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傳燈人》這本書是為了向前輩和文化奉獻者致敬的。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許多教育家、文化人、傳法者，在那流離顛沛的年代，依然堅守著信念，把文明的燈火，在台灣傳承下去，那是何等讓人感佩的精神。書中也向從日據時代以降，即堅守反抗精神，而後在戒嚴時代受苦難、坐牢的政治犯，如林書揚、黃順興、陳映真、吳耀忠等，致上紀念與致意。
為什麼會特別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寫起呢？因為，在台灣的政治對立的氛圍下，一九四九年來台的一百多萬人，總是被抹黑為「來台灣吃台灣米而生存下來的流亡者」，彷彿是台灣供養著這一群人。特別是在政治的操作下，省籍衝突、族群矛盾成為難以克服的鴻溝。
然而，如果真心回顧我們的教育成長過程，多少師友作家，曾讓我們學習文學的養分，多少藝術家曾滋養我們的美感心靈，多少思想家曾給我們帶來文明深思。那麼重要的文化傳承，而我們卻不曾感念，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因為，感念感恩，我們才能真正豐富自己的心靈。
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一九四九年來台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是非常重要的。根據統計，一九四九大遷徙來台的人數約有一百三十幾萬人，其中有六十五萬左右是軍人，另外七十幾萬人是一般百姓，而其中有三十幾萬人是知識分子。因當時政府為避免共黨滲透，對來台者資格予以特別限制，唯有高等學歷、教授、中學校長、黨政軍特殊級別的官員等，才能得到入台許可。
問題是他們來台之後，台灣只有一間台灣大學是高等學府，（中興大學當時是農學院，成功大學是工學院），也就是台灣事實上只有一所大學，根本不足以容納這麼多的高等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那怎麼辦呢？知識分子為了生存，只好高成低就，到各地的師範學校、高中、初中去尋找教職，先立下腳根生存。彷彿一個時代的文化人，像唐君毅先生所說的「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散落到民間自謀生路。
可恰恰是這樣的文化人，確實給台灣帶來難以估計的深遠影響。這些知識分子自帶文化底蘊，去民間教學，讓中華文化的根脈深植民間，造福了台灣的年輕學子。書法家杜忠誥老師即是例證。他就讀台中師範學院的時候，是一個佃農家庭出身的貧困孩子，在美術課的畫作上，他簽上名字，卻被美術老師說：你的名字怎麼簽這麼難看，以後怎麼當藝術家？以前有沒有拿過毛筆？他回說，未曾拿過。自此，他開始跟呂佛庭老師學起書法，一輩子不曾間斷，最終成為書法大家。
呂佛庭是誰？他是被張大千視為繼他之後，最重要的國畫大家。他一生在台中師範學院教書終老，自視為尚未出家的「半僧」，除了畫畫，他毫無其他享受。所賺來的薪水，往往去接濟那些貧苦而想上進的學生，無論是出國留學，或到台北讀書，舉凡學生有求，他傾力相助。任人皆知，過去窮人家的孩子把師範學校當成第一志願，就是看在不僅免學雜費，還有少量零用金可以生活，畢業後還馬上有工作。呂佛庭生活簡單如僧人，卻傾其所有，一生作育英才無數。
此外，美術界的抽象畫大師李仲生，也是一個傳奇。他在一九三○年代留學日本，學習最前衛的抽象畫，抗戰開始回國後，曾在杭州教書，並與林風眠、趙無極等畫家一起在重慶開過畫展。但遷徙到台灣後，因眼見白色恐怖的政治危險，而抽象畫則是被批判的左派藝術，因此他決定離開台北，到彰化女中教書。台北想學抽象畫的學子，風聞他的盛名與理念，會特地搭列車南下，和他相約授課。他的學生輩之中，最著名的即是東方畫會的「八大響馬」，後來，都成了知名畫家，享譽國際。而他們的老師李仲生，卻一生在彰化女中教書，用學生作業本當畫作的草稿，一生樸素。
即使是我就讀的台中一中，也是臥虎藏龍。除了我書中寫下的齊治平老師，還有小說家楊念慈、詩人楚卿、新儒家蔡仁厚等老師，齊邦媛也在台中一中教過書。
當然不只是文學作家，還有哲學、國學上的大師，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等，還有為台灣慈善、文化貢獻無數的宗教大師，如星雲大師、聖嚴法師等，在各領域為台灣帶來思想與實踐的創新。這都是一九四九渡海傳燈人帶來的光。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何其有幸，得以跟最好的老師學習，而當年，卻視為理所當然，彷彿學校就該如此。是直到多年後上了大學，才感覺高中的教育素質如此不凡。而他們都是渡海來傳文化燈火的人。重新回想整個一九四九大歷史的巨變，我才懂得感念感恩，而我們是何其幸運的一代人。
我開始想像一九四九年，一個大動盪的時代，在內戰烽火的大震盪之中，無數文化精英流落飄零，來到台灣。他們身心愴惶，一無所有，無可依歸，因此，即使只是找到一個小學、中學教席，站在教育講台上，望著台灣少年面容，望著中學生那幼稚純真的臉龐，他開始翻開書本，要重新教育下一代。彷彿文化的傳承，有了依托，流離的心，可以安定。一切都可以在孩子的臉上，找到希望。那樣的一種文化落地生根，生命重頭開始的歲月，是何其獨特的一刻啊！
書中，我也寫了黃順興、林書揚、陳映真、吳耀忠、黃永松等文化人。特別是林書揚影響我至深。他是台灣關了最久的政治犯，三十四年又七個月，一輩子在監獄裡。可是他無怨無悔，為自己的信念而做了一輩子的牢。
我曾經問他，三十幾年在苦牢中，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看到一點有限的書，做最艱苦的勞動，你如何度過這樣的歲月啊？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進入監獄，出來時已經五十五歲，那是什麼樣的人生？
可他微笑著說：在監獄裡，我不斷閱讀學習，我常常問自己，生命應該是一種怎麼樣的活法，才算是真正的活過？每一天他都希望沒有白活。
那樣深刻的話，深深影響了我。在我最艱難徬徨的時刻，往往反問自己：生命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活法，才算是真正活過？這樣的自問，時時激勵著內心。
陳映真先生則是我寫作上的老師。在我徬惶的青春期，他的書帶給我許多溫暖與啟示，開始思索寫作與人生。而我何其有幸，都能親見並受教於這樣的生命典範。而書中最後寫的黃永松，則是一九七○年代，當台灣陷在失去聯合國席位的無助恐懼之時，他和朋友創辦了漢聲，向世界介紹台灣，在民間的藝術與信仰中，找回自信自尊，找回自我認同的根脈。
當然，一九四九渡海傳燈的人，不是只有書中所寫。但此書是為了向我們曾受過恩澤的前輩，致上深深的敬意，讓我們再度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即戰亂流離，世道艱辛，也仍有傳下文化燈火的人。看著這樣的生命典範，我們總會生出繼續奮鬥的勇氣。
讀著文化傳承的燈火，可以讓我們體會生命並不孤單，我們都是燈火傳承的血脈中的一炷香，在大歷史中，我們仍是有意義的存在。懷著深深的敬意，我們自會生出無盡的勇氣。
（本文刊於2024/06/27人間福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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