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溝
最近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了,得獎的是中國的作家莫言,而與莫言競爭的最被看好的作家,是我最喜歡的村上春樹,莫言居然打敗了村上,這讓我興起了讀他小說的念頭。
於是趁帶著兒子去政大遛遛的時候,去了校園裡的書店。這書店沒跟上潮流的把莫言的書集合在一區,而是分散在所屬出版社的架上。是不大好找,主要是架上莫言較著名的小說也沒剩下幾本了,我本來想買的【蛙】就沒有。最後買到的是【天堂蒜台之歌】,莫言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作品,這本書國內的作家也是推薦的。
一回到家,兒子急著放從圖書館借來的卡通,耳根子終能清靜一下的我則急著翻開這本蒜台之歌。莫言這作家我過去只是聽過他的大名而已,一本他的書都沒看過。連紅高粱那部電影我都沒看――他的名號於我只是一個虛空的存在,裡面一點血肉也沒有,說真的,一點兒也不認識他。
他為什麼能打敗村上春樹呢?
結果看完蒜台之歌的第一章,我就覺得「這實在不是我的菜」。這並不是說他的小說不好看,其實他的敘述能力極好,只是,他所訴說的世界離我太遙遠,甚至連那文字本身都是,粗曠的、濃烈的,好像是新從土裡掘上來的,在空氣裡逐漸釋放辛辣氣息的大蒜。
其實也並不是不能接受以中國鄉土為背景的故事,如曹文軒、如蘇童,我也很喜歡看他們的小說,他們雖然在描寫著一個粗人鄉里的故事,筆端卻仍保留著一點文人氣質的美感,這是我所熟悉的感覺,因此連故事發生的舞台也充滿了異地的特殊情調。
而莫言實在鄉土得太徹底,即使已經是一位高級知識份子,他骨子裡還是一個農村裡的孩子。因此他的文字、筆下的人物完全脫出了我這個城市鄉巴佬的視界與經驗,形成了「代溝」。
一個40歲、成長於南方島嶼的都會女子,以命運交給我的有限經歷,真的不大能共鳴一個千里之外、黃土地裡,一個個像是泥土摶出的人物,在共產黨關起門來於自家後院弄出的那些荒唐事。也許是我駑鈍,總之,這個蒜台之歌的故事於我就像一陣來自遠方的風,它掠過我,又呼呼的往遠方飛走了。
雖說如此,我還是很想看莫言的【蛙】,那是一個講中國計畫生育的故事(我對中國的計畫生育一直很有興趣),而且是他近期的作品,也許,我可以透過那個故事,更接近莫言一點。
一個兒子對父親的愛
相對的,村上春樹的小說於我就像是血液裡與呼吸間的東西。最近又重讀了他的「挪威的森林」,發現20年前讀這本書時,那種欣喜中夾帶了一點心臟刺痛的感覺,竟然並沒有褪去。
他說出了很多我心中模模糊糊的、無法用正確的語言文字表達的感受,那些細微的,隱藏在記憶深處或是神經末梢,屬於青春,屬於初初享受了生命、卻不免意識到生命之脆弱與易逝,就是這敏感的心,讓我的青春歲月總是有點巍巍顫顫,不知所以。
20年前,從閱讀了「挪威的森林」後,我成為他的書迷,然後讀了他好多本書。在他的幾部長篇作品中,死亡、暴力與毀滅性的力量,總像是另一個隱身的主角,或者該說是他書中的主旋律。他的男主角形象都很類似,孤獨、擁有自己完整而堅強的內在世界,似乎是他本人的延伸,他們都攜帶了「生的力量」,在枯井或是森林的深處等待與死亡的力量對決。而女主角們都是「挪威的森林」裡直子的分身,被前述的暴力與毀滅性的力量束縛著,等待男主角的救援。而「挪威的森林」裡討人喜歡的綠(據說是村上妻子的化身),卻再也沒有擔當大任的機會了,我只在「發條鳥年代記」中的笠原May身上,看到了些許「綠」的影子。
我一直納悶著,究竟村上一直想要戰鬥的對象是什麼?他小說裡重複播放著死亡的主題曲,以及屢以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日之戰為故事的另一個意識深層的背景(在「發條鳥年代記」與「海邊的卡夫卡」中都有這樣的安排),這動力的來源又是什麼?而且他的書中常提到中國、中國人,但在他筆下中國是一片黑暗無明的大陸,中國人則像是沒有臉孔的異世界存在。他為什麼會這樣看中國?又為什麼對中國這樣念念不忘呢?
