大差距、教材前後內容矛盾、觀點陳舊、部分描述脫離實際等問題。經統計分析，42本教科書含有同性戀內容，僅有兩成教科書無錯誤和污名的內容。其中超過40%的2001年後國內編著的書仍明確認定同性戀為病態，有50%專業書仍主張將同性戀治療成為“正常”的異性戀，而心理健康教科書中則有57.14%將同性戀分為真性、假性和精神性。這些早已被西方學界所摒棄的上個世紀50年代的研究觀點，至今仍普遍存在於國內教科書中。

　　前不久，庫克出櫃的新聞在互聯網上鬧得沸沸揚揚。這個大膽舉動，讓略顯沉寂的“同性戀人圈”炸開了鍋。一邊是商界領袖的代言：“我為自己是同性戀者而驕傲，這是上帝給我的最棒的禮物。”另一邊，卻是中國性少數人群的失語和被污名化。一份民間報告指出，超過40%的2001年後國內編著的書仍明確認定同性戀為病態，許多早被西方學界摒棄的陳舊觀點至今仍普遍存在於教科書中。一場同性戀群體與精神病學科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我治不好自己”無數次站在愛慕對象面前，學醫的陳浩卻無法開口表白。“我知道，那些我暗戀過的男孩子永遠都不會喜歡我。”

　　“我們總是迫切地希望能選擇一種方式解釋自己。”常年從事同性戀社群工作的陳杜說，被青少年視為“權威”的教科書，便在其中扮演著重要作用。

　　他向南都記者說起了阿浩的故事。這是一個有些內向的90後男孩，目前正在一所口碑不錯的醫學院校內求學，未來的理想是當一名內科大夫。

　　初三那年，阿浩喜歡上了一個男孩——愛運動，頭腦發達，待人友善，是那種看起來無可挑剔的“白馬王子”。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與眾不同。在人前他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內心卻一片慌亂。更最重要的是，無數次站在愛慕對象面前，他卻無法開口表白。“我知道，那些我暗戀過的男孩子永遠都不會喜歡我。”

　　上大學後，阿浩為自己制定了嚴格的“管控”計劃，專心學業，不再對愛與性抱有幻想。一本偶然在課堂上閱讀到的《精神病學》教材，讓他陷入更深的絕望。書中同性戀被列為精神病的一種，仍然在性指向障礙條目之下。此外，《內科學》《傳染病學》《皮膚病性病學》等教科書中亦有不少“同性戀者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相關表述。

　　“我很難過，可能一輩子都沒辦法治好自己，逆轉我具有性指向障礙這個事實。我無法向父母坦白，也不敢交朋友。我隨時可能暴露在傳染病之下，也不能獻血，甚至不能成為一名好醫生。”阿浩患上抑鬱症，沒有食慾，開始整夜失眠，後來連下床穿衣服這種小事也做不了，即使心裡咒罵過自己許多次，也無能為力，只能求助藥物。

　　不止是阿浩，許多同性戀者都曾經歷過恐懼、焦慮、抑鬱甚至絕望。有受訪者向陳杜傾訴，在看到《精神病學》書中把同性戀​​歸為精神疾病時，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傷，“因為書裡說性指向障礙很難糾正”。他們不願接受自身的“同性戀人”身份，也不考慮尋求矯正治療。超過五位受訪者談到，書中只要提及艾滋和性病，就一定會強調同性戀屬於高危群體，但並無任何詳細闡述。“沒人教我怎麼發生性關係，也不知道什麼才是健康的性。我很長時間內都對性充滿恐懼​​。”

　　身份困惑每個同性戀者都有一顆玻璃心，需要經歷先打碎再重組的過程。

　　阿浩婉拒了南都記者面訪的要求，只肯在電話裡吐露心聲。他試圖把悲傷描述得云淡風輕，但起伏不定的聲音洩露了他內心的糾結不安。同城社區的志願者阿貓對阿浩的遭遇無能無力。“訪談表是我寫的，一直很想和他交流，可是阿浩是一名醫學生。他用'醫學'為自己築起了高高的防禦牆。他知道性取向幾乎無法改變，卻又常常把希望寄託於治療技術的研發，從沒想過接納自己。”

