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相當好看，嘗試由加害者家屬、被害者家屬、公益辯護律師、社會旁觀者等多重角度，來呈現一個社會重大案件的面貌。這個重大案件的原型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就是2014年發生的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
無差別殺人事件之所以恐怖，是因為常找不到兇手殺人的確切動機，他們尋找犯案的對象是隨機的，被害只能歸於運氣。所以當這類新聞爆發時，閱聽人多少會陷入恐懼中，被害與否跟自己的行為是好是壞、是不是小心謹慎沒有太大的關係，只能請老天爺保佑不要遇上這類兇手。
也因此，當社會出現無差別的殺人兇手，如現實中的鄭捷，或劇中的李曉明，人們除了感覺恐懼與仇視外，也會有一種深沉的困惑―――為什麼，兇手要殺掉無冤無仇的陌生人？
我們能夠找到他們之所以殺人的理由嗎？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導致兇手走上不歸路的重要因子，是否就可以預防下一個鄭捷或是李曉明的產生？
那個理由，也許人類永遠也無法理解
劇中的李曉明就如現實中的鄭捷，是市井小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有兄弟姊妹，爸媽忙於工作。其實無法陪伴小孩成長的父母何其多？對孩子身心變化缺乏敏感度的父母何其多？千千萬萬的孩子都這樣長大成人，也許因為父母的忽視與缺席而懷著些許怨懟，但並沒有成為無差別殺人的凶手。
劇中並沒有多加描繪李曉明成長過程中有什麼異於常人的徵候，只說他想要「幹一番大事業」。其實鄭捷也是這樣的，他從小功課維持在中等水平，大學考得並不差，人緣也沒有壞到成為獨行俠。他在犯案的時候，同學還想找他一起去玩，但沒想到，這個偶爾會說出驚人之語的鄭捷，真的在捷運站理執行夢想中的大計畫。
鄭捷異於常人的部分是，常在腦內幻想大規模殺人的情節。也許，這類想像對於電玩世代的小孩來說並非太陌生，但他在上大學後還在幻想要殺人，以此為志向，代表他無法區分現實與想像的差別，同時對於「殺人」會造成他人的痛苦，沒有絲毫同理心。
20年前，日本曾發生一件震驚世界的地下鐵毒氣殺人事件，犯案的是奧姆真理教。作家村上春樹首先採訪了事件的被害者，他們幾乎都是無辜的上班族，與奧姆真理教無冤無仇，但卻因為在那個時空點搭上地鐵，導致人生的重大變故（或死或傷）。然後村上春樹又採訪了加害者奧姆真理教內的成員，他想要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機制，會讓一群看似善良、追求靈性解脫的人聽從教主的瘋狂命令（施放毒氣者有好幾位信徒），對無冤無仇的陌生人痛下毒手。
從這些無差別殺人的凶手案例中，是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點，許多兇手都想要「幹一番大事業，證明自己（鄭捷），懲罰世界上的惡人，或者拯救世界（奧姆）」。
顯然，在社會大眾的心中，這些兇手是「惡」的一方，但在兇手的心中，世界是顛倒過來的，他們是先知或少數清醒的人，因此要用極端暴力的方式，剷除愚昧邪惡的多數人，創造理想新世界，「殺無赦」是必要之惡。
這類心態其實在歷史中出現無數次。例如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納粹黨，難道不是覺得自己在替天行道嗎？間接及直接殺了一億人民的中國共產黨，當他們在中國大陸推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無人性運動時，都堅信自己站在推動國家前進的正確一方！
有兇手表示，在他們行凶之時，覺得自己被某種力量充滿，直到行兇之後，會有種「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的感覺。當然，並非所有的殺人兇手都是如此，只是由這類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推測，這世界有一股破壞與毀滅的力量，隱身在萬物當中，而兇手是這股力量的執行者，也許是成長背景、所處的社會制度催化了這些人擔任殺手的動力，但要說社會制度、教育偏差是主因，恐怕不能解釋很多無差別殺人兇手的行兇動機。
預防，真能做得到？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一位廢死的代表，就是公益辯護律師王赦。王赦總是站在罪犯的立場替他們辯護，為李曉明遭到槍決而痛哭流涕，連他女兒一度被精神病患挾持，也能站在患者那一方去做法律協助。許多觀眾難以理解他的「聖人」舉動，好在編劇適時讓他的成長背景逐漸露出：原來他年少時也曾離罪惡只有一步之遙，因為自小家庭就破碎，他深知這類家庭失能的孩子要不長歪，得耗費外人難以想像的力氣。