村上春樹喜歡旅遊,他甚至曾經在歐洲、美洲等地長住。不過他旅遊的目的地並不包括亞洲的其他國家,亞洲這麼多國家中,他只有去過中國、蒙古,而且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去看日俄曾經大戰的諾門罕戰場(關於這場大戰寫在了「發條鳥年代記」中)。相對於他在歐美洲旅遊的輕鬆與愜意,他在中、蒙的旅遊顯得既短又急促,在看他的「邊境․近境」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時間壓力的關係,我感覺他似乎下意識的迴避了目光,將注意力的範圍盡量縮小,只集中在想看的地方。
是不是面對中國大陸――這葬送了無數日本人與中國人的黑暗大陸,他無法像坐在羅馬的廣場那樣,讓心識空間無限擴大,悠閒放鬆的欣賞周圍來來去去的人呢?
當我知道村上的父親原來是一名曾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兵時,忽然,疑惑的烏雲就「刷」地一聲散開了。村上的父親,是一位教師及兼任的僧侶,年輕的時候被徵召入伍,在中國不知經歷了什麼事,後來年幼的村上看到父親總是會在早餐前於家中的佛堂虔誠祈禱,數十年如一日。
有一天他問父親為何要這樣做,父親說:「我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祈禱,無論是戰友還是敵人。」
村上這樣形容:「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村上春樹耶路撒冷演講稿全文)
在「發條鳥年代記」中,村上創造了兩個人物,都是無法有個人選擇、被國家意志推入戰爭的日本人,一個是在偽滿洲國動物園任職的獸醫,另一個是被丟入蒙古的井中從此失去了生之光彩的間宮中尉。我感覺這兩人身上也許都有著村上父親的影子,而村上也的確透過這兩個角色,把「加害者」那一方(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的處境作了深刻的描寫。
他寫獸醫觀看日本軍人用刺刀刺殺中國人的畫面:「獸醫無感動地望著,他被自己正開始分裂的錯覺所襲,自己是刺對方的人,同時也是被刺的人。他可以同時感覺到那手槍刺出的手感,和被切割內臟的疼痛。」
在村上的作品裡,男主角都是獨生子,且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總是很疏離,這似乎就是他現實生活的寫照,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不大與父母親聯絡。不過,他卻以他的作品在愛著、追隨著父親,把父親所體驗到的――人類被一種巨大且壓倒性的力量推動著,不由自主的做著原本並不想做的事,例如殺人與被殺,在那樣的場域中,加害者與被害者其實毫無分別的都喪失了各自最珍貴的東西――轉譯到他的小說中,成為他文學世界中屢屢出現的主題,而他戰鬥的對象,原來就是他父親曾面對的敵人:那巨大且壓倒性的毀滅力量,以及作為那力量的代言人(例如日本的軍國主義)。
因此村上無法像在歐美地區一樣,開放、無保留的看著中國,我覺得,這不僅僅是喜好的問題,而是,他無意識的採取了與父親同樣的眼光。對曾經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兵來說,中國一定不會是個美好的記憶,她就像個巨大的泥淖一樣,將日本「建立東亞共榮圈」的夢想緩慢吞噬,讓參與其中的士兵看到內在的瘋狂與獸性,發現自己不再是自己。「不管殺了多少中國人,中國還是中國人的」,村上透過一個中尉的口,把陷入泥淖當中無法自拔的日本挫敗清楚說明了,而且國家與個人的末路似乎就在眼前………,作為曾經參與、目睹了這一切的日本兵的後代,他怎麼可能忘了中國、又怎麼可能以輕鬆的眼光看向中國呢?
永不放棄,作為一個「人」
微小的個人在時代的巨流中是否能夠有所選擇?答案是no,但也有可能是yes。上個禮拜看「文茜的世界週報」,看到了一則很感人的故事:
日本侵華戰爭時,有一個從日本徵調來中國擔任軍醫的山崎宏醫師,當他發現自己被迫參與的是一場侵略戰爭,不願意擔任劊子手幫兇的他,於是逃兵了。
他沿著火車的軌道逃走,不會講中文,又必須躲避日本兵的查緝,他混入中國的難民堆中,靠著老百姓分享食物而活了下來。後來,他逃到了山東,找了個工作躲藏,直到中日之戰結束,此時他已經學會了中文、娶了個中國妻子,他沒跟其他同胞一樣回到日本,而是在中國安身立命了下來。
他在陋巷開了間小診所,就像為報答當年與他分享食物的貧苦老百姓,他專門為窮人看病,而且常不收錢,所以夫妻倆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餓飯。後來,他與日本親戚聯繫上了,日本親戚為他在日本找著了一個醫院的工作,收入還可以,希望他回到生活比較優渥的日本養老,但是山崎宏還是沒有選擇回去。
他在中國終老,活到了102歲,死後將大體捐給了山東的醫院。在他這一生中,沒有違背他當初習醫從醫的初衷,即使是處於最無法有個人選擇的戰爭時代,在那麼艱困與充滿各種死亡威脅的時刻,山崎宏依舊堅持著做為一個人、一個醫者的原則,救人,而不殺人。
像這樣的人,多麼稀有!
(圖片為作家村上春樹,摘自布拉格文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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