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當年出版《講理》一書，不只教人作文，最重要的動機是教養。（王鼎鈞提供／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中廣李荊蓀事件為鼎公帶來長達八年的影響，根據他的回憶，李荊蓀被捕後一兩個禮拜，就有人找上門來要請他吃飯。說是調查局的局長沈之岳要跟他見面，並且準備吸收他。原來審訊李荊蓀的過程中，特務問他覺得誰是人才？李的回答是：「國民黨只會用奴才，不會用人才。」
審問者又問：「那誰是人才呢？」
李答：「人才都被你們壓在陰山背後（打入地府）。」
審問者套李的話，那你說說看那個誰誰誰怎麼樣？那個「誰誰誰」裡面出現的其中一個名字，就是鼎公。因為李荊蓀對鼎公不遺餘力地說好話，誇讚他的文筆，誇讚他耿直，就這樣沈之岳反而認定「王鼎鈞」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準備要吸收他。
從那之後，每一到兩個月就會有四個人來見面，約飯局，包括鼎公原本在中廣的同事，五個人看起來是閒談的聚餐，其實是套話，要鼎公說說對這個社會的觀察所得，提供看法（情報）。如果你是鼎公能承受得了嗎？ 首先，如果不願意出賣別人，又沒有東西拿得出來，那自己可能會遭殃。其次，如果沒有可說的，就只好編造，那不就冤枉了無辜的人。一旦拿出資料交換，就成了自己最痛恨的特務。所以一等到1977年瘂弦回國，他已經對在台生活徹底絕望。幸而當時出現了一線生機，美國紐約西東大學有一個職務想聘他，讓他設計一套專為移居美國的華人所作的中文教材，當然也包括了對華文有興趣的西方人。居中運籌帷幄把鼎公介紹給學校的，正是當時有名的畫家、小說家王藍，就是《藍與黑》的作者。
1976年一月，鼎公從中廣退休。第二年美國西東大學遠東研究院寄來了聘書，請王藍先生代收。可是文協的宋總幹事把這封聘書扣住了，半年以後，遠東研究院楊覺勇院長打電話催促回覆，原信才出土。
這個宋總幹事，本名叫宋學謙，筆名宋膺。宋膺在文藝協會的創作表現主要是拍照，拍的是類似郎靜山風格的照片。他正是我成功高中的三民主義老師。我在高中三年級的時候特別崇拜他，他上課都是段子跟笑話， 全班同學在他的一堂課上大概要笑個五十次。當年強調反共 ，他在意識形態上是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順便連達爾文的進化論一起反了。我還記得他跟全班同學說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但是你們誰見過圓山動物園的哪隻猴子變成人了呢？全班一陣哄堂大笑。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演化論是一門嚴肅的科學課題，演化的時間尺度動輒以十百萬年計，並不是一個笑話就能帶過的。而我也是看了《文學江湖》才發現宋老師就是阻撓鼎公赴美的關鍵人物。
我寫過一本書《見字如來》，這本書是我在《讀者文摘》的專欄集結。當年答應寫這個專欄是因為想致敬梁實秋當年在讀者文摘的「字辭辨正」專欄。另一本《文章自在》則是步武鼎公的作品《講理》。
《講理》是1964年出版的書，有一說法鼎公是為了出版《講理》 而到育達商職、汐止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各一年，在這兩年中累積出教學第一線體會到學生們的感情、生活、思想、知見，乃至孩子們所表達的情感和心事。鼎公的企圖，是讓青少年用理性的修養面對猙獰的世界，成為堅強而果敢、具有獨造人格的人。
所以他不只是教人作文、寫文章或從事藝術創作，他最重要的一個動機就是教養。是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能夠明白理性是什麼而且實踐理性。這種精神，時則從民元締造以來，就曾經普遍地存在於新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階層裡。「五四」紀念討論了快一百二十年，卻鮮少被後世之人視為不止一代的知識青年寄託文化教養的原鄉。看似「內除國賊，打倒英日」，表面是對積弱國家恨鐵不成鋼的憤慨，骨子裡涵養著的卻是對每一代年輕人能夠具備獨立知見的期許和鼓舞。
《講理》是鼎公代表性的作品。我說我也來講理，其實我自己沒什麼大道理可講，而且大部分時候我容易生氣，一生氣就想罵人，罵人就不能講理了。可是鼎公謙謙君子，洵洵儒者。在他而言，凡事謹小慎微，在謹小慎微之中有非常堅定的不與人為惡的心性，是可以稱之為節操的德行。他的人生證明了一件事情，所謂的文心，文章之心。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寫文章要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撿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堪稱無奈而可惜的卻是：如此盡節操、盡心力、盡情懷的百歲老人，卻總是被辜負，辜負他最深、最切的，卻經常是他的國家。
（本文與三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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