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類比有個很有幫助的一面，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那些為人的經驗提供寬廣社會政治脈落的故事。…美國原住民的故事後來由一個比較寬廣的脈落構成。…文本類比提供的架構使我們得以處在多重文本之中的寬廣社會政治脈落，也讓我們考慮「權力」的運作及其對人的生活與關係的影響。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著，心靈工坊出版。頁21。
敘事理論的一項重點就是，個人所身處的社會政治脈落，以及知識設定，都會影響到他對於生命事件的詮釋，也就是意義的產製。於是，我們都沒有可能去「完全客觀」地了解與掌握現實，但我們卻內向裡觀看自身意義產製的結構與影響。
一支影片以倒敘手法將台灣發生的歷史事件，以線性順序的方式呈現，引發了我曾壓抑的自身生命經驗，再度被憶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bgAeC9QKQ4
有些人雖然同樣生長在那個年代，卻擁有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以及對於事件的種種詮釋，於是質疑起我個人生命經驗的真實性。
的確，在閱讀留言的當下，自己有一種悲哀與受傷的感覺，也不免有些憤怒的情緒，想舉出更多的「事實」來證明與反駁，但是，我讓自己在閱讀傅柯裡沉澱，希望在所謂攻擊與防衛之外，還有更多回應的可能與空間。
自是而非他，或是是台灣目前最氾濫卻又最不具正面力量的方式。如果可能，我願意學習在事與非之外，追尋更多未知的可能。
就在與自己對話與反思裡，我的腦袋裡突然浮現了高三同班那位鄭姓女同學的臉。
那年蔣經國過世，我們的高中禮堂架起了靈堂，每天朝會之後各班都要依序排隊進入靈堂跪拜，鄭同學每天在走出靈堂回到教室時，都是哭得很悲慘，有一次還忽然暈了過去，結果嚇壞了同學，大家還得趕緊將她抬到保健室去。
這一幕清晰地再現，一如我過去種種的傷痛回憶，只是，我與鄭同學的傷，雖然在同樣的時空之中，卻是有各自的表述與緣由。
當年，我除了拒絕戴上黑紗之外，更強硬地不願進入所謂的靈堂，於是，對於鄭同學的反應，我不解又不恥地反唇相譏，覺得這樣傻狗血的畫面實在是太可笑了，「怎麼可能呢？！」這是我在心裡丟出的結語。
只是，現在的我再度想起她，卻有著不一樣的理解。
鄭同學的父親是一位來自大陸的軍人，自然她一路的求學過程裡，雖然成績尚屬中等，但是忠貞愛國的表現卻非常突出，也自然在教官勸說下，成為班上第一批的國民黨員。於是，在當初的社會政治脈落裡，她對於台灣當時所發生的許多政治事件，可以用主流的價值來詮釋，並給予一份理所當然的意義。
相反的，家族中有人在二二八事變裡遇難，週遭親友雖然在公開場合不談政治，卻在家裡床底下藏一堆黨外雜誌，然後告誡孩子不准與外省人往來，於是，在體制教育裡，面臨許多「歌功頌德」的上街喊口號舉止，自然讓我與老師、教官有了衝撞的關係，也有了另一種意義的詮釋。
因為我們本身先驗的知識，制約了我們對於事件詮釋的方式，於是，即便我們兩人都身處在同一時空，面臨同一個事件，我們卻對事件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意義。
如果由這位鄭同學來詮釋蔣經國逝世的事件，她或許會將之陳述為一種哀痛逾恆的國殤，當時人人傷心欲絕，宛失日月，這是件對民族最大的損失。
但是，對於我卻是另一種描述與感知經驗，甚至由這件事所衍生出的退學風波與恐嚇威脅，也不在這位同學的經驗之內。
面對兩種不同的生命經驗版本，我們能以自己的解讀取向、目前的主流價值，甚至是自以為是的概念，來二元判斷兩者的對錯與真偽嗎？
當然不能！
或許，當我們都太急著用二元分立的對錯概念，來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貼上標籤時，我們其實都失落了一份最寶貴的資源，那就是文化多元脈絡下可以提供新意義與新故事產製的語彙、句構、思維…等等的豐富再生。
台灣面臨族群撕裂的緊張關係，除了歷史的必然之外，有許多負面情緒的凝滯與糾結，都是在於我們各自堅持自己的生命經驗是絕對真實與唯一版本，卻又完全否定他人的解讀與意義詮釋所造成，於是，變成了一種各說各話的單向表述，卻毫無對話的可能，也讓族群問題成為一種選舉的工具。
當我們都能從注視、凝聽並且認證他人的生命故事裡，梳爬所有生命經驗形成底下的社會政治脈絡，並給予彼此一份個人表述的尊重之後，我們才能共同面對無可分割的未來與彼此同在其中的遠景，於是，我們才能在當下的所有現在進行式裡，以豐富的多元脈絡，書寫我們最開放、活潑的民族誌。
我繼續在敘事理論裡反思，學習尊重每一份生命故事的不同，也希望在負面情緒之外，找到一份富含新意義的出路。