　　陳杜同樣覺得惋惜，“我猜想他從小的生活經歷裡，一定不太願意挑戰權威。每個同性戀者都有一顆玻璃心，需要經歷先打碎再重組的過程。如果我們不曾反思自己的身份，不能理解自己與文化、社會的關係，也沒有經歷過解構和顛覆，又怎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在一個異性戀主導的社會裡，發現和成長總是伴隨著代價。即使堅定如陳杜，也曾走過一段不尋常之路。高中時，陳杜和關係要好的師弟同時喜歡上了一個女孩。然而，當師弟和女孩牽手成功，他才發現自己真正愛慕的，竟是那個被視作“情敵”的師弟。“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愛情還有更多的可能性。”“狗血”劇情也在阿貓身上發生過。青春期的初戀男友，在短暫的交往後，始終無法直面自己的性取向，揚長而去。阿貓說不清，這算背叛，還是拋棄？

　　成立九年來，“同城社區”一直在為高校同性戀拓展生活空間和改善生活質量服務。從18歲到28歲，陳杜把青春留在了這裡。他曾經做過一個比喻，“如果說同性戀生活質量高低就像一個水桶內的水，外界關注的艾滋病問題，僅僅只是同性戀社群所面臨諸多短板中的一塊。”學生同性戀人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都要經歷就業、心智成長、情感與戀愛、人生規劃等複雜問題。只要他們不能完成自我接納，那麼身份困惑將伴隨始終。

　　身份困惑根源於社會的不認同。2001年第三版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順應國際趨勢，將同性戀從病態中刪除。遺憾的是，許多高校的知識生產至今未能與科學標準同步。對此，中國性教育學者、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頗為激動：“所謂的'心理健康教材'，竟是'心理不健康教材'，並且正在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非病理化抗爭人們似乎一定要去解釋成因是“先天的”，才能證明自己是正常的。為什麼我們不能跳出這種思路？對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科學層面，還應包括文化和權利的維度。

　　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除名。這是國際同性戀人運動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後來，許多國家又紛紛把每年的5月17日定為“ 國際不再恐同日 ”。可是，西方的同性戀非病理化抗爭也並非一帆風順。1970年至1973年之間，美國精神病學會是同性戀運動和精神病專業之間博弈的主戰場。雙方對《疾病診斷和統計標準》的修訂版裡，是否應該保留同性戀，繼續視之為一種精神變態，還是應該做出修正或者全部刪除，一直爭論不休。

　　轉折點來自一名精神病專家的“叛變”。在一次研討會上現場，“無名醫生H”頭戴橡皮面具，穿著特大號的燕尾服來掩飾自己的真實身材。通過可以扭曲嗓音的特製麥克風，他向台下的500名同行說：“對我造成的最大傷害就是失去誠實。身處一個'治病救人'的行業，我們同性戀精神病專家卻不能保持誠實……”現場聽眾深感愕然。據這位無名醫生說，美國精神病學會內部一直存在著一個秘密的同性戀人士聯絡網，包括約200名精神病專家，他們戲稱自己為“同性戀精神病學會”。

　　紐約的另一名臨床心理學家查爾斯·西爾維斯坦，沒有過多表達精神病學迫害同性戀者的憤慨，而是竭力指明繼續將同性戀列為疾病所引起的錯誤性科學後果，以理性爭取到許多中間人士的支持。1973年12月5日，美國精神病學會董事會經過反复論證，最終接受了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代之以“性傾向失諧”。

　　“與西方有很大不同，雖然中國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把同性戀從病態中刪除，但標準的修改和推動，只是同性戀社群的學者和精英分子共同努力的結果，並不是基於學科發展和廣泛論證的產物。目前國內還沒有針對同性戀的本土調查數據和研究，這是很奇怪的事。”對於教科書編撰背後的深層次背景，陳杜向南都記者解釋道。

　　“國際上至今沒有任何科學結論能夠證明性傾向是先天還是後天的。但在學術領域中，關於'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一直持續不休。​​人們似乎一定要去解釋成因是'先天的'，才能證明自己是正常的。為什麼我們不能跳出這種思路？對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科學層面，還應包括文化和權利的維度。”

　　就在庫克出櫃前，10月初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對阿拉斯加州第一起同性婚姻禁令訴訟做出宣判，認為該州禁止同性婚姻違反憲法。在歐美髮達國家，社會的進步已逐步讓人擺脫以性取向、種族或性別判斷個人。

　　而國內，民間影響依舊寥寥。教科書現像不過是個縮影。現在，同城社區的志願者們還在分頭尋找和遊說那些負責編撰教科書的高校老師們。“我們不是相信我們看見的，而是看見我們相信的。所以，第一步我們希望能和這些老師們談談我們的故事，讓他們知道同性戀者真實的狀態。”

　　對中國的同性戀群體而言，行動才剛剛開始。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人名使用化名)

　　采寫：南都記者周執／製圖：劉寅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