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COPENHAGEN》八十台大前進百大2008杜鵑花節／台灣首演
1998年5月21日於倫敦皇家劇院首演，隨後進軍法國和百老匯，引起轟動，囊括英國標準晚報獎（Evening Standard）、法國莫里哀戲劇獎和美國東尼獎等一系列殊榮。劇本描寫波爾、夫人瑪格麗特，還有海森堡三人死後重聚，不斷回首前塵往世，追尋1941年會面的前因後果（不要忘了，量子力學本質上否定因果論，故海森堡極富盛名的「測不準」理論也成為彼此交談中不容忽視的關鍵）。時空維度的錯亂，從各個角度對前生的探尋，清晰又糾葛的對話，透過極簡平淡的佈景，把氣氛塑造迷離惝恍，產生如夢似幻的戲劇效果。劇本涉及物理辭彙眾多，（如：核裂變過程的解析）形成理解上有一定程度困難。現場觀戲的感受是，該劇成功地將非線性情節及其內涵完整地傳達給觀眾。
時光再次倒流，1941年海森堡來到哥本哈根與波爾會面，此行的目的，不是來當德國間諜，不是來做波爾的說客，而是來向情同父親的波爾請教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一個有道義和責任感的物理學家是否應該致力於原子能的軍事應用？我們聽到《哥本哈根》這樣振聾發聵的台詞：
海森堡：「研製原子彈的選擇權是在我們手中的！在我手中，在歐本海默手中！」
波爾：「這就是你對我的期望嗎？不是告訴你美國人正在做什麼，而是讓他們停下來？」
海森堡：「我只是要你告訴他們，我們可以一起停下來！」
劇作家以剝洋蔥的方式，讓劇中三人相互詰問辯難，當你就要被其中一方說服之際，馬上又有反駁將你拉回，在兩陣營之間徘徊游盪，不時又有彷旁觀者對白在耳邊喃喃自語，游魂飄蕩如同原子內皆由一定數目電子在某些特定軌跡以極高速度圍繞極微小而靜止的原子核運行，不同軌域間的遮蔽效應可能形成相互凝聚或是斥力。劇中用了滑雪做為比喻，海森堡速度快到眾人無法察覺；波爾則是穩重緩步的指引方向，也許我們都無法確定海森堡要求會面初衷為何，當他告訴波爾與瑪格麗特：你們就這樣讓我孤伶伶被後世誤解；面對這麼一個聰明、敏銳又天真的孩子，波爾與瑪格麗特的擔心是，你是在幫助邪惡軸心國做事，你怎麼可能是對的？真正卑躬屈膝的不是德國，是我們周邊的小國，只懇求一點生存喘息的空間，我們錯在哪裡？
殘酷的兩難，造成觀眾情感上的巨大衝擊，展現複雜人性。戲劇本質上已經註定這是一齣偉大戲劇作品，作者巧妙的結合哲學與物理，迸發出層次感的詩意韻律節奏波動，儘管仰賴零星破碎毫不可靠記憶。因果律是一種信念，量子力學只是把因果律模糊到某種程度，科學家只能以或然率來描述粒子的可能運動發展，以致形成測不準式的解決問題方法，但不意味對決定論基礎放棄。海森堡說：「在描述實驗時，並不是大自然作選擇，而是觀察者作選擇，因為是在觀察的時刻，選擇才變成物理事實」。所以人類總有天會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擁有足以摧毀整個地球的力量，但你可以選擇停止摧毀。全劇最悲傷的一句話可能是：當你站在宇宙中心時，環顧四周，唯一的盲點或許就是自身。一如海森堡本身呼應、實踐了自己創建的「不確定／測不準原理」：作為觀察者，不可能同時準確地測定一個微觀粒子的位置和動量，其中一個量愈確定，另一個量的不確定程度就愈大。面對人世的無奈，縱然千夫所指，還是選擇對的路。
Heisenberg’s own testimony does not appear in a vacuum.
1933年11月，新納粹政府首次針對海森堡開始人身攻擊，原因是他拒絕在一篇向A.希特勒獻媚的致詞中簽名；納粹政權要求德國獲得諾貝爾獎者在1934年8月19日表示“民意”的宣言上簽名，海森堡、普朗克和勞厄都拒絕。
1942年6月建立核反應爐的關鍵會議上，海森堡弱化研製核彈的可能，只向納粹生產部長申請剛好維持研究運作的幾百萬馬克。海森堡為自己辯白：在獨裁制度下，積極反抗只能以假裝和體制合作的人來實行。
The implication is obvious: if no one has found an effective way to refuse, then those who went ahead have nothing to explain or apologize for.
魏柴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曾經激動地說：歷史將見證，是美國人和英國人造出了炸彈，同時德國人—在希特勒政權下的德國人—只發展鈾引擎動力的和平研究。
海森堡的潛臺詞是，德國科學家和同盟國科學家在理論和技術上的優勢是相同，但德國缺乏相應的資源，因此德國人放棄這一計畫。他聲稱一直到1942年以前，雙方的進展還「基本相同」，只不過由於外部因素的影響，德國認為在戰爭期間沒有條件（而不是沒有理論能力，原子裂變現象是德國人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在1938年發現的）造出原子彈。
海森堡聲稱，德國的科學家一開始就意識到原子彈所引發的道德問題，這種如此大殺傷力的武器使他們意識到對人類所應負之責任，但是對國家（不是納粹）的義務又使得他們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他們心懷矛盾、消極怠工，並有意無意地誇大製造的難度，讓高層相信原子彈並沒有實際意義，加上外部環境的惡化使得實際製造成為不可能，這讓德國科學家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不必像悲劇中的安蒂岡妮Antigone，親自來做出這個道德上兩難的決定。
貝特Hans Bethe（1967年諾貝爾物理獎）相信兩人並沒有真的相互了解。他說：「波爾的信並未能澄清有關這次會面的任何事情，一個人談的是一種假設，另一個談的是完全另一套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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