王赦雖然常流露對罪犯及其家屬的同理心，但對於自己的妻子、岳家，卻異常缺乏同理心。他不能理解妻子擔心女兒被精神病患挾持的擔憂，不能體貼妻子挺著大肚子照顧家庭的辛苦，也不感謝岳家對他們一家的經濟支援（可能在他心裡，有著對社會上層階級的憤恨），因為他覺得自己做的是有理想且正確的事，所以妻子應該要能理解與包容………
到這裡，有發現某種似曾相識的心態了嗎？是的，王赦其實跟某些無差別殺人兇手的心態是一樣的，他們都覺得「在做正確的事」、「身邊人應該無條件地配合自己」，只是兇手又更極端，他們覺得別人應該要付出生命來配合，在那偉大的願景之前，犧牲任何人事物都是應該的。
王赦的心理在很多環保人士、動保人士等社會運動團體中很常見，有些動保人士很愛護動物，卻對人類無法有一樣的慈悲心；有些環保人士覺得環境保護最重要，卻忽略了開發案不只能讓財團致富，也養活了很多貧困的當地人。
就像目前台灣陷入了顧主權與拚經濟的爭議中，雙方都極度妖魔化對方，認為全台灣都該團結在自己這一方的理念中。問題是，社會本來就是分歧的，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成長背景、社經地位、價值取向、生存所需，怎麼能要求別人要跟自己一致？如果我們總是這樣定義世界裡的黑與白，無法同理與自己想法不同的族群，那麼衝突與暴力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沒有一方的需求該被壓抑，想透過理念宣揚預防任何暴力發生，更不可能實現。
所以王赦對罪犯的愛，並不比他太太對家庭的愛更高尚，更值得大家無條件的支持。如果他明白這一點，對罪犯的救援行動，才能來到不會產生新衝突與新暴力的高度―――罪犯有其可悲可憫的犯罪緣由，但受害者與其家屬受創需要平衡的心情，難道不需要被看到？尤其對一個罪犯來說，協助他們面對自己的罪惡，遠比幫他們卸除責任（都是因為社會制度或教育偏差），更能帶來力量。
死刑的存與廢需要更細緻的自我關照
台灣一直存在廢死與否的爭議，而且詭異的是，民意一面倒的反對廢死，政府高層卻默默進行著廢死行動，而且從不向民眾說明自己的理念，只是不斷拖延執行死刑。政府以為這樣是兩全其美的辦法，但人民並非傻瓜，在全民並未同意廢死前技術性廢死，只會導致人民對司法信心的崩潰，因此私刑愈來愈受到鄉民追捧，新的暴力型態已經浮上檯面。
廢死要達成的效果，應該是促使大眾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看這些社會案件，當社會多數人覺得死刑不再有必要，既無法帶來救贖、也無法遏阻犯罪率時，廢死是水到渠成的結果，自然不會引發新一輪的暴力。
但請別誤解，廢死也絕非改善社會犯罪率的萬靈丹。在已經廢死的挪威，社會制度與教育體制更人性化，卻依然發生傷亡慘重的無差別殺人事件。而且，有沒有執行死刑，不能看做是一個社會文明與否的象徵，不過就是那一個國家人民的集體選擇罷了。
所以，與其跟別人爭論台灣是否要廢死，不如回到內心―――我們是如何看待這些罪犯的？
我們是否能夠平視他們，讓憎恨、恐懼或是憐憫的感覺由心中流過？與他們相對的時候，自己是否可稱為真正的清白？我們的心中從未浮現過邪惡的意念嗎？從未想要去傷害過別人嗎？在良知退守的時刻，是什麼阻止了我們？
抑或者，我們真心覺得，他們不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當我們總是說，一切都是社會制度的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錯時，這些人是更強壯還是更衰弱了呢？當我們把責任與錯誤外推，感覺自己好像站穩在「對」的、「清白」的一方，是否也隱含了一種優越感――我們的思想是更文明的，所以不追求以暴制暴？而且，既然責任都在他方，那麼我們是否也將隨波逐流，無力改變任何事？
家族動力系統的海寧格大師曾說過，罪惡當中也有力量，這點我心有戚戚焉。罪犯不需要別人的憐憫、替他們卸責，只需要社會的平等對待、留給他們一個位置，讓他們去接受社會公定的懲罰，這個懲罰其實就是平衡之道，讓加害者、被害者有機會重新找到內在的平靜。
台劇新方向
在看「我們與惡的距離」前，有點擔心這會不會是一部廢死的宣傳片，還好並沒有流於這種片面的走向。當然隱隱約約，可以覺得編劇似乎比較傾向廢死，但算是很專業地收斂了透過戲劇來說教的意圖。
這就是戲劇的魅力，只要讓故事本身說話就好，讓不同立場的人有機會呈現他們那一片拼圖，一片片拼湊起來，案件的整體自然就得以展現在觀眾面前，當人看一件事情的角度更多元，寬容與理解才比較可能發生。
台灣是華人世界中唯一可毫無顧忌、自由創作的地方，應該要善用這種優勢，拍些既有劇情張力、又能碰觸到人心的公共議題戲劇，在韓劇與陸劇的夾殺下，走出一條台劇的蹊徑，相信這類直指人心的戲劇，是能夠跨越國界引發共鳴的！
治療的效果是怎麼發生的呢？是人們終於允許痛苦的事件落幕。當雙方終於停止相互排斥，再也沒有壞人與好人，沒有加害者、沒有受害者，大家都平等，因此有了共同的未來。
～海寧格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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