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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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梆：當同性戀難民從烏干達逃亡到英國

　　(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額頭中央有一道弓形疤痕的烏干達恐同主義代言人，41歲的David Bahati，曾在英國的威爾士大學和加的夫大學鍍金，拿走兩個碩士文憑，然而這段旅歐的文明生活卻絲毫沒有對他的恐同主義觀造成任何影響。

　　在2013年3月南非最受歡迎的政見節目《Big Debate》(大對壘)上，他仍一如既往地當著全世界的觀眾宣稱“同性戀的存在是對基督教的褻瀆，同性戀妨礙了非洲人口增長，同性戀腐蝕非洲文化。”可見，穿著昂貴西裝的David Bahati，心智卻不如上個世紀中期《憂鬱的熱帶》裡那些赤身裸體，以為自己可以像百獸之王一樣隨便殺人的賈賓島土著酋長。2009年David Bahati頒布了“烏干達同性戀死刑法”，2014年，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他才極不情願地把它改成“同性戀終身監禁法”。這樣的連環殺手，竟然還可以照樣穿著質地上層的西裝，照樣上電視，演講，在所謂的民主社會參與議會競選。

　　有個男同性戀者，從烏干達逃了出來。他遠渡重洋，逃到了英國。因為他認為，英國是同性戀者的樂土——也許他的想像並沒有錯。

　　從14世紀英格蘭同志皇帝愛德華二世被人用拔火棍插肛致死，到十九世紀愛爾蘭作家Oscar Wilde(奧斯卡·王爾德)被判雞姦罪服苦役兩年，到《每日郵報》記者、 1950年代的同志運動代表Peter Wildeblood被判雞姦罪坐牢18個月，到1967年的同性戀非罪化法，到2004年允許跨性別者合法變性，到2008年與65個國家聯署簽訂“聯合國反歧視同性戀法”，再到2013年過三關斬六將終於通過了同性婚姻……英國社會歷盡艱辛萬苦，才迎來了同性戀可以在每年的驕傲節上縱情跳舞的今天。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種像柏林暗堡般堅固的歧視已經土崩瓦解。

　　這個烏干達男同一下飛機，就被關進了專事關押難民的拘留所。審理他的案子的移民官首先要證明的是“他是否是真的Gay ”。

　　同性戀難民事務所的英國律師S Chelvan，在2013年的一場公開演講中透露，在英美等國的邊境署，近年來暗地裡流行的證明方法有如下幾種：

　　第1個方法，讓同性戀難民看同性戀色情雜誌，同時在他們的陰莖上或者陰道內安裝一個探測器，這個探測器能顯示出性慾激發的指數，指數越高，就越是真正的同性戀；第2個方法，出示一段和同性伴侶性交的視頻；第3，回答問卷，問題形形色色。比如“你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同志傾向？男人的後庭有什麼值得吸引你的地方？你和同性伴侶之間進行是全套性交，還是僅僅停留在口交層面？你如何看待奧斯卡·王爾德？為什麼你看上去一點都不像Gay？你既然知道出櫃會被迫害，為什麼還出櫃？”等等。

　　這個烏干達男孩被拒簽了，因為他提供的與其伴侶的性愛視頻顯示，他沒有勃起。他還沒有看到英格蘭的彩虹，就要被送回烏干達，從一個新的牢籠回到一個舊的牢籠。他不服判決，要和邊境處打官司。他等了一年，等來了開庭。法官說，你既然覺得自己會被迫害，那就不要出櫃嘛！於是他輸了，接著被遣送回國。他的逃亡徹底失敗了。

　　據英國LGBT組織Stonewall(石牆)在2010年5月發布的調查報告，2005年到2010年，約98%的同性戀難民被遣返回國，因為邊境處的官員們認為他們只要不出櫃，就不會有危險；根據2013年9月英國同志移民團體(UK Lesbian &Gay Immigration Group)的報導，每年有1000多名因被政治迫害而逃亡英國的同性戀難民到該團體尋求援助，但是能真正留下來的卻是極少數。因為很多人根本通不過英國邊境署的刀山火海，即使通過了，也或多或少地患上了PDST(精神創傷後遺症)。

　　《衛報》曾報導，一位烏干達女同，曾被關押在Yarl's Wood(英國著名的女性難民拘留所)長達數月。她出示了她在烏干達的媒體上，被恐同主義者強烈要求判決死刑的各種報導，但是審理該案的簽證官，就是不相信她說的話，認為她在編造故事，幾經奮鬥，最後她只獲得了短暫的在英避難權；另一位叫Sharon的烏干達27歲女同，在回答簽證官的問題後，立刻患上了重度憂鬱症，一年內都得靠藥物來控制悲傷的情緒。對她提問的簽證官是一名男性，他問道：“你既然是天主教徒，你如何對上帝解釋你的罪過？你怎麼知道你是女同性戀者，如果你從來沒有和男人做過愛的話？你曾幾時幾分在哪裡，和你的同性伴侶們發生性關係？”

　　根據心理學家們的報導和分析，難民們在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時，精神往往處於一個“懸崖狀態”。所以在接下來的細節問題上就難免會出錯。在英國律師S Chelvan的一例個案中，一位男同難民被指做假證，因為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他說他曾去過位於倫敦Camden區的某同志酒吧，但是接下來，他因口誤，把這個酒吧的地點說成了“Kentish區”。

　　從尼日利亞逃往英國的男同難民Jack Monday，花了三年的時間，才終於讓英國邊境署相信他是同性戀者；俄羅斯著名的LGBTQ權益倡導者，雙性戀藝術家Irina Putilova，不堪忍受俄羅斯警察的恐嚇，逃到了英國，她很快就被關進Yarl's Wood女性難民拘留所，她的案子被送入拘留所內一種叫做“速審速決”的難民案件處理系統。建立此類系統的宗旨，是要在10到14天內處理完畢一宗難民案件。許多難民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回答簽證官的疑問，如果被拒簽，必須得在一兩天內準備上訴材料，一兩天內找到律師，幾個小時的時間開庭審判……Irina Putilova的處境震驚了許多得知消息的同性戀權利團體，為了能把她從拘留所救出來，從而獲得公正的法律待遇，志願者們在網上發表請願書，請求英國政府釋放她。這份請願書在一周之內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近7000個簽名。目前，Irina Putilova的案子仍在處理當中。

　　我想起有一天，我在英國人類學家Harriet Evans的家裡做客，說到性別政治的問題，她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說：“為什麼有一種歧視如此根深蒂固？因為它是結構性的。”

　　如果說烏干達恐同主義代言人David Bahati，和這些公開場合支持同性戀，背地裡卻歧視同性戀難民的英國邊境署官員有什麼瓜葛，那就是：像David Bahati這樣的法西斯特權階級建立了一種歧視重重的“社會制度”，而這些官員骨子裡被結構化、被體制化的歧視思想，則是這種制度的隱形產物，它堅固如病毒裡那些可以分裂組合變異的分子，甚至能以超越國界、宗教、種族和性別的形式存在——即使在製度已經被取締後的很多年內。

　　作者簡介

　　王梆，曾從事記者、影評人和社會義工等工作。出版有電影文集《映城志》、中篇小說集和多部繪本小說集。拍攝有紀錄片《刁民》、劇情片《捕鼠器和玫瑰花》等。現居英國劍橋，以駐英特約記者和寫作為生，曾在《南方都市報》、《外灘畫報》、《時尚先生》等報紙雜誌開設專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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