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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賞析】《第二屆星雲文學獎‧優秀獎》組別：公開組散文 傷‧城 
 
  2009/1/12 | 作者：謝增英/文 楊仁明/圖
 
  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沒有想到這污跡竟然是血跡。我看著地上變了色的血跡，彷彿在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曾經有許多無辜的人在這裡受過的傷害。
 
我不曾有過這麼的感覺，當一踏入這個地方的時候，就急著想逃離。

我望了望周圍，四周種有翠綠的樹木。這裡陽光普照，樹木青翠，偶爾傳來鳥鳴聲，一切顯得平靜而安詳。那幾塊有些褪色的草皮，曾經是孩子們的嬉戲的天地。四棟有些破舊的建築，曾經傳出學生們琅琅的讀書聲，老師曾在這裡孜孜不倦地教導國家未來的棟樑。

涼風徐徐地吹來，這裡看起來是那麼地祥和，有誰想到它給這片土地的人民帶來難以忘卻的傷痛。我踏入第一間教室（我想應該還可以稱它為教室），教室裡沒有桌椅，沒有黑板，只有一張生鏽的鐵床、拷問工具和那銹跡斑駁的連環腳鐐依然擱在床上。「你仔細看地上。」我的身後傳來嘟嘟車司機的聲音，我沒有想到那個帶我們來的嘟嘟車司機跟著我們進入這座博物館，他指著他上深褐色的污跡說：「這便是以前被虐待者流的血。」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沒有想到這污跡竟然是血跡。我看著地上變了色的血跡，彷彿在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曾經有許多無辜的人在這裡受過的傷害。

我站在教室門外，聽他用不急不緩的語氣訴說，「在紅色高棉統治的時候，我們這裡共有兩百萬人被殺，差不多是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這裡是當時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單單在這裡就囚禁了約十七萬名知識分子、小孩和婦人，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計其數。當時我只有十五歲，家裡的人一天一天地減少，家人被捉進來後，就沒有回來過。村子裡的人說，行刑者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把無辜的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將頭顱鏟斷。要殺小孩，那更容易了，他們就直接倒提孩子的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一九七九年時，越南的軍隊攻入金邊，這座集中營只剩下十四具屍體和七名倖存者。」他用平淡的語氣來訴說慘痛的遭遇，他那神色自若的神情就像是細說別人的故事，我無法從他平淡的語氣捕捉那悲傷的情緒。

「那時候我也被抓了進來，被捉進來的時候，我不敢想像是否有機會逃出去，直到一天，我和另一個囚犯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逃走，只記得我拚命往前跑，拚命往前跑，聽到身後傳來陣陣的槍聲，我根本不敢回頭望。那時候能夠活下來是幸福又折磨的事。」我望著瘦弱的他，企圖拼出當年的畫面，我似乎明白了什麼叫九死一生。

看著一間又一間被隔成不同等級的囚室，我感到不寒而慄。這裡最窄的囚室只有區區的幾十公分寬，一個人被關在這裡，只能日夜站著等待死亡。在狹窄的空間裡，蹲著也沒有空間，（我想，在這裡囚犯連呼吸的空間都沒有）。每間囚室的牆壁上還保留著當年寫上去的數字，這些數字雖然代表不同的生命，但是他們的生命卻以相近的方式在這裡終結。

從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窗外一棟一棟的教室，還有一個操場，當年這所學校應該是設備相當不錯的中學，只可惜美好的一切被權力狂妄者給毀了。當疑心成了魔鬼侵蝕了一個人的思想，他就成了死神的代言人，主宰著許多人的生存權力。在這裡生命毫無意義，明天沒有希望：在這裡生命就像螞蟻，總不經意被人捻死。

「波爾布特在執政的短短三年八個月零二十一天裡，進行了九次大清洗，最初是要鏟除舊政府的官員和軍人，接著屠刀指向與自己政見相異戰友，後來是知識分子、商人、僧侶，當殺人成癮時，最後連手無寸鐵的老人、婦人和小孩也不放過。」嘟嘟車司機的話總就像幽魂般在我的耳邊迴盪。

我來到一間教室，裡頭陳列的是一排排人物臉部特寫照片，從白髮斑斑的老太太到還來不及看清這世界的嬰孩。這些照片多拍攝於即將行刑前（當攝影師拍攝這些照片的時候，他會有怎麼樣的心情？他可是為他們留下最後的紀念。）走在這陳列的照片旁，總是感到有一雙一雙眼睛在注視著我，彷彿在追問前來參觀博物館的我，為什麼他們的生命就如此結束了。望著那些照片，我不能忘記的是那些帶有恐懼而憤怒的眼神。那些眼神是那麼地無助，那麼地無奈。另一間教室展示的則是有人拍攝到的受害者靈異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些「幽靈」用迷惑、傷感、茫然地望向前方，是不甘心？還是憤憤不平？是不明白人生就這樣不清不楚地結束？還是遺憾人生沒有機會選擇？

最後，我來到一間有個極大的金剛鈴的教室。據說，這金剛鈴作用是要鎮壓這裡的冤魂，但是這金剛鈴是否鎮壓得了這裡的冤屈呢？

走出了博物館，嘟嘟車司機問我是否還有興趣到殺人場參觀，我搖了搖頭，我無法得知自己看到殺人場，心裡是否能夠承受另一個衝擊。如果不是博物館保留一九七九年新政權進入這座監獄的原來面貌；如果不是有刑具為證，還有那一張一張粗糙且真實的相片和大玻璃櫃裡陳列著堆積起來的受害者骷髏和衣物。我會幻覺地以為聽到嘟嘟車司機所描述的一切，只不過是一部電影的情節。

走進這座城市，目睹她曾經受過的傷痕，生命在這裡顯得特別的可貴。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